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 卢燕, 曾菊新, 朱媛媛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9;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Yu Bin, Lu Yan, Zeng Juxin, Zhu Yuanyuan
中图分类号: K9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3-0375-11
收稿日期: 2016-06-2
修回日期: 2016-10-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3-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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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余斌（1963-）,男,河南罗山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城市化与城乡空间变化研究。E-mail:yupeiz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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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近期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研究成果很少见;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可能为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难以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资源得天独厚,“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造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关键词：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oth contemporary huma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ism booming, ‘living space’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for human geographer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spatial view of integrating ‘pattern-connotation-implication’ has also become a new thinking to interpret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 So far, the researches on living space have focused mainly on the urban areas and their element space and space form. In contras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he rural areas, juxtaposition space and three-dimensioned research. Rural living space refers to a polymer formed by the overlapping of everyday activities for rural residents in a certain territory, such as dwelling, employment,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and also an organic body where spatial form, spatial implication and spatial meaning are inherentl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concrete national situations, post-moder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ost-rurality in rural space. There have been two highlights on rural living space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ne indicat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iving subjects in rural area in the context of post-productivism and the heterogenization of living space, and the other refers to life experience and spatial construction with respect to vulnerable groups who are “otherized” by urban social living or marginalized in space. Rural region in China has kept going through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o it is a unique significance for the livabl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ving spac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also two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tudying on rural living space at home. From the view of contents, studies on changes in dwelling space and employment space of rural residents have been played more attention, while studies on consumption space and leisure space are as sparse as morning stars. From the view of method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spatial forms has occupied a leading position, while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in spatial implication and humanistic analysis in spatial meaning are expected to carry forward. Notably, it is hard for western studies on rural living space to be standardized. Studies on China’s rural living space own their distinct context. Effective analysis framework can be made from the view of space mutually unified by form, implication and meaning, applying the rational of deconstructing spatial pattern by environment, perceiving spatial connotation by relationship and interpreting spatial implication by impacts, and powerful analysis tools can be created based on various methods of spatial behavior analysis, employ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mb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spati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hich will focus on mainly exploring the features,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the changes of the rural living space to reveal the change laws of rural human-environment. The expected achievements might amplify the research viewpoint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rural geograph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
Keywords：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并将继续引发乡村空间的剧烈变动,乡村人口转移和生产方式变革加剧了乡村空间的异质性,乡村地域正在经历持续的功能转型及空间重构过程[1,2];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变化赋予乡村空间生态保障功能,国际风云变幻增加了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3],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独特意义。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乡村居民的可持续生活,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生活空间是保障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所,是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在当代背景下,乡村生活空间是透视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4]。本文拟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的新近进展并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相关问题,期望为乡村生活空间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生活空间是社会地理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其学术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由于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城市主义倾向和“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偏向[5],城市空间备受青睐、乡村地域颇受冷落,乡村地理及其生活空间研究几经沉浮,并先后经历了聚落演化/居住空间—农业生产/就业空间—社会建构/消费空间主导的发展阶段[6,7]。二战前的乡村地理研究主要见诸于区域地理的相关成果之中,主要内容侧重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等;20世纪50年代,乡村地理学从区域地理中析出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地理学分支,适应生产主义乡村的功能定位,乡村地理因简约为农业地理而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和逆城市化等因素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乡村复兴,乡村地理学得以“再生（rebirth）”,适应乡村综合发展的实践需求,城乡关系、人口迁移、聚落演化、社区发展等成为该时期乡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等全球问题凸显乡村地域的独特功能,乡村地理及生活空间研究再现生机,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乡村地理学研究重点从关注乡村的物质性转向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建设,乡村被视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开始盛行[7~11]。由于发达国家早已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并先后迈向城乡一体化,乡村空间生活主体日益多元化,其日常活动范围常常跨越乡村地域边界,近期国际学术界基于乡村生活空间本体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与乡村生活空间相关联的研究论题可主要概括为乡村生活主体、乡村空间关系和乡村地域效应等方面。
乡村生活主体是指生活于乡村地域的居民,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既是乡村生活空间的利用和消费过程,也是乡村生活空间再生产的过程[12]。当代西方乡村世界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乡村居民的多元化和乡村空间的异质化,乡村地域已成为一个混合的网络化空间,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业工人、休闲游客、旅行者、土地所有者、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塑造了全新的乡村性（rurality）[13,14]。例如,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中产阶级因为厌倦长期单调乏味的生活而从城市迁居乡村,通过利用一定的经济资源获取对乡村独特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15,16],乡村绅士通过经济资本对乡村空间的货币价值进行再生产,通过文化资本对乡村地区的文化内涵进行体验,从而重塑乡村物质景观、重构乡村社会关系[17,18]。由于乡村被想象成一个恬静和睦,民风淳朴、环境优美的地方,是一个可以逃离城市现代性的去处,使得乡村空间及乡村生活方式被审美化和符号化[19,20],城市退休人员等“适居性移民（amenity migration）”和城市休闲阶层等“第二住宅（second home）”等特殊群体也纷纷涌入乡村地区[21,22]。与此同时,乡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流出,乡村地区人口来源及组成结构的变化使得乡村空间关系日趋复杂化。
乡村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正是乡村居民之间及乡村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乡村空间的演变[23~25]。首先,城市迁居群体的嵌入打破了乡村空间主体的均质化格局。城市迁居群体由于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能够按照自身需求和想象在自然环境、住房和服务等领域对乡村空间进行系统消费,不仅重构了乡村经济关系及发展模式（从农业经济到消费经济）,还通过乡村空间的文化建构将乡村弱势群体身份他者化（otherness）和社会及空间边缘化[17,26];乡村绅士化还可形成本地的人口置换,从而引发乡村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17,18]。其次,城市阶层的乡村空间消费重塑了乡村地区的边缘化地位。城市迁居群体及乡村旅游者等具有有别于乡村居民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品位,其在乡村地区的空间实践映射出一种新的城乡关系：通过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投资在带来乡村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将乡村塑造成为城市社会的消费空间[27,28]——乡村空间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被边缘化的机制。最后,全球化成为当代乡村空间变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全球食品体系的建立曾经引发了著名的“国际性农场危机”,从而直接推动了生产主义乡村的衰落[29];跨国公司对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也是现阶段乡村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而且粮食安全和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催生“新生产主义（new productivism）”思潮,乡村可持续性被赋予新的期望,也可能由此产生新的矛盾[3,30]。
多元化的乡村主体在复杂化的空间关系中生活,塑造出全新的西方乡村世界图景。宏观上,集中表现为乡村地区功能转型及空间重构。在乡村主体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显现出农业去中心化趋势,乡村地域已由“生产性空间（productivist space）”转型为“后生产性空间（post-productivist space）”或“多功能性空间（multifunctional space）”[31,32],乡村传统的粮食生产功能被高品质的食物生产、美好宁静的公共空间、居住的土地、环境保护等多样化的功能所取代,由此创造出异质化的乡村空间。微观上,催生出特色迥异的“差异化乡村（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32]。当代西方世界的乡村可以概括为保存的乡村、竞争的乡村、世袭的领地和依附的乡村等4种类型,也有学者以“全球化乡村”、“城市化乡村”、“消费乡村”、“殖民乡村”等概念透视这些“后生产主义乡村”功能转型及空间重构特征[27,30]。发达国家的乡村功能转型及空间重构在有效满足城市阶层文化想象和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对乡村恬静、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本真、和谐的人文环境造成巨大冲击,并可能对全球化赋予乡村的历史使命构成潜在威胁[28,30]。
此外,乡村地理及其生活空间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呈现出新变化。传统乡村地理研究主要聚焦聚落、产业等物质实体空间,经验分析居于主导地位,地理计量运动使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得以强化。当代乡村地理研究转向关注乡村空间的生活体验、社会建构等非物质实体层面,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等研究视角交相辉映,实证分析、结构分析和人本分析百花齐放,并由此涌现出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在理论观点方面,Halfacree的“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Nelson的“三力作用模型”和社会建构流派的“乡村田园诗画”等颇为引人注目[12,18,33];在研究方法方面,半结构化访谈、民族志学、参与者观察等定性分析获得广泛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方法集成运用成为乡村地理及生活空间研究方法的趋势性选择[34,35]。例如,Halfacree将Lefebvre“空间的生产”理论引入乡村空间研究,视乡村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构建感知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和表征的空间之乡村“三重空间”模型,主要运用结构分析和人本分析揭示乡村空间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36,12]。以定性问题因子化和定性数据定量化为特征的Q方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能够提供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向分析特定参与群体特征的转换路径,已在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等方面显现出独特优势[37]。这些理论视角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显示出对当今世界乡村社会变迁和转型重构的洞察力和解释力。
沿循国际乡村地理的研究轨迹,乡村聚落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一直是中国乡村地理学的主要聚焦领域[38]。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乡村空间剧烈变动,国家不断强化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生活空间问题更多的进入乡村地理学研究视野;立足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宏观背景,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开始从分类走向综合[39]。
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构成中国乡村生活空间演变的宏观背景。现阶段中国的乡村转型及空间重构具有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内涵及特征[40,41]。从特征看,表现为乡村地区人口、产业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其实质是从农业主体功能向生产、生活、生态等复合功能的拓展[42,43];从过程看,经历了“乡村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单向主导-城乡统筹理念引导”等发展阶段,呈现出从自发演变到自觉推动的发展路径[41,42];从格局看,东部沿海及环渤海等发达地区乡村转型特征显著,黄淮海等内陆农区乡村转型特征显现,但不同区域内部发展并不平衡[42~44];从机制看,工业化和城镇化等外源主导、资源基础和区位等内生作用和制度创新是推动乡村转型的“三驾马车”,乡村绅士化也已成为部分特大城市空间郊区转型的主要驱动力[15,40];从效应看,乡村转型发展总体上带来了乡村经济的振兴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其中出现的乡村异化和乡村衰败等极端情形令人关注[40,41]。乡村转型及空间重构是乡村生活空间演变的环境基础。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其中,聚落-居住空间是乡村生活空间的基础构件,生产-就业空间是乡村生活空间的主要支撑,交易-消费空间功能凸显,交往-休闲空间意义重大。
聚落-居住空间研究。宏观上,中国乡村聚落空间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空间密集化与空间稀疏化并存,表现为村落规模趋于增大、村落数量趋于减少、村落密度变化差异显著,线性村落成为当今村落布局的主流模式[45,46]。聚落空间变化尽管仍然对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要素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但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条件及土地利用制度等人文要素上升为主导性驱动力[46~50]。乡村聚落的空间优化应坚持生态、集约、和谐、正义原则,以提升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导向,立足功能整合、结构优化、尺度调控等3个维度,构建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的乡村聚落空间体系[49,51]。微观上,乡村异化——超级村庄的崛起和乡村衰败——空心村落的蔓延颇为引人注目。空心村蔓延不仅恶化了乡村人居环境,而且浪费了乡村土地资源[48,52]。空心村的外显形式是村庄内部房屋废弃和土地闲置,内在本质是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具体表现为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等特征[52,53]。空心村蔓延是乡村空间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体制-制度、管理-政策等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村落空心化的作用机制因区域发展基础和制度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54,55]。
产业-就业空间研究。乡村转型与重构加速了乡村居民的职业分化,乡村就业结构由务农主体演变为纯农就业、兼业和非农就业三态并存,总体趋势是纯农就业日趋减少、兼业和非农就业日趋增加,资源基础、空间区位（居住地与就业中心的距离）和专业村发展等是乡村居民就业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收入-成本差异是乡村居民择业的主要决策机制[56,57]。乡村居民的职业分化推动了乡村就业空间的复杂化,除去脱离乡村地域的外出务工情形,乡村就业空间范围有所拓展、空间结构趋于异质,其中,农户兼业和非农就业发展影响乡村就业空间边界,专业村的行业部门属性和小城镇及乡村集镇的布局等决定就业空间节点分布,主要由于兼业农户的存在及演变,乡村就业空间常常是工业、农业、服务业（包括旅游业）等多种生产-就业空间的叠合[58,59]。与此同时,在人口密度较高、耕作半径较小的平原乡村内部,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以就业时间和劳动强度差异为特征的带状农业区位圈层结构[60]。现阶段乡村地区生产-就业空间的演变是乡村居民自主发展能力和外部响应能力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61,62]。
交易-消费空间研究。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了乡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随着乡村地区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居民的生产性消费减少、生活性消费增加,产品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上升[63,64]。乡村消费空间是乡村居民消费活动的空间载体,是产生乡村消费关系并被乡村消费关系所生产的关系网络,乡村居民的消费发展已经突破传统“基层市场社区”的约束,新的乡村消费空间体系正在被重构[65,66]。总体上,乡村居民的日常消费半径有所减小、消费重心趋于“下移”,但不同档次的商品消费具有不同的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是不同层次消费空间并置的结果[66,67]。乡村消费空间重构的内在动因是乡村居民消费能力（文化认知、收入水平等）与乡村地区消费环境（集镇发展、交通改善等）的相互作用,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城市消费文化渗透和商品（包括服务）消费市场开拓等[65~67]。
交往-休闲空间研究。休闲是指生命个体摆脱外界束缚而自由追求幸福满足、身心愉悦及自我发展的内心体验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以增进交流、愉悦心情为目的的个人交往是现代休闲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68]。一项乡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持续调查显示：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与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长期位居前两位、多年位居第一位[69],但乡村休闲发展仍然处于较低层次,内蕴乡土文明精髓的传统休闲方式受到冲击、现代休闲方式尚不普及,涉及影响因素众多、但以乡村居民为主体的休闲空间建设严重滞后是制约乡村休闲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68,69]。现阶段,以休闲农业、休闲旅游等为主体的乡村休闲产业发展迅速,但目标市场主要针对城市居民,推动乡村休闲产业发展和休闲空间建设,引导乡村居民寓休闲于劳作之中是乡村休闲发展可供选择的新方向之一,城乡休闲空间一体化设计对城乡边缘区的乡村休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70,71]。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目前国内地理学关于乡村生活空间的综合研究主要是从人居环境和社区建设两个层面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生活空间形式的显现。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据以展开的设施及条件,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地域空间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等 [72,73];基于地域客观描述和农户主观认知等不同视角的多种评价表明,乡村人居环境总体水平较低,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平原与山地、城郊与农村等不同地域类型主导因素不尽相同,新农村建设不同程度的遏制了乡村人居环境恶化趋势[74,75];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空间自组织原理和生态-地理过程概念模型等可能分别解释不同案例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化机制,并能够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提供理论依据[76,77]。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可主要视作乡村生活空间关系的承载。乡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乡村地域的居民以共同利益为基础,通过密切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78,79],地缘关系及空间视角是地理学涉足乡村社区研究的独特路径,乡村社区空间包括经济-产业关系空间、社会-人际关系空间和自然-生态关系空间等有机组成部分,各类空间既具有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又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乡村社区建设包括空间合理定位、制度有序安排、社区关系融洽和治理体系重构等内容[80];新型乡村社区建设有利于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81]。
由此可知,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还主要侧重聚落、产业等物质性空间,实证分析仍是乡村地理研究的主流方法,特别是,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已初步形成自身特色;另一方面,结构分析、人本分析及其定性方法已逐步在城市空间研究中获得运用[82]。此外,国内建筑学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侧重乡村生活空间环境设计,其物质实体学术偏好是一种空间形式的狭义表达,但相关成果能够为地理学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由于中西乡村发展阶段及特征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重点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和逆城市化造就了乡村空间的后乡村性,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83,84];前者仍然蕴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城市主义倾向,后者强烈表现出乡村社会地理的现实问题导向。相关研究成果对前瞻性的思考中国乡村生活空间变化趋势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特别是,相关研究方法当能在中国乡村生活空间变化研究中寻找到适宜“区位”。但是,由于宏观环境、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等差异,国际研究并不能复制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空间丰富多彩的发展实践。
当代中国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为乡村地理学发展提供了强烈的实践需求,乡村空间变化研究生机勃勃,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各具特色的学术阵地。现阶段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社会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的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研究成果寥若星辰、乡村休闲空间尚未进入地理研究视野;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然而,乡村生活空间是一种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乡村内部不同生活空间类型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乡村生活空间的意义在于乡村地区的宜居性和乡村居民的幸福感,只有“用更加整合的、整体的和空间的,而不是部门的方式来理解乡村变化”[85],才能够真实再现乡村世界的生活场景、进而揭示乡村生活空间变化规律。正确认识中西乡村发展之异同、有机融合中西乡村研究之优长,能够为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及其理论创新开辟有效路径。
在人类发展转型和人文主义兴盛的双重背景下,生活空间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透视人地关系变化的新视角,“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也已成为阐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新思维。中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多样,现有且仍将有数以亿计的乡村居民生活其中,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下,乡村空间急剧变化和持续转型,乡村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已经呈现出新的特征,中国具有发育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的丰富养分和独特优势。借鉴西方乡村发展经验,植根中国乡村实践土壤,相关理论创新实为必需、是为可能。
乡村生活空间既是地理空间、也是社会空间,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范围形成空间边界、日常生活方式塑造空间结构。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实乃一定地域乡村环境约束与居民行为选择相互作用的表征,立足一定的技术经济基础,乡村居民生活于既定自然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前者决定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需求,后者决定乡村环境的生活空间供给,二者的均衡形成乡村生活空间结构,并内涵一定的生活空间品质,乡村生活空间是形式、内涵、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其系统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分析框架的逻辑主线是：以活动界定空间系统、描绘空间模式,以环境解构空间形式、揭示空间规律,以关系透视空间内涵、探寻空间机制,以感知诠释空间意义、评估空间效应。其中,“活动”是指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环境”是指附着于地表的生活服务设施等物质实体要素及其组合状态,“关系”包括居民个体与社会群体、乡村空间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感知”是指乡村居民的主观评价。该分析框架着力于生活空间变化规律、机制和效应研究,可能为乡村生活空间变化提供理论解释。
图1 乡村生活空间变化系统分析框架
Fig.1 System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changes in rural living space
乡村生活空间是形式、内涵、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多种方法的融贯运用有助于描绘和解译乡村生活空间的真实图景。以实证分析、结构分析和人本分析的有机融合为基础（图1）,个体分析与群体分析相结合,立足居民个体分析,放眼居民群体效应,以生活空间类型表征居民个体生活行为,以生活空间环境映射居民群体生活方式,以居民行为选择与空间环境约束的交互作用解译乡村生活空间变化;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以统计分析阐释影响机制,以空间分析刻画地域结构;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以质性分析描述真实世界,以量化分析解析精细结构。地理学侧重研究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方面,空间行为分析是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研究的基础,借鉴和引入城市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提升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的效能。
乡村生活空间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的经验能够为我们揭示乡村生活空间变化规律提供有益见识和丰富信息,但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西方乡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城市社会的消费空间,多元化的乡村主体常常超越乡村地域边界而生活。理论上,乡村是城乡连续谱系中的主体性存在,其自身具有迥异于城市的本源性价值[86];特别是,乡村生活空间主要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而不只是城市居民休闲体验的空间,乡村空间的宜居性和乡村居民的幸福感是乡村生活空间的本质意义所在。乡村地域及生活空间的主体性回归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只有聚焦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洞悉居民行为的环境约束,体验乡村居民的生活感受,才可能真实再现当代中国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活空间理论。
乡村生活空间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以空间宜居性和居民幸福感为规范性目标,是一个富有人本内涵和人文情怀的学术命题。当代人类活动已经上升为人地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乃是透视一定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有效途径;乡村生活空间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主线,能够“用更加整合的、整体的和空间的,而不是部门的方式来理解乡村变化”,并可能实现实证分析、结构分析和人本分析的有机结合。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有助于相关研究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乡村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引发乡村空间的剧烈变动,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乡村生活空间展示的是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映射的是政府政策作用下的城乡、阶层和个体等复杂关系作用,传递的是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感受。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为政府的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信息和理论指导。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环境和具体国情等差异,发达国家已逐步迈向城乡一体化,乡村生活主体日趋多元、城乡生活边界日益模糊,特别是,多元的乡村生活主体和异质的乡村社会结构塑造了新的城乡“中心-外围”结构,形成乡村弱势群体的身份他者化和社会空间边缘化。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等成果不能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表类型及发展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生活空间研究得天独厚。地理学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主要聚焦聚落-居住空间和产业-就业空间等方面,交易-消费空间和交往-休闲空间研究薄弱,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综合研究亟待深化。“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建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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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新近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近年来国际上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涉及研究的领域、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趋势,随后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研究进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决策实践中的应用.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研究进展归纳为研究成果、新方法与新技术应用、主要成果和项目影响及决策服务应用等方面.其中研究成果主要包括①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综合研究;②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③新农村建设综合研究;④城镇化、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⑤中心村与专业村建设;⑥城乡发展一体化与等值化;⑦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⑧研究成果的系统化与国际化.最后,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联系中国实际,展望了未来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
Recent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近年来国际上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涉及研究的领域、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趋势,随后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研究进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决策实践中的应用.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研究进展归纳为研究成果、新方法与新技术应用、主要成果和项目影响及决策服务应用等方面.其中研究成果主要包括①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综合研究;②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③新农村建设综合研究;④城镇化、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⑤中心村与专业村建设;⑥城乡发展一体化与等值化;⑦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⑧研究成果的系统化与国际化.最后,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联系中国实际,展望了未来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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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II: Discourses of food and sustainable rural future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35145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 dominant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rural debate relates to food. Deliberated in multiple and complex ways, the conversation vacillates between issues of food sustainability, security, type and provenance, to those of food scarcity, access and safety. Further compounding this complexity, food is equally central to discourses of energy, climate change, biofuels, production patterns, land use and a '21st-century land rush'.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resources consequently finds itself near the top of current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gendas. However, while there have been limited contributions by rural geographers on food-related issues, there is no doubting that the oft-declared challenge of providing safe and secure food supplies, and feeding a growing world population, has witnessed increased vigour of engagement. This report explores this engagement, deliberating on the promotion of a 'new productivism', the endorsement of the role of GMOs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securing food supplies, the escalation of global land grabs, and the subsequent impacts on sustainable rural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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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论与农户地理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50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科学研究的还原论方法和数学逻辑,分析指出农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组织单元是农户。基于地理学、经济学、组织学相关原理,建立了农户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农户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研究、农户区位研究、农户发展环境研究、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研究。除了单一农户研究之外,农户地理还包括通过正式联系或非正式联系所形成的农户群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户在农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农户与地理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轨迹及其相互印记又决定了农户地理研究在地理学中的特殊意义。沿着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理论。
Reductionism and geography of rural households.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50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科学研究的还原论方法和数学逻辑,分析指出农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组织单元是农户。基于地理学、经济学、组织学相关原理,建立了农户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农户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研究、农户区位研究、农户发展环境研究、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研究。除了单一农户研究之外,农户地理还包括通过正式联系或非正式联系所形成的农户群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户在农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农户与地理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轨迹及其相互印记又决定了农户地理研究在地理学中的特殊意义。沿着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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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sh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1989-2000 [J].https://doi.org/10.2307/4127518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argues that, when viewed from a longer time perspective, four major process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Polish countryside, changing its character, just as they have been doing in other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deruralization, deagrari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a new model of agriculture (peasantization/depeasantization) and restratification. These processes are changing 1) the place of the countryside in society, 2) the place of agriculture i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as well as 3) the structure of the countryside as a social subsystem.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last two decades, albeit with different speeds in different segments of time. Three of these processes, deruralization, deagrarianization and restratification, are continuations of processes which were already in motion before 1989. Their dynamics do not differ from the Western and Central-Eastern European canon. A fourth, more original process can also be det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agrarian model, however, adjustment of the post-communist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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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J].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性的研究进展,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尺度关联和应用层面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性研究的重点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性概念的模型构建、微观尺度的分析、社会化的转向和时空过程研究等。加强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乡村地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性研究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更深入破解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A Review and trend on rurality.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性的研究进展,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尺度关联和应用层面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性研究的重点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性概念的模型构建、微观尺度的分析、社会化的转向和时空过程研究等。加强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乡村地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性研究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更深入破解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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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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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研究综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1.022 URL 摘要
本文首先对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进行阶段划分与总结,分析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的研究进展,然后重点介绍了当前几个重点研究领域:乡村社区、城乡关系、乡村 景观及乡村社会问题等,最后指出发展不足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全文旨在通过大量文献分析,梳理出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进展与今后发展趋势,期望能够对国内 相关研究与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Review on literature of social rural geography oversea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1.022 URL 摘要
本文首先对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进行阶段划分与总结,分析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的研究进展,然后重点介绍了当前几个重点研究领域:乡村社区、城乡关系、乡村 景观及乡村社会问题等,最后指出发展不足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全文旨在通过大量文献分析,梳理出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进展与今后发展趋势,期望能够对国内 相关研究与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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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III: Rural futures and the future of r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0393135 URL 摘要
Global concern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have focused renewed attention on the future of rural space. Although the direct engagement of rural geographers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has been limited to date, recent research in rural geography holds a number of lessons on these issues, highlighting, for example, spatial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tested discourses of rurality to technocratic solutions to both food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Through such perspectives, rural geography has a strong and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to make to research on bot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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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 [J].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ural geography research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and some im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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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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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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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urality: globalization, peasants and the paradoxes of landscapes [J].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09.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forestation captures most of the headlines, but there are also processes of forest expansion that are widespread in Latin America. This paper explores why this process is so invisible. Globaliz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tructuring rural economies.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global integration of many types, ranging from remittances, state transfers, skilling and markets produced forest recovery in peasant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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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93573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ent research in rural geography has show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ways in which rurality is performed and enacted by diverse actors. Rural geographer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ir own ‘performances’ as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eir enactment of multiple roles in engaging with research subjects, funders and users. This progress report for rural geography discusses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these two related themes, briefly summarizing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nd enactment of rurality and rural identities before proceeding to review publications that have reflected on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positionality in rur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and policy engagement in r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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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J].https://doi.org/10.1007/s11783-011-0280-z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1783-011-0280-z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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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class housing choice: Channels of entry into Gower, South Wal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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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geographies of gentrific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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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J].https://doi.org/10.1016/S0743-0167(01)00002-X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Migration pattern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altered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are combining to precipitate tremendous changes in rural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estern US. These processes of restructuring, however, have been quite contentious and divisive for many of the region's small towns. While we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rec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the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forces of restructuring on communities remain unstudi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ctions of residents to forces of restructuring in Pagosa Springs, Colorado, the Methow Valley, Washington, Kane County, Utah, and Teton Valley, Idaho.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survey responses give voice to community members by allowing them to articulate their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ecent events. The analyses demonstrate tremendous diversity in the ways in which individuals interpret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around them. Thes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challenge singular conceptions of community and highlight the ways in which notions of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are negotiated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rural restructuring. The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need for a more synthesized field of rural studies spanning disciplinary and national di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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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symbo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gentrification: Impressions from two Berkshire villages [J].https://doi.org/10.1111/1475-5661.000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Gentrification has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and debate amongst geographers. A range of differing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ceptions of gentrification have been advanced, with attempts often being made to legislate between them to establish some definitive categorizations of gentrification. The majority of gentrification studies are also highly urbanized: gentrification is seen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as a phenomenon that occurs in urban space. This paper questions both the legislative and urban foci of gentrification studies, by outlining an interpretative study of material, social and symbolic dimensions of gentrification within two villages in rural Berk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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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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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ity migration: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drivers,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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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home owners, locals and their perspectives on rural development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2.1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ominating strands with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econd homes explain social conflicts between rural hosting and visiting second home populations by describing their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rural development. Such presentations suggest that locals are likely to welcome new developm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their rural communities, whereas second home owners advocate conservation of the rural idyll that attracted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se simplified differences conceptualised in the contemporary second home research literature are faulty. By analysing 42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econd home owners and locals in four Norwegian municipalities, we demonstrate how both locals and second home owners are protective of their rural idyll and, at the very same time, open to rural development. More exactly, locals and second home owners alike generally welcome new activities only when they do not take place in their own vicinity. As such, both categories' interests reflect a “Not in my backyard” (NIMBY) line of logic. Hence, we argue that the major lines of conflict concerning land use in second home municipalities do not run between locals and visitors but between those initiating different kinds of new developments and those appreciating the hitherto existing qualities and appearance of the areas of development localisation. Nevertheless, the influx of second home owners is still influencing the potential for land use conflicts due to the high number of actors present in the same location. In effect, crowding a rural area with second home developments generates more “backyards” and thus guardian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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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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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globalizing the countryside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7082559 URL 摘要
The article discusses issues regarding rural geography, focusing on the growing phenomena of amenity migration to certain type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American-style exurban and suburban development. It then explores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rural areas are being produced through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form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hinks about rural geographies in explicitly relational terms, acknowledging that most rural areas 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at the relations that shape them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snapshots of the fleeting landscapes they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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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 and othernes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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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Futures: 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and its Regulation [J].https://doi.org/10.1111/1467-9523.001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per outlines som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 of rural space’ from a British perspective. It details the trajectory of what is termed 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that is, the sets of increasingly diverse ruralities which tie rural space and people to the provis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consumed by those in and beyond their particular boundaries. These trends hav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rural social science; and particularl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arative rural sociology which can analys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pace. In doing so, the paper suggests the need to forge a critical and interpretative set of new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supra, national and, regional and local), and to play a much more engaging part in th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of new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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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及其提供的思考 [J].On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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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structuring and Agriculture-Rural Economy Linkages: A New Zealand Study [J].https://doi.org/10.1016/0743-0167(95)00014-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Rapi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New Zealand has occurred following government policy changes in the mid-1980s.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se events on agriculture-rural economy linkages, with a study of a rural service town in Southland, the southernmost region of the South Islan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own experienced recession soon after agricultural deregulation due to cutbacks in farmer expenditure. The responses of a range of agriculturally-related businesses, and also community responses to recession, are explored through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t is concluded that deregulation has altered agricultural-rural economy linkages but has not lessened their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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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I: Changing expec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rural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24744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ural areas are increasingly thought of in terms of opportunity, as engines of growth in a world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they are being challenged in terms of their role in providing safe and secure food supplies, and they are being lauded and criticized in terms of climate change and mitigation. The multiple scales of these discussions, and the intensity and increased volume of rural debate that has emerged, see rural geographers occupy an interesting space in terms of conceptualizations, engage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rural livelihoods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the lens of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spheres, the principal issues pertaining to agriculture as a sectoral activity and an instrument of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explores rural geographers' critique of agriculture and small-scale farming in sustainable rural futures and the changing expec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that currently a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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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8105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A number of commentaries and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rural geography. The introspective mood follows a period in which rural geography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resurgent, but indicates concerns about the unevenness of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 and about the readiness of the subdiscipline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the first of three progress reports on rural geography, focuses on attempts within these interventions to rethink the boundaries of rural geography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other fields of study. First, it examines renewed debat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delimitation of the rural, including efforts to rematerialize the rural. Second, it considers the rejuvenation of work on rural-urban linkages, including concepts of city regions, exurbanization and rurbanity. Third, it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ngagement of rural geographers, including collaboration with physical and natural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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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Multifunctional Rural Geographies—Reactionary or Radical? [J].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5ph584pr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theme in rural geography which is the multifunctionality in rural landscapes. Multifunctionality is the idea that rural landscapes typically produce a range of commodity and non-commodity use values simultaneously and that policy ought to recognize and protect that entire range of values. The article also suggests potential connections to current work on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It also mentions specific policy areas to broader trends and process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y, the state, polic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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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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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agriculture, land use, and agrofood networks in Hawaii [J].https://doi.org/10.2307/41408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griculture dominated the culture and economy of Hawaii until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but has since been in a prolonged state of decline. This article examines strategies in Hawaii's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that seek to revitalize its agrarian sector and the difficult challenges these efforts face within the globalized agrofood systems. Drawing from the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eveloping Hawaii's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Networks of social actors that include growers, processors, gourmet chefs, retailers, and consumers have been able to create viable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in spite of the globalized agrofood systems. The article then discusses how the politics of land use and land development could condition Hawaii's ability to build networks that are critic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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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农区地理学理论研究评述 [J].The new developments of rural geogra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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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rural space: the need for multi-methods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03.1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lthough the late 1990s saw increasing use of qualitative data in rural studies and a turn towards issues such as ident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ity, many rural researchers still rely on a range of different methods and use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However, the challenge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an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s a theme not often dealt with in rural studies, at least not explicitly. This paper (re-)turns the attention to implications of using various methods and comb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for studying a subject matter called ‘the use of rural space’. It concerns both physical land use and the practice and values of individual 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se. We emphasise interplay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argue for using multi-method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s a combined study of practice and values of individual actors. Two examples—one concerning Senegalese pastoralists’ livelihoods and their use of mobility and one concerning landowners’ location of field afforestation in Denmark—illustrate how the approach facilitates quite different studies of both practice and values and how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can be combined in a non-eclectic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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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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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llage in the mind: applying Q-methodology to re-constructing constructions of rurality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0.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rural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notions of ‘the rural’ and how they are constructed in expert discourses as well as in everyday life. Dealing empirically with such patterns of meaning, poses special challenges to social science. In this article I want to explore Q-methodology that approaches subjectivity in a particular way. Instead of beginning with the individual – as it is done in case study approaches – or with socio-demographic categories – as surveys usually do – Q-methodology attempts to put the focus of inquiry on the content of subjectivity itself, i.e. the integral views and their in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Q-methodology can be conceived as a hybrid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since it combines mathematical procedures like factor analysis with a genuine constructivist and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to ‘reality’. An example of a study in which Q-methodology was applied is presented. The aim of this analysis wa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views of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life that existed in a municipality of the exurban hinterland of Hamburg. As a result of this study three distinct perceptions of rurality are identified: an idyllic, a reform-oriented and an anti-conservationist view. Based on a structured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views it is shown how Q-methodology can contribute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to the debate about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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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 [J].The reorientation of rural geography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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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 [J].The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of migrant′s daily activities of village in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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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J].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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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 [J].
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转型总结为三个主要阶段,探讨了衰败、异化两类乡村蜕变形式,并对当前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了剖析.文章通过中西之间的对比,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面临着压缩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双重背景,西方乡村转型背景下的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同等重要.基于此,文章超越了简单线性的乡村转型和当前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乡村复兴”概念,从内外两方面界定了其基本内涵.文章进而指出,乡村的复兴应该在产业、资本、管治、文化等方面具备多元的形式.
Rural renaissance: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under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vism.
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转型总结为三个主要阶段,探讨了衰败、异化两类乡村蜕变形式,并对当前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了剖析.文章通过中西之间的对比,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面临着压缩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双重背景,西方乡村转型背景下的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同等重要.基于此,文章超越了简单线性的乡村转型和当前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乡村复兴”概念,从内外两方面界定了其基本内涵.文章进而指出,乡村的复兴应该在产业、资本、管治、文化等方面具备多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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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60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个典型县区内5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个阶段。②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villag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Huang-Huai-Hai plain.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6005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个典型县区内5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个阶段。②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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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 [J].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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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格局测度 [J].The spatial pattern measur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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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乡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聚落地理学重要分支的乡村聚落地理学重新受到关注。了解乡村聚落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掌握其研究趋向,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简要叙述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进展,认为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借鉴;然后简单分析了中国乡村聚落研究进展,并从乡村聚落生态、乡村聚落空间特征及其演化、乡村聚落发展问题、乡村聚落综合研究等4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乡村聚落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最后,在分析国内外乡村聚落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未来乡村聚落研究的主要趋向应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聚落演变趋势预测研究;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乡村聚落的模式研究;中国不同地貌形态区乡村聚落的研究;新聚落的构建研究;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Research 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Chinese rural settlements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乡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聚落地理学重要分支的乡村聚落地理学重新受到关注。了解乡村聚落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掌握其研究趋向,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简要叙述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进展,认为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借鉴;然后简单分析了中国乡村聚落研究进展,并从乡村聚落生态、乡村聚落空间特征及其演化、乡村聚落发展问题、乡村聚落综合研究等4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乡村聚落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最后,在分析国内外乡村聚落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未来乡村聚落研究的主要趋向应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聚落演变趋势预测研究;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乡村聚落的模式研究;中国不同地貌形态区乡村聚落的研究;新聚落的构建研究;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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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 [J].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5.04.00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重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出现阶段性的转变,是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论文通过建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测度指数和理论框架体系并以苏南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受乡村系统内外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城镇化、工业化、政府调控、乡村自身的更新改造和空间生产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且不同的重构阶段,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未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路径应是基于多重作用力和不同作用模式基础上的、以城乡资源空间重构为导向的综合创新路径,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Jiangsu.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5.04.00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重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出现阶段性的转变,是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论文通过建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测度指数和理论框架体系并以苏南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受乡村系统内外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城镇化、工业化、政府调控、乡村自身的更新改造和空间生产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且不同的重构阶段,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未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路径应是基于多重作用力和不同作用模式基础上的、以城乡资源空间重构为导向的综合创新路径,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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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J].Spatial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Jiang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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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传承与融合、城镇化与产业经济转型、土地使用变革与创新、农户行为模式转化、宏观政策环境及其他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影响的基础上,基于各影响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类。各类因子对农村聚居的作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村聚居特征的延续,新型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是促进农村聚居的转型,而突变因子的驱动作用则可能带来农村聚居的突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3种驱动因素的作用形成了3条典型驱动路径,即基础因子作用下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新型因子作用下快速发展新型路径、突变因子作用下的突变性偶然路径。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传承与融合、城镇化与产业经济转型、土地使用变革与创新、农户行为模式转化、宏观政策环境及其他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影响的基础上,基于各影响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类。各类因子对农村聚居的作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村聚居特征的延续,新型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是促进农村聚居的转型,而突变因子的驱动作用则可能带来农村聚居的突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3种驱动因素的作用形成了3条典型驱动路径,即基础因子作用下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新型因子作用下快速发展新型路径、突变因子作用下的突变性偶然路径。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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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nan hilly region: A case study in south Jiangx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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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安徽省宿州地区为例 [J].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ttlement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aking Suzhou of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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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J].The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od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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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10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致使空心村问题日趋严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农村空心化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探讨了今后针对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问题的创新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系统分析空心化村庄用地结构与潜力、类型及演进规律,深入研究农村空心化情景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整治规划示范与配套政策,以及空心化村庄整治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既是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实证研究的需要,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技决策服务的需要。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10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致使空心村问题日趋严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农村空心化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探讨了今后针对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问题的创新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系统分析空心化村庄用地结构与潜力、类型及演进规律,深入研究农村空心化情景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整治规划示范与配套政策,以及空心化村庄整治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既是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实证研究的需要,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技决策服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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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
Analysis of evolu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 of hollowing villag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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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Empirical research on household willingness and its caused factors for land consolidation of hollowing village in Huang-Huai-Hai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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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农区村域空心化特征及其微观机理——以兰考县三个村为例 [J].
通过对兰考县三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欠发达农区村域空心化具备空心村的一般性特征,即人口空心化明显,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村庄用地外扩内空,且扩张呈现沿公路、占耕地的趋向;但由于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欠发达农区村域空心化一般处于萌芽阶段,表现在聚落形态上的空心尚不明显。可以用空间界面理论来解释村域空心化的驱动机理,居住空间分异。从农村地域的内核系统视角,分析了欠发达地区空心村的形成机理,主要受城市化、农户家庭收入、村民观念、土地利用制度、资金资源等因素制约与影响。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cosmic mechanism of rural hollow villages in less developed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Lankao County.
通过对兰考县三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欠发达农区村域空心化具备空心村的一般性特征,即人口空心化明显,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村庄用地外扩内空,且扩张呈现沿公路、占耕地的趋向;但由于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欠发达农区村域空心化一般处于萌芽阶段,表现在聚落形态上的空心尚不明显。可以用空间界面理论来解释村域空心化的驱动机理,居住空间分异。从农村地域的内核系统视角,分析了欠发达地区空心村的形成机理,主要受城市化、农户家庭收入、村民观念、土地利用制度、资金资源等因素制约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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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活动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河南省农户调查与实证 [J].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households’choice of activity space strategy and the income effect: a case study on the surve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Henan Province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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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村类型形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J].The type forma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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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专业村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王公庄为例 [J].Form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vice-oriented specialized villages: A case of Wanggong Village, Hen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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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 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 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 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 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Agricultural loca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in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for Huangzhuang village in Nan 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 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 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 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 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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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下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对收入增长的影响 [J].Self-developing 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impact on growth of the household income: a geographical stu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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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农区农户的外部响应能力及其环境影响 [J].The external response capability of households in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and its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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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J].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China’s farmer consumption behavi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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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农户服务消费行为的变迁:1986~2005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389.2008.03.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采用长三角地区的15村1986-2005年固定跟踪观察所得的农户样本资料对长三角农 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构成演变为生活类消费份额持续下降、服务消费份额快速上升。服务消费、保险消费已成为长三角地区农户消费 增长的新亮点，其中医疗与教育支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成为拉动农户服务消费支出上升的两大重要支柱；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风险的防范程度也相应增 强，养老保险和生命保险是本地区农民选择的最主要的险种；旅游、交通、通讯消费也正在本地区农家生活消费支出中由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转向显著位置。
Evolution of the service consump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1986-20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389.2008.03.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采用长三角地区的15村1986-2005年固定跟踪观察所得的农户样本资料对长三角农 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构成演变为生活类消费份额持续下降、服务消费份额快速上升。服务消费、保险消费已成为长三角地区农户消费 增长的新亮点，其中医疗与教育支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成为拉动农户服务消费支出上升的两大重要支柱；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风险的防范程度也相应增 强，养老保险和生命保险是本地区农民选择的最主要的险种；旅游、交通、通讯消费也正在本地区农家生活消费支出中由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转向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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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 [J].From the market perspective rural consumption space chan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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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新洲区农户消费活动的空间特征研究 [J].The 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s’ consumption activity in Xinzhou County of Wuhan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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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4.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 结构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湖北黄冈二程镇8个村100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 一般规律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构表明：10年来,农户消费的平均空间距离总体上有缩短趋势;农户消费不同类型商品的地点和圈层结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农户消 费行为的空间等级结构有较大变化,除家用电器的消费空间等级没有变化外,其他商品的消费空间等级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趋势是消费空间等级下移;影响农户 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制度因素、交通条件和个人消费需求偏好等;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较大 差异性。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consuming behaviors in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of Ercheng town in Hubei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4.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 结构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湖北黄冈二程镇8个村100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 一般规律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构表明：10年来,农户消费的平均空间距离总体上有缩短趋势;农户消费不同类型商品的地点和圈层结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农户消 费行为的空间等级结构有较大变化,除家用电器的消费空间等级没有变化外,其他商品的消费空间等级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趋势是消费空间等级下移;影响农户 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制度因素、交通条件和个人消费需求偏好等;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较大 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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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型农村社区的休闲文化建设 .Discuss about the leisur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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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居民休闲的现状与对策 [J].The Status quo of leisure life in rural areas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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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型升级阶段与农村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J].
体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体,它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 为处于农业转型升级阶段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在转型升级阶段,我国资源丰富、农村生活设施完善、客源稳定、消费观念倾向于休闲农业等 因素为农村发展休闲产业提供了可能.体闲农业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将企业引入休闲农业、加强整体营销能力、保持休闲农业的乡村特点,才能维 持休闲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休闲农业规范、有序的健康持续徐发展.
Study on the stage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leisure agriculture.
体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体,它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 为处于农业转型升级阶段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在转型升级阶段,我国资源丰富、农村生活设施完善、客源稳定、消费观念倾向于休闲农业等 因素为农村发展休闲产业提供了可能.体闲农业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将企业引入休闲农业、加强整体营销能力、保持休闲农业的乡村特点,才能维 持休闲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休闲农业规范、有序的健康持续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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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生理论视角的重庆市城乡休闲体系设计与布局 [J].
基于“共生”理论，应用核心一辐射方法，通过对重庆城市、乡镇、农村的休闲空间形态研究，分析重庆城市休闲空间与乡村休闲空间的布局，提出“把城市建在乡村上，乡村嵌在城市中”的具有重庆特色的城乡共生型休闲体系配置方案，以期破解重庆市城乡休闲体系建设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Research on the rural-urban leisure space design and layout of Chongq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existence.
基于“共生”理论，应用核心一辐射方法，通过对重庆城市、乡镇、农村的休闲空间形态研究，分析重庆城市休闲空间与乡村休闲空间的布局，提出“把城市建在乡村上，乡村嵌在城市中”的具有重庆特色的城乡共生型休闲体系配置方案，以期破解重庆市城乡休闲体系建设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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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 [J].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Geography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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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界人居环境研究回顾与展望 [J].
人居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古老而又全新领域,伴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备受地理、建筑、城市规划等学科关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国内地理学16种期刊刊发的180篇有关人居环境研究论文,发现国内研究:1起步晚、发展缓慢,高层次研究成果少且增长慢,以城市内部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少;2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居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城市或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宏观尺度地理环境的宜居性与中观层面城市人居环境分异及其理想模式构建和微观社区单元综合居住环境评价及规划实践等;3综合集成研究的方法体系探索尚未取得突破,当前常用方法中PSR模型和DPSIR模型主要以机理解析为目标,实体指标与主体问卷调查心理指标及经济学方法旨在确定人居环境评判标准体系,当然GIS空间聚类也成为近年运用热点。
Over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 of Chinese geographers.
人居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古老而又全新领域,伴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备受地理、建筑、城市规划等学科关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国内地理学16种期刊刊发的180篇有关人居环境研究论文,发现国内研究:1起步晚、发展缓慢,高层次研究成果少且增长慢,以城市内部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少;2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居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城市或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宏观尺度地理环境的宜居性与中观层面城市人居环境分异及其理想模式构建和微观社区单元综合居住环境评价及规划实践等;3综合集成研究的方法体系探索尚未取得突破,当前常用方法中PSR模型和DPSIR模型主要以机理解析为目标,实体指标与主体问卷调查心理指标及经济学方法旨在确定人居环境评判标准体系,当然GIS空间聚类也成为近年运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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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J].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difference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tourism area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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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的居民满意度评价及其优化策略研究——以石首市久合垸乡为例 [J].
根据乡村的地域特征,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模糊判断矩阵,通过偏差矩阵,调整模糊判断矩阵,并检验矩阵的一致性,得出各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乡村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评价,根据居民的自身愿望与现实感知的差异程度来确定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突破口。从居民最关心的农村饮水安全入手,探讨了农村饮水安全的公共物品性质,认为政府的介入是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关键,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是确保农村饮水安全的有效途径。
An evaluation 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Jiuheyuan town in Shishou City.
根据乡村的地域特征,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模糊判断矩阵,通过偏差矩阵,调整模糊判断矩阵,并检验矩阵的一致性,得出各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乡村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评价,根据居民的自身愿望与现实感知的差异程度来确定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突破口。从居民最关心的农村饮水安全入手,探讨了农村饮水安全的公共物品性质,认为政府的介入是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关键,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是确保农村饮水安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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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理研究 [J].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特征及其演化机理。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包含3个要素集合：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的典型自组织结构特征。利用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模拟,并以长岗村为例,提出了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自组织演化路径。最后,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特征,提出了若干对策。
Analysis of self-organizing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特征及其演化机理。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包含3个要素集合：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的典型自组织结构特征。利用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模拟,并以长岗村为例,提出了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自组织演化路径。最后,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特征,提出了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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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以广州市为例 [J].
生态-地理过程(eco-geographicprocess,egp)是现代生态学、地理学与人居环境科学交叉与融合的重要研究方向。阐述了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内涵，并指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一般是从乡村人居环境，到边缘区人居环境，再到核心区人居环境，由此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演替序列。在此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综合运用生态学与地理学等分析方法，从边缘区与核心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将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划分为4类，即入侵（渗透、跳跃、蚕食、延伸）、竞争（分化和共生）、反应和调控，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概念模型。生态-地理过程研究对理解大城市边缘区演变机理与生态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co-geographic processes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on the metropolis fring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生态-地理过程(eco-geographicprocess,egp)是现代生态学、地理学与人居环境科学交叉与融合的重要研究方向。阐述了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内涵，并指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一般是从乡村人居环境，到边缘区人居环境，再到核心区人居环境，由此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演替序列。在此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综合运用生态学与地理学等分析方法，从边缘区与核心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将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划分为4类，即入侵（渗透、跳跃、蚕食、延伸）、竞争（分化和共生）、反应和调控，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概念模型。生态-地理过程研究对理解大城市边缘区演变机理与生态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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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农村社区建设经验比较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441.2015.14.03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2006年中央提出“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全国逐步推开。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许多地方政府探索出了一系列适合本地特点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许多地方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同时看到，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新的事业，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借鉴发达国家农村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提升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于国外发达国家农村社区建设的总结和阐述中得到一些共性的规律，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441.2015.14.03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2006年中央提出“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全国逐步推开。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许多地方政府探索出了一系列适合本地特点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许多地方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同时看到，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新的事业，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借鉴发达国家农村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提升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于国外发达国家农村社区建设的总结和阐述中得到一些共性的规律，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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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村民: 一种理解乡村治理的新框架 [J].
乡村治理实际上是在调整社区与村民、社区与国家以及村民与国家三对关系，在现代化转型时期，这三对关系分别对应社区民主、社区自治以及国家民主三个问题。在国家强力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背景下，“社区一村民”比之传统的“国家一社会”理论框架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农村社区与村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一奉献”关系，这种关系模式适应了社区民主化、生活伦理化的时代潮流，对现阶段农村社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较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控制一监督”关系更适合指导当前乡村治理实践。
Community and the villagers: A new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rural governance.
乡村治理实际上是在调整社区与村民、社区与国家以及村民与国家三对关系，在现代化转型时期，这三对关系分别对应社区民主、社区自治以及国家民主三个问题。在国家强力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背景下，“社区一村民”比之传统的“国家一社会”理论框架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农村社区与村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一奉献”关系，这种关系模式适应了社区民主化、生活伦理化的时代潮流，对现阶段农村社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较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控制一监督”关系更适合指导当前乡村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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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变化研究——以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J].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针对重庆市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特征,选取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咨询法,从居住环境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公共服务系统、交通通讯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5大方面(准则层),选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道路硬化到户率等26个指标构建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天子村的人居环境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指标总体分值由原来的0.519上升到0.949,人居环境级别由四级(人居环境质量较差)上升到一级(人居环境质量好),特别是在居住环境和交通通讯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影响最为显著.
A research of the changes i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Tianzi Village of Zhongxian County.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针对重庆市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特征,选取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咨询法,从居住环境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公共服务系统、交通通讯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5大方面(准则层),选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道路硬化到户率等26个指标构建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天子村的人居环境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指标总体分值由原来的0.519上升到0.949,人居环境级别由四级(人居环境质量较差)上升到一级(人居环境质量好),特别是在居住环境和交通通讯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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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 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 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 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 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 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 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 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 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 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 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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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groups, feminist research and farm women: opportunities for empowerment in rural social research [J].https://doi.org/10.1016/S0743-0167(02)00007-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a doctoral study examining women's involvement in the Australian sugar industry to argue that focus groups are a valuable method for feminist rural social research. Sixteen initial and follow up focus groups conducted with 80 women were not just valu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raw data, they were also valuable in addressing feminist research goals. Using extracts from the focus groups, four examples of their effectiveness as a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 are examined. That is, focus group participation made what is invisible to many women visible; it enabled connections to be mad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s; it facilitated challenges to dominant beliefs; and it provided space for discussion and reflexivity about gender issue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potential of focus groups as an empowering strategy for participants is not just of importance to feminist scholars, but to all rural social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gaging less hierarchical research relationships, in producing knowledge which is contextualised, and in contributing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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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out and coming back: rural gay migration and the city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1.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mplex meaning and role of the city in American and French rural gay men’s imaginary and life experience. It explores how gay men who grew up in the country build their sense of self through back-and-forth movement from rural to urban spaces. Therefore, it questions traditional gay migration studies, which have often equated gay migration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positing a unidirectional pattern. After contextualizing rural male homosexuality, this paper presents four life itineraries which highlight the central role the city has for rural gay men when exploring their same-sex desires and attrac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ir life narratives, we show that for most of them, their coming out, their first same-sex experience,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ir sexuality happens “far from home” in a city or a college town. However,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ity has a more ambivalent role for rural gay men. While the city exists as a space of social practices where alternative sexualities can be experienced and explored, at the same time for many rural gay men the city remains substantially unattractive. In their view, the perceived “effeminizing power” of the city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their attraction for this space. Therefore, the experience of the city becomes both liberating and disciplinary – liberating because it allows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same-sex desires and attractions, disciplinary because it (re)presents a gay identity in which they find no resonance. Thus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rural gay migration to the urban spaces, which is key to identity formation, includes not only departure to the city but also a necessary return to the country to maintain rural gay men’s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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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ing countryside change: from post-Fordism to rural structured coherence [J].https://doi.org/10.2307/62288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which seek to expla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recomposition in rural areas. There has been a recent movement towards applying a supposed transition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to rural change, but the paper urges caution in this respect, arguing that the regulationist literature requires sensitive handling if it is to fulfil its potential as a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rural change. Emphasis is therefore given to the intermediate concepts of 'mode of regulation' and 'societalization' as starting points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rural life, and these concepts are grounded spatially with reference to Harvey's notion of structured coherence. Discussion of these concepts is then linked to a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of the changing structured coherences discernible in rural Britain.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breakdown of previously localized coherence and the replacement by more fragmented coherence reflecting different forms of commodification occurring in rural areas. The use of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ntinuing research in r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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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及路径—— 基于乡村主体性视角 [J].Study on strategy and path of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Under the context of rural subje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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