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敏
, 薛德升, 黄耿志
Huang Yingmin, Xue Desheng, Huang Gengzhi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12-1831-10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5-11
修回日期: 2017-08-19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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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颖敏（1986-）,男,江西赣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研究。E-mail:huangyingmin69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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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关键词：
Abstract
Urban informality is a one of important research agendas in Global South, it is also considered as a new urban theory in 21st. The informal sector has been focused by scholars since 1973, and three broads approaches have been founded, that the dualism approach, Neo-Marxism approach and neoliberalism approach.This paper used the critical governance approach, which founded in 21st and emphasized on state power and institution at determining informality. Based on this approach, Chang’an Town of Dongguan 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s choose, to research the prevailing informal phenomenon in cities of China— the informal land use practice, its emergence roots, pattern of manifest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ince 1978 with qualitative methods. Our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that at the period of lack of national land institution,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actively supports and promotes the informal land practice when it produces new strategic knowledge. At the period of national land institution be founded, the local government utilizes and tolerates the informal land practice when it serves development. At 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 the informal land practice was overcame by government and the informal land be formalization when import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re prevailing and more legal certainty is needed. The informal land practice and informal land institution are the seeds of formal land institution in PRD, when it produces new strategic knowledge, and serves urban development,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would make it formalization, and becom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he mode of l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PRD has been turned form above to below. Some informal practice may be prohibited,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would be fade, bu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informal practice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from below in the future.
Keywords：
非正规是全球南方城市中的普遍现象,也是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1]。自1972年国际劳动组织（ILO）对非正规部门关注以来[2],逐渐形成了非正规研究的3个理论流派。以人类学家Hart为代表的二元主义理论认为正规与非正规之间具有明确的界线,非正规部门是游离于正规部门之外的传统与落后的经济活动[3]。非正规部门虽然并不等同于违法,但却是国家管制之外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边缘部门,代表了穷人的生存策略[4]。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以Portes和Castell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了二元主义理论,认为正规与非正规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本质上是现代经济2个永恒的组成部分[5]。几乎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盛行的背景下,以De Soto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管制,导致了非正规经济的形成,非正规是市场的真实反映,而不是失业造成[6]。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是因为缺少明晰的产权制度,导致非正规经济不能在正规市场进行交易,难以成为资产[7]。
虽然对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始于对非正规部门的关注[3],并运用到非正规空间,如非正规聚落、非正规住房和非正规土地利用的研究之中[8,9,10,11],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对出现的多样化概念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唯一的共识是认为非正规的形成是由于管制的缺失所致[12]。在上述3个理论流派的基础之上,21世纪初,批判管治主义理论（A critical governance approach）的出现对理解非正规的形成有了新的和更为深刻的认识[1,13,14],Roy和AISayyad对国家政府的权力与非正规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讨论,提出了城市非正规性（Urban informality）的概念,认为非正规性是国家在其领地范围内进行空间生产的一种管治模式,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因为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规与非正规,哪些形式的非正规具有生命力,哪些形式的非正规将会消亡[15]。城市非正规性作为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下灵活的应对策略,也是国家、地方、资本和社会相互作用与共同参与下的空间实践,而不是简单的经济部门或地域空间[1],正规与非正规也不是简单的“合法”与“非法”,“管制”与“无管制”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去管制化的系统[16]。Altrock结合诺斯的制度演变理论对Roy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细化,提出了让步式非正规性（Conceded informality）的概念[17],认为影响人们生产和生活方方面面的制度才是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并作为管制的手段,影响非正规的形成和发展。与二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不同的是,批判管治主义理论认为正规与非正规之间不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联系,正规与非正规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界线”可以移动,并成为一种“统一体”[18]。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发现,非正规实践及非正规制度不仅为正规制度的缺陷提供了补充作用[19],还成为国家制度改革的种子[20]。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制度从缺失、建立、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去管制化与再管制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正规现象,国内学者开展了对非正规住房[21,22]、非正规部门[23]、非正规就业[24]、非正规经济[25]方面的研究,但都基于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缺乏从制度演变的视角对国家与非正规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土地是中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26],土地制度也是影响这一过程最深刻的制度变革[27]。与其它非正规现象一样,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在中国普遍存在[28]。据统计[29],2013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数为56 926件,涉及土地面积348.82 km2,而在中国制度创新示范区的广东省[30],2013年土地违法案件数达到7 129件,涉及土地面积20.55 km2,其中耕地面积2.92 km2,这些非正规的土地利用主要发生在乡村基层。珠江三角洲在“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具有典型的半城市化特征[31,32]。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具有哪些表现形式?这些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国家的权力是一种什么关系?哪些成为了制度创新的根源?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对非正规土地利用尚缺乏全面的客观的理解。本文主要以珠江三角洲基层的东莞市长安镇为例,基于批判管治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对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在理论上对非正规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获取新的理解。回答上述科学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双重特征的国家来说,具有典型的理论意义,而对于处于制度转型关键期的当代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违法用地是指违反国家颁布的土地制度的用地行为,主要包括未经允许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变卖农村集体土地等。非正规土地利用是社会对土地制度缺失和不完善的自发应对,是土地使用主体结合正规土地制度和实际需求而产生的,但又不完全按照正规土地制度的实用主义的实践行为[33],如绕过正规土地制度和“打擦边球”的行为。从批判管治主义的视角来看,非正规土地利用不一定是违法用地,但违法用地均属于非正规用地的范畴（图1）。中国正规土地制度由国家和政府制定,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土地制度创新,通常与国家和政府行为存在紧密关系。
图1 正规、非正规和违法用地的区别
Fig. 1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informal and illegal land practice
本文主要以东莞市长安镇为案例,研究对象包括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正规与非正规的土地制度,以及推动土地制度演变的行动主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村民和村组集体（表1）。
表1 土地制度演变的相关行为主体
Table 1 The interactors of l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 行动主体 | 主要包括 |
|---|---|
| 国家 | 中央政府、国土资源部 |
| 地方政府 | 广东省政府、东莞市政府、长安镇政府以及各级规划、国土、“三旧”改造等部门 |
| 企业 | 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三来一补”企业与模具工厂 |
| 村组集体 | 村民、村组（社区）集体 |
长安镇位于珠江三角洲穗-莞-深经济走廊的东莞市南部（图2）,面积98 km2,辖13个村（社区）。改革开放以来长安镇城市与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是全国“千强镇”和工业重镇。由于东莞市特殊的“市-镇-村-组”的行政架构,镇、村2级具有较高的自治权,城市发展的重心也在基层。东莞在主要以基层村组向外商提供土地（和厂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近40 a来,东莞市基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正规土地利用的现象。选取长安镇作为案例,深入研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对认识珠江三角洲整个区域的情况也具有普遍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分析和半结构式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根源、表现形式,以及非正规土地制度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半结构式访谈主要集中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进行,共访谈23人,33人次,每次访谈时间为0.5~3 h。通过对长安镇霄边、涌头、新民和上角的社区（村、组）干部、规划建设科业务骨干、港台资企业经理和厂长、当地村民的访谈,深入了解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及其与非正规土地制度的关系。在对长安镇的规划管理所、国土分局、“三旧”改造办的管理人员的访谈中,掌握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土地制度及实施总体状况,并获得了正规土地制度及土地利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通过解读《长安镇志》[34]、《长安三十年》[35]等文献和材料,获得了改革开放初期长安镇土地利用实践的素材。研究中还使用了《东莞市统计年鉴》[36]等相关统计数据。
2.1.1 产生原因
国家正规土地制度缺失是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出现萌芽的根源。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中央政府给予广东改革与开放探索的权力。当时广东省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30]。在这种层层去管制化的过程中,基层存在许多制度的“真空”,土地制度的缺失就是一种突出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长安镇发展经济最主要的方式是镇、村、组通过吸引香港资本发展“三来一补”经济,农村集体土地开始以非正规的方式转为工业用地,这种发展模式推动了长安镇乡村工业化的起步。
在国家相关制度缺失或不够明确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步,广东省各级地方政府对当时的许多非正规的探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8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公开发表讲话,提出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制度可以灵活地去理解和执行,制度缺失的,可以进行试点,并突破现有的规定[37]。在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经济取得一定成效后,广东省政府于1983年出台《关于加强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以正规制度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肯定和鼓励。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鼓励下,1984年东莞县政府出台了《东莞县外商投资办厂十项优惠待遇》,其中第一条规定外商到东莞投资办厂与建筑别墅,可享受低于经济特区的优惠地价。1985年东莞升为县级市之后,又提出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出台在国家正规土地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有力地推动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增长。
农村基层组织和居民对土地制度认识的惯性是导致长安镇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出现的另一原因。中国1954年的《宪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由村集体和村民共同所有,保障了乡村基层和村民对农村土地的所有和使用具有高度自治权。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尚未制定市场经济下的土地制度,工业用地通常以行政划拨且无偿使用的方式进行。1980年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土地分包给村民家庭,这造成了村组和村民对农村集体土地“私有”的认识。访谈对象长安镇X村民（男,60岁,访谈时间为2016年1月8日）回忆说,当时村民认为村组和村民集体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权和使用功能及其变化。由于村民和村组集体通过农村集体土地非农转化来发展“三来一补”经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益,村组集体也可获取工缴费,村民可成为工厂的厂长或工人以获得劳动报酬,因此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对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2.1.2 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初期,长安镇“三来一补”企业数量持续增长,至1986年长安镇已发展到45家。为“三来一补”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土地和厂房是村组吸引外资,获取更多工缴费的关键,而村组可以把这些收入分配给村民,或者用于修路和继续盖厂房。在村组发展地方经济和村民获得更多利益的驱动下,非正规土地利用不断增加,核心是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从早期把祠堂、饭堂和会堂等设施“非正规”地作为厂房用途之后,耕地也开始转变为工业用地,1981年长安镇的耕地开始减少,到1985年减少了794.47 hm2。
村组与外来投资者（当时主要是香港商人）关于土地关系的合约主要有2种形式：① 土地出租。港商进入长安镇初期,为了降低成本与风险,多以租赁方式使用厂房。② 土地转让。在获得一定利润之后,一些“三来一补”企业有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长安镇村组和村民提供的“简单”厂房难以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村组和村民开始把农村集体土地以市场化的方式“非正规”地转让给港商,并签署土地转让协议,之后由港商设计和建造厂房。当时镇政府和村委会出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这种做法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对长安镇T社区工委副书记（男,54岁,访谈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的访谈得到了证实。
2.2.1 产生原因
1） 不同法律之间存在理解上的模糊空间。为了规范和治理日益增加的非法用地现象,1986年国家出台了《土地管理法》,其中第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三十九条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土地管理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1988年国家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其中规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相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然而,中国农村土地虽为集体所有,其实村民和村集体并没有转让土地和改变土地利用性质的权力。如果需要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则必须经过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过程,这一过程的主导权由上级城市政府掌握,国有化后的土地的开发权也由城市政府所有。尽管国家《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有严格的规定,但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基层组织和村民来讲,至少存在着字面理解上的模糊地带,可以作为农村土地非正规转化和使用的依据。
2） 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农村基层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之间的错位与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外来投资进入东莞市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为农村基层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资本动力。面对良好的经济发展机遇,村组和村民急需更多更快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如果按照国家正规法律规定执行,则农业用地被允许转化的规模有限,审批速度较慢,而且农村基层村组将失去转化为非农业土地的使用权。长安镇M社区主任（男,48岁,访谈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在接受访谈时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村组多通过非正规途径,将其拥有使用权的集体农业用地尽快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形成了珠江三角洲“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化发展模式。
3） 农村基层村组的经济利益驱动。20世纪90年代,东莞市基层农村的“租赁经济”快速发展。村组纷纷贷款建设厂房,然后出租或转让给外商,这一发展模式给村组和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了鼓励和指引租赁经济的发展,东莞市政府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出台了《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和《东莞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文件。
村组和村民将土地或厂房出租给外来投资者,首先可以获得土地（厂房）租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十多年,东莞市村组集体70%以上的收入依靠土地租赁或转让等物业收入①( ① 资料来源：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我市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008.)。其次,村组还可从其土地上的“三来一补”企业获取工缴费分成,比例从几个点到十几个点不等。收取的工缴费由镇村2级分成,村组占20%~30%。1986年长安镇的工缴费收入为455万元,2002年增长至171 765万元。这些收入主要被用于当地厂房、道路、公共设施建设,环卫、治安、养老保险、村民分红等方面的支出,成为农村居民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地方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维护的资金来源。
4） 地方政府的包容和默许。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新税制进一步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东莞市1994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战略,城市发展迎来了高速发展期。为了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充分调动农村基层的积极性,政府对基层的非正规土地利用采取了“不支持、不鼓励、不干涉”②( ② 资料来源：东莞政府网,《东莞将严防变相低价出卖集体土地》,2005-09-19.http://xxgk.dg.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ndg/s332/200511/24788.htm)国土资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布时间为2005年9月19日）的包容态度,市、镇2级政府事实上默许了当时的先用地再审批,或者未经正规审批程序的农业用地转化现象。
2.2.2 表现形式
1） 把企业注册在村集体,以村集体名义办理土地使用证,从而绕过正规土地制度的管制。为了绕过国家《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严格限制,使得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够获得土地使用权,长安镇的村集体主动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把企业注册在村集体,以村集体的名义办理土地使用证,再把证交给企业,企业给村组集体和村民支付土地“转让金”。在正规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错位的情况下,“集体违法”用地几乎形成了基层的共识。
2） 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成立股份合作社,进行土地经营。90年代初期,珠江三角洲基层开始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和实践,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村集体将集体土地产权按股份量化到人,成立股份合作社,在此基础上进行土地经营,如开发建设工业区进行工业用地出租,或者转让土地。在农村集体土地上,长安镇形成了镇级、村级、组级、村组合办、村级与外商合作、村组与私人合作、组级与私人合作等7种形式的工业区开发模式（表2）。成立了以村为单位的经济联合社,以组为单位的经济合作社,以及以村或组的形式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来负责本村组的招商引资和土地交易与经营。这种表面上合法的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迄今为止仍未获得国家的承认,许多工业区的土地开发并没有获得政府的审批。相对于《土地管理法》出台之前的基层与企业直接进行土地交易,这种乡村基层的集体行动有效规避和降低了土地转让的风险,促进了长安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成功地绕开了国家正规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了地方政府、企业、村组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最大化。
表2 1980~2002年长安镇工业区模式与数量特征
Table 2 The mode and number of industrial zone in Chang’an Town from 1980 to 2002
| 开发主体与模式 | 数量（个） | 企业数（家） | 面积（hm2） |
|---|---|---|---|
| 镇级 | 3 | 44 | 257.32 |
| 村级 | 25 | 372 | 537.93 |
| 村级与外商合作 | 2 | 14 | 112 |
| 村组级 | 10 | 339 | 198 |
| 村组与私人合作 | 3 | 70 | 39.87 |
| 组级 | 10 | 281 | 140 |
| 组级与私人合作 | 3 | 42 | 25.33 |
2.3.1 非正规土地利用成为阻止城市和区域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与去管制化,使得城市-区域逐步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空间单元。然而,经过改革开放后近30年市场导向型的高速发展之后,珠江三角洲却面临着产业结构低端、土地产出率低、可利用土地资源紧缺以及大量非正规土地利用的问题,成为阻止城市和区域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使得珠江三角洲在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续。
新世纪初,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自上而下推动城市与区域发展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型。为了不断提升珠江三角洲在全球和国家的竞争力,广东省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与之配套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的发展战略,希望把珠江三角洲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实现区域产业和空间的升级。
但是,国家层面的土地制度难以解决珠江三角洲基层存在的土地利用问题,也难以与城市发展的新需求相适应。2005年长安镇已开发建设用地面积42.1 km2,占全镇国土面积的43%,其中农村集体土地占建设用地的87.7%。工业用地方面,非正规工业用地（主要为未批先建）占整个工业用地的47.03%。另外,快速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工人和移民,这些外来移民的一大部分租赁了当地村民在宅基地上建设的住宅,也导致了大量非正规居住用地的出现。国家《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管制,限制了非正规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正规化,亟待进行制度的创新。
2.3.2 广东省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
为了推动珠江三角洲的转型升级,广东省政府向中央政府申请并获得授权,2005年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的核心是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去管制化,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与城市用地一样“同地同价”进行出租和转让。这一管理办法的出台使得长安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实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珠江三角洲基层的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形成了制度创新。2008年广东省政府进一步向国土资源部提出新的申请并获得批准,2009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三旧”指旧厂房,旧村庄和旧城镇,以下简称“三旧”改造政策）,并进行为期3 a的试行。“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发生在1987年1月1日国家《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前的非正规用地可免费进行国有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和发证;发生在1987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的非正规用地,按照《土地管理法》处理（处罚）后,也可进行确权、登记和发证,并以协议方式出让。“三旧”改造政策推动了新土地供给,政府以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对“三旧”改造项目进行鼓励,以加快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原有的非正规土地利用实现了正规化。
广东省政府主导的“三旧改造”在东莞市得到了广泛的实施。例如,在长安镇霄边社区鼎峰·霄公馆的“三旧”改造项目中,霄边社区套用“三旧”改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直接与开发商进行谈判与协商,对原先属非正规用地的一旧厂房进行了转让。该项目既实现了城市新项目的土地供给,也完成了非正规土地利用的正规化,社区和开发商获得了经济利益。
社会资本参与“三旧”改造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更新,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长安镇“三旧”改造办公室W工作人员（男,32岁,访谈时间为2016年1月7日）回忆说,经过对若干项目实施的评估后,东莞市政府发现社会资本参与的“三旧”改造中,政府完全处于被动和边缘化地位,基层社区和开发商则成为主要的获利者,而政府所得甚少。因此,东莞市政府于2015年出台了《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合作实施“三旧”改造操作指引》,禁止社区（村组）与开发商直接谈判进行土地转让,土地必须在镇政府的土地交易平台下进行。长安镇“三旧”改造办公室X工作人员（女,27岁,访谈时间为2016年1月7日）认为,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社区与开发商直接进行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属于非正规行为。为了维护城市公共利益,服务城市总体发展,城市政府进行新的政策调整,推动了新的土地利用制度的转变。
在“三旧”改造政策这一制度创新的引导下,长安镇存在的大量非正规土地利用的工业区得到了改造。按照长安镇“三旧”改造规划,可改造项目187个,占地面积8.29 km2,覆盖了13个原村组的工业区。2015年,长安镇完成了8个“三旧”改造项目,涉及土地面积0.34 km2,其中80%的用地属非正规用地。
表3 长安镇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演变过程
Table 3 The change of informal land practice in Chang’an Town since 1978
| 正规土地制度缺失阶段（1978~1986年） | 绕过正规土地制度阶段（1986~2005年） | 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2005年至今） | |
|---|---|---|---|
| 主要矛盾 | 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与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 | 经济发展需求与正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 | 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
| 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作用者 | 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 | 地方政府、乡村基层 | 乡村基层 |
| 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表现 形式 | 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出租、转让土地 | 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出租（半合法化）、转让土地 | 改变土地利用性质（部分合法化）,出租（合法化）、转让土地（合法化） |
| 非正规土地制度 | 非正规土地转让协议（口头） |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 |
| 制度创新的作用者 | 村民、村集体 | 广东省政府 | |
| 正规土地制度 | 1954年《宪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土地管理法》 | 《集体建设土地流转办法》、《“三旧”改造政策》 |
改革开放初期,在外资的驱动下,珠江三角洲乡村工业化快速发展,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无序和粗放的土地利用对原先的土地管理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1986年出台了《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与土地利用性质的变更需经政府批准,把农村集体土地的开发权上收至县级及以上政府。1988年国家对《宪法》进行修改,规定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相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进行转让,这是国家对土地制度首次进行的市场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珠江三角洲等区域的非正规用地快速增长,大量农业用地流失[38],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1998年国家出台了被称为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并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由于《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国家严格的土地管理法规与珠江三角洲农村基层经济发展对土地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不违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东莞市基层村组将集体土地产权以股份的形式分配到个人,再以股份合作社的形式经营土地,向投资者出租工业用地。这种“半合法化”的非正规土地使用形式有效地绕过了国家《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显著地推动了当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面对规模巨大,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又确实是非正规的土地利用的现实,2005年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为了进一步促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经请示中央政府批准,2009年广东省政府又出台了“三旧”改造政策。这2个政策的实施客观上认可了之前珠江三角洲农村基层的一些土地股份化和土地出租的探索,为这些非正规用地的“正规化”提供了契机（图3）。
图3 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被政府接受的过程
Fig.3 The process of formalization of informal land practice
20世纪90年代在珠江三角洲发明并被广泛采用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典型的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进行的非正规制度探索,是在国家正规土地制度之外的非正规土地制度。这种非正规土地使用制度,为珠江三角洲基层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土地空间供给保障,带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前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39]。
从2008年开始,广东省大力推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战略。面对国家土地制度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严格限制,以及珠江三角洲已经非常高的非农业用地比例（东莞市城市建设用地接近总面积的55%）,政府一方面无法再大量增加非农业用地,另一方面也难以将这些已经转变为非农业用地的土地再次转回农业用地。为了解决产业升级战略的土地空间问题,政府必须提升低产出非农土地的效益,在现有的非正规工业用地上实现产业升级,但其前提是必须使这些非正规用地正规化。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三旧”改造政策的申请,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形式,实现非正规用地的正规化。因此,20年前的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探索逐步演化成了后来的由国家批准的广东省政府主导的正规的土地制度创新。（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广东省建设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启动仪式上的讲话,官方发布时间于2008年12月20日）。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的根源、主要矛盾和表现形式,分析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在国家正规土地制度缺失阶段、正规土地制度实施阶段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分别经历了国家和政府积极鼓励、包容和默许和正规化的过程。非正规性是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演变的重要特征,土地制度演变始终与国家和政府的需求相一致。珠江三角洲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可以成为土地制度创新的根源,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最后获得了政府的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近40 a,中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珠江三角洲一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由开始的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探索到后来的正规制度创新,正是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探索的一个典型缩影。在这种由非正规探索向正规创新演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诺伊等学者所言,城市非正规性是一种管治模式,是国家和政府在其领地内进行的空间生产,它们通过权力推动制度演变（出台新的正规制度）,来重新“界定”正规与非正规,以服务于城市发展的目标以及国家和政府的需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及非正规制度先于正规土地制度产生,它们与正规制度不断相互作用与反馈,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农村基层土地制度的演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客观和理性的看待“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实践与非正规制度,评估制度演变对城市发展的具体影响,从中发现和汲取更多的制度创新要素。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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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ayyad N. Urban informality: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si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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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s and Equality: A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productive employment in Keny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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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https://doi.org/10.1017/S0022278X0000808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article originated in the study of one Northern Ghanaian group, the Frafras, as migrants to the urban areas of Southern Ghana. It describes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low-income sec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in Accra, the urban sub-proletariat into which the unskilled and illiterate majority of Frafra migrants are drawn. Price inflation, inadequate wages, and an increasing surplu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rban labour market have led to a high degree of informality in the 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of the sub-proletariat. Consequent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patterns are more complex than is normally allowed for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oor countries.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in this sphere has been impeded by the unthinking transfer of western categorie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frican cities. The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is this: Does the ‘reserve army of urban unemployed and underemployed’ really constitute a passive, exploited majority in cities like Accra, or do their informal economic activities possess some autonomous capacity for generating growth in the income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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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morphosis of Marginality: Four generations in the favelas of Rio de Janeiro [J].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062888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four-generational study of residents in three squatter communities (favelas) in Rio de Janeiro from 1968 to 2003. It shows how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urban poor has deepened over the past thirty-five years through drug-related violence,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to deliver on its promise of voice for the disenfranchised, the stigma of place and race, the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and the inability to translate educational gains into concomitant income or occupational gains. Despit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consumption of collective urban services, household goods, and schooling, few have been successful enough to move into "good neighborhoods" or into professional jobs. Gang violence creates a pervasive sense of fear and diminishes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communities. Despite the promise of the end of the dictatorship in 1984, favela residents feel they are more excluded. Yet they still have hope that their lives will improv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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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g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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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 of Slums [M].Verso: Lond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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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es of urban housing inform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https://doi.org/10.1111/lasr.120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addresses a series of paradoxes regarding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legal system. The first paradox regards the penalization of illegal land occupations on the one hand versus the legalization of that same practice on the other. Second, it looks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occupations as systematic violations of property rights, but with the goal of forming new property rights and thus paradoxically supporting private property as a substantive principle. Third, the reasoning behind the fact that the same system that denies legal access to housing for poor sectors simultaneously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an ad hoc manner through legalization schemes is examined.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 logic to these paradoxes, which, although contradictory from standard legal perspectives, can be accommodated withi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distinguishes an internal normative order operating within informal settlements, from the state legal system, operative outside i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not only settles the paradoxes, but, this article concludes, can also guide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e enormous anticipated growth of inform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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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for the emerging land market in urban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5001507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since 1978 have bee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new institution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over state-owned urban land evolves from the socialist people's landownership. 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driven by the changing economic system and by two new organisations-the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danwei-enterprises. The new institution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an emerging land market. This land market, structured by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has accounted for the dynamic urban physical growth in many of China's coastal citi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Nevertheless, massive rent dissipation induced by the new institution does not provide market certainty, nor does it offer incentives for optimal development. The cost incurred by the institution is gradually overtaking its benefit. The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are deemed to be a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markets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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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formal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M]//McFarlane C, Waibel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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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Notes on 'gray cities': the coming of urban Apartheid [J].https://doi.org/10.1177/147309520809930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globally expanding urban informalities. These are conceptualized as `gray spaces', positioned between the `whiteness' of legality/approval/safety, and the `blackness' of eviction/destruction/death. The vast expansion of gray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ities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colonial relations, which are managed by urban regimes facilitating a process of `creeping apartheid'. Planning is a lynchpin of this urban order, providing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o classify, contain and manage deeply unequal urban societies. The author uses a `South-Eastern' perspective to suggest the concept of `planning citizenship' as a possible corrective horizon for analytical, normative and insurgen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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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he informal city: Why and How to deepen planner’s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lity [J].https://doi.org/10.1177/0739456X15591586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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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ndia cannot plan its cities: informality, insurgence and the idiom of urbanization [J].https://doi.org/10.1177/14730952080992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fast-paced growth of the Indian economy and particularly its cities has produced an urban crisis, one that is marked by the lack of adequate infrastructure and growth management as well as by sharp social divisions that are starkly etched in a landscape of bourgeois enclaves and slums. In this context, there are numerous calls for a more decisive and vigorous type of planning that can 'future-proof' Indian cities. Yet, such efforts are often unsuccessful and many are fiercely challenged by social movements and forms of insurgenc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is urban crisis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urban informality in India. While informality is often seen to be synonymous with poverty, this article makes the case that India's planning regime is itself an informalized entity, one that is a state of deregulation, ambiguity, and exception. This idiom of urbanization makes possible new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creates the territorial impossibility of governanc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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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formality: toward an epistemology of planning [J].https://doi.org/10.1080/019443605089766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any of the significant urban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ew century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particular, informality, once associated with poor squatter settlements, is now seen as a generalized mode of metropolitan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rban informality to highlight the challenges of dealing with the “unplannable” exceptions to the order of formal urbanization. It argues that planners must learn to work with this state of exception. Such policy epistemologies are useful not only for “Third World” cities but also more generally for urban planning concerned with distribu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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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ded informality:Scopes of informal urban restructur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4.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The Chinese party-state is allowing for conceded informality as pragmatic means to deal with change.61The Chinese party-state adopts different flexible modes of governance to deal with informal developments.61Conceded informality is based on discussion, negotiation, bargaining, and concession making.61Conceded informality unfolds under relative control by the Chinese party-state.61Processes of reciprocity and negotiated interaction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pressure and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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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formal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C]//Altrock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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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ciling informal and formal land management: an agenda for improving tenure security and urban governance in poor countries [J].https://doi.org/10.1016/S0197-3975(99)0004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agenda for reconciling informal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procedures of urban land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argues that progress can be made in overcoming the deficits of the formal system by gradual integr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nto decision-making concerned with housing land supply, security of tenure rights, lay-out regulation and land servicing. Studies of informal housing land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offer ample evidence about the close linkages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Success in this area would require the recognition of existi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e decentralis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extension of current urban planning legislation to cover such situ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f the potential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s tapped in land regularisation, then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property and land management must provide a clear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rights and land-use prescriptions. The public sector should retain the right to define the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for the distribution and assignment of land use, while the individual entitlement to private property ownership should be guaranteed and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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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s of reform: lessons from Vietnam about informali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J].https://doi.org/10.1080/10168737.2012.7078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Ordinary North Korean citizens have been coping with economic hardship by eking out livelihoods for themselves. Grassroots markets and local petty economies have become commonplace. A point of conjecture amongst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is wh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may be the start of significant economic system change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This article review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about the informal and social processes required to effectively realize major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preliminary evidence we have about North Korea's current informal civilian economic activity. Applying a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ocuses our attention onto the discretionary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s that form firms and exemplars, and the social trust needed to move to new economic paradigms. It also discusses what the operations of hwa-gyo entrepreneurs, ethnic Chinese living in North Korea, pose to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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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 [J].The informal settlement in Chinese developed regi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villages in Pearl River Del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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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非正式居住社区弱势群体研究——对南京迈皋桥地区的实证分析 [J].
以南京市城郊结合部小产权房社区为案例,研究小产权房社区的社会构成、购房动机、居民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对产权的认知走向。研究表明,城乡土地双轨制和巨大经济利益是小产权房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房价高企的时代,小产权房已经成为城市弱势群体解决住房的重要途径;小产权房的合法化也正是民意所向,这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探索。
Study on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informal property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Mai Gaoqiao area of Nanjing City .
以南京市城郊结合部小产权房社区为案例,研究小产权房社区的社会构成、购房动机、居民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对产权的认知走向。研究表明,城乡土地双轨制和巨大经济利益是小产权房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房价高企的时代,小产权房已经成为城市弱势群体解决住房的重要途径;小产权房的合法化也正是民意所向,这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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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Discipline and anti-discipline:Spatial politics of urban street vending in Guangzhou since the 1990s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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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as F等. 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的非正规职业中介及其作用——以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010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内外现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求职渠道非常单一,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本文选取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案例,对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非正规中介机构在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灵活、即时的就业,其存在是在我国转型期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工厂的用工需求、农民工的求职需要、中介机构的逐利目的和地方政府的宽容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是市场动力作用下的新型农民工非正规求职渠道,是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渠道的延伸。研究表明,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非正规的动力在解决农民工求职乃至城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Informal job-seeking agencies and their role in the‘World Factor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A case study in Tangxia Township,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10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内外现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求职渠道非常单一,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本文选取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案例,对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非正规中介机构在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灵活、即时的就业,其存在是在我国转型期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工厂的用工需求、农民工的求职需要、中介机构的逐利目的和地方政府的宽容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是市场动力作用下的新型农民工非正规求职渠道,是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渠道的延伸。研究表明,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非正规的动力在解决农民工求职乃至城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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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广州市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J].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external-orientedmanufacturing sector in PRD, China:A case study of leather industry in Shiling Town, Guangzho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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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08.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构建包含土地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机制,并应用中国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方法:理论-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引入土地要素后扩展的索洛模型仍然存在平衡增长路径;(2)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贡献率为11.01%;(3)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不同:东部地区更多地依赖于资本的贡献(87.62%),中部地区的土地要素贡献突出(17.66%),而西部地区劳动的贡献显著(14.93%).研究结论: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需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好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应尽量体现出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land ele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08.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构建包含土地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机制,并应用中国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方法:理论-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引入土地要素后扩展的索洛模型仍然存在平衡增长路径;(2)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贡献率为11.01%;(3)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不同:东部地区更多地依赖于资本的贡献(87.62%),中部地区的土地要素贡献突出(17.66%),而西部地区劳动的贡献显著(14.93%).研究结论: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需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好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应尽量体现出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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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制度与城市规划发展的思考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3.09.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规划的任何调整或安装,其本质是对土地权利的分割、分配与交易,因此城市规划与土地使用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有土地出让方式的不同会对城市规划产生重大影响,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管理需要在体制、机制及相应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重大改进.
Thinking on the land use right and urban planning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3.09.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规划的任何调整或安装,其本质是对土地权利的分割、分配与交易,因此城市规划与土地使用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有土地出让方式的不同会对城市规划产生重大影响,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管理需要在体制、机制及相应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重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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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配置体制中的灰色土地市场分析 [J].The analysis of the gray land market in the land allocation syste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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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land and resources almana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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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种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最终对其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未来地位和作用作了评估。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种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最终对其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未来地位和作用作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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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6.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国资本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多种动力的复合作用下,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在广泛地辨识国内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将其纳入"半城市化地区"的概念范畴内,并提出从结构、变化、景观和体制等4个层面来构建半城市化地区的判别指标体系.本文还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从经济、产业、人口、就业、土地利用、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半城市化地区的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剖析.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urbanization region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Municipa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6.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国资本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多种动力的复合作用下,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在广泛地辨识国内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将其纳入"半城市化地区"的概念范畴内,并提出从结构、变化、景观和体制等4个层面来构建半城市化地区的判别指标体系.本文还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从经济、产业、人口、就业、土地利用、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半城市化地区的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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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 nexus between informality and the law: Reconsidering unauthorised settlements in light of the concept of nomotropism [J].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3.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nauthorised settlements and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It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 “nomotropism”, by which is meant “acting in light of rules” (acting in light of rules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acting “in conformity with rules”). Application of this concept foregrounds the underlying relationship among rules, informality and transgression. The aim of the inquiry is to provide new bases for reframing the problem of low-income unauthorised settlements and redefining practices of land-us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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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an anna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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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与农田流失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J].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prawl and agricultural los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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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ing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From economic crisis to fiscal crisis in the city of Donggua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4.11.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ent fiscal crisis among villages in the city of Dongguan. The city has been an exemplar of export-oriented growth in Chin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local state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based on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state and enterprises. However, this development approach has led to a severe fiscal crisis, especially at the village level, due to declining rental incomes, ineffective village governance and a heavy burden of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figur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how an economic crisis has evolved into a public finance crisis in the city. Until now the limits of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have been understood only with regard to negative social impac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limits of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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