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7 , 37 (11): 1696-170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1.011

Orginal Article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及协调分析

杨清可123, 段学军13, 李平星13, 王磊13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8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08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Between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in Jiangsu

Yang Qingke123, Duan Xuejun13, Li Pingxing13, Wang Lei13

1.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Jiangsu,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ic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Jiangsu,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11-1696-09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段学军,研究员。E-mail:xjduan@niglas.ac.cn

收稿日期: 2017-03-2

修回日期:  2017-06-23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1-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01187, 41601169)、中国科学院STS重点项目(KFJ-STS-ZDTP-011)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清可(1986-),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规划与土地利用研究。E-mail:yangqingke6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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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探讨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耦合格局及其协调发展程度,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研究表明:① 1996~2015年,江苏省土地开发度指数从0.339升至0.426,呈现平稳增长→快速增长→平稳增长的态势。利用效益指数从0.459提高至0.596。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1996~2015年苏南地区土地开发强度高,利用效益提升显著。苏北地区的宿迁、淮安与盐城等市的利用效益较低,“中部凹陷”特征明显。③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总体耦合态势可划分为减弱-波动-增强3个阶段,土地开发与利用效益重心均向东南移动,但效益重心移动速度稍快。④ 苏南地区土地开发度与开发效益耦合度大于0.8,低值区集聚在淮安、盐城等地。

关键词: 土地开发度 ; 利用效益 ; 空间特征 ; 协调分析 ; 江苏省

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ve promote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Jiangsu. By clarify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and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this articl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coupling patter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discussed woul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index of the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rises from 0.339 to 0.426, showing a steady growth->rapid growth->steady growth trend. Meanwhile, the index on land use benefit increases from 0.459 to 0.596. 2) There ar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intensity of l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of Jiangsu is high, and the use benefit is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uqian, Huai’an, Yancheng and other cities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have low use benefit,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of "central depression". 3)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is changing. The overall coupling situ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3 stages, that is, the weakening, the fluctu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Although the gravity centers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are moving towards the southeast, the speed is faster. 4) The coupling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is greater than 0.8 in South Jiangsu, and the low value of coupling is concentrated in Huaian, Yancheng and other places.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land demand of human settlements, would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for land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intensity.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land use policy and land intensive use level makes spatial variation on the feedback and degre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Keywords: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 land use benefit ; spatial pattern ; coordination analysis ;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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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可, 段学军, 李平星, 王磊.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及协调分析[J].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96-170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1.011

Yang Qingke, Duan Xuejun, Li Pingxing, Wang Lei.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Between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se Benefit in Jiangsu[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1): 1696-170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1.011

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土地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土地资源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是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21世纪中国土地资源利用的重要方向[1, 2]。土地开发度被视为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及其累积承载密度的综合反映,开发条件与技术、开发强度、开发效益、资源反馈效应和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是土地开发强度单元评价的主要内容[3]。目前国内外与土地开发度相关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土地承载力、建设用地扩张、土地开发调控以及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等方面[4~6]。建设用地扩张的特征和模式决定着土地开发的基本形态,扩张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则引导着土地开发的方向[7, 8]。而建设用地优化配置把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地适宜性、经济目标进行合理匹配,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而这正是土地开发度的研究目的[9]。土地开发与利用研究中考虑的影响因素日益全面,从只涉及土地的自然本底因素,逐渐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化对土地开发度的理解[10, 11]

土地利用效益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12],已成为衡量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重要标度[13]。Payne等分别在对城市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全方位剖析的基础之上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政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程度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分类等方面进行研究[14~17]。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土地利用与效益变化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作用于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综合反映[18, 19],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20]。主要涉及土地利用效益的关系辨析、评价指标、模型方法、耦合协调关系及阶段划分等方面;研究视角逐步由经济效益转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由单项效益评价转向综合效益评价[21, 22]。江苏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发达省份,土地开发与利用效益差异明显,认清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与耦合协调程度,有利于推进江苏省区域间形成定位明确、布局合理、功能清晰的土地开发功能区,对土地规划、经济战略和产业调整等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选取与权重计算

本文主要从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两方面来论述江苏省土地利用的空间协调情况。土地开发度作为一个衡量土地空间开发程度的新指标,用来反映建设用地规模[23]。研究认为“度”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事物本身数量变化的度量,是对土地开发数量及变化程度的度量,即对建设用地开发数量的度量,称之为土地开发的“广度”;二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的范围,主要从用地结构和人口承载等方面度量,称之为土地开发的“强度”。本文将土地开发度内涵扩充至对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土地利用的内部使用结构情况。从“广度”与“强度”两方面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全面反应土地开发度(表1)。对于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划、与资源禀赋客观现实,规避以往侧重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忽视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现象,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维度选取11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表2)。

表1   土地开发度评价体系及权重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and weight of land development degree

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指标计算方法权重属性
土地开发度土地开发广度建设用地开发建设用地/区域土地面积0.577+
土地开发强度用地结构强度x =∑(Ai ×Ci)0.205+
人口承载强度常住人口/城乡建设用地0.218+

注:1. AiCi分别为第i类土地利用分级指数和面积百分比[24]; 2.指标属性“+”表示正向指标,该项指标数据越大越好;“–”表示负向指标,该项指标数据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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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及权重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and weight of land use benefit

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指标计算方法权重属性
土地利用效益社会效益居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收入总额/常住人口0.153+
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常住人口0.039+
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居民消费支出总额0.040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社会消费零售额/常住人口0.010+
经济效益地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区域土地面积0.005+
地均公共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区域土地面积0.020+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土地面积0.005+
产业结构发展高级度[25]IH=θ1 +θ2,其中θ1用于度量第二三产业相对第一产业转移的效应,θ2用于度量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效应0.052+
生态效益森林覆盖率林地面积/区域土地面积0.063+
地均生态服务价值[26]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区域土地面积0.393+
景观多元化指数[27]GM = 1-∑Si2/ (∑Si)2,Sii类型土地面积0.220+

注:θ为土地利用度和利用效益指数重心变化后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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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空间协调发展度模型

1.2.1 总体耦合态势模型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在空间分布上是分离的,两者的分布高频区不相交叉。因此,采用重心模型和重心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叠性及其变动轨迹的一致性为指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考察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整体耦合态势。重心模型由61个单元构成,土地开发度和利用效益的重心模型分别为[28]

GD(x,y)=in[DiQ(xi,yi)]inDi(1)

GB(x,y)=in[BiQ(xi,yi)]inBi(2)

式(1)和(2)中:GDGB分别为土地开发度和利用效益重心;DiBi分别为第i个单元的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 Q(xi,yi)为各评价单元的行政中心的地理坐标;n为评价单元数量。

空间重叠性: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重心(xD,yD)的空间重叠性用两者间的距离S来表示,距离越近则重叠性越高。计算公式为:

S=d(GD,GB)=(xD-xB)2+(yD-yB)2(3)

变动一致性:用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两者重心较上一时间点产生位移的矢量交角θ来体现,θ越小表示变动越一致。由于θ取值为0°~180°,可用其余弦值作为变动一致性指数(H),指数越大其变动越一致。H取值为[-1,1],H=1则完全同向,H=-1则完全反向。设重心较上一时间点经度与纬度变化量分别为∆x和∆y,根据余弦定理:

H=cosθ=ΔxDΔxB+ΔyDΔyBΔxD2+ΔyD2)(ΔxB2+ΔyB2)(4)

1.2.2 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将LDD(Land Development Degree)和LUB(Land Use Benefit)分别代表土地开发系统和效益系统。针对本文研究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的目的,定义耦合度:

C=F1(m)×F2(n)F1(m)+F2(n)22k(5)

式中, F1(m)F2(n)表示度量两个系统发展水平的函数,分别为土地开发度指数和土地利用效益指数,mn分别为LDD和LUB的特征向量;k为区别系数,k≥2,取k=2。取值区间在2~5之间,为了加强区分度,本文k取4。

但单纯依靠耦合度C判别有可能产生误导,因为每个地区的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都有交错、动态和不平衡的特性。假设 F1(m)F2(n)得分都很低,但是却能得出其协调度高于两者一高一低时的结论。因此,为真实的反映土地开发与利用效益之间的实际情况,准确评价耦合协调水平,构建模型,定义其指标为A

T=αF1(x)+βF2(y)(6)

A=(C×T)γ(7)

式(6)和(7):T为发展度,代表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协调指数,反映两者的整体效益;γ,α,β为待定参数,一般取γ=0.5,αβ的取值取决于土地开发度和利用效益的相对重要程度[29]。在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耦合过程中,土地开发度的提高能够带动利用效益增长,利用效益亦能促进土地开发度的提高,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借鉴通行的做法,赋予α=0.5,β=0.5。同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0],将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协调关系所处阶段进行分类(表3)。

表3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

Table 3   Judgement standard and typ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LDD and LUB

耦合度耦合阶段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阶段
0<C≤0.3分离阶段0<A≤0.3低协调阶段
0.3<C≤0.5拮抗阶段0.3<A≤0.5中协调阶段
0.5<C≤0.8磨合阶段0.5<A≤0.8高协调阶段
0.8<C≤1耦合阶段0.8<A≤1极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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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

研究单元的土地利用类型与面积数据通过实际调研方式,来源于江苏省国土厅的1996~2015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二级(一级)分类面积汇总表。根据土地利用的分类,一级分类统一合并成“一调”时的8类,二级分类也调整为46类,使得两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便于本文进行长时间序列的比较分析。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1997~2016年《江苏统计年鉴》[31]、相应地市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生态环境数据来自各地市《环境质量报告》与《环境年鉴》。

2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时空特征

2.1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时序特征

1996~2015年,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存在不同的时序变化特征(图1)。1996~2015年,江苏省土地开发度指数从0.339升至0.426,呈现平稳增长-快速增长-平稳增长的态势。其中1996~2008年与2011~2015年指数上升较为平稳,年均增长分别为1.03%和0.88%;2008~2011年,指数提升较快,年均增长2.41%,主要由于2008年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以外向型经济显著的江苏省受到冲击较大,为稳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政府采取大规模的产业扩张政策,设立和扩大已有开发区,投资主要进入重化工、钢铁、造船等行业。

图1   1996~2015年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指数变化

Fig.1   Changes of LDD and LUB in Jiangsu during 1996-2015

土地开发效益指数从1996年的0.459增至2015年的0.596,除2009年指数下降0.8%外,其余年份均均衡增长。1996~2008年,经济快速发展,土地市场供给较为充足,且使用的市场定价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开发较为粗放,效益增长缓慢。2008年后,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市场供应紧张,土地作为重要发展要素,经济与资本价值凸显,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2008~2015年的效益提升速度较1996~2008年高1.13%。

2.2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格局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差异也较为显著(图2,图3)。土地开发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1996~2015年经历着土地开发的高速扩张,开发广度年均增长分别是苏中与苏北的1.83与2.64倍。南京、无锡、苏州等经济强市,城市发展用地需求量大,大量优质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城市建成区规模急剧增长。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外来人口不断集聚,土地开发中的人口承载强度逐渐提升。苏南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承载较大的经济与人口比重,是省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盐城、淮安等地由于土地面积基数大,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对人口的吸引度较低,人口承载能力有限,成为土地开发的凹陷地带。

图2   1996~2015年江苏省土地开发度的空间特征

Fig.2   Distribution of LDD in Jiangsu during 1996-2015

图3   1996~2015年江苏省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

Fig.3   Distribution of LUB in Jiangsu during 1996-2015

土地开发效益的空间与传统上经济发展水平的苏南-苏中-苏北梯度差异不同(图3)。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部分地区,土地供应紧张,投资强度大,经济效益较大;地处宜溧丘陵,森林覆盖率与景观多元化指数较高,生态环境效益较高。由于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工业基础较好,开发效益也较高,但由于经济发展慢于苏南等县市,其效益高值区不断缩小。低值区主要位于苏北的宿迁、淮安与盐城等市,在东海-沭阳-涟水-兴化一线形成明显的“中部凹陷”现象。

3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分析

3.1 总体耦合态势分析

利用重心模型、空间叠置性和变动一致性公式测算出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重心间的距离呈现出平稳-扩大-企稳的态势(图4、5),根据重心间距离和变动一致性指数,将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耦合态势划分为3个阶段:① 1996~2002年,耦合性减弱阶段。江苏省土地开发度的重心缓慢向东南方向移动,土地利用效益的重心缓慢向东移动。土地开发度重心移动速度(年均移动距离0.48 km)略快于利用效益重心的移动速度(年均移动距离0.44 km),重心变动一致性指数为负数,变动方向相反,表明两者的耦合协调性较弱。 2002~2008年,耦合性波动阶段。土地开发度的重心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利用效益重心亦缓慢向东南移动。开发度重心移动速度(年均1.88 km)是利用效益重心移动速度(年均0.28 km)的7.18倍,重心间的距离迅速扩大至10.36 km,但变动一致性指数是正数,两重心的变动方向是相同的。江苏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尤其是沪宁铁路沿线的苏南五市,各类发展区纷纷设立,产业开发,集聚人口,推动了建成区扩张,土地开发度重心向东南移动。③ 2008~2015年,耦合性增强阶段。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重心均向东南移动,但是移动速度减慢(年均分别为0.74 km和0.26 km),变动一致性指数除2010年为负数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且均值达0.36,是本文所划分3个阶段中最大的,直接说明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耦合程度不断增强。

图4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重心变动趋势

Fig.4   The track changes in the focus of LDD and LUB in Jiangsu

图5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重心的距离和变动一致性指数比较

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verlapping of LDD and LUB and consistency of their movement

3.2 空间耦合协调特征分析

1996~2015年江苏省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土地开发、利用结构与产出效益受到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城市发展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通过耦合模型综合测评,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相互关联作用的强度空间差异性显著(图6):① 土地开发度与开发效益耦合度大于0.8的区域集中在苏南、苏中的泰州和苏北的宿迁、徐州部分县区。苏南作为省内经济最为发达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居空间用地需求持续扩张,致使土地开发度持续提高,但由于重视建设用地节约利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力推进,使土地利用效益保持在较高水平。苏北的宿迁、徐州部分县区经济发展程度受限,开发度和利用效益水平层次较低,但耦合度较高。② 耦合度低值区集中在淮安、盐城等地,1996年以后耦合度低于0.3,处于分离阶段。此类地区为传统的经济落后区域,产业发展缓慢且结构单一,第一产业占相当比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处于起步阶段,人口集聚能力有限,建成区扩张缓慢,土地开发度较低。③ 从时间维度上看,处于耦合阶段的区域不断缩小,处于分离阶段的低值区不断强化,其覆盖的区域有所拓展,区域差异性特征依然存在。说明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空间利用呈现低密度、分散化倾向,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等级开发强度低,导致土地开发与产出效益之间的偏离越来越大。

图6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耦合度空间分布

Fig.6   The coupling degree of LDD and LUB in Jiangsu

研判区域土地开发与投入产出情况是否合理有序,除对其相互作用强度和关联程度进行考虑外,还须对其协调性加以研究。根据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存在一致性(图7):① 处于低耦合度的淮安和盐城部分县市,其耦合特征呈现低度有序协调状态,此类地区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之间是一种低水平的协同演进,产业发展多处初级阶段,土地开发程度和利用效益提升的响应敏感性较迟钝。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高耦合度区域对应的耦合协调度也属高值区域,体现为一种高水平同步演进状态。③ 从时序和空间格局来看,土地利用度与利用效益之间的协调演进关系不断演化。处于中极协调与高协调阶段(0.5~1)的区域耦合协调度持续下降,空间上集中分布在苏南,以及苏北的部分地区。1996年处于极协调阶段的县区占评价单元总数的37.7%,到2015年下降至21.3%;而处于中、低耦合协调度阶段的区域比重由1996年的21.4%升至2015年的36.1%。

图7   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7   The coordinating degree of LDD and LUB in Jiangsu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以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耦合关系为切入点,分别从总体耦合态势和空间耦合特征等方面揭示了其土地开发与利用情况,结果表明:① 1996~2015年间,江苏省土地开发度指数从0.339升至0.426,呈现平稳增长-快速增长-平稳增长的态势。利用效益指数从0.459提高至0.596,土地作为重要发展要素,经济与资本价值凸显,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2008~2015年的开发效益提升速度较1996~2008年高1.13%。②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1996~2015年苏南地区土地开发强度高,利用效益提升显著。苏北地区的宿迁、淮安与盐城等市的利用效益较低,“中部凹陷”空间特征明显。③ 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总体耦合态势可划分为减弱-波动-增强3个阶段,土地开发与利用效益重心均向东南移动,但效益重心移动速度稍快。④ 苏南地区土地开发度与开发效益耦合度大于0.8,低值区集聚在淮安、盐城等地。由于区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居空间用地需求对土地开发与扩张影响强度不一,且利用过程中土地政策、集约节约水平差异显著,使得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之间的联动和传导作用反馈不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较大。

通过构建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评价体系与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探讨江苏省土地开发度与利用效益的空间特征、耦合与协调发展程度,有利于推进江苏省区域间形成定位明确、布局合理、功能清晰的土地开发功能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土地资源利用更趋集约高效,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增强,使江苏省“两个率先”的各项目标在空间上得到有效落实,以科学开发引领未来长远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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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pace is particularly indispensable for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ecosystem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is study was an attempt to dynamically map and monitor green spaces in Greater Dhaka of Bangladesh.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were acquired to document the spatial–temporal dynamics of green spaces in the study area. Using a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multi-temporal land use/cover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a set of satellite images. A number of spatial metrics were employed to understand the landscape condition in a multi-temporal manner. In addition, 50 key informants along with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nd observation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document existing management aspects of green spaces and their conservation policies.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reen spaces in Greater Dhaka are rapidly disappearing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even though they provide a number of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disappearance of green spaces was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mainly driven by rural–urban migration. As a result, the landscape became highly fragmented and less connected.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of green patches is also leading to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landscape. The drastic reduction of green spaces in Greater Dhaka has been attributed to a lack of policy, low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poor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green spaces and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city’s ecosystem,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strategic green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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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多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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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于遥感手段获取的沈阳市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历史数据,对SLEUTH城市扩展模型进行校正,对未来(2005-2030年)不同管理情景下的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模拟,并对其发展变化趋势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显示,在三种管理情景下,未来的沈阳市城市建设用地都将持续增加,大量的耕地资源被侵占;但不同管理情景下,城市景观格局和区域面临的景观生态风险却表现出明显差异。SLEUTH模型的模拟结果较好地反映了沈阳市不同土地利用政策、规划方案等对未来城市扩展和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的潜在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城市增长管理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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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于遥感手段获取的沈阳市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历史数据,对SLEUTH城市扩展模型进行校正,对未来(2005-2030年)不同管理情景下的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模拟,并对其发展变化趋势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显示,在三种管理情景下,未来的沈阳市城市建设用地都将持续增加,大量的耕地资源被侵占;但不同管理情景下,城市景观格局和区域面临的景观生态风险却表现出明显差异。SLEUTH模型的模拟结果较好地反映了沈阳市不同土地利用政策、规划方案等对未来城市扩展和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的潜在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城市增长管理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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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livestock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in the Hills of Nepal based on total digestive nutrient analysis

[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0, 78(3): 223-235.

https://doi.org/10.1016/S0167-8809(99)00128-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and degradation and poverty caused by traditional arable agriculture have been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ecologically fragile and economically backward mountains of Nepal. There is a prospect to address both of these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by promoting livestock raising. However, a large livestock population exceed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will risk undermining the sustain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se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concer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under on-going and improved management systems based on total digestive nutrient (TDN) demand and supply situation in the study area. Results of analyses revealed that under the current type of management system, land resources in Shyangja district could provide the required amount of TDN to 147,735 livestock standard units (LSU), whereas the total number of LSU had already reached 203,510 as of 1996/97. Provided improvements are made in forest and grazing-l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in crop production and agroforestry systems in line with assumptions made, land resources in the study area will be able to accommodate additional 6408 LSU on top of existing stock by the year 2001/02 and 63,113 LSU by the year 2006/07.
[5] 哈斯巴根,李百岁,宝音,.

区域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

[J]. 地理科学, 2008, 28(2): 189-1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2.010      URL      Magsci      摘要

在传统食物型人口承载力基础上,引进表征土地资源经济产出的货币型人口承载力来综合考虑土地资源人口综合承载力,建立了区域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模型。并以呼和浩特市域作为研究区域,运用系统动力学(SD)原理与方法,在不同情景下模拟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得出较优的发展方案,即到2020年呼和浩特市域食物型人口承载力为310万人,货币型人口承载力为1 723万人,综合人口承载力为1 000万人口,货币型人口承载力多出食物型人口承载力5.56倍,货币型人口承载力对综合人口承载力的贡献远超过了食物型人口承载力的贡献。

[Hasbagen, Li Baisui, Bao Yin et al.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f regional land carrying capa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2): 189-1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2.010      URL      Magsci      摘要

在传统食物型人口承载力基础上,引进表征土地资源经济产出的货币型人口承载力来综合考虑土地资源人口综合承载力,建立了区域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模型。并以呼和浩特市域作为研究区域,运用系统动力学(SD)原理与方法,在不同情景下模拟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得出较优的发展方案,即到2020年呼和浩特市域食物型人口承载力为310万人,货币型人口承载力为1 723万人,综合人口承载力为1 000万人口,货币型人口承载力多出食物型人口承载力5.56倍,货币型人口承载力对综合人口承载力的贡献远超过了食物型人口承载力的贡献。
[6] 肖思思.

江苏小环太湖地区国土资源承载力及其优化调控措施研究[D]

. 南京: 南京大学, 2008.

[本文引用: 1]     

[Xiao Sisi.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of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in Taihu Area of Jiangs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2008.]

[本文引用: 1]     

[7] Kasanko M, Barredo J I, Lavalle C et al.

Are European cities becoming dispers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5 European urban area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7(1-2): 111-130.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5.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15 European urban areas. Five indicator sets are used to shed light on built-up areas, residential land use, land taken by urban expansio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 density. The built-up areas have grown considerably in all studied cities. The most rapid growth dates back to 1950s and 1960s. The annual growth pace has slowed down in the 1990s to 0.75%. In half of the studied cities over 90% of all new housing areas built after the mid-1950s are discontinuous urban developments. When putting these findings into the context of stable or decreasing urban popul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cities has become less compact. In most cases it is mere a question of taste whether to call it urban sprawl or urban dispersion. Although most studied urban areas have experienced dispersed growth, as a result of the analysis we divide the cities in three groups: compact southern cities, northern and eastern cities with looser structures and lower densities mainly located in northern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in the midway between the extremes. However it has to be borne in mind that groupings are always to some extent artificial, forcing strict boundaries on phenomena which are continuous by nature.
[8] Dai Junliang, Gao Xiaolu, Du Shoushuai.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and Land Use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 Overview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8(3): 73-82.

https://doi.org/10.1080/10042857.2010.10684994      URL      [本文引用: 1]     

[9] Chambers C P.

Allocation rules for land divi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5, 121(2): 236-258.

https://doi.org/10.1016/j.jet.2004.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lassical land division problem formalized by Steinhaus (Econometrica 16 (1948) 101–104) in a multi-profile context. We propose a notion of an allocation rule for this setting. 02We discuss several examples of rules and properties they may satisfy. Central among these properties is division independence : a parcel may be partitioned into smaller parcels, these smaller parcels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 leaving a recommended allocation for the original parcel. In conjunction with two other normative properties, division independence is shown to imply 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
[10] 李智,余宝林,陈晓,.

基于MAPGIS的土地利用强度分析——以秦皇岛市主城区为例

[J].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08, 31(4): 34-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867.2008.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秦皇岛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在城镇地籍数据库的基础上,计算主城区内每块宗地图斑的土地利用强度.重点对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计算的技术流程和技术要点进行介绍,分析全市土地利用强度,为提高该区的土地利用率、合理配置和集约利用土地提供了科学依据.

[Li Zhi, Yu Baolin, Chen Xiao et al.

Analysis on present intensity of land use based on MapGIS—Taking the urban area of Qinhuangdao city as an example.

Geomatics &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8, 31(4): 34-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867.2008.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秦皇岛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在城镇地籍数据库的基础上,计算主城区内每块宗地图斑的土地利用强度.重点对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计算的技术流程和技术要点进行介绍,分析全市土地利用强度,为提高该区的土地利用率、合理配置和集约利用土地提供了科学依据.
[11] 田彦军,郝晋珉,韩亮,.

县域土地利用程度评估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J]. 农业工程学报, 2003, 19(6): 293-29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新形势下回顾和总结了以往土地利用率衡量土地利用程度的优缺点,并从利用广度、强度和深度3个层次全面阐述土地利用率的内涵,由此提出衡量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应当从种植制度、有效生物产出、经济产出3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土地利用率复种指数、产出指数和效益指数三者各有侧重。研究结果表明,曲周县全县土地利用程度高的区域分布较为典型,集中分布在3个区域:一是以四疃为中心科技辐射点的北部区域;二是依托邯临公路两侧的带状区域;三是以城关镇为中心高投入辐射面的东部区域。

[Tian Yanjun, Hao Jinmin, Han Liang et al.

Application and modeling of land use degree evaluation-models on county regional scale.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03, 19(6): 293-29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新形势下回顾和总结了以往土地利用率衡量土地利用程度的优缺点,并从利用广度、强度和深度3个层次全面阐述土地利用率的内涵,由此提出衡量区域土地利用程度应当从种植制度、有效生物产出、经济产出3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土地利用率复种指数、产出指数和效益指数三者各有侧重。研究结果表明,曲周县全县土地利用程度高的区域分布较为典型,集中分布在3个区域:一是以四疃为中心科技辐射点的北部区域;二是依托邯临公路两侧的带状区域;三是以城关镇为中心高投入辐射面的东部区域。
[12] 曹堪宏,朱宏伟.

基于耦合关系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以广州和深圳为例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8): 58-66.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0.013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建立起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用耦合度来表达这两种效益之间的协调关系与程度,并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对沿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规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81~2008年28年间,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81~1984年)的土地利用效益从低级共生向协调发展过渡阶段;中期(1985~2003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发展阶段;后期(2004~2008年)的土地利用效益不甚协调发展阶段,广州和深圳的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接近90°,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广州和深圳未来的土地利用效益可能进入极限发展阶段。

[Cao Kanhong, Zhu Hongwei.

Th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land us efficiency: Guangzhou and Shenzhen cases study.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0,(8): 58-66.]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0.013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建立起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用耦合度来表达这两种效益之间的协调关系与程度,并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对沿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规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81~2008年28年间,广州和深圳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81~1984年)的土地利用效益从低级共生向协调发展过渡阶段;中期(1985~2003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发展阶段;后期(2004~2008年)的土地利用效益不甚协调发展阶段,广州和深圳的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接近90°,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广州和深圳未来的土地利用效益可能进入极限发展阶段。
[13] 陶江,吴世新,董雯.

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J]. 干旱区地理, 2009, 32(6): 985-9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是衡量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度。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建立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天山北坡经济带1990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及各类效益的协调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1990—200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均有所增长,其中克拉玛依的综合效益上升幅度最大,而呼图壁的综合效益上升幅度最小,其余市县呈小幅增长。三大效益子系统在不同的市县具有较大的差异。(2)目前天山北坡经济带11个市县中有6个呈现出不协调状态;4个处于基本协调状态,总体协调状态不理想。1990—2005年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区域差异明显。沙湾、乌鲁木齐、奎屯和乌苏的协调度呈现上升状态;协调度呈下降态势的是阜康、米泉、玛纳斯、呼图壁和克拉玛依,昌吉和石河子的协调度的变化较小。

[Tao Jiang, Wu Shixin, Dong Wen.

Evaluation of land use efficiency in Economic Belt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rid Land Geography, 2009, 32(6): 985-9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是衡量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度。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建立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天山北坡经济带1990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及各类效益的协调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1990—200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均有所增长,其中克拉玛依的综合效益上升幅度最大,而呼图壁的综合效益上升幅度最小,其余市县呈小幅增长。三大效益子系统在不同的市县具有较大的差异。(2)目前天山北坡经济带11个市县中有6个呈现出不协调状态;4个处于基本协调状态,总体协调状态不理想。1990—2005年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区域差异明显。沙湾、乌鲁木齐、奎屯和乌苏的协调度呈现上升状态;协调度呈下降态势的是阜康、米泉、玛纳斯、呼图壁和克拉玛依,昌吉和石河子的协调度的变化较小。
[14] Payne G.

Urban land tenure policy options: Titles or rights?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1, 25(3): 415-429.

https://doi.org/10.1016/S0197-3975(01)0001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ddresses urban land tenure 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draws heavily on a recen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1 1 Payne, Geoffrey ‘Urban land tenure and property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London, 1997. and a research project 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tenure for the urban poor’ which involved case studies in over te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 full report on the project is being present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Istanbul+5 conference. Following a review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tenure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paper shows that perceptions of tenure security are as important to households as legal status. It demonstrates that in most cities there is a continuum of tenure categories ranging in levels of security from pavement dwellers to freehold owners and that policies which involv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from one category to another may distort land markets and expose vulnerable social groups, such as tenants, to eviction. From this, it is argued that a more cautious approach is advisable so that existing situations can be stabilised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greater de facto rights. This will give time for the capacity of land registries and management agencies to be improved and assessments made of more formal methods for increasing tenure security.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erefore to build on what tenure systems already exist, rather than introduce radical changes, until more experience is gained in predicting policy outcomes.
[15] Wannasai N, Shrestha R P.

Role of land tenure security and farm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rasae Watershed, Thailand

[J]. Land Use Policy, 2008, 25(2): 214-224.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07.07.003      URL      摘要

Land tenure and resource availability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land us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chang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land tenure security and farm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rasae Watershed, Thailand, using GIS and farm-level data. Forest conversion to annual crops and subsequently to perennial crops was a typical land use change during 1982 2004. Tenure insecurity i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encroachment. Insecure landholders adopt perennial crops in order to acquire basic land use rights and entitlement to subsequent legal registration, while more secure land tenure is seen to have economic advantages for production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Although land tenure security can act as a crucial factor in land use decision making, farmers opt for different land use option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arm size and available labor. To advance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insecure and temporary landholders and support forest conservation, this report concludes that an effective policy should aim to improve both farm productivity and land quality while protecting the remaining forest.
[16] Louw E.

Land assembly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s-Hertogenbosch in The Netherlands

[J]. Land Use Policy, 2008, 25(1): 69-80.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06.09.002      URL      摘要

Landownership is the key to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property development. Fragmented land ownership hinders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but can be overcome by methods, which assemble land more easily. In theory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land can be assembled: land readjustment and land banking. In this paper, both types are conceptualised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a case study in the Dutch town of -Hertogenbosch the land assembly proces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ndustrial estate/station area is analysed. It shows how land assembly in the Netherlands is embedded i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but that the type of land assembly used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e and situation. Although the land assembly process seem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end public land assembly may curtail compet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market.
[17] Owen S M, Mackenzie A R, Bunce R G H et al.

Urban land classification and its uncertainties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cluster analyses: A case study for the UK West Midland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8(4): 311-321.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5.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n urban land-cover classification of the 900 km 2 comprising the UK West Midland metropolitan area was generated for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stratified environmental survey and sampling. The classification grouped the 900 km 2 into eight urban land-cover classes. Input data to th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were derived from spatial land-cover data obtained from the UK Centre for Ecology and Hydrology, and from the UK Ordnance Survey. These data provided a description of each km 2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land cover of 25 attributes (e.g. open land, urban, villages, motorway, etc.).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land-cover dataset was reduc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eight urban classes were derived by cluster analysis using an agglomeration technique on the extracted components. The resulting urban land-cover classes reflected groupings of 1 km 2 pixels with similar urban land morphology.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this agglomerative classification we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using fuzzy-type analyses. Our study is the first report of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a classification of this type. The resulting classification for the UK West Midland metropolitan area offers an impartial basis for 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urveys. The methods used can be adapted readily to other metropolitan areas where generic urban features (e.g. roads, housing density) are gridded.
[18] Chakir R, Gallo J L.

Predicting land use allocation in France: A spatial panel data analysi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 92(8): 114-125.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12.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edictions of future land use areas are an important issue as land use patterns significantly impac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iodiversity, water pollution, soil erosion, and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aggregated land use share models, we propose in this paper a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by controlling for both unobserved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ur model is a land use shares model applied to aggregated data in France. Our dataset is a panel which covers both time series observations from 1992 to 2003 and cross-sectional observations by D partement (equivalent to NUTS3 regions). We consider four land use classes: (1) agriculture, (2) forest, (3) urban and (4) other use.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reas in land in different alternative uses and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influencing land us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 our findings are threefold: First, controlling for both unobserved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utperforms any other specification in which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or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are ignored. Second, accounting for cross-equation correlations does not seem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performances and finally, ignoring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introduces substantial loss in prediction accuracy.
[19] 刘彦随,刘玉,陈玉福.

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

[J]. 地理学报, 2011, 66(10): 1379-1389.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域空间的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地域功能及其发展定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地域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分析模型,开展了中国县域尺度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判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湖北中部及湖南东部等平原集中分布区;社会保障功能则大致由沿海到内地、由北到南逐渐减弱;生态保育功能一级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将各单项功能进行县域尺度耦合,评价了各县域的综合功能强度,划分出综合功能强势区和弱势区,探讨了强化县域主导功能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等创新机制和政策,为统筹区域发展和提升县域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Liu Yansui, Liu Yu, Chen Yufu.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t county scale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0): 1379-1389.]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域空间的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地域功能及其发展定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地域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分析模型,开展了中国县域尺度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判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湖北中部及湖南东部等平原集中分布区;社会保障功能则大致由沿海到内地、由北到南逐渐减弱;生态保育功能一级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将各单项功能进行县域尺度耦合,评价了各县域的综合功能强度,划分出综合功能强势区和弱势区,探讨了强化县域主导功能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等创新机制和政策,为统筹区域发展和提升县域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20]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13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篷勃开展。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提出将其分为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并以此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两种地类乃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头。随后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方向,涉及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类型、互馈作用机理与动力机制、资源与环境效应、优化调控模式和途径等方面。

[Long Hualou.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2): 131-13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篷勃开展。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提出将其分为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并以此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两种地类乃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头。随后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方向,涉及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类型、互馈作用机理与动力机制、资源与环境效应、优化调控模式和途径等方面。
[21] 宋戈,高楠.

基于DEA方法的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008, 28(2): 185-18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哈尔滨市建成区土地利用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哈尔滨市所处发展阶段及土地利用现状特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DEA方法为手段,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学计算,对哈尔滨市2001~2005年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哈尔滨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一般,且土地投入有冗余。提出加强城市存量土地利用、注重不同用地类型的投资比例、调整产业结构三方面入手提出提高哈尔滨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建议。

[Song Ge, Gao Nan.

Economic benefit analysis of urban land utilization based on DEA method—A case of Harbin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2): 185-18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哈尔滨市建成区土地利用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哈尔滨市所处发展阶段及土地利用现状特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DEA方法为手段,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学计算,对哈尔滨市2001~2005年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哈尔滨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一般,且土地投入有冗余。提出加强城市存量土地利用、注重不同用地类型的投资比例、调整产业结构三方面入手提出提高哈尔滨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建议。
[22] 王国刚,刘彦随,方方.

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4): 649-65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4.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土地利用效益的多样化。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效益测度指数与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了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耦合格局及其协调发展特征。研究表明: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分异性与集聚性特征显著;经济社会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平原区,生态高值区以冀西北间山盆地、坝上高原和辽宁山地丘陵区为主;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类型看,环渤海地区磨合阶段区域数量最多,占研究区的63.9%,集中分布于冀中冀南和山东省;低度耦合、拮抗阶段的区域呈带状环绕环渤海北部地区;高度耦合区域呈现出散乱的点状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指数显示,轻度失调区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初级协调区域,滞后失调区域数量较少,分别占环渤海地区总面积的51.09%、31.76%和10.87%。通过划分土地利用类型区,制定差别化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加强区域土地管理与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是今后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重要方向。

[Wang Guogang, Liu Yansui, Fang Fa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spatial distinction of land use efficiency around Bohai Rim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4): 649-65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4.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土地利用效益的多样化。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效益测度指数与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了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耦合格局及其协调发展特征。研究表明: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分异性与集聚性特征显著;经济社会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平原区,生态高值区以冀西北间山盆地、坝上高原和辽宁山地丘陵区为主;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类型看,环渤海地区磨合阶段区域数量最多,占研究区的63.9%,集中分布于冀中冀南和山东省;低度耦合、拮抗阶段的区域呈带状环绕环渤海北部地区;高度耦合区域呈现出散乱的点状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指数显示,轻度失调区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初级协调区域,滞后失调区域数量较少,分别占环渤海地区总面积的51.09%、31.76%和10.87%。通过划分土地利用类型区,制定差别化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加强区域土地管理与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是今后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重要方向。
[23] 陈逸,黄贤金,吴绍华.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开发度研究综述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3,(7): 9-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3.07.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现在乃至将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文章提出了表征区域建设用地合理规模的“土地开发度”,论述其概念和内涵,并从土地承载力、建设用地扩张、土地开发调控、土地优化配置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要加强区域建设用地开发的最大容量的综合评估的研究展望。

[Chen Yi, Huang Xianjin, Wu Shaohua.

Review of the degree of land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3,(7): 9-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3.07.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现在乃至将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文章提出了表征区域建设用地合理规模的“土地开发度”,论述其概念和内涵,并从土地承载力、建设用地扩张、土地开发调控、土地优化配置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要加强区域建设用地开发的最大容量的综合评估的研究展望。
[24] 刘欢,张荣群,郝晋民,.

基于半方差函数的银川平原土地利用强度图谱分析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23): 225-23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2.23.030      URL      Magsci      摘要

应用地学信息图谱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变化规律,可以揭示土地利用强度的区位变化特征,为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依据。该文以银川平原为研究区,通过土地利用遥感制图和基于半方差函数的地统计学方法,对银川平原2006年土地利用强度图谱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银川平原的土地利用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规律性,表现为南-北方向性,在银川平原中部表现明显的带状特征,南部表现明显的环状特征,银川平原的西部和北部土地利用强度较弱,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最低值只有0.9449;各级行政中心、灌排水系统和交通网络控制着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加强各级居民点周边地区土地利用调控与优化布局以及银川平原西部、北部中低产田的整治利用是当地土地整理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Liu Huan, Zhang Rongqun, Hao Jinmin et al.

Tupu analysis of land use intensity using semi-variance in Yinchuan Plain.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2, 28(23): 225-23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2.23.030      URL      Magsci      摘要

应用地学信息图谱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变化规律,可以揭示土地利用强度的区位变化特征,为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依据。该文以银川平原为研究区,通过土地利用遥感制图和基于半方差函数的地统计学方法,对银川平原2006年土地利用强度图谱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银川平原的土地利用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规律性,表现为南-北方向性,在银川平原中部表现明显的带状特征,南部表现明显的环状特征,银川平原的西部和北部土地利用强度较弱,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最低值只有0.9449;各级行政中心、灌排水系统和交通网络控制着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加强各级居民点周边地区土地利用调控与优化布局以及银川平原西部、北部中低产田的整治利用是当地土地整理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25] 关伟,许淑婷.

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关系

[J]. 地理学报, 2014, 69(4): 520-53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4008      URL      摘要

本文评价与分析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能源效率的空间等级与结构特征,分别从DEA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及融合二者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方面来进行研究。在对各地级市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集中度测度与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评价模型总结了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辽宁省各地级市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沈阳、大连、鞍山、锦州属于高能效地区,低能效高能耗地区集中在辽西北地区与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②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能源利用效率的高能效区域分别呈现“竹型”、“二字型”、“工字型”的空间结构特征;趋势分布面上,能源利用效率自东向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自北向南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的双核结构特征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空间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③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南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以沈阳、大连为两极的“工字型”特征,产业结构集中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辽中南城市群;④全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整体耦合度较低,沈阳大连两极高度耦合,产业结构高级度与能源效率的耦合度相对较高。

[Guang Wei, Xu Shuting.

Spatial patterns and coupling relations between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Liaoning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520-53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4008      URL      摘要

本文评价与分析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能源效率的空间等级与结构特征,分别从DEA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及融合二者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方面来进行研究。在对各地级市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集中度测度与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评价模型总结了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辽宁省各地级市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沈阳、大连、鞍山、锦州属于高能效地区,低能效高能耗地区集中在辽西北地区与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②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能源利用效率的高能效区域分别呈现“竹型”、“二字型”、“工字型”的空间结构特征;趋势分布面上,能源利用效率自东向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自北向南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的双核结构特征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空间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③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南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以沈阳、大连为两极的“工字型”特征,产业结构集中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辽中南城市群;④全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整体耦合度较低,沈阳大连两极高度耦合,产业结构高级度与能源效率的耦合度相对较高。
[26] Costanza R, D’Arge R, Groot R D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 Nature, 1997, 387(15): 253-260.

https://doi.org/10.1038/387253a0      URL      摘要

The services of ecological systens and the natural capilal stocks that produce them are critical to the functiouing of the Erarth's life-support system.They contribule to human welfare.both direetly and indireetly,and therefore represent part of the totaleeononic value of the planet.We have estimated the eurrent biosphere.the value(most of which is ontside the market)is estimated to be in the range of USS16-54trillion(1012)per year,with an average of USS33 trillion per year.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uncertainties,this must be considered a mininum estimate.Global gross national produet total is around USS18 trillion per year.
[27] Cai Y, Zhang H, Pan W et al.

Urban expan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atural Wetland Distribution Area in Fuzhou City, China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2, 22(5): 568-577.

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2-0564-7      URL      摘要

This paper principally focuses on land use dynamics, urban expansion and underlying driving forces in the Natural Wetland Distribution Area (NWDA) of Fuzhou City in the southeastern China. Based on time series Landsat TM/ETM+ imageries and historical data,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1989 to 2009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remote sensing (R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iq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uilt-up land increased from 151.16 km 2 in 1989 to 383.76 km 2 in 2009. Approximately 64.25% of the newly emerging built-up land was converted from cropland (29.47%), forest and shrub (25.78%), water (3.73%), wetland (4.61%), and bare land (0.66%) during 1989 and 2009. With a remarkable decrease in cropland,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23.6%. Moreover,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facilities, industrial parks, and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along the Minjiang River resulted in the eastward and southward expansion of built-up land. Additionally, the growth pattern of built-up land in the NWDA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DP per capita, and structure of industry. As a result, the observe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such as loss of cropland and wetland due to heavy pressure of rapid urbanization have greatly impaire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y. Thus, in addition to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policies towards minimiz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should be urgently strengthened to bala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o make sure the sustainable land use.
[28] 樊杰,陶岸君,吕晨.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 87-95.

https://doi.org/10.3760/j.issn:1001-7097.2007.07.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ldquo;多阶段倒U形&rdquo;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p>

[Fan Jie, Yao Anjun, Lv Che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centroids of economic gravity and population gravity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gional gap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1): 87-95.]

https://doi.org/10.3760/j.issn:1001-7097.2007.07.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ldquo;多阶段倒U形&rdquo;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p>
[29] 吴玉鸣,张燕.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J]. 资源科学, 2008, 30(1): 25-30.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如何协调高速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及资源耗竭的关系涉及到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承载,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于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18项指标构成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系统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值赋权法对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区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尚处于低强度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区域耦合强度与协调程度在空间上还没有达到良性共振,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要改变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低的现状,各个区域需要依据各自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向良性的、可持续的耦合协调方向转变。

[Wu Yuming, Zhang Yan.

Analyzing coupl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China.

Resources Science, 2008, 30(1): 25-30.]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如何协调高速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及资源耗竭的关系涉及到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承载,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于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18项指标构成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系统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值赋权法对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区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尚处于低强度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区域耦合强度与协调程度在空间上还没有达到良性共振,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要改变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低的现状,各个区域需要依据各自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向良性的、可持续的耦合协调方向转变。
[30] 刘浩,张毅,郑文升.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805-1817.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1.002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Liu Hao, Zhang Yi, Zheng Wensheng.

Evaluation on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of intensive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Case studies of the cities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805-1817.]

https://doi.org/10.3724/SP.J.1011.2011.002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31] 江苏省统计局. 江苏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16.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Statistic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1997-2016.]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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