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跃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
中图分类号: X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6-0935-08
收稿日期: 2015-04-10
修回日期: 2016-0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0-21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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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跃（1958-）,男,江苏丰县人,教授,主要从事资源和环境灾害研究。E-mail: gy@cq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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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灾害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灾害范式也在不断的演进,可以归纳为：荒政范式、工程范式、行为范式、社会范式和可持续范式5种灾害范式。通过分析这些灾害范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灾害的基本观点、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减灾防灾的主要对策和措施,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② 灾害范式与减灾实践的发展是互动生成的;③ 范式的产生与转变都有深刻的社会动因;④ 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的主流灾害范式,但其他灾害范式的影响依然存在。
关键词：
Abstract
Markedly, our understanding of hazard has changed with history, and the hazard paradigm is also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Based on different hazard concepts and human reaction, there are five hazard paradigms recognized as following: famine policy paradigm, engineering paradigm, behavioral paradigm, social vulnerability paradigm and sustainable paradigm. Famine policy paradigm originated from the pre-Qin period of China, which of main features are as following: Catastrophes are created by nature; Disaster alleviation is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ed by the emperor;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is the principal implementing policy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engineering paradigm was the mainstream paradigm in the world. This paradigm concerns those issues such as the regularities of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ence; the strength and frequency of the potential natural disasters in different region; and the methods of disasters resistance for protection. In the 1930s, behavioral paradigm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paradigm are as following: human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influence the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but disaster is a natural process primarily; The principal goal of disasters management is resistance extreme events through project management control; The basic preventive measures include improving disasters early warning for short-term and preparation better land-use planning for long-term. Social vulnerability paradigm came from experience of som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1970s. They discovere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ffered enormously from natural disasters. They thought the main cause of disaster is human behavior rather than natur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social vulnerability paradigm, the disasters reduction depends 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Sustainable paradigm was growing up as a new inspiration at end of 20th century. This paradigm examines the essence of disaster from view of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saster reduction are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 of people, to ensure the justice that the same and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the same right to enjoy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publicaction based on common; to promot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grated capacity-building of region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The final goal of the paradigm is establishment sustainable society and achievement of human coexistenc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five paradigms’ formation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principal issues, the main points and measures of disaster reduc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hazards and disasters is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gradually through human history; 2) Development of hazard paradigm and practice of disaster reduction are mutual influence; 3)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s are impacted by social factors deeply; 4) Individual hazard paradigm often rises to dominance for a period of time, but the impact of other paradigms is still exist.
Keywords：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1],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认识和理解范式也是理解和推动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范式一词的理解和用法存在不同的解读。英国学者玛格丽特·马斯特曼[2]就曾指出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使用了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分别从哲学、社会学和构造3个方面来应用范式概念。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3]也认为“范式概念”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使用：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不同学科;代表某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的亚科学家共同体。由此看来,范式是一个意涵极为丰富的整体性概念。
作为一门学科,灾害学的研究历史较短,也很少纯理论研究,灾害研究大都为灾害实证研究、防灾抗灾的社会实践和政策研究。在灾害学界,范式这个术语也经常使用。通常灾害范式概念包括灾害形成的理论或假说、灾害分析的准则、灾害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减灾防灾的方法或模式等内容,它是一个时期社会或一些研究者对灾害理解和减灾防灾对策的共识。本文按笔者界定灾害范式概念出发,梳理灾害范式演进历程,分析不同灾害范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灾害的基本观点、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减灾防灾的主要对策和措施,以期对灾害学科的性质和灾害学科的发展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灾害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6],灾害范式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按人类社会灾害认识理念以及应对行为的差异,我们将灾害范式归纳为：荒政范式、工程范式、行为范式、社会范式、可持续范式5种范式。
在中国5 000 a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7],在与灾害顽强的抗争中,中华民族不断进取,逐渐形成了以救助和赈济为特色的救灾模式。这种救灾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荒政[8]。
中国古代荒政思想及措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丰富、完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荒政”就已经出现雏形[9],《周礼》提出的“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开辟了荒政思想的先河;秦汉至隋唐时期,荒政制度逐步形成并得到继续发展;至两宋时期,市场化运作的救灾措施的引入,使得救灾制度继续趋向成熟。至清代时期,这一制度发展到鼎盛,集历代救灾理念、措施之大成[10]。
中国古代官府荒政的救灾措施大致可以分为行政措施、市场措施和社会措施3类[11]。行政措施是官府行政职责范围内的救灾措施,它是国家救灾的主要措施,它不考虑经济回报,是王权的仁政表达,包括设官仓、兴修水利、蠲免、缓征、赈给、赈贷、养恤等措施。市场措施是利用市场价格杠杆来进行灾害救济的措施,它要考虑经济效益,主要包括赈粜、招商、工赈、罢官籴等形式。社会措施是指官府利用民间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进行的救灾措施,包括劝分、设义仓等救灾形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荒政的救灾措施的内容相当丰富,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减灾管理系统[12]。
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灾害事件,其起因就在于“天”, 自然界运动失常会导致灾害发生,天灾发生的背后,必有人事的失常才使得上天震怒,天谴灾害以惩罚。天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一个极具神秘感而又力量无边的忽隐忽现的神灵,消除灾害的重要办法是通过天子皇帝本人改进品性操守、实行所谓的“德”政[13]。故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稳定政权,减轻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基于儒家的“民本”、“仁政”、“德政”理念,道家“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基础,建立了以救助和赈济为核心的国家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和措施体系,并在具体的执行中,多体现出“顺天应人”和“禳灾佑福”的意味。
荒政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在实践中逐步整理出的一整套的救灾措施和政策,虽然从严格科学意义上难于将其定义为一种科学范式,但作为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共识的、行之有效的减灾防灾经验和智慧,它指导和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救灾行为,故也可以视为一种灾害范式。
作为一种灾害范式,荒政范式关注的核心是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措施才能有效降低灾害的影响和尽快恢复灾民的正常生活。其基本观点和应对策略可以归纳为：① 自然灾害为上天所致,是“超自然”神的归因;② 救灾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府治国安邦的重要责任;③ 建立灾情记载、灾情报告与灾情评估制度;④ 实施仁政减灾,采取灾前预防、灾中救济和灾后恢复的系列救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对社会的影响。
在人类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中,以工程形式抵御自然灾害侵袭的实践萌芽很早。在4 000 a前,中东人为抵御洪水,就修建了人类社会第一座河流大坝[14]。在中国, 国家为治理水患,春秋战国时期就建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郑国渠和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东汉时期有王景的黄河治理工程。为抵御地震对房屋建筑破坏,在2000 a前,人们就开始采取积极的工程技术措施来保护建筑物免遭地震的破坏。比如,在古代西方,人们主要采用砖石为材料,修建坚硬建筑抵抗地震冲击力,而在古代中国,以木质材料结构为主的建筑则以整体浮筏式基础、斗栱、榫卯技术和柔性的框架结构来消弥地震强大的自然破坏力。
随着地球科学和民用工程技术的成熟和发展,人类的防灾技术工程在抵御灾害和减轻灾害破坏影响的效果更加显著。到19世纪末,像天气预报和暴雨预警的方法出现,更加增添了科学技术工程对防灾作用的信心。灾害的工程范式逐渐成为人类社会防灾的重要方法[14]。
工程范式的目标就是采取积极的工程设计来控制某种自然过程的破坏影响。灾害工程范式认为,灾害是人类不可支配控制的、具有一定破坏性的自然力,它以非正常方式的释放而给人类造成伤害。基于这种灾害理念,处理灾害事务的唯一基础是应用地球物理和工程知识,人类社会减灾防灾的基本措施就是所有建筑结构修得非常坚固,以此经受住外来灾害力的直接冲击。
作为一种灾害范式,工程范式主要关注是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分布的自然规律、区域或地方潜在的自然灾害的强度和发生频率的自然原因、提供怎样的保护才能抵御灾害破坏等问题。其要点可以归纳为：① 自然灾害是极端的地球物理事件、是日常生活之外的偶然事件,与人类社会本身没有什么关系;② 积极开展对潜在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文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科学观测、科学预报和预警;③ 设计和建造大型的建筑物来抵御自然灾害。
20世纪以来,工程范式都是国际社会减灾防灾的主流范式,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政府机构大都采取这种方法来抵御灾害。工程范式的认识活动和科学思维主要基于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主客二分”分析范式,以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15]来认识和分析自然灾害,对自然灾害的成因和本质的认识是不够深刻,没有从自然灾害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层面来认识和理解灾害,故工程范式的实施并未能有效阻止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侵袭。
灾害行为范式起源于美国现代自然灾害研究与管理之父、地理学者吉尔伯特·怀特,他发表的题为“人类对洪水的适应”的博士论文[16],第一次从人类的行为来分析人类自然资源开发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他认为自然灾害不是人类社会外的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与在易灾地区的定居和城市开发的人类活动有密切联系。他开始怀疑是否有单纯的自然灾害的存在,他将社会学引入了灾害领域。
灾害行为范式的形成与现代环境工程的兴起密切相关。当代环境工程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展起来的,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土壤侵蚀和洪灾对社会的巨大危险。19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洪水控制法案,该法案赋予了陆军工兵部队作为联邦机构负责大流域管理。这个机构开始了一个控制洪水和保护洪泛区财产的宏伟计划,田纳西流域规划就是典型代表。这种方法奠定了那个时代美国对环境灾害的态度[14]。
洪水控制工程建设为核心的流域规划与管理是以地球极端事件是灾害产生的原因为前提的。既然灾害是源于自然界的,显然自然事件的控制和预报就能提供有效的减灾措施。在1930~1940年,美国大力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热情高涨,国家和社会工程项目资金较为充足,气象学、水文学等学科也发展迅速,在这种背景下,土壤侵蚀和洪灾控制的目标在美国似乎是可以达到的。
然而,就在那个时期,吉尔伯特·怀特发现虽然控制洪水的环境工程已经实施,但洪水控制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灾情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重, 他认为洪水控制机构和沿河居民没有正确的洪水风险概念,在易受洪水侵袭的平原上盲目的城市开发和沿岸定居,加剧了原有的洪水灾害的后果。所以,吉尔伯特·怀特提出为了形成综合的泛滥平原管理,洪水控制工程应该与非结构工程方法结合起来。怀特的灾害观念是人类认识灾害的一大进步,怀特不仅较为全面地描述和认识灾害事实和现象,而且基于实证主义方法,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研究了灾害现象和事实之间相互关系,揭示了人类自然资源开发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作为一种灾害范式,灾害行为范式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自然灾害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人员死亡和财富破坏?人类行为怎样改变才能使灾害风险最小?其基本要点和行为对策是[17]：① 人类感知和行为会影响自然灾害的后果,但灾害本质上还是自然过程;② 灾害管理的主要目标还是通过工程管理控制,如河流堤坝、防震建筑环境工程项目等来抵御自然极端事件; ③ 采取的基本措施是不断改进短期的灾害预警和编制更好的长远的土地利用规划,避免人类生活在灾害易损的场所。
事实上,灾害行为范式已发展成为一种混合行为的方法：地球科学家继续研究极端自然事件,工程师建设设计控制最严重破坏力的结构工程,而社会科学家则寻求通过人类调整（灾难援助,更好的土地规划）来实现减灾。这种观点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18~20],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发达国家的主要灾害管理模式。
灾害的社会易损性思想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当时极端地球物理事件爆发的频率没有显著的增加,但全球因灾难造成的人类生命和物质财产的损失却显著增加,这种现象是传统的、自然主导的灾害理解范式不能解释的[21]。社会学家开始怀疑传统的灾害的理解范式。他们认为虽然洪水、地震是自然过程,但与它们有关的灾难不是自然的,为了理解灾难,人们有必要把眼光集中于社会过程,即人类的社会易损性[22,23]。
灾害社会范式也是经验实证主义的产物,它主要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在发展中国家的亲身经历,而灾害行为范式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灾害实践。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灾害的后果常常异常严重,灾害行为范式的减灾进展非常缓慢,他们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灾害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贫困人群的社会边缘化,而极端地球物理事件的影响则是次要的[14]。这些自然极端事件只是更深层和长期社会问题的触发器。研究灾害的社会学家们,关注的是灾害长期的共同特征,从长远的社会历史过程来寻求灾害影响的深层原因,研究的焦点从自然灾害事件转移到灾难后果,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研究社会不发达与灾难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结论是经济的依赖性增加了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影响程度。社会学家们强调,灾害是政治和社会系统缺陷的表现,减灾救灾需要更多的关注人类社会的灾害易损性,深刻理解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对减少易损性的重要性。
在社会范式的研究中,肯尼斯·休威特和本·威斯纳是重要的2个代表性人物。美国地理学家肯尼斯·休威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题为“从人类生态学看：灾难的解释”的论文集[20],该书被认为是灾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肯尼斯·休威特推出该书的目的是要为灾害研究和管理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范式的灾害研究思路和方法。肯尼斯·休威特认为,对自然灾害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靠灾害事件的条件或行为来解释灾害的特征、后果及形成原因,而是要分析当代的社会秩序,灾害地的日常关系和塑造这些特征的更深远的历史环境。
美国独立学者本·威斯纳把灾害看成是形成人类易损性的社会经济过程与形成自然灾害的自然过程,两种对立的力量冲突的结果[24]。他认为：① 自然灾害源于社会结构的落后,社会经济的不发达,这些社会的不发达又源于政治的不独立以及穷国和富国间不平等贸易安排; ② 现存的社会压力,如长期营养不良、疾病、武装冲突把最易损的人群（穷人）引入不安全的环境（如,破旧的房屋、陡坡、洪水易淹没地区）,由于缺乏资源,有效的地方灾害应急响应受到限制; ③ 西方观念的“正常”是一种幻觉,灾害是一种特征,而不是事故。
社会易损性范式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自然灾害发生的深层原因,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遭受着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情形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原因是什么?作为一种灾害范式,其主要观点是：① 灾害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开发活动引起的,而不是自然过程;② 人类灾害易损性的宏观根源在于施加权力和影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③ 减灾就应该依靠基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包括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以及社会公平上。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灾害社会易损性具有预测的特质[25],通过对造成损失的潜在因素的分析并清楚描述易损性及未来灾害损失的量化,可以预测某些人在灾害风险情境下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以此来确认降低易损性的方法并强化社会群体对灾害的适应,这是社会易损性范式最重要的贡献。社会易损性分析也存在一定局限,表现为易损性是难于衡量及观察的状态,在量化研究上面临着许多限制。首先,社会易损性的驱动力、易损性因子的选择与确定往往存在着许多分歧与争议[26]。其次,社会易损性指标的权重分配也是问题,无论采用均等权重还是不均等权重都避免不了独断性[27,28]。再次,社会易损性指标建构的边界也是研究的一大局限。虽然社会易损性范式存在着这些缺陷,但是这一范式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却毋庸置疑,不仅可以为灾害研究提供更具创意与解释力的研究视角,而且对于推进防灾、救灾与减灾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29,30]。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也在运用社会易损性的思想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灾害的社会易损性问题,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1996年,苏珊首先运用社会易损性综合指数的概念,开展了以县域为单元的美国自然灾害的社会易损性评价研究[31];在21世纪初期,苏珊又对美国海岸带地区的社会易损性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地区的社会易损性时空变化[32]。最近,美国学者福兰纳格德等人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2005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的社会易损性进行了评价[33];挪威学者荷兰德等人开展了挪威市域的自然灾害社会经济易损性评价[34];德国学者威尔赫米等人进行了德国科林斯堡洪水事件的社会易损性分析[35]。
灾害的可持续范式源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人类的教育科技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通讯高度发达和普及,减灾防灾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自然灾害肆虐人类社会的强度和频度却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愈来愈烈,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愈来愈严重[36]。
在这严峻和残酷的灾难面前,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为什么社会进步了,技术先进了,财富丰富了,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还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奈?过去积累的灾害范式和减灾经验和方法为何不灵了?尽管我们在科学意义上探索和揭示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和空间分布格局,在工程技术上采取先进的手段和措施来抵御自然灾害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仍然面临：不断增长的灾害经济损失、减灾措施只是延缓灾难发生的时间、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以及巨型的自然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困境。我们需要更新观念,重新认识人类社会自身行为的缺陷,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37]。
20世纪后期,也是科学思潮变革的时期,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及其复杂性科学范式[38]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给灾害研究和管理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灾害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灾害问题既不能单独从自然科学,也不能单独从社会科学给予完全地理解和解释。故传统的基于自然科学的灾害工程范式、行为范式和基于社会科学的社会范式都存在自身的缺陷。灾害不仅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而且现在灾害风险和灾害后果与更宏观的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未来可持续发展前景等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也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新的灾害范式应该包含的内容更全面、更复杂,这个更全面的灾害范式,米勒蒂称之为可持续的减灾[39],沃纳称之为复杂范式[40],这种范式不是以减轻局部的、短期的灾害损失为目标的,它的目标是将减灾战略紧密结合在现实区域社会发展的议程之中,通过区域可持续发展实现长远减灾的目标。2004年联合国发起的实现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战略（UNISDR）就是这种灾害范式的一个体现[41]。
UNISDR战略是联合国继“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计划之后在新世纪实施的减灾计划,这个战略阐述了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减轻灾害风险的决定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立与风险共存的社会体系,强调从提高社区抵抗风险的能力入手,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2006年、2008年瑞士达沃斯两届国际减灾大会均是将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减轻灾害风险作为减灾大会的核心议题,2008年国际科学联合会也提出了灾害风险综合研究的科学计划[42],也是强调灾害风险的综合研究、灾害影响的全球性、灾害风险形成的社会性。由此可见,以灾害风险综合研究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灾害新的范式正在形成。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丹尼斯·米勒蒂教授是建立和发展灾害的可持续范式研究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1994年,为评估和反思美国1970年以来自然灾害研究和防灾减灾状况,以丹尼斯·米勒蒂教授为首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承担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第二次国家自然灾害评估”。该项目研究结论认为,要扭转自然灾害损失螺旋上升的趋势,整个国家的文化观念和灾害观念必须转变,要改变现有的减灾模式,实施可持续减灾的战略和措施。丹尼斯·米勒蒂认为实施可持续减灾,关键是要转变人类灾害和减灾观念,树立以下6个观念[36]：① 全球同一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减灾一致行动,② 人类应当承担灾害的主要责任,③ 灾害与减灾行为的动态性,④ 放弃导致短期行为的思维模式,⑤ 以更广阔的视角认识灾害及其后果,⑥ 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按照可持续减灾的观念,维系自然环境和修复生态平衡才是减灾的最高境界[43]。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导致自然灾害的根源。因此,积极消除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修复伤害了的生态系统,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自然灾害自然会逐步减少。在一定地区,人类活动不应降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减灾行为应该有效控制和逆转环境的退化,并通过减灾行动,使自然资源得到妥善管理,环境得到维护。人类使环境退化的日常行为必须纠正,建立有利于自然系统自我更新,人类有美好未来的社会活动模式。
总之,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可持续范式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怎样以可持续的方式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种范式的主要观点是：① 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来认识灾害。人类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因为在许多情形下,人类行为参与了灾害过程和加重了灾害结果。既然自然和社会是随时随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将潜在影响另一方,并且,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 ② 减灾行动和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维持与改善自然环境质量、维持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证同代与代际之间的资源与环境公平享有以及基于共识的公众行动; ③ 主要通过区域综合灾害风险防范能力的建设[44]、完善灾害的长期管理、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来减轻灾害损失,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2004年自联合国颁布“减灾国际战略”以来,可持续范式的理念和方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国际减灾战略的调整,灾害研究的重点,从备灾和应急响应转向减灾战略和灾后恢复[45],由减轻灾害转向减轻灾害风险,由单一减灾转向综合减灾,由区域减灾转向全球减灾[46],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减轻灾害风险已经真正成为了灾害领域的研究重点。
本文从范式的视角,简要梳理和阐述了人类社会减灾的历史进程,同时使我们对灾害和灾害学科发展有更深的认识和启示: ①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从灾害是上帝或上天对人类的惩罚,灾害是与人类无关的极端自然过程、到灾害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极端自然过程、灾害是人类的开发行为引起的,再到灾害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关系所决定的;② 灾害范式与减灾工作实践的发展是互动生成的。灾害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都与灾害社会实践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灾害研究很少纯理论,更多的实证研究或政策应用,在人类社会减灾防灾社会实践中出现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影响深远的救灾模式或灾害管理模式,对于为应用服务为主要目标的灾害学科来说,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加以总结和概括; ③ 范式的产生与转变都有深刻的社会动因。每一种范式的生成都有其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动因,传统的与现实的、思想的与技术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等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学术共同体思维的转变,从而形成新的范式; ④ 灾害范式既是多元并存的,也是转变的。社会变化会导致灾害主流范式的变化,一个时期有一个主流范式,但其他范式仍然存在,每一种灾害范式,都为关注灾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每一种范式都有独特的关于人类社会和灾害事实的假定。在灾害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范式并不相同,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点到正确观点的变化,而灾害科学的理论范式只有是社会接受程度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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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李向军中国是一个占老的农业国家。从原始农业诞生时起，水、早、雹、虫等农作物的天敌，无时不在困扰着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人们。不要说生产力不发达的商、周、秦、汉，就是今天，自然灾害仍严重威胁着人类。１９６０年，中国半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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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荒政史籍述论 [J].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0683.2006.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分析考察我国荒政史籍产生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及其在发展态势、编撰特色、记载对象、流传演进、指导现实救荒活动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
The history of the famine.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0683.2006.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分析考察我国荒政史籍产生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及其在发展态势、编撰特色、记载对象、流传演进、指导现实救荒活动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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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的荒政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7110.2002.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清代自然灾害频繁，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因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非常严密的荒政制度，开支巨大，组织严密，成为历代王朝的集大成者。清代的荒政重点集中于救灾和重建两方面，颇有创新，为清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国力与荒政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清代后期荒政的败坏，又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衰落。
System of Treating Calamity in the Qing Dynas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7110.2002.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清代自然灾害频繁，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因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非常严密的荒政制度，开支巨大，组织严密，成为历代王朝的集大成者。清代的荒政重点集中于救灾和重建两方面，颇有创新，为清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国力与荒政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清代后期荒政的败坏，又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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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841.2003.01.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三类：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南宋以后渐趋减少；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南宋以后一直沿用，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The Process of market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the measure for relief of famine and disaster in the Song Dynasties.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841.2003.01.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三类：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南宋以后渐趋减少；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南宋以后一直沿用，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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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s of famine and natural calamity in ancient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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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Hazards(5th edit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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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djustment to floods: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flood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R].Research Paper 29,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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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s of Calam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 Ecolog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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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自然灾害初探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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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Naturalness out of natural disasters [J].https://doi.org/10.1038/260566a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Phil O'Keefe, Ken Westgate and Ben Wisner argue the case that disasters are more a consequence of socio-economic than natur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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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natural disasters in Han Dyn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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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better and losing ever more: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hazards management [J].https://doi.org/10.1016/S1464-2867(01)0002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lthough loss of life from natural hazards has been declining, the property losses from those causes have been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volume of research on natural hazards and the books reviewing findings on the subject have also increased. Several major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topics addressed. Emphasis has shifted from hazards to disasters.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vulnerability. Views of causation have changed. Four possible explanations are examined fo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more is lost while more is known: (1) knowledge continues to be flawed by areas of ignorance; (2) knowledge is available but not used effectively; (3) knowledge is used effectively but takes a long time to have effect; and (4) knowledge is used effectively in some respects but is overwhelmed by increases in vulnerability and in population, wealth, and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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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eptional and the everyday: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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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易损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11X.2005.04.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十余年来,易损性研究成为灾害学术研究和国际社会发展减灾策略的一个主题.本文概述了易损性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评述了易损性的三类概念,总结了易损性的四个性质,阐述了易损性识别和测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指出了易损性分析在灾害研究和减灾防灾中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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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hazard vulnerabil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11X.2005.04.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十余年来,易损性研究成为灾害学术研究和国际社会发展减灾策略的一个主题.本文概述了易损性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评述了易损性的三类概念,总结了易损性的四个性质,阐述了易损性识别和测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指出了易损性分析在灾害研究和减灾防灾中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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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n T et al.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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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78X.2012.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会脆弱性存在着四种典型的定 义:分别是"冲击论"、"风险论"、"社会关系呈现论"和"暴露论"等。同时,社会脆弱性范式有三个基本理论假设即(1)脆弱性是一种灾前既存的条件; (2)脆弱性是灾害调适与因应能力;(3)脆弱性是一个特定地点的灾害程度。这一范式还包括两个基本研究命题即"风险不平等"与"社会分化"命题。只有通 过社会脆弱性分析才能真正确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才能真正了解灾害中不同群体应对灾害风险能力的差异,才能真正为防灾与减灾规划提供有针对性建议。
From the natural vulnerability to 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disaster research.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78X.2012.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会脆弱性存在着四种典型的定 义:分别是"冲击论"、"风险论"、"社会关系呈现论"和"暴露论"等。同时,社会脆弱性范式有三个基本理论假设即(1)脆弱性是一种灾前既存的条件; (2)脆弱性是灾害调适与因应能力;(3)脆弱性是一个特定地点的灾害程度。这一范式还包括两个基本研究命题即"风险不平等"与"社会分化"命题。只有通 过社会脆弱性分析才能真正确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才能真正了解灾害中不同群体应对灾害风险能力的差异,才能真正为防灾与减灾规划提供有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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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11X.2014.02.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区别,概述了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并总结了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不足.研究指出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在其理论体系、评价方法和权重确定等方面有待完善,特定自然灾害或不利事件影响下综合(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的动态研究是灾害研究中亟待开展的课题.
Research progress on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natural disaster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11X.2014.02.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区别,概述了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并总结了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不足.研究指出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在其理论体系、评价方法和权重确定等方面有待完善,特定自然灾害或不利事件影响下综合(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的动态研究是灾害研究中亟待开展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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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gorsch W W et al. A sen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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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Road Home: Race, Class, and Recovery from Hurricane Katrina [J].https://doi.org/10.3200/ENVT.48.2.8-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2005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was the most active season on record and produced 3 category five storms, namely Hurricane Katrina, Hurricane Rita and Hurricane Wilma.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these storms had on the Gulf Coast of the USA. It highlights the effect that Hurricane Katrina had on the structure of New Orleans and also on the people who stayed in the city. Those who stayed were deemed to be the socially vulnerable, and issues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verty were raised. Hurricane Katrina brought national awareness to the deficiencies i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o disasters,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rea, the rebuilding of peoples' lives and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are also explored in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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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dicators of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J].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eed to develop indicators of vulnerability and of adaptive capacity both to determine the robustness of response strategies over time and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The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cess has increasingly focussed on the potential for adaptation. National level indicators of vulnerability or adaptive capacity directed toward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support financial mechanisms of the UNFCCC, for example, will only find acceptance if based on agreed criteria that are transparent and robust. In this project we fin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mpare the vulnerability of people and plac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at different scales. It is less meaningful to aggregate vulnerability across scales since the processes that cause vulnerability are different at each scale. We have explored issues of aggreg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dices, weighting of indicators, and the efficacy of these to explain observed vulnerability to weather-related natural disasters. We are now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identify robust and transparent indicator sets. We find that national level adaptive capacity is dependent on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accountability of institutions more than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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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mitigation: a community-based approach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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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96020004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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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in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natural hazards [J].https://doi.org/10.1073/pnas.0710375105 URL PMID: 18268336 [本文引用: 1] 摘要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1960-2000),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major transformations in population size, development pattern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se social, economic, and built-environment changes altered the American hazardscape in profound ways, with more people living in high-hazard areas than ever before. To improve emergency management,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variability in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exposed to hazards and to develop place-based emergency plans accordingly. The concept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identifies sensitive populations that may be less likely to respond to, cope with, and recover from a natural disaster. Social vulnerability is complex and dynamic, changing over space and through time. This paper present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in social vulner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 Using counties as our study unit, we found that those components that consistently increased social vulnerability for all time periods were density (urban), race/ethnic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although initially concentrated in certain geographic regions, has become more dispersed over time. The national trend shows a steady reduction in social vulnerability, but there is considerable regional variability, with many counties increasing in social vulnerability 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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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sey E J et al. A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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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analysis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in an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 A Fort Collins case study [J].https://doi.org/10.1016/j.envsci.2012.07.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Floods, droughts, heat waves, and storms have always been part of human lives because they are a normal part of climate variability. However, the observed trends and projected changes in global climate have the potential to alter patterns of these climatic hazards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Extreme precipitation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flash floods, but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at can turn these natural phenomena into life-threatening disasters. Past decades of disaster risk research and assessments have lead to many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tegrating data across disciplinary domains. Recent advancements in integration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ata,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llow for integrated spatial assessments of societal vulnerability to weather-related hazards. A case study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builds on the substantial body of previous and ongoing research that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improved methods for characterizing and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ies to weather hazards, in general, and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particular. Integrating social science into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has been a key interdisciplinary direction in the meteorological community. Therefore, with specific attention to integrating spatially explicit information on weather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meteorolog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an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 that resulted in a flash flood disaster in Fort Collins, Colorado. Using the data from 1997 Fort Collins, Colorado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traightforward methodology for integrating meteorological data with readily available societal information into a GIS-based analysis of vulnerable people and places. With the goal of developing specific, targeted interventions and flash flood preparednes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s, the analysis of societal vulnerability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s response and coping capacities to an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data limit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meteorological and societal data, with diverse units and scales, into a standardized relative vulnerability measure are discussed. (C) 2012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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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 the horizons of disaster research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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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of complexit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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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lder course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magi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J].https://doi.org/10.1002/pssc.201000824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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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disaster-prone watersheds: time for 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s[R]. Water Climate Dialogue Thematic Paper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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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With Risk: 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ve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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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ience Plan for 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natural and human-induced environmental hazards[R]. Par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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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及中国综合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4574.2006.06.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政府将公共安全事件分为4大类，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众卫生和社会安全。中国的公共 安全管理体制包括在中央一级成立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以及针对上述4类公共安全问题相应组建的以管理自然灾害为主的国家减灾委员会；以管理事故灾难为主 的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以管理公共卫生为主的中国爱卫会和以管理社会治安为主的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地方政府一级，一般与中央有关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机 构相对应，也相应组建了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和上述4类的公共安全管理的委员会。此外，国家出台了各类公共安全管理的应急预案，并针对一些主要的公共 安全因素，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和决定。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公共安全的管理体制是“以中央为主，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中国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在灾前、灾中与灾后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今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就某一种公共安全因素承担全部的备灾、应急与恢复和重建任务。 国家的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一直是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2003年SARS事件后，各级政府重视公共安全管理工作中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文章提出了 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即灾区政府、企业、社区在灾前备灾、灾中应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减灾全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模式的指导下，针对中 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一是加大公共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开力度，建立国家和地方公共 安全信息共享体系；二是建立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全面提高各级政府的综合公共安全管理能力；三是从源头上降低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频
Integrated regional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mode and strategies of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4574.2006.06.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政府将公共安全事件分为4大类，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众卫生和社会安全。中国的公共 安全管理体制包括在中央一级成立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以及针对上述4类公共安全问题相应组建的以管理自然灾害为主的国家减灾委员会；以管理事故灾难为主 的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以管理公共卫生为主的中国爱卫会和以管理社会治安为主的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地方政府一级，一般与中央有关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机 构相对应，也相应组建了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和上述4类的公共安全管理的委员会。此外，国家出台了各类公共安全管理的应急预案，并针对一些主要的公共 安全因素，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和决定。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公共安全的管理体制是“以中央为主，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中国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在灾前、灾中与灾后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今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就某一种公共安全因素承担全部的备灾、应急与恢复和重建任务。 国家的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一直是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2003年SARS事件后，各级政府重视公共安全管理工作中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文章提出了 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即灾区政府、企业、社区在灾前备灾、灾中应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减灾全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模式的指导下，针对中 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一是加大公共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开力度，建立国家和地方公共 安全信息共享体系；二是建立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全面提高各级政府的综合公共安全管理能力；三是从源头上降低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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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s and Disasters Research: how would the past 40 years rat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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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J].
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李向军中国是一个占老的农业国家。从原始农业诞生时起，水、早、雹、虫等农作物的天敌，无时不在困扰着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人们。不要说生产力不发达的商、周、秦、汉，就是今天，自然灾害仍严重威胁着人类。１９６０年，中国半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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