王丰龙
, 杨林川
Wang Fenglong, Yang Linchuan
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4-0502-10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05-23
修回日期: 2015-10-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7-21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丰龙(1988-),男,内蒙古赤峰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为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E-mail: flwang@iud.ecnu.edu.cn
展开
摘要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关键词：
Abstract
‘One Belt, One Road’ (OBOR) was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when he visited Kazakhstan and Indonesia. It is now the cor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A series of studies (mainly in Chinese) have been conducted to provide the contextual knowledge or suggestion for this strategy. However,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OBOR remains at the very superficial level among existing scholarship.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nature and impacts of O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aling and scalar politics, with a balanced consideration on th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mechanisms and potential risks for promoting OBOR. It is argued that OBOR reshapes the roles and territoriality of Chinese state and produces a number of new geographical scales based on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apital flows and trade cooperation. Specifically, the state power is re-territoralized through forming ne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ves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large cities are also highlighted as the nodes of OBOR.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national processes are embedded in sub-national regions or new state spaces, confirming the previous theories on ‘localization’. The rescaling strategies enable China to gain more influence on Eurasian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and more space to accelerate its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echoes Lefebvre's arguments that the spatial fix of urban growth is based on scalar fixes. Therefore,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scale and power relations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 On the one hand, scale is produced and reconstructed by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powers and capit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caling processes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existing power relation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scalar politic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some potential hindrance and risks behind this new initiativ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China is not only facing complex up-scaling forces related to the multilater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ocal unrests, but also confronting the down-scaling forc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boundary and scalar discourses. At the domestic level, OBOR may lead to excessive competition, over accumulation and repeated construction due to local protectionism determined by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system in China. Some potential risks may also be caused by Xinjiang separatists, who can get supports easier than with the further opening of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OBOR strategy. China must cope with these scalar politics actively in order to promot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his research has much policy implication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smooth the mechanisms of scalar politic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duce the potential risks of oversea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This aticle also furthers the understanding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by integrating discussions of rescaling and scalar politics from different sub-disciplines.
Keywords：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和战略构想[1],媒体和学术界通常将二者简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一带一路”作为当前国家的核心战略和重点工作不断推进。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则、思路、重点内容和合作机制。以新疆、福建等为代表的中国各省市也积极响应和对接“一带一路”构想,陆续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
目前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刚刚展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2方面。一是从国际视角讨论“一带一路”的内涵、策略和风险。如不少学者从国际关系角度评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和风险[2],指出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国因素[3,4];一部分学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中贸易合作的现状与前景[5]、投资合作模式[6]、物流制度协同[7]及产业转移模式等问题[8];还有学者试图厘清“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异同[9],并提出了获得沿线国家民众认同的策略[10]。二是从国内视角出发探讨地方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响应。如一些学者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11];很多学者还探讨了沿线具体地区参与、融入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战略定位和具体策略[12~15]。
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空间重组过程,地理学对此的分析和讨论仍然比较少。比较相关的是李同升和陈宗兴关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规划的研究[16]。然而,该研究时间较早,已脱离当前的时代背景。在本文修改期间,刘卫东在《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组织编辑了“一带一路”专辑[17];杜德斌等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政治问题[18]。不过,已有研究主要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空间格局的实证研究或政策研究,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少。而理论性研究能够加深对“一带一路”内涵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好地指导具体政策的制定。另外,尽管刘卫东和杜德斌等都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尺度战略,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力量与地方过程的耦合关系,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很少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中多尺度的互动。为此,本文拟基于地理学的尺度概念,从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逻辑和风险。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19~21]。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都对尺度概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总体上,尺度一般被通俗地界定为对现实世界的维度划分（如大小、范围和等级等）。它既可以是衡量地理景观分异的层级,也可以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22]。不过,尺度并非给定的框架,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概念。一方面,尺度的内涵被各种社会关系和过程所建构;另一方面,尺度本身也不断重塑资本过程和权力关系。因此,人文地理学往往将尺度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语境下研究。其中,最核心的2个概念是尺度重构（Rescaling）和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或Scalar Politics）。
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主要指尺度本身被资本、社会和权力关系所重塑和运用的现象与过程。不过,这2个概念的使用背景有所不同[20, 22]。尺度重构通常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重组语境中。在资本全球化和“时空压缩”影响下,“流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取代“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国家权力和国界的影响日渐减弱。为此,很多全球化研究学者提出了去地域化理论。不过,以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权力“再地域化”到了其他空间尺度[23]。一方面,国家通过对主要城市区域的投资和营销建构全球资本流动节点（全球城市）,将全球资本吸引并固定在特定城市区域内。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放权到欧盟、世界银行等超国家机构增强区域整体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推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因此,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尺度重构的过程,通过“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24]促进了区域和城市治理的演化。
尺度政治往往用于政治博弈与权力斗争的背景。尺度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既对主体有限定作用,也被不同主体所使用和重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选举的尺度跳跃模型[25]。假设某国内存在2个有政见分歧的群体——一个人数上占优,可称之为多数派;另一个人数较少,可称之为少数派,不过少数派集中分布在国内的某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若通过在国内选举的方式进行政治表决,多数派会取胜;而如果在少数派集中的区域内投票,则少数派会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尺度本身决定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了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双方会争夺对自身有利的选举尺度。一旦少数派选举失败,他们可能会通过诉诸联合国或联络国外势力将国内事件上升为国际事件,以超越原有的尺度结构（尺度跳跃）。除了对选举边界的争夺,尺度重构还可能采取增强移动性[26]或操纵表达的方式实现[27]。
在实证研究中,尺度重构主要用于对城市/区域管治的分析。如尼尔·布伦纳从尺度重构视角出发,认为欧盟国家一方面通过加入统一货币制度和吸引欧盟办公室等“外部内化”的形式创建欧洲超级区域,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重点城市-区域的投资和管治,吸引全球资本进入[23]。尺度重构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角色的转换,成为国家促进资本积累和提升竞争力的新手段;地域组织重组和区域职能重塑构成了尺度重构的重要形式。国内很多学者将行政层级和行政区边界看作尺度的表现形式[28],并将尺度重构理论用于对行政区划调整和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析。罗小龙等提出城市间合作和地域重组中产生了新的管治尺度[29],并存在不同行政边界间权力争夺。刘超群等认为,地铁、轨道交通和产业转移园等基础设施建设重构了珠三角“城市区域”不同层级政府的管理边界和尺度结构[30]。
尺度政治主要用于分析各种环境运动及群体性事件。如库尔茨（Kurtz）借助尺度政治的概念分析圣詹姆斯县的环境反抗运动[27]。在该案例中,当地居民构建了2个“尺度框架”——通过强调公民权和与州内多个环境组织建立联系将斗争上推到国家和州的尺度,而后通过强调环境种族主义问题建立了环境争议框架,最终迫使信越公司（Shintech）撤回建厂计划。其他学者对加州农药扩散事件和秘鲁格兰德（Tambogrande）地区抗议采矿运动的分析中同样采取了尺度政治的视角和分析方法[31,32]。在国内,刘云刚和王丰龙最早将尺度政治理论运用到中国政治事件的分析[33]。采用尺度政治的视角,他们分析了“三鹿奶粉事件”背后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尺度转换过程以及不同主体采用的尺度政治手段,部分解释了“三聚氰胺”屡禁不止的原因。胡志丁等将尺度政治理论用于对地缘能源安全问题的分析[34],以1995~2010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的建设为例,分析了俄罗斯如何通过等待第三方出现而实现石油尺度政治的转换、重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的过程。
综上,目前尺度重构的研究侧重于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角色和区域管治方式转变的解读,而尺度政治研究主要关注群体性事件和反抗运动中的权力斗争。全球化背景下的尺度重构强调资本的力量,其核心问题是全球劳动分工的重构和国家间竞争,主要出现在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权力斗争中的尺度政治强调对利益分配机制的分析和弱者的关怀,主要出现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前者侧重国家和区域过程,后者侧重地方事件。前者侧重于权力或控制力在不同尺度的变动,其切入点在“政治”而落脚点在“尺度”;后者关注不同主体运用尺度策略实现其政治目的,其重点在于“政治”而“尺度”只是策略或手段[22]。为此,后文中尺度重构主要指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尺度本身的影响,而尺度政治主要指不同主体通过尺度重构对权力或利益的争夺。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2个背景。一方面,“一带一路”旨在推动中国与亚欧等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扭转经济下滑和外贸失衡的局面,压制和孤立中国这一潜在竞争对手,美国推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为应对TPP和TTIP的挑战,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来扩展对外开放的新格局[35]。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之前的区域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主要侧重于纵向发展,较少强调横向联动。为此,中央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东西部相互支撑、协调发展,平衡区域间的差异。
“一带一路”主要是一种依托大通道的国际经济走廊和一种区域合作方式。空间上看,“一带一路”依托主要交通通道和节点城市,涉及60多个国家,涵盖国内所有省份①(① 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欧晓理指出,关于“一带一路”最终重点圈定18个省的说法是不对的,目前国务院要求所有省区都编制本省区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36]。其中,“一带”依托中国至欧洲的陆运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重点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一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着重连通中国经印度洋至欧洲及非洲东北部的运输通道（图1）。从制度设计看,“一带一路”主要涉及贸易、金融、投资、能源、科技、交通和基础设施等10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其核心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从具体实施项目看,“一带一路”主要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依托基础设施投资和口岸建设,推动海外投资和国际经贸合作。国内各省市也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确定了若干重要节点城市和主要功能定位（表1）。
表1 全国各省份根据“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发展定位[
Table 1 The positioning proposed by Chinese provinces based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 省份 | 发展定位 | 节点城市 |
|---|---|---|
| 新疆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技中心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 乌鲁木齐、喀什 |
| 青海 |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通道、重要支点和人文交流中心 | 西宁、海东、格尔木 |
| 甘肃 | “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 | 兰州、白银、酒泉、嘉峪关、敦煌 |
| 陕西 |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 | 西安 |
| 宁夏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 | - |
| 重庆 | 西部中心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 | - |
| 四川 |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腹地 | - |
| 云南 | “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 - |
| 广西 | “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 - |
| 江苏 | “一带一路”交汇节点 | 徐州、连云港 |
| 浙江 | “一带一路”战略的经贸合作先行区、“网上丝绸之路”试验区、贸易物流枢纽区 | 杭州、宁波、温州 |
| 福建 |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带 | 厦门、漳州、泉州、福州 |
| 广东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 广州 |
| 海南 | 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支点 | 海口、三亚 |
| 山东 | “一带一路”海上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沿线地区 | 日照、青岛 |
| 黑龙江 | 东部沿海以及日、韩等地陆海联运跨境运输枢纽 | - |
| 河南 | 亚欧大宗商品商贸物流中心、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一带一路”核心腹地 | - |
| 湖北 | “武汉-东盟”航运通道节点 | |
| 辽宁 |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一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平台 | - |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尺度重构过程。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本身通过形成超国家组织、次区域节点和时空压缩的基础设施形成新的尺度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新的尺度重塑了国家和区域的资本积累和权力流动过程。“一带一路”战略充满了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尺度政治。
如表2所示,“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成立超国家组织和构建跨国基础设施网络等尺度上推手段重构了国家的角色和地域形式,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要强化中国-东盟“10+1”等已有多边合作机制,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超国家合作组织,并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这些机构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将其部分国家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组织,并藉此提升其全球影响力。中国还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制度整合打破国家间的贸易交通壁垒,促进区域一体化。其中,以铁路、港口和重点项目（如巴基斯坦水电项目）为核心的空间节点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国际间合作的重要载体。与布伦纳对欧盟城市管治的研究发现类似,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缩短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时间,实现了“用时间压缩空间”（时空压缩）[38]加速资本积累过程,而且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通过过剩资本的“空间修复”[39]为新一轮的资本积累的奠定了基础。
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也积极将权力下放到若干港口、口岸、节点城市和重点区域（表2）,以此作为战略实施的引擎。在金融危机前,国家一直主要依托东南沿海,通过构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和特区/开放城市等新产业空间快速进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40]。金融危机后,随着东部地区出口的下降,很多西部边缘区省份被赋予更大的权力,获得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机会。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以及上海等被确定为“一带一路”重点建设区域。这与欧盟通过建设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的超级区域和英国通过成立伦敦码头区发展公司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发展方式类似,都通过“权力下放”和构建“新国家空间”促进区域增长。
表2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重构
Table 2 Rescaling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 重构主体 | 尺度上推 | 尺度下移 |
|---|---|---|
| 国家 （全球地方化） | 构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超国家组织; 透过跨国基础设施投资、园区建设和国家间合作 压缩时空,以点带线拓展增长空间 | 通过国家行政管理权下放和资源集聚,强化一系列枢纽、门户、港口和口岸城市/区域作为主体参与全球化竞争 |
| 城市/区域 （节点/门户城市的发展） | 城市的全球与区域定位的变化： 融入全球竞争; 东西联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融合 | 内部城市空间重组; 强调原真性和地域边界 |
除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之外,不同城市/区域也通过尺度上推和尺度下移策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各省市争相凸显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努力借助“一带一路”将自己整合到全球经济体系中[7]。如新疆凭借毗邻中亚的地缘优势,提出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主力军和排头兵。那些区位上不属于丝绸之路沿线的省市则强调区域联动,积极上马对欧国际货运班列和兴建物流园区,希望通过打造经济带腹地或缩小区域差距的方式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另一方面,部分省市还采取了尺度下推策略,不再强调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国际联系,而是凸显历史地位和独特性。如陕西突出自身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进而提出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
这一系列尺度重构过程推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区域的发展。在国际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和超国家组织的成立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维护了能源安全,输出了国内过剩产能,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空间。通过与中亚和欧洲等建立经贸合作,中国强化了后危机时代国家间合作关系,降低了被孤立的风险;通过成立丝路基金等组织,外汇储备转化为新一轮资本积累;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材料的需求,缓解了这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在次国家层面,尺度重构使得部分节点城市有望获得更多优惠政策和国家支持,提升其所在区域的竞争力。这呼应了列斐伏尔的论断,即资本的“空间修复”以更广泛的“尺度修复”为先决条件。
国家和城市/区域层面的尺度重构形成了经济和治理的“格式塔”,这反过来重新定义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40]。在这一尺度框架下,中国采用多种尺度政治手段（表3）,应对国际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和阻力。如为减少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质疑,减轻国际舆论压力,中国始终强调亚投行等的开放性。中国还通过强调与欧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加速“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这些尺度上推策略减少了国际阻力,降低了开发风险。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尺度下推策略。如面对美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干预,中国不断强调亚洲的事情应由亚洲解决,试图通过降低冲突尺度的方式获得主导权;面对可能来自IMF等已有金融体制的阻力,中国转而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有限性,即该战略与已有金融体系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
表3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政治及相关风险
Table 3 Politics of scale and related risks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 主体 | 尺度上推 | 尺度下移 |
|---|---|---|
| 中国 | 促进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减少国际阻力; 强调开放性,防止国际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试图主导亚洲 | 凸显亚洲成员、南海的主权;强调互补性而非替代性 |
| 城市/区域 | 通过提高自身定位争夺资源和优惠政策; 与国外疆独势力等联合 | 强调自身利益,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
| 其他国家 | 引入新的大国相竞争 | 维持地方性基础设施规格和旧有公约;维持地方特色风俗和文化;凸显大国霸权的言论 |
尽管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通过一系列尺度政治的策略有效规避了一些阻力,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仍然存在很多尺度政治风险。在国际层面,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与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关系密切,他们可能会实施大国平衡的地缘战略和尺度上推的策略,通过引入其他大国与中国竞争而获取更多的利益。在项目开发中,可能存在先积极响应、等投入一定资本后漫天要价的情况。如俄罗斯曾借助中日之争迫使中国增加石油管道建设投资[34]。此外,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很多地方层面的抵制。如目前铁路建设中存在轨距标准不统一、对接困难的问题[7]。中国铁路轨道交通网主要采用1 435 mm轨距,而俄罗斯和许多中亚国家铁路采取1 520 mm轨距,并签署过《1 520 mm铁路合作统一原则声明》,增加了铁路衔接的困难。同时,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目前欧亚大陆桥上货物过境手续复杂、收费标准过高,沿线国家没有签署统一的国际货物运输条约,增加了运输的成本和时间,甚至会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此外,正如在很多其他地区发现的对海外投资的抗拒[32],中国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很多地方政府或居民的抵制。他们或是以保护地方特色为由通过尺度下推手段阻挠基础设施建设,或是通过唤起霸权主义话语等尺度上推的策略获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密松（Myitsone）水电站大坝的投资被叫停就是明显的例子。国外还可能通过尺度化的表达质疑“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当性,制造反对声音。如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从政治与安全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是中国争夺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9]。通过把一个国际项目表达为国内权力的延伸,这些言论可能破坏中国所塑造的和平、共赢形象,瓦解沿线国家间的合作。
在国内,同样存在诸多尺度政治的风险。一方面,很多城市——尤其是门户城市、港口城市与枢纽城市会竞相提高自身的定位,以争夺优惠政策。这一尺度上推的结果是重复上马相关基础设施项目,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放大“一带一路”战略成本和失败的可能性。例如,目前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铁路交通至少有通过西伯利亚到达鹿特丹的第一欧亚大陆桥、东起连云港经哈萨克斯坦等到鹿特丹的第二欧亚大陆桥、2013年开通的“渝新欧”铁路（也被称为第三欧亚大陆桥）、2012年开通的“汉新欧”班列、2013年开通的“蓉欧快铁”和2013年开通的从西安至中亚的“新丝路”国际货运铁路等多条路线。这些路线之间很可能相互竞争。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可能因为地方间的竞争和与国外势力联合而复杂化,加深地方间的矛盾,破坏地区间的合作。总之,可以预见地方间利益的博弈将成为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伴随着全球-地方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过程,应该放在多尺度的政治地理背景下来理解。只有充分厘清“一带一路”战略中这些尺度化关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宏观的国家间地缘政治和微观的地方利益冲突等风险。反过来,对“一带一路”战略中尺度政治的分析有助于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一方面将单纯的国际关系扩展为全球-国家-地方的多尺度关系,另一方面将静态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扩充为动态的尺度政治博弈,有助于丰富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促进政治地理分析像经济地理研究那样将重心放在全球-地方的权力网络关系上。因此,尺度的视角对于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具有政策意义,还具有学术意义。
那么,如何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政治的风险?总体上可以归纳为3条原则。第一,反其道而行之。应对尺度上推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尺度下推,反之亦然。如为了防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被孤立（尺度下推）,可以通过扩大欧盟国家成员的方式化解风险;为防止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尺度上推）,可以通过明确定位和降低权限的方式减少过剩建设。第二,将过程维持在自身可控尺度范围内,并分清控制和反抗2种逻辑。控制逻辑一般采取尺度下推的形式,反抗逻辑采取尺度上推的形式。如为了反抗美、印等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破坏和冲击,可以通过扩大冲突范围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支持者、增加对手的反对者。这也是中国古代合纵连横的外交战略的精髓。但是,如果为了控制国外某些地方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抵制,需要采取控制逻辑而非对抗逻辑,通过与当地政府联手化而治之。第三,只有掌握尺度的界定权,才能在尺度政治中有话语权。尺度政治的一个推论是对事件尺度的界定往往决定了事件的发展方向——这在尺度化的表达政治中尤其明显。因此,要掌握对事件尺度的界定权,并让这一界定被广泛接受,从而在尺度政治中达到预期目标。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近年来的核心发展战略。然而,国内地理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较少,尤其很少从理论角度分析“一带一路”问题。本文试图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总体上,本文发现“一带一路”战略催生了一个新的、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非正规的尺度。这一尺度基本遵从新区域主义范式,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和促进区域合作为目的。该尺度具有国际-国家-城市/区域相互交织的结构,且与基础设施和新地域空间（再地域化）相辅相成。不过,该尺度又是动态变化的。它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通过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一带一路”所伴随的尺度重构缓解了产能过剩危机,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平衡了国内区域发展差异,因此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促进国内资本增长的重要媒介。然而,在尺度重构的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尺度政治过程,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造成了诸多风险。
本研究从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分析表明,尺度重组和尺度政治的概念和理论能够用于中国实践,并且能够提供一些全新认识。已有研究往往仅从单个国家入手评估“一带一路”的地缘风险。然而,本文的分析显示,国际政治和对外投资面临着复杂的多边关系,不同主体会借助尺度重构表达诉求、争夺权益。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化解投资和扩张的风险。此外,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尺度过程互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能够起到“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但是也需要防控地方政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争夺资源、重复建设、扩大过度投资的风险,并且预防国内“疆独”等势力借助开放和尺度重构复杂化边疆政治局势。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一带一路”大事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9670.2015.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用 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Big Events of “One Belt, One Road”. Peopl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9670.2015.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用 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 [2] |
|
| [3] |
“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因素及应对策略 [J].
美国、俄罗斯、印度是"一带一 路"沿线具有关键影响的大国。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并意图制约中国在中亚、中东的影响力,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政治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担忧"一带一 路"建设淡化其建设欧亚经济联盟的努力。印度意图打造其"印太"大国地位,且在能源贸易、投资方面与中国存在竞争。积极运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大国 因素,应推动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展大项目合作,并就阿富汗、全球能源安全等问题进行良性沟通;深化中俄能源战略合作,并在能源产业上下游合作、 欧亚经济一体化、能源价格等问题中照顾其合理关切;扩大中印共同能源利益,共同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Dealing with Influences of Great Powers on Regional Energ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One Belt, One Road”.
美国、俄罗斯、印度是"一带一 路"沿线具有关键影响的大国。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并意图制约中国在中亚、中东的影响力,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政治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担忧"一带一 路"建设淡化其建设欧亚经济联盟的努力。印度意图打造其"印太"大国地位,且在能源贸易、投资方面与中国存在竞争。积极运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大国 因素,应推动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展大项目合作,并就阿富汗、全球能源安全等问题进行良性沟通;深化中俄能源战略合作,并在能源产业上下游合作、 欧亚经济一体化、能源价格等问题中照顾其合理关切;扩大中印共同能源利益,共同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
| [4] |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0544.2014.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这一建设战略受到亚欧国家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内相关省份也纷纷制定实施规划方案.但美国、俄罗斯、日本实施的力图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举措,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沿线各国应团结互信、合作共赢,努力打造亚欧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
National Strategies to Promote“One Belt, One Road”.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0544.2014.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这一建设战略受到亚欧国家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内相关省份也纷纷制定实施规划方案.但美国、俄罗斯、日本实施的力图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举措,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沿线各国应团结互信、合作共赢,努力打造亚欧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
|
| [5] |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J].Trade Cooper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lementarities of China and West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One Belt, One Road”. |
| [6] |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特性及战略重点综述 [J].A Summary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cuses. |
| [7] |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交通物流制度协同与推进探讨 [J].https://doi.org/10.13483/j.cnki.kfyj.2014.02.01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现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相互联通,以交通带动贸易,以贸易促进互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由 概念成型到实体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交通互联乃至物流运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积极合作,推动交通物流体系的对接 与制度协同,构建成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in Construct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https://doi.org/10.13483/j.cnki.kfyj.2014.02.01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现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相互联通,以交通带动贸易,以贸易促进互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由 概念成型到实体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交通互联乃至物流运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积极合作,推动交通物流体系的对接 与制度协同,构建成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
| [8] |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问题研究 [J].
正一、"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目标是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前提下全面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内部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有望转化成为我国制造业海外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我国加速经济空间格局优化、提升
Study of Re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正一、"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目标是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前提下全面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内部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有望转化成为我国制造业海外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我国加速经济空间格局优化、提升
|
| [9] |
“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0452-8832.2015.01.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后者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进程。此外,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还面临诸多域外因素的干扰。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直接对立,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二者的确存在共性,马歇尔计划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China’s Marshall Plan?. https://doi.org/10.3969/j.issn.0452-8832.2015.01.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后者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进程。此外,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还面临诸多域外因素的干扰。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直接对立,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二者的确存在共性,马歇尔计划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
| [10] |
国际话语权视域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路径研究 [J].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已开始落实,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长期以来"韬光养晦"思维和国际话语困境的制约下,中国该如何扮演合作理念的倡导者和规则制定的主导者,成为落实经贸交往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深层和更复杂的战略问题。文章基于中国扩大自身国际话语影响这一目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尝试论证统筹相关各方利益以及获得"丝路"沿线国家民众认同的重要性,提出确立"丝绸之路话语权"是赢得未来发展空间并实现大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
Paths to Realiz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已开始落实,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长期以来"韬光养晦"思维和国际话语困境的制约下,中国该如何扮演合作理念的倡导者和规则制定的主导者,成为落实经贸交往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深层和更复杂的战略问题。文章基于中国扩大自身国际话语影响这一目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尝试论证统筹相关各方利益以及获得"丝路"沿线国家民众认同的重要性,提出确立"丝绸之路话语权"是赢得未来发展空间并实现大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
|
| [11] |
“一带一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格局重塑 [J].
"十二五"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总体进入相对均衡时期,但是东快西 慢格局仍然未变;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和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乏力.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区域格局的总体态势将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Impac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for China’s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十二五"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总体进入相对均衡时期,但是东快西 慢格局仍然未变;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和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乏力.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区域格局的总体态势将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
| [12] |
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691.2014.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新时期继续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构 想。由于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发挥云南的作用,不仅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需要,也是实施＂两洋＂战略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大力促进云南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Constructing the South Lin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691.2014.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新时期继续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构 想。由于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发挥云南的作用,不仅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需要,也是实施＂两洋＂战略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大力促进云南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
| [13] |
一带一路经济节点 [J].
Hong Kong as a Node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
| [14] |
“一带一路”基点之东北亚桥头堡群构建的战略研究 [J].URL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伟大的 战略部署,形成了我国对外开发战略的新格局。彰显了我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及多年的对外开发决定了它在这一伟大战略 构想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桥头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构建东北亚桥头堡群定会在对外开放中取得巨大成效。因此,东北地区应认真贯彻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依托区位优势,切实找准在国家"一带一路"建立中的战略定位,努力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的 省份使命。一是以珲春为中心,依托图们江国际合作示范区,面向朝俄,打造环日本海经济圈桥头堡;二是以丹东为中心,依托辽宁沿海经济带面向朝韩日,打造环 黄渤海经济圈桥头堡;三是以满洲里中心,依托腹地面向蒙俄,打造内陆经济协作圈桥头堡,其战略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协作机制和把握好重点任务发展的切入点,成 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助推器。
The Strategic Research on Building the Northeast Asia Bridgehead Group of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URL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伟大的 战略部署,形成了我国对外开发战略的新格局。彰显了我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及多年的对外开发决定了它在这一伟大战略 构想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桥头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构建东北亚桥头堡群定会在对外开放中取得巨大成效。因此,东北地区应认真贯彻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依托区位优势,切实找准在国家"一带一路"建立中的战略定位,努力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的 省份使命。一是以珲春为中心,依托图们江国际合作示范区,面向朝俄,打造环日本海经济圈桥头堡;二是以丹东为中心,依托辽宁沿海经济带面向朝韩日,打造环 黄渤海经济圈桥头堡;三是以满洲里中心,依托腹地面向蒙俄,打造内陆经济协作圈桥头堡,其战略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协作机制和把握好重点任务发展的切入点,成 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助推器。
|
| [15] |
|
| [16] |
关于我国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规划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J].Thinkings on the Planning of the New Eurasian Land Bridge Economic Belt. |
| [17] |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 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 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 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mes.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 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 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 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
| [18] |
“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综合国力尚存结构性缺陷之际,中国的全球战略应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在空间上,“一带一路”分别从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和南部边缘地带,从东向西把这块大陆上的主要战略枢纽区串连了起来,其成功实施将赋予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欧亚大陆战略态势的基本能力,并极大优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p>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grand geo-strategy of China's ris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综合国力尚存结构性缺陷之际,中国的全球战略应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在空间上,“一带一路”分别从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和南部边缘地带,从东向西把这块大陆上的主要战略枢纽区串连了起来,其成功实施将赋予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欧亚大陆战略态势的基本能力,并极大优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p>
|
| [19] |
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 [M]. |
| [20] |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 [J].
本文在系统梳理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演化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尺度的人文地理学内涵及尺度政治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地理学的尺度可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其中尺度政治是尺度实践论的集中体现。本文基于西方已有研究成果详细剖析了尺度政治的三种形式,即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以及对管治手段的利用等,并结合相关研究案例总结和尺度政治的一般模式。最后,本文还从区域开发管制、社会冲突治理等问题角度出发,对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Concept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of Scale.
本文在系统梳理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演化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尺度的人文地理学内涵及尺度政治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地理学的尺度可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其中尺度政治是尺度实践论的集中体现。本文基于西方已有研究成果详细剖析了尺度政治的三种形式,即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以及对管治手段的利用等,并结合相关研究案例总结和尺度政治的一般模式。最后,本文还从区域开发管制、社会冲突治理等问题角度出发,对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
| [21] |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J].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一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cale Based on Second Abstraction.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一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
| [22] |
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城市与区域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是当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分析,对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阐明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研究认为,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当资本为了克服危机而在地域组织上进行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时,地域组织(城市和国家)也同时发生了尺度重组,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资本转型的过程。
LuoXiaolong. Rescaling, Deterritorialization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是当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分析,对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阐明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研究认为,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当资本为了克服危机而在地域组织上进行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时,地域组织(城市和国家)也同时发生了尺度重组,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资本转型的过程。
|
| [23] |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
| [24] |
State/Space: A Reader [M]. |
| [25] |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M]. |
| [26] |
Contours of a Spatialized Politics: Homeless Vehicl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Scale [J].https://doi.org/10.2307/466434 URL [本文引用: 1] |
| [27] |
Scale frames and counter-scale frames: constructing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3.09.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raises difficult questions about on how best to measure and address environmental inequities across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tics are permeated by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the nature and spatial extent of both problem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his paper theorizes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a politics of scale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ts respond to the scalar ambiguity inherent in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With a case study of a controversy over a proposed polyvinylchloride production facility in rural Convent, Louisiana, I develop the concept of scale frames and counter-scale frames as strategic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s of a social grievance that do the work of naming, blaming, and claiming, with meaningful reference to particular geographic scales. The significance of scale is expressed alternatively within these frames as an analytical spatial category, as scales of regulation, as territorial framework(s) for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as a means of inclusion, exclusion and legitimation.
|
| [28] |
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4.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restructured its urban administrative/spatial system since the 1978 economic reforms to empower central citi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riv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hanges in the scale relations that are heavily condition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r ranks ( dengji ) of cities and counties, central cities have in fact been transformed into city-regions.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space, many counties have acquired city status while others have been turned into city districts. Such changes have clearly benefited the central citie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nsions among the spatial units constituting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spatial system is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the units in the system which can be seen as a special type of scale. Though restructured, China's space economy continues to be governed administratively.
|
| [29] |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管治尺度构建——以南京都市圈建设为例 [J].
<p>在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实体和区域管治进行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表明：①南京都市圈建设是从政府到管治过程，因为在决策中引入了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②南京都市圈建设也涉及到区域身份与发展愿景的构建，这是区域协调的起点；③在旅游和引资促销，以及交通网络建设上，南京都市圈内的城市合作不断加强。此外，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市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有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参与的新区域主义。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在既有区域制度和政治地理上出现的新管治尺度，是一种新的区域管治模式。南京都市圈建设的有益经验将为和谐规划提供一些启迪。</p>
Rescaling of Governance and New Regionalism: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Region.
<p>在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实体和区域管治进行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表明：①南京都市圈建设是从政府到管治过程，因为在决策中引入了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②南京都市圈建设也涉及到区域身份与发展愿景的构建，这是区域协调的起点；③在旅游和引资促销，以及交通网络建设上，南京都市圈内的城市合作不断加强。此外，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市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南京都市圈的新区域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并有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参与的新区域主义。研究指出，南京都市圈是在既有区域制度和政治地理上出现的新管治尺度，是一种新的区域管治模式。南京都市圈建设的有益经验将为和谐规划提供一些启迪。</p>
|
| [30] |
新时期珠三角“城市区域”重构的空间分析——以跨行政边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J].Xu Jiang et al.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City-regions in Transitional Pearl River Delta: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jurisdictional Infrastructures. |
| [31] |
‘Accidents’ and invisibilities: Scaled discourse and the naturalization of regulatory neglect in California's pesticide drift conflict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6.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I draw on the politics of scal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trategic use of scale as a framing device. I argue that scale-based framings can gain effectiveness through capitalizing on longstanding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thus deserve careful consideration for their abilities to reinforce those inequalities and obscure ongoing illness. I discuss the ways in which actors in the present conflict over agricultural pesticide drift in California discursively engage scale in order to reframe the issue and justify (or, in other cases, contest) minimal regulatory response. I argue that the predominant scale-based framing of pesticide drift as a series of particularized, local ‘accidents’ gains its effectiveness through multiple intersections with long-standing social invisibilities and injustices endured by California's farmworkers, with the problematic results of rendering pollution invisible and naturalizing regulatory neglect. I also introduce the efforts of pesticide drift activists to ‘push up’ the framing of the issue, improve their political traction at the statewide level, and justify their demands for precautionary, health-based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pesticides. Finally, I conclude by applying this analysis to recent debates for devolv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blematizing the tendency to associate 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justice.
|
| [32] |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wer of rescaled narratives: A case of opposition to mining in Tambogrande, Peru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6.10.01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In this article, we criticize the bipolar polemic on globalization that tends to be limited to arguing over its desirability or destructiveness, and argu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deeper into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that are produced by the restructuring of relationships in time and space.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n politics of scale opens the way to investiga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calar organization in capitalism, which ha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effects on power relations. It demonstrates that oppositional politics can ‘jump scale’ by rearticulating issues at larger scales to mobilize leverage. We criticize the debate on ‘politics of scale’ for leaving several central questions relatively unexplored: what is the actual relation between jumping scale and empowerment, and what type of empowerment are we talking about? With reference to a case study of a mining conflict in Tambogrande, Peru, we discuss the way in which local farmers were able to network with organizations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 and rearticulate their claims at these scales. The case demonstrates that globalization enabled <em>the opposition</em> narrative to be rescaled. Hence, globalization can be seen as a re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for empowerment. The case also shows, however, that rescaling necessitated a re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claims to accommodate hegemonic discourses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p>
|
| [33] |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 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Politics of Scale in "Sanlu-Milkpowder Scandal".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 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
| [34] |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 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 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 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 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
Geopolitical energy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application based on politics of scal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 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 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 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 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
|
| [35] |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 [J].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
| [36] |
郭晓萍. 2015. 欧晓理:各省区都要编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 [EB/OL]. 中国证券网, |
| [37] |
梁敏.20省份全面布局"一带一路" 今年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EB/OL]. 新华网. |
| [38] |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M]. |
| [39] |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
| [40] |
尺度重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色转化与区域空间生产策略 [J].
近年来,在新区域主义研究中, 逐渐出现沿用尺度和尺度重组的视角,以探讨全球化和国家空间生产以及治理之间的关联。为充分理解当前所发生的大规模尺度重组及其理论渊源,文章勾勒了新区 域主义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者的论述,认为区域尺度重组是全球生产方式转变和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国家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积累财富, 利用尺度和治理调整而进行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而尺度重组又是一个空间权力调整与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再地域化的形式体现了多重尺度套叠和"尺度政治"特 性,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最后,文章讨论了当前中国在尺度重组过程中宜采取的思路。
Rescaling: Role Changing of the State and Spatial Production Strategy of Reg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近年来,在新区域主义研究中, 逐渐出现沿用尺度和尺度重组的视角,以探讨全球化和国家空间生产以及治理之间的关联。为充分理解当前所发生的大规模尺度重组及其理论渊源,文章勾勒了新区 域主义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者的论述,认为区域尺度重组是全球生产方式转变和国家地域重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实质是国家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积累财富, 利用尺度和治理调整而进行的一种空间生产策略。而尺度重组又是一个空间权力调整与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再地域化的形式体现了多重尺度套叠和"尺度政治"特 性,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最后,文章讨论了当前中国在尺度重组过程中宜采取的思路。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