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 36 (8): 1165-1171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8.006

Orginal Article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张立生1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与会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Spatial Evolution in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Based on Urban Scale Data

Zhang Lisheng1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xhibi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Henan, China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8-1165-07

收稿日期: 2015-07-27

修回日期:  2016-04-17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8-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项目(TYETP201324)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立生(1974-),男,河南信阳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旅游经济。E-mail:7649691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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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关键词: 城乡协调发展 ; 空间格局 ; 演化 ; 城市尺度 ; 中国

Abstract

With the perspective on urban scale, and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 data from 333 Chinese cities, the article computes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space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such evolution, the article mak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Under urban and rural scale, coordination degree U in China keeps an upward trend from 2004 to 2014. 2) Urban-rur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 a whole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showing a trend of fluctuation decline and resembling relatively large Urban-rural income gap; Urban-rural growth rate gradually reduces. 3) Spatial pattern of moderate coordination Urban-rural area are in majority, and moderate coordination Urban-rural area and lower coordination Urban-rural area keeps a trend of expanding. 4)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gree remains different between regions: Eastern Regional Coordinating degree U had fluctuations and no obvious growth trends were found;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gree in the region of central China, western China and northeastern China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 in the whole study period. 5)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higher the ranking of its Urban-rur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ies, Urban-rural growth rate disparities and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6) China’s current policy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contribute more to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Keywords: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spatial pattern ; evolution ; urban scale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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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生.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J]. , 2016, 36(8): 1165-1171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8.006

Zhang Lisheng. Spatial Evolution in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Based on Urban Scale Dat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8): 1165-1171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8.006

近几年来,城乡协调发展是城乡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实践问题。尤其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改变二元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五个统筹”中的统筹城乡发展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等,无不例外地表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学者主要关注城乡关系[1~3]和城乡相互作用理论[4,5],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6,7]、托达罗模型[8]、核心-外围理论[9]等。国内学者关注城乡协调度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互助机理[10]、城乡差别效应[11]、空间差异性[12]分析的相关研究,当前城市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使经济得到提高,发展体系得到完善[13,14]。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工业化[15]、改革开放政策[16]、以及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17]等。发展一般为统筹发展[18]与区域旅游[19]等模式。针对当前状态,建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实现良性循环的机制尤为重要[20,21]。尤其是随着人们对城乡一体化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从理论层面转到实践操作层面。然而,当前在城乡协调区域的空间格局与演化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尤其是基于市级尺度的文献更少,多数文献聚焦于省级层面或局部区域的城乡协调。正因此,本文从市级尺度出发,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提供思路及决策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城乡协调发展是指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改变城乡分割居民,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改善城乡功能和结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合理配置[22]。城乡协调的目的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二者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协调包括政治、生态、文化、空间等方面,但其最主要的协调是经济方面的协调,基于此,本文采用覃成林、李二玲等[23]学者提出的城乡协调发展的3个判断标准:城乡联系程度、城乡经济增长水平和城乡差异。其中,以城乡相关系数考察城乡联系程度,以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反映经济增长状态,城乡差异用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进行衡量,以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构建城乡协调发展度指标U

1.1.1 城乡相关系数

城乡相关系数介于0~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城乡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城乡关联度就越高;反之,城乡关联度越低。其计算公式如下[24]:

Rnc=i=1n(Xi-X̅)(Yi-Y̅)i=1n(Xi-X̅)2i=1n(Yi-Y̅)2(1)

式(1)中, Rnc是第 i个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 Xi是第 i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X̅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Yi是第 i个城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Y̅是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值, n是中国地级市(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以及收集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2004~2007年为337个城市单元,2008~2014年为333个城市单元,本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1.2 城乡增长状态测度

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反映了城乡经济增长状态,其值越大,城乡协调的相对差异越大,表明城乡间的协调度越差;反之亦然。其计算公式如下[25]

αi=Xi-Yiγin(2)

γi=XiPic+YiPinPic+Pin(3)

式(2)中, αi是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 n是全国地级市, Xi是第 i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Yi是第 i个城市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γi是第 i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式(3)中, γi是第 i个城市的人均收入, Xi是第 i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Pic是第 i个城市的城镇人口, Yi是第 i个城市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Pin是第 i个城市的农村人口。

1.1.3 城乡差异状态

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反映城乡差异状态,其值愈小,城乡差异愈小,反之,城乡差异愈大。其计算公式如下[24]

βi=δi-φiλin(4)

式(4)中, βi是城乡经济增长率水平差异系数, n是中国地级市, δi是第 i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φi是第 i个城市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λi是第 i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1.1.4 城乡协调发展度

当前,城乡协调发展度测评学术界尚缺乏共识性的模型。这里,为了全面反映中国不同区域城乡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采用平均赋值法将城乡系数、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和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合并为一个反映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其公式为[25]

U=exp-(Z-Z')2S2(5)

式(5)中, Z为某个年份城乡协调发展的实测值, Z'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期望值, S2为方差。 U介于0~1之间, U值越接近于1,则表示城乡协调发展度越高,反之亦然。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等,具体见表1。本研究将城乡相关系数进行逆标准化,其余二指标进行正标准化处理。

表1   数据来源与说明

Table 1   Data sources and description

时间数据说明来源
2005~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6]
城镇人口、乡村人口(缺失数据采用邻近年份替补)《中国统计年鉴》[27]、《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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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度的演化格局

研究时间段为2004~2014年,以地级城市作为分析对象,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程度整体变化及空间差异进行评价。在研究中,一是通过测度城乡协调度分析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演化,以城市尺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变化从整体上掌握城乡空间格局的演变;二是从中国四大区域(四大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内部探讨城乡协调发展的演变格局。

2.1 中国整体城乡协调发展度的演化

城乡协调度测度结果如表2表3所示:2004~2014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在部分年份中,城乡增长率差异存在负值。

表2   2004~2014年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度各项指标

Table 2   The indicator valu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n 2004-2014

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
城乡相关系数0.8030.7540.7650.3500.4810.7220.4670.7920.7790.3520.358
城乡增长差异1.0401.0821.0811.0381.1281.1461.1921.1421.0861.0081.033
城乡增长率差异-0.996-0.899-0.3611.1110.0270.190-0.457-0.074-0.071-0.961-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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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4~2014年城乡协调发展度标准化处理后数值

Table 3   The standardized indicator valu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2004-2014

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
城乡相关系数0.0000.1100.0851.0000.71260.0690.7440.0250.0540.9980.985
城乡增长差异0.1710.3980.3970.1600.6490.7521.0000.7260.4230.0000.136
城乡增长率差异0.0320.0770.3241.0000.5020.5770.2800.4550.4570.0480.000
实测值Z0.0680.1950.2680.7200.6210.4660.6740.4020.3110.3480.373
S20.038
城乡协调度U0.0480.3090.6110.0700.2850.9040.1431.0000.7930.92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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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城乡关系看,发现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现递减的趋势,2004~2008年城乡相关系数持续递减,但在2009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出现反弹,之后出现反复。总体来说2004~2014年城乡关系出现下降趋势。

2) 从城乡收入差异看,发现2004~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差异越来越大,至2010年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减小。

3) 从城乡增长率差异看,2004~2006年城乡增长率差异为负值。在2007~2009年间,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变为正,而且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2010~2014年,城乡增长率差异又呈现负值,表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从整体上看,城乡增长率差异呈现倒U型形状。这一点与张仲伍[13]等人的研究较为相似。

本研究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标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对象,即在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的基础上进行讨论[10]ϕ=Xi-YiYi,是城乡收入差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Xi是第 i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Yi是第 i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根据等间隔分类法,可以按照 ϕ值大小把中国城乡发展分为4个协调等级, ϕ值在0~2时为高协调区, ϕ值在2~3时为中协调区, ϕ值在3~4时为低协调区, ϕ>4时为欠协调区。为进一步的反映中国城乡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差异情况,本文选择2004年和2014年2期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图1)。

图1a可以发现,城乡协调发展与否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高度一致性,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区划分具有重叠性。2014年高协调区主要位于工业经济发达的区域,如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东北三省部分城市;中协调区域主要位于中部地区欠发达区域;低协调区主要位于西部的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东北部地区;欠协调区位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中北部。

随着时间的发展,欠协调区域逐渐向藏南、疆南、云贵高原转移。高协调区除经济发达区域外,新疆中北部地区也出现协调,这与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关。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部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或者未能抓住发展的机遇,则导致其由高协调区变为中协调区、低协调区甚至是欠协调区。中协调区域依然位于中国中部地区。

图1   2004年(a)与2014年(b)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态势

Fig.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2004 and 2014

2.2 中国四大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度的演化格局

随着中国各种政策的实施,经济板块经历着由点-线-面的演进。通过考察中国四大经济板块( ① 本研究采用胡鞍钢等[29]的划分方法,将中国版图划分为四大经济板块,即: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和广东;中部地区有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西部地区有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东北地区有: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城乡协调度,可以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状况。

图2   2004~2014年四大子区域省际城乡协调发展度

Fig.2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four sub-regions in 2004-2014

图2可知:东部地区协调度呈现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在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大量占用耕地,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农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导致其收入相对不高。中部地区2004年~2010年大体上处于上升趋势,2011~2014年先下降再缓慢的上升,从整体上看中部地区的城乡协调度,其大致呈现出倒U型;西部地区2004~2008年其城乡协调度先上升再缓慢的下降,2009~2011年城乡协调度处于上升阶段,2012~2014年城乡协调度又缓慢的下降,其整体上呈现倒U型;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度在2004~2009年大致处于上升阶段,2010~2014年大致处于下降趋势,从整个研究时段看东北地区的城乡协调度,发现其呈现倒U型。

3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度演化原因分析

3.1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时间演化分析

表2表3看出中国城乡协调度呈现持续上升模式。从表2中可以发现部分年份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大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政策的角度分析,从中共十六大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政策,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时期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农村人口转移,就业变化、经济结构转型和土地利用方面的流转,使得农业生产要素进一步的集聚和合理配置,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一步的提高。从表2可以看出,2005年之后,中国城乡协调度持续上升(个别年份除外)。2007年城乡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值,但是由于城乡增长率差异也达到最大值,造成城乡协调度相对较低,但随后城乡协调度逐渐上升。特别是2011年,城乡协调度达到最大值为1.000,这与中国政府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政策有关。进一步的推进城乡融合,城乡联系进一步的增强。

3.2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演化分析

从中国四大经济板块探讨中国城乡协调度U的演化,从表4发现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愈好。东部地区平均协调度U为0.530,从表4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不仅平均相关系数大于其他3个经济板块,各个年份的相关系数也基本上大于其他地区(个别年份除外);并且其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小,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最小;东部地区基本上做到了城乡共同富裕,进入城乡融合的高级阶段。东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尤其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又促使非农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图2表4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度起点相对比较低,但之后持续增长。中部地区城乡相关系数相对较高,但由于城乡收入差异和城乡增长率差异较大,导致中部地区城乡协调度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协调度相比相对不高。西部地区城乡协调度的平均值较低,为0.482。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一批重点工程的建设,中央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以及西部优势资源的优势的显现和特色农业资源的发展,其城乡协调度稳步上升。

表4   2004~2014年中国四大子区域省际城乡协调发展度各指标

Table 4   The indicator valu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four sub-region in 2004-2014


年份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城乡相
关系数
城乡收
入差距
城乡增长
率差异
城乡相
关系数
城乡收入
差距
城乡增长
率差异
城乡相关
系数
城乡收入
差距
城乡增长
率差异
城乡相关
系数
城乡收入
差距
城乡增长率差异
20040.8900.7830.0490.5481.0980.5720.4961.126-0.0210.3350.6621.186
20050.8420.8060.2900.5181.1870.0360.4211.1350.3770.4290.7021.126
20060.8680.872-0.0200.6331.1970.1910.3361.1450.3350.3710.5350.026
20070.2500.7980.0610.5251.1250.3080.4301.2870.3500.3040.4780.136
20080.6950.8940.0350.6741.208-0.1060.3211.3290.0650.3500.7720.175
20090.7010.9010.2130.6801.1730.1180.5791.3910.0780.4700.7810.444
20100.8380.926-0.0360.6941.192-0.2130.5651.472-0.1800.4730.810-0.279
20110.7620.845-0.0540.7601.158-0.0340.5591.427-0.1130.5800.7760.134
20120.7680.809-0.1130.7871.048-0.1320.5671.384-0.2430.2880.7510.972
20130.8400.8090.2320.8041.0270.0400.5731.271-0.1450.3960.4870.865
20140.8500.8760.2510.8041.0400.0680.6011.270-0.1240.5680.5140.703
平均0.7530.8480.0830.6761.1320.0770.4951.2940.0350.4150.6610.499
平均协调度U0.5300.4900.482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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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发现: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即中国城乡协调发展越来越好,城乡差距越来越小。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现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倒U型。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自处于城乡发展的不同阶段,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仅简单地实施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是有局限的,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区域特征,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其城乡协调相对较高,在下一步发展中,应重点深化城乡制度改革,形成新的城镇扩展机制,完善城镇网络体系。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要积极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机遇,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应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提高乡镇企业竞争力,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对于东北地区而言,一方面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积极发展商业和旅游业,呈现出均衡发展和商旅服务业主导两种主要类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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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Urban-Rural Region: Migration Patterns around Copenhagen 1986-2011

[J]. Journal of Economic & Social Geography, 2013, 104(3):3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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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urbanisation in Europe has been characterised by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urban regions. Areas around Copenhagen, Denmark, have also experienced continuous urbanisation and a considerable in-migration,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wider metropolitan region. Most recently, however, a shift of migration towards the urban centre has occurred. Was the emergence of the urban-rural region just an ephemeral phenomenon? Migration patterns are used to analys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Generally, in-migration was concentrated in areas located at medium to long-distances from the city centre from 1996鈥2005, while in the years since 2006, this trend has been reversed. However, a differentiated view on migration shows a very diverse and non-linear development. We focus on three migration types, Ex-urbanisation, Displaced urbanisation and Anti-urbanisation and compare their development since 1986 in three time periods. Each type shows a different behaviour, partially unstable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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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s an Unforeseen Impact of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in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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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PMID: 23155400      摘要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cross the developing world are designed to improve community well-being and livelihoods. However they may also have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in some cases placing further demands on stretched public services. In this paper we use data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five Ethiopian villag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 recent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nstalling village-level water taps, on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of young adults. Our previous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that tap stands dramatically reduced child mortality, but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fertility.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installation of tap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ural-urban migration of young adults (15-30 years) over a 15 year period (15.5% migrate out, n鈥=鈥1912 from 1280 rural households). Young adults with access to this rur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had three times the relative risk of migrating to urban centres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the development. We also identify that family dynamics, specifically sibling competition for limited household resources (e.g. food, heritable land and marriage opportunities),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timing of out-migration. Birth of a younger sibling doubled the odds of out-migration and starting married life reduced it. Rural out-migration appears to be a response to increasing rural resource scarcity, principally competition for agricultural land. Strategies for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clude education and off-farm casual wage-labour. However, jobs and services are limited in urban centres, few migrants send large cash remittances back to their families, and most return to their villages within one year without advanced qualifications. One benefit for returning migrants may be through enhanced social prestige and mate-acquisition on return to rural areas. These findings have wide implications fo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which initiat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transitions to low fertility, as well as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across the rural and urban develop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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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rowth and Change, 2012,43(2):198-227.

https://doi.org/10.1111/j.1468-2257.2012.00583.x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Australia,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non-metropolitan communities that are shown to influence a range of areal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uch influence is essentially maintained whether the social catchments forming the database are subdivided by State or by an equivalent number of landscape types. Also, although the dimensions influence both the urban and dispersed elements of the communities,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s is substantially greater if those elements are considered as a symbiotic whole. Throughout, net rural local density (as opposed to gross density) is shown to be a consistently important dimens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relatively sparsely settled lands such as those of south-eastern Australia, supported by the important subsidiary influence of relative settlement dispersal and town size.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impact of those structural dimensions upon rural society.
[4] Preston D.

Rural- urban and inter- settlement interaction: theory and analytical

[M] structure. Area, 1975, (7):171-174.

[本文引用: 1]     

[5] Gould W T S.

Rural- 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

[J]. University of livepool, mimeo, 1985.

[本文引用: 1]     

[6] Ranis G, Fein J.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4, 51(4):533-565.

[本文引用: 1]     

[7] Fei J H C, Ranis 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M].R.D.Irwin, 1964.

[本文引用: 1]     

[8]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138-148.

URL      [本文引用: 1]     

[9] 李小建. 经济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本文引用: 1]     

[ Li Xiaojian.Economic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本文引用: 1]     

[10] 梁姝娜,张友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J].经济纵横, 2015(12):36-3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多种城乡问题解决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优缺点及限制条件。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具有城乡产业强力支撑、城乡空间网络布局合理、城乡公共服务配置畅通、城乡制度有效融合等内在要求。因此,应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综合推进模式,通过完善城乡资源的市场配置、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会保障的合理统筹、发展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政策的协调推进等机制,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 Liang Suna, Zhang Youxiang.

The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 New-type Urbanization

. Economic Review, 2015(12):36-3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多种城乡问题解决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优缺点及限制条件。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具有城乡产业强力支撑、城乡空间网络布局合理、城乡公共服务配置畅通、城乡制度有效融合等内在要求。因此,应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综合推进模式,通过完善城乡资源的市场配置、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会保障的合理统筹、发展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政策的协调推进等机制,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11] 谭文兵.

“城乡等值化”发展理念对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启示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3):179-1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等值化发展是实现城乡平衡发展的一种新型理念。本文首先对"城乡等值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概述,分析了城乡等值化对城乡土地供需和土地市场的影响。指出通过城乡等值化发展,农村的土地自然供给能转化成经济供给,农村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盘活,土地的区位因素影响会逐步减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等值化对我国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启示。主要包括:科学编制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是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前提;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培育的有效途径;大力推动农村产业化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协调发展的长远保障。

[ Tan Wenbing.

The Inspiration of“urban – 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Concept tov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in China

. China Popution,Resource and Envirionment, 2014(3):179-1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等值化发展是实现城乡平衡发展的一种新型理念。本文首先对"城乡等值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概述,分析了城乡等值化对城乡土地供需和土地市场的影响。指出通过城乡等值化发展,农村的土地自然供给能转化成经济供给,农村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盘活,土地的区位因素影响会逐步减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等值化对我国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启示。主要包括:科学编制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是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前提;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培育的有效途径;大力推动农村产业化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协调发展的长远保障。
[12] 陈乙萍,刘洋.

动态特征、现实境况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关联度

[J].改革,2016(2):80-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立效率与公平兼得的发展机制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之举。从动态与历史的视角分析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与两阶段实现历程,然后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与博弈论的相关原理,揭示了劳动分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的机制。研究发现,平等的劳动分工可以促进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从而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现阶段,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同时兼得的观点,从产业、贸易、金融和教育"四位一体"的角度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劳动分工机制,以此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农村发展落后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Chen Yiping, Liu Ya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eform, 2016(02):80-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立效率与公平兼得的发展机制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之举。从动态与历史的视角分析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与两阶段实现历程,然后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与博弈论的相关原理,揭示了劳动分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的机制。研究发现,平等的劳动分工可以促进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从而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现阶段,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同时兼得的观点,从产业、贸易、金融和教育"四位一体"的角度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劳动分工机制,以此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农村发展落后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13] 冯长春,张一凡,王利伟,.

小城镇“三规合一”的协调路径研究

[J].城市发展研究,2016(5):16-2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三类规划在规划体系、技术平台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矛盾.小城镇作为我国城乡联系的重要纽带和规划开展的基本单元,成为“三规合一”工作的基础平台和实践单元.重点从四方面探索小城镇“三规合一”的协调路径,包括:统一规划基期、合理确定规划期限;坚持底线思维原则,明确多条控制边界的空间关系,控制空间发展底线;完善现有标准,对建立“三规合一”的用地分类标准提出框架设想.在此基础上,通过小城镇“三规”规划体系各项内容的对比分析,从目标、项目到空间的衔接方面建立规范的“三规”规划体系和工作流程,以此实现建构小城镇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目标.

[Feng Changchun, Zhang Yifan,Wang Liwei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path of small town three-planning integratio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5):16-2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三类规划在规划体系、技术平台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矛盾.小城镇作为我国城乡联系的重要纽带和规划开展的基本单元,成为“三规合一”工作的基础平台和实践单元.重点从四方面探索小城镇“三规合一”的协调路径,包括:统一规划基期、合理确定规划期限;坚持底线思维原则,明确多条控制边界的空间关系,控制空间发展底线;完善现有标准,对建立“三规合一”的用地分类标准提出框架设想.在此基础上,通过小城镇“三规”规划体系各项内容的对比分析,从目标、项目到空间的衔接方面建立规范的“三规”规划体系和工作流程,以此实现建构小城镇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目标.
[14] 宁越敏.

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

[J].地理学报,1998,(5):470-47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 Ning Yuemin.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90's.

Journal of Geography, 1998, (5):470-47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15] 王建增.

以农村工业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J].管理学刊,2012,25(2):70-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511.2012.02.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农村工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建设也进入高潮,城乡社会经济处于关键转型期。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农村工业,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 Wang Zengjian.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5(2):70-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511.2012.02.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农村工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建设也进入高潮,城乡社会经济处于关键转型期。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农村工业,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16] 魏佳容.

城乡一体化导向的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4):171-1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生活垃圾对我国城乡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严重危害,制约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严峻形势,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实质及统筹治理的特点。从统筹治理主体的缺位、立法过于倾向于城市、环卫基础设施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缺乏统筹治理协调机制、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不一致五个方面指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有效策略:明确统筹治理主体,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统一监管;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制度,使立法倾向趋于平衡;保障资金投入,实现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建立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以法律制度保障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Wei Jiarong.

Research on Overall Governance on Living Garb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Sevelopment. China Popution,

Resource and Envirionment, 2015, 25(4):171-1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生活垃圾对我国城乡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严重危害,制约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严峻形势,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实质及统筹治理的特点。从统筹治理主体的缺位、立法过于倾向于城市、环卫基础设施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缺乏统筹治理协调机制、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不一致五个方面指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有效策略:明确统筹治理主体,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统一监管;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制度,使立法倾向趋于平衡;保障资金投入,实现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建立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以法律制度保障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1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叶兴庆,徐小青.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

[J].管理世界, 2014,(9):1-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由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共同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低的局面,仍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的重要途径。本报告提出了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的思路与政策建议:一是拓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视角,不仅要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视角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还要从释放国民经济增长潜力的视角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二是以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为重点,加快构建用途管制、权能平等、增值共享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三是以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为重点,加快构建择业自由、同工同酬、同城同权的城乡统一就业市场;四是以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快构建竞争适度、服务便捷、普惠"三农"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五是以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重点,加快构建制度统一、标准一致、服务可及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The Group of Agricultural Ministry in the Center Research of State Council Development, Ye Xingqing, Xiao Qing xu.

From urban and rural to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urban and rural dual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J]. Management World, 2014,(9): 1-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由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共同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低的局面,仍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的重要途径。本报告提出了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的思路与政策建议:一是拓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视角,不仅要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视角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还要从释放国民经济增长潜力的视角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二是以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为重点,加快构建用途管制、权能平等、增值共享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三是以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为重点,加快构建择业自由、同工同酬、同城同权的城乡统一就业市场;四是以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快构建竞争适度、服务便捷、普惠"三农"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五是以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重点,加快构建制度统一、标准一致、服务可及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18] 姜晔,吴殿廷,杨欢, .

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研究

[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2):42-4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关系问题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重 点。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三农”困境的多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由于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方向会因区域城乡发展现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行政等级等因素产生差异,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 模式研究对我国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和相关理论溯源的基础上,解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机理,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将城乡... 展开 城乡关系问题是城市地理学、城市 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三农”困境的多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 展是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方向会因区域城乡发展现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行政 等级等因素产生差异,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研究对我国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和相关理论溯源的基础上,解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机理,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将城乡关系变化概括为三阶段模式(以效率 为中心阶段→效率与公平兼顾阶段→以公平为中心阶段),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使城乡发展双赢、城乡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在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探讨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共性与特殊性,提出解决不同类型区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关键 点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采用归纳与演绎法、文献综述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从评价我国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入手,以 时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和空间(不同行政等级的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两个维度,选取北京、黑龙江、安徽、西藏、成渝作为不 同发展阶段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案例,选取浙江、宁波、慈溪作为不同行政等级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案例,探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为 其他同类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四方面的结论:⑴城乡协调发展的本质是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我国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四大区域板块城乡协调发展态势 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与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规律基本一致。经城乡“效率-公平”协调度模型计算,目前我国城乡关系现状分为四个阶段:城乡协调区域、城乡一般 协调区域、城乡低协调区域和城乡不协调区域,并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四大区域板块分布规律,各区域的城乡协调度均在波动中不断提高。⑵从时间尺 度看,不同城乡关系类型的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可概括为北京模式、黑龙江模式、安徽模式、西藏模式、成渝模式等五种模式。北京、黑龙江、安徽 和西藏分别是我国城乡关系协调区域、一般协调区域、低协调区域和不协调区域的代表,也是我国东部率先发展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地区、中部崛起地区和西 部大开发地区的典型案例,加上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试验区,概括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五种模式。⑶政府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主体。从空间尺度探讨,不 同区域等级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中模式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省域统筹以决策和规划为主,市域统筹兼具执行权与决策权,县域统筹以执行为主。各级地方政府在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中应发挥互补合作的功能,因地制宜地推进“省管县”改革。⑷结合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分析,构建了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模型,为处于不同城 乡发展阶段的不同行政等级区域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向。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国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归纳与演绎,较为系统地归纳出西方国家和亚洲地区的城乡统筹模式。二是将案 例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在我国这一大的宏观背景下探讨城乡统筹发展的区域模式问题,开拓了宏观层面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研究视角。最后,构建了时间 和空间两个角度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时间上以城乡关系发展阶段为依据,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协调、一般协调、低协调、不协调)城乡统筹的战略 模式,空间上以不同等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等级区域的地方政府(省、市、县)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中的战略重点,并提出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时 空模型。 收起

[Jiang Ye, Wu Dianting,

Yang Huan et al. Research on Regional Models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2011, 18(2):42-4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关系问题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重 点。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三农”困境的多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由于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方向会因区域城乡发展现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行政等级等因素产生差异,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 模式研究对我国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和相关理论溯源的基础上,解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机理,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将城乡... 展开 城乡关系问题是城市地理学、城市 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三农”困境的多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 展是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方向会因区域城乡发展现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行政 等级等因素产生差异,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研究对我国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和相关理论溯源的基础上,解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机理,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将城乡关系变化概括为三阶段模式(以效率 为中心阶段→效率与公平兼顾阶段→以公平为中心阶段),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使城乡发展双赢、城乡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在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探讨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共性与特殊性,提出解决不同类型区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关键 点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采用归纳与演绎法、文献综述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从评价我国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入手,以 时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和空间(不同行政等级的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两个维度,选取北京、黑龙江、安徽、西藏、成渝作为不 同发展阶段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案例,选取浙江、宁波、慈溪作为不同行政等级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案例,探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为 其他同类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四方面的结论:⑴城乡协调发展的本质是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我国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四大区域板块城乡协调发展态势 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与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规律基本一致。经城乡“效率-公平”协调度模型计算,目前我国城乡关系现状分为四个阶段:城乡协调区域、城乡一般 协调区域、城乡低协调区域和城乡不协调区域,并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四大区域板块分布规律,各区域的城乡协调度均在波动中不断提高。⑵从时间尺 度看,不同城乡关系类型的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可概括为北京模式、黑龙江模式、安徽模式、西藏模式、成渝模式等五种模式。北京、黑龙江、安徽 和西藏分别是我国城乡关系协调区域、一般协调区域、低协调区域和不协调区域的代表,也是我国东部率先发展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地区、中部崛起地区和西 部大开发地区的典型案例,加上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试验区,概括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五种模式。⑶政府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主体。从空间尺度探讨,不 同区域等级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中模式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省域统筹以决策和规划为主,市域统筹兼具执行权与决策权,县域统筹以执行为主。各级地方政府在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中应发挥互补合作的功能,因地制宜地推进“省管县”改革。⑷结合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分析,构建了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模型,为处于不同城 乡发展阶段的不同行政等级区域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向。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国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归纳与演绎,较为系统地归纳出西方国家和亚洲地区的城乡统筹模式。二是将案 例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在我国这一大的宏观背景下探讨城乡统筹发展的区域模式问题,开拓了宏观层面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研究视角。最后,构建了时间 和空间两个角度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模式,时间上以城乡关系发展阶段为依据,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协调、一般协调、低协调、不协调)城乡统筹的战略 模式,空间上以不同等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等级区域的地方政府(省、市、县)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中的战略重点,并提出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时 空模型。 收起
[19] 刘长生,简玉峰.

区域旅游开发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影响研究

[J].经济地理,2012,32(1):153-158.

[本文引用: 1]     

[ Liu Changsheng, Jian Yufeng.

Study on the internal influence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conomic Geography, 2012,32(1):153-158.]

[本文引用: 1]     

[20] 杨钧.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J].财经科学,2015(12):48-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 Yang Jun.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 Finance & Economics, 2015(12):48-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21] 王艳飞,刘彦随,严镔,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2016(1):20-28.

https://doi.org/10.1329/j.cnki.sgs.2016.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2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3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4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 Wang Yanfei, Liu Yansui,Yan Bin et al.

Spati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36(1):20-28.]

https://doi.org/10.1329/j.cnki.sgs.2016.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2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3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4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22] 余萱,李二玲.

河南省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

[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44(5):557-56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4978.2014.05.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国家及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河南省2000—2011年18个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用平均赋权法从城乡联系、城乡增长和城乡差异三方面构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指数,结果显示,河南省城乡发展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主要因为城乡增长率系数减小,说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大于城市,近年来的支农惠农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统筹城乡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比较大,河南省应该利用中部崛起战略和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机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新型城镇体系,促进城乡进一步协调发展.

[ Yu Xuan, Li Eringl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Henan Province.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2014,44(5):557-56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4978.2014.05.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乡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国家及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河南省2000—2011年18个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用平均赋权法从城乡联系、城乡增长和城乡差异三方面构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指数,结果显示,河南省城乡发展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主要因为城乡增长率系数减小,说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大于城市,近年来的支农惠农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统筹城乡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比较大,河南省应该利用中部崛起战略和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机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新型城镇体系,促进城乡进一步协调发展.
[23] 刘晨光,李二玲,覃成林.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与演化研究

[J].人文地理,2012,27(2):97-1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构建了城乡协调发展度指数,对中国2000—2008年31个省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整体变化及在大区上的空间差异进行了评价和原因探讨。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程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的降低,说明我国近些年的支农惠农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效果显著。东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发展逐步协调,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下降。东部城市和农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而西部是较低水平上的协调。东北地区先大幅下降后缓慢上升,中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度目前是最低的,变化较为复杂。

[ Liu Chenguang, Li Erling, Qin Chenglin.

Spatial patterns and its evolution of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12,27(2):97-1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构建了城乡协调发展度指数,对中国2000—2008年31个省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整体变化及在大区上的空间差异进行了评价和原因探讨。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程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的降低,说明我国近些年的支农惠农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效果显著。东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发展逐步协调,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下降。东部城市和农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而西部是较低水平上的协调。东北地区先大幅下降后缓慢上升,中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度目前是最低的,变化较为复杂。
[24] 徐建华. 计量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本文引用: 2]     

[ Xu Jianhua. Quantitative Geography.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6.]

[本文引用: 2]     

[25] 覃成林,郑云峰,张华.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

[J].经济地理,2013,33(1):9-14.

[本文引用: 2]     

[ Qin Chenglin, Zheng Yunfeng, Zhang Hua.

A study on the tendencies and feature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3,33(1):9-14.]

[本文引用: 2]     

[26]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2006-2015).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6-2015. ]

[本文引用: 1]     

[2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2006-2015).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6-2015. ]

[本文引用: 1]     

[2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Regional Economy (2006-2015).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6-2015. ]

[本文引用: 1]     

[29] 胡鞍钢,周绍杰,鲁钰锋,.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从1.0版到4.0版

[J].经济地理,2015,35(12):1-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密度—距离—分割”描述经济地理的框架,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建国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四个版本: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地区均衡发展战略的1.0版本(1949—1978年);旨在效率优先的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的2.0版本(1979—1998年);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平衡发展战略的3.0版本(1999—2014年);区域协调发展的4.0版本(2014年以后)。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1.0版本到3.0版本的转换逻辑和阶段性特征,从地区差距的角度评价了区域发展战略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影响。2014年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支撑带”,形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4.0版本,是中国未来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它不仅有利于在已取得的缩小地区差距的成就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也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创新国际发展模式,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Hu Angang, Zhou Shaojie, Lu Yufeng et al.

Reshaping Chinese Economic Geography: from Version 1.0 to Version 4.0.

Economic Geogrophy, 2015, 35(12):1-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密度—距离—分割”描述经济地理的框架,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建国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四个版本: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地区均衡发展战略的1.0版本(1949—1978年);旨在效率优先的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的2.0版本(1979—1998年);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平衡发展战略的3.0版本(1999—2014年);区域协调发展的4.0版本(2014年以后)。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1.0版本到3.0版本的转换逻辑和阶段性特征,从地区差距的角度评价了区域发展战略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影响。2014年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支撑带”,形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4.0版本,是中国未来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它不仅有利于在已取得的缩小地区差距的成就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也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创新国际发展模式,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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