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刚
, 周雯婷, 黄徐璐, 全志英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275
Liu Yungang, Zhou Wenting, Huang Xulu, Ji-Young Jeon
中图分类号: K9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7-09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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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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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云刚(197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研究。E-mail:liuyung@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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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关键词：
Abstract
Against the context of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number of South Koreans who have expatriated to China soared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is increase has made China the third largest destination for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among all nations, following only USA and Japan. The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mainly lived in major metropolises such as Beijing, Guangzhou and Shanghai. With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now many South Korean enclaves have established and attracted atten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foreign enclav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coming from immigration policy and specific districts such as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and embassy District, Yuanjing Road in Guangzhou got rid of the mark of impoverished urban village (Tangxia village) in Baiyun district, and transformed into a South Korean enclave mainly resided by South Korean trad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research sheds light upon the Yuanjing Road, taking it as a case to examin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f this South Korean enclave, and first-hand data were gathered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in February, May,October 2015 and September 2016. In the context of commodity chains and regional divisions of labor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ialism booming in Guangzhou, the local government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hat some South Korean traders have assembled in Yuanjing Road,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a Korean town at Yuanjing Road. Also, the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ng with investors, reconstructed the material space of the Yuanjing Road. At the same time, the South Korean traders strengthened their living and working foundation in the Yuanjing Road through three factors: the location advantage (next to some wholesale trade markets), social network connected to transnational trade chain, and Korean ethnic economy. Therefore, the South Korean traders succeed in occupying the space of the Yuanjing Road, and in redevelop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there. In summar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Yuanjing Road’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urban village to a South Korean enclave is a joint produc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estors, and South Korean traders. As the result of production of space, the Yuanjing Road has become the place of transnational trade chai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lso the living space of diversify groups including the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villagers,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the Yuanjing Road, gives us a valuable lesson of the urban villages’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also introduced ideas for immigration management to Guangzhou.
Keywords：
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大都形成于某些特定的政策区域,如北京的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与韩国大使馆毗邻,众多涉外酒店、外交公寓是其形成的基础[1];上海的古北日本人聚居区,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原本就是解决开发区居住配套的“涉外居住区”[2,3],等。广州的小北路非洲人聚居区是少数与本文案例地相似的、“土生土长”的跨国移民社区,但两者也有不同：小北路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导形成[4,5],而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国人移民的角色都不容忽视。
本文聚焦于兼具城中村和跨国移民社区双重属性的广州远景路,探讨韩国人聚居区在此的形成机制。案例地棠下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具有城中村普遍共性的人员杂、环境脏、治安差等问题。户籍人口900 户、4 000 人左右,外来人口则超过5 万人,是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混合居住、外来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城中村。村内密布有1 100 多栋“握手楼”,为外来人口提供廉价的居住空间和生产场所,而来自出租屋的租金及相关服务业则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6]。韩国人大都聚居于棠下村南端的远景路一带。据白云区棠景街道的官方概略统计,2014 年在远景路及其周边区域从事餐饮和商贸等行业的韩商约1 000 人,登记居住的常住韩国人约300 人[7]。实际上远景路及周边已成为在穗韩国人的生活活动中心,每到周末都有成群的韩国人从各地赶来集聚于此寻找“乡味”,当然亦有诸多韩国人在此生活和居住,但具体人数不详。远景路是如何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走上跨国移民社区的道路?有哪些主体力量参与到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形成过程?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希望本文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大城市的国际化进程、在华韩国人的生活空间形成有所裨益,同时从另一方面也为当下中国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为了更好地刻画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形成过程中的“空间–社会”互动,本文引入了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物质空间变化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8~10],空间与社会相互构建,空间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就是权力、资本、阶级与空间景观相互交织的过程,并形成复杂的空间辩证法[11]。既有关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运用已比较成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12~15]。空间生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资本与政府作用下的“强空间生产”,另一种是社会力量作用下的“弱空间生产”,而后者多出现在城乡结合部,由弱势群体发起[16~18]。一些学者也已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制度背景下的外来人口同乡网络对此类空间的形成起到支持作用[19~21]。而在本文关于远景路空间生产的案例中发现了另一种力量,即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也参与到城中村的空间生产过程中,这是之前未曾涉及的。在华韩国人作为最大的在华外国人群体已引起了学者关注 [1,22~26],但是上述研究多偏重在华韩国人群体的生活适应、多民族间的融合与冲突等日常行为,存在将韩国人群体从其生活的城市空间中剥离出来的倾向,缺乏对韩国人群体与当地城市的“空间–社会”互动考察。因此,本文通过跨国移民的视角,探讨远景路的空间形态演变与韩国人的行为模式如何相互衔接,进而探究权力、资本、族裔等要素如何互动和发挥作用,从而揭示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生产过程。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间经贸往来增多,人员和社会文化交流也蓬勃发展。据韩国海外同胞统计显示,2013年长期居住海外的韩国人约为479万,其中在华韩国人超过35万,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209.1万）和日本（89.3万）的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地。在华韩国人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青岛、天津、辽宁、威海、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近年来尤其广东省的韩国人增长令人瞩目。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数量从2003年的2 451人增至2013年的51 902人,增长幅度高达20倍;反观其他省市除北京外则呈现相反的萎缩趋势,北京的韩国人口尽管有所波动,但仍高居首位[27]（图1）。
图1 2003~2013年中国各大省市的韩国人口数量变化
Fig.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in main cities and provinces from 2003 to 2013
广东省的韩国人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城市。据广州市公安局统计,在穗韩国人主要以工作、学习和团聚等目的入境,2008~2013年间的人口数量分别为7 647人、6 021人、6 438人、8 332人、8 563人和7 171人[28],但该数据并没有对高流动性的韩商进行统计。根据对广州韩国商工会副会长的访谈,大约1/3的在穗韩国人任职于领事馆、贸易馆、教育机构等,包括其随行家属;2/3为从事外贸和饮食等各行业的韩商,过半数从事服装、皮革、鞋子和布匹等[29]。故可推测,2013年的在穗韩国人应为2.1万人左右。
基于职业和社会经济能力的差异,在穗韩国人呈现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其中,韩国政府和韩资企业的派遣职员及其家属由于经济条件优越、公司负担部分房租费用,多居住在天河北片区的中信公寓、帝景苑、协和新世界和金海花园等环境较好的小区,以及韩国国际学校所在的番禺片区的祈福新村、丽江花园、星河湾等小区;新港西路片区由于靠近中山大学和中大布匹市场,成为韩国留学生和从事布匹贸易的韩商的聚居区,居住小区包括富景花园、顺景雅苑、顺华名庭、双子星城、祈乐苑、南贤等;其他韩商的居住空间多遵循资源和市场指向的原则,主要分布在商品贸易集散地的远景路、机场路片区[26]。韩国人的居住空间分布从韩国人经营的餐饮店的区位和规模也可以得到印证。韩国料理店主要分布在白云区、番禺区、天河区、黄埔区、海珠区和越秀区等,其中白云区的规模最大,达48家,其余各区为15、12、5、4、4家（图2a）。因此,本文选取的远景路是在穗韩国人居住最为密集的区域（图2b）。
图2 广州远景路及远景路韩国商业街
① 《广东红皮书》为在穗韩国人提供日常生活和就业等情报的韩文杂志。
Fig.2 Study area: Yuanjing Road, Guangzhou and Korean street in Yuanjing Road
实地调研于2015年2月、5月、10月,2016年9月分4次开展,主要采用问卷和滚雪球式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回收的韩国人有效问卷33份,并对其中10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为远景路及周围区域的韩商和中国人,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No.1~10为韩国贸易、物流公司的相关韩国人员;No.11~19为中国人,包括店铺经营者、棠下村民、棠景街道办职员以及房地产中介商等。在获知访谈对象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对其生活和工作的行为模式开展深入访谈。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le 1 Attributes of the interviewees
| No. | 性别 | 年龄 | 出生地 | 职业 | 月收入（元） | 来穗时间 | 访谈时长(min) |
|---|---|---|---|---|---|---|---|
| 1 | 男 | 31 | 首尔 | 物流公司职员 | - | 2014 | 30 |
| 2 | 女 | 26 | 首尔 | 贸易商 | ≈25000 | 2008 | 60 |
| 3 | 男 | 29 | 首尔 | 贸易商 | ≈20000 | 2012 | 30 |
| 4 | 男 | 33 | 首尔 | 物流公司职员 | >15000 | 2010 | 30 |
| 5 | 女 | 28 | 庆尚南道 | 物流公司职员 | ≈15000 | 2013 | 35 |
| 6 | 男 | 28 | 首尔 | 贸易公司职员 | ≈15000 | 2010 | 35 |
| 7 | 女 | 25 | 首尔 | 贸易公司职员 | ≈10000 | 2013 | 30 |
| 8 | 男 | 28 | 首尔 | 贸易公司职员 | 15000 | 2010 | 40 |
| 9 | 男 | 55 | 首尔 | 物流公司经营者 | ≈10000 | 2008 | 60+30 |
| 10 | 男 | 62 | 首尔 | 物流公司经营者 | ≈20000 | 2003 | 45+30 |
| 11 | 男 | 39 | 辽宁 | 眼镜店老板 | >10000 | 2008 | 60 |
| 12 | 男 | 56 | 广东 | 棠下村民 | - | - | 30 |
| 13 | 男 | 45 | 广东 | 棠下村民 | - | - | 45 |
| 14 | 男 | 50 | 广东 | 安保人员 | ≈3000 | - | 45 |
| 15 | 男 | 42 | 山东 | 五金店老板 | - | 1999 | 30 |
| 16 | 男 | 58 | - | 物业顾问 | - | - | 50 |
| 17 | 男 | 24 | 广东 | 物业顾问 | - | - | 35 |
| 18 | 男 | 35 | - | 物业顾问 | ≈3000 | - | 30 |
| 19 | 男 | 43 | 广东 | 街道办职员 | - | - | 50 |
远景路的韩国人主要居住在远景路沿线两侧的居住小区、居住/商业兼用小区和“民泊屋”（图3）。韩国人较为青眯的居住小区有：翠逸家园、万方园、远景花园、美景苑等;居住/商业兼用小区有：又一居、康盈阁、中意花园等;而“民泊屋”是棠景派出所针对远景路韩国人口不断增多而制定的居住管理模式,是一种韩国人将友人带至承租屋短期居住的出租屋。目前棠景街共有12套“民泊屋”,每套有数个到十多个床位,已全部纳入有效管理[29]。
图3 远景路韩国人的居住区及其族裔经济（2016年9月）
Fig.3 Residences and ethnic economy businesses of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in Yuanjing Road (
根据对居住区物业顾问和房地产中介商的访谈,各小区中韩国租户的大致情况如表2所示。首先,翠逸家园和万方园是投资开发商兴建的小区,居住环境良好,租金相对稍高,韩国租户以在远景路商业圈经商就业的韩商居多,分别占总户数的25%和30%;但万方园的户型以一房一厅为主,独居的韩国人较多。其次,远景花园和美景苑是棠下村集资所建的农民公寓,韩国租户稍少,仅占总户数的10%和5%。但据No.11介绍,2008年以前翠逸家园和万方园的韩国租户较多,其后由于房租大幅上涨,部分韩国人搬迁到相对便宜的远景花园和美景苑。又一居、康盈阁、中意花园等小区大都兼具办公和居住功能,是韩国贸易、物流公司的集聚地。如康盈阁的1~6楼入驻有50~60家主营化妆品和服装等的韩国贸易公司,而元凤华庭、穗景大厦等商业大厦也分布有不少。
表2 远景路韩国人居住情况（2015年5月）
Table 2 Situations of South Korean Residences in Yuanjing Road (
| 居住区 | 韩国租户占比（%） | 租金价格（元） | 小区配置 | 投资开发商 | 开盘时间 | 访谈对象 |
|---|---|---|---|---|---|---|
| 翠逸家园 | 25 | 3000~5000 | 多层花园洋房,小高层洋房, 电梯房,绿化率35% | 时代集团 | 2001年 | 合富置业物业顾问 |
| 万方园 | 30 | 2000~4000 | 小高层洋房,多层洋房（不带电梯）, 绿化率20% | 鸿云地产 | 2000年 | 中原地产物业顾问 |
| 远景花园 | 10 | 3000~5000 | 小高层普通住宅,电梯房 | 远景四社 | 2002年 | 满堂红地产经纪人 |
| 美景苑 | 5 | 3000~4000 | 小高层普通住宅,电梯房 | 村经济联社 | 1999年 | 中原地产物业顾问 |
由于韩国人对租金变动较为敏感,其居住空间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远景路的东侧路段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至覆盖全路段,并有继续向南北方向分散的趋势。
为方便调查统计,本文主要从店铺外观所使用的语种对族裔经济设施和非族裔经济设施进行类型划分。凡是使用朝鲜语的店铺（包括仅使用朝鲜语、使用朝鲜语和中文、使用朝鲜语和英文等几种情况）,可判断其顾客群体包括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故将其划入韩国人族裔经济的类别。根据2016年9月的实地调研可知,以远景路为中心的沿街街道一层,共有136家使用朝鲜语的店铺,其中4家已倒闭,1家正在装修,实际正在营业的为131家。从族裔经济设施的类型看,可分为五大类：① 从事中国（珠三角）供货商与韩国客户的贸易、物流企业5家;② 餐饮业相关88家;③ 美容美发相关4家;④ 韩系超市16家;⑤ 其他23家（图3）。
从空间分布来看,口水街一带的族裔经济设施最为集中,达39家,其中韩系餐饮业占33家,已形成名副其实的“韩国美食街”;其次是翠逸家园和万方园的居住区内部及周边区域。No.11介绍,以2009年的口水街改造为契机,远景路及周围区域的韩系餐饮业迅猛增加,其经营者以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居多,特别是中国朝鲜族开设的店铺在逐年增多。口水街一带与远景路仅相隔一条街,原本为尚未改造的城中村的一部分;随着韩国商业街的名气增大,改造后以低于远景路沿线两侧店铺的租金,吸引了不少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甚至汉族在此投资开店。而远景路沿线两侧店铺租金逐年提升,原本的以当地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店铺逐渐被带有族裔特色的族裔经济设施取代,部分利润不高的族裔经济设施也在不断被更高利润的设施（大多为韩国料理的连锁店）所取代,如No.11经营的眼镜店在2012年合同期满后从远景路南迁到现在的心谊路。
图4 在穗韩国贸易、物流公司的经营模式
Fig.4 Operation mode of Korean trading and logistics companies in Guangzhou
值得注意的是,图3仅标出以远景路为中心的沿街街道一层的韩国贸易、物流公司,而大量分布在居住/商业兼用小区和商业大厦内部的2楼及以上的韩国贸易、物流公司并没有在图中显示。根据对No.9、10的访谈,这些韩国公司以中国员工的名义登记办理个体营业执照的小公司居多。韩国贸易公司的员工规模从数人到10人左右,7成以上专做韩国订单,承接服装、鞋子、皮具等商品;货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来自广州的站西、流花、十三行等服装批发市场以及桂花岗皮具批发市场等的成品,另一种根据客户的要求或提供的版型寻找代加工厂进行批量生产;代加工厂以广州、东莞、深圳、惠州等地为主（图4）。韩国物流公司的功能则类似于物流中介,规模较小的公司主要是接手物流运输订单,然后转手给大型物流公司（如DHA、EMS、EASY等）,从中赚取物流差价;规模较大的公司则直接从广州或深圳的港口发货至韩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多韩国小公司面临韩元贬值引起的资金不足、需求下降、订单减少等问题,不少韩商因生意难以维持被迫回国。其后韩国经济回暖,中韩贸易再次活跃。然而,2010年左右珠三角地区的制造成本增加,加上远景路沿线的物业租金大幅上涨,许多韩国小公司为降低成本开始外迁到相对便宜的心谊路、乐嘉路沿线,以及万方园、又一居小区等。尽管大多公司仍分布在以远景路为中心的辐射范围内,但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逐渐明显。
伴随着远景路韩国人的居住集聚,其社会网络也逐渐自发形成,主要核心的是事业圈（包括朋友、生意伙伴、同事等）和外围的生活圈（社团、亲戚、邻居等）（表3）。本文将朋友也划入事业圈,是由于朋友亦是其重要的生意伙伴。如No.1在求职过程中得知朋友经营的物流公司缺少人手,加上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从而成为该物流公司的职员;No.8在广州留学期间经常以翻译身份帮助韩国朋友到工厂订货,逐渐熟知贸易流程,毕业后经朋友推荐就职于远景路的某贸易公司。No.10也表示,“初到广州时,我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在广州经商的过程中,逐渐结识了很多朋友,大多是贸易公司老板和职员、合作往来的供货商、往返中韩的其他韩商等”。而在访谈中也发现,受访者大都表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选择到远景路创业或就业。但No.5也提到,由于远景路已形成韩国人的社会网络,一旦某人或某公司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很快就传遍整个圈子。
表3 韩国人在广州的社会网络
Table 3 Communication groups of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in Guangzhou
| 分类 | 群体 | 选择人数 | 百分比(%) |
|---|---|---|---|
| 朋友 | 韩国朋友 | 23 | 69.7 |
| 中国朋友 | 11 | 33.3 | |
| 生意伙伴 | 韩国生意伙伴 | 6 | 18.2 |
| 中国生意伙伴 | 8 | 24.2 | |
| 同事 | 韩国同事 | 7 | 21.2 |
| 中国同事 | 5 | 15.2 | |
| 社团 | 韩国社团成员 | 11 | 33.3 |
| 中国社团成员 | 2 | 6.1 | |
| 亲戚 | 韩国亲戚 | 4 | 12.1 |
| 邻居 | 韩国邻居 | 4 | 12.1 |
| 中国邻居 | 2 | 6.1 | |
| 其他 | 中国网友 | 1 | 3.0 |
| 甚少交往 | 1 | 3.0 |
由此可见,不同于一般族裔群体的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远景路韩国人的社会网络主要是基于商贸活动的业缘关系而构成。已在远景路扎根的韩商出于维持或扩大自身事业的需要,不断扩大其社会网络以寻求更多的合伙伙伴;另一方面,对希望来穗发展的韩商而言,与上述韩商的合作是最快的熟悉中韩贸易链和运作模式的途径,有利于其在广州站稳阵脚和开拓事业;而在工作过程中掌握货源、客源等基本信息,熟知运作流程的韩国员工,则极有可能是未来的韩商。因此,远景路的韩国企业和个人相互间大多存在合作交流关系;除事业上的互持互助外,也会在日常生活方面相互帮助,如为初到广州的韩国人介绍居所和工作等,这样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韩国人在远景路的居住集聚。
与其他脱胎于特殊政策区域的外国人聚居区不同,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是脱胎于一个普通的城中村——棠下村,是白云区政府利用部分韩商居住该地的契机,提出打造韩国人街的计划并联合投资开发商对远景路进行空间升级改造,在此背景下韩商通过主动的区位战略、业缘网络构筑的族裔经济体系,逐渐固化其在远景路的生活和生产空间的产物,因此是一个由基层政府、开发商、社会力量共同构建的空间生产过程。其中不仅是政府和资本的主体作用,也不仅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而是多重主体作用的复合,并且外国人移民这一特殊主体开始参与到城市生活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来,这也是与之前已有研究案例的最大不同点。
以1998年为界,远景路所在的棠下村经历了从农村到城中村的转变,其空间形态及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巨变。1998年以前,棠下村除机场路附近分布有少量农具和日常用品的小手工业作坊外,包括远景路在内的大部分地区为农业用地。其后,白云区政府开始征收棠下村农用地,远景路中段被厂房、村民自建房、仓库覆盖;中段以北至三元里大道被村集体的自建房屋和厂房取代;而靠近机场路路段则成为外来人口经营的餐饮业、杂货店等的集聚地[6]。村民在征地过程中生活来源逐步由“耕地”变为“耕房”,生活方式向非农化转变。村民获取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将自建房出租给外来人口或将自建房改建成厂房和仓库出租。由于外来人口增多并占据了村内原有住宅,生产大队鼓励农民上楼等原因,村民现主要居住在远景路的农民公寓及机场路地段,而外来人口则成为城中村的居住主体,村民和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泾渭分明。
进入21世纪以后,远景路的空间形态再次发生变化。在白云区提出以市政建设带动城中村改造的背景下,配合市政道路建设的契机,区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拆除远景路沿街路段的村民自建房和厂房,并利用部分韩商居住该地的特点,于2004年提出打造韩国人街的计划。至2011年,白云区政府共投入专项资金近700万,对远景路沿线进行升级改造,并建成超过240 m的风情骑楼街。而棠景街为进一步提升街区的商业特色,对远景路的景观、路面、店铺及招牌等进行重新规划和统一布局,引进具有韩国特色的服饰、美食、美妆等商家,强化韩国人街的印象[7]。2012年,白云区政府与韩国驻广州领事馆、广州韩国商工会合作,每年举办中韩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和“韩国风情周”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韩国人街的知名度。2013年,白云区政府授予远景路“中韩友谊街”的称号。同时,利用政府进行社会融资扩宽远景路的契机,时代地产为代表的投资开发商也积极参与远景路的改造过程。时代地产在2000年左右以较低价格获取远景路沿线土地的50 a使用权,一方面通过修建居住小区和商业大厦以替换原有的城中村住宅,改善远景路的空间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其社会资源引进韩国商户,帮助推动将远景路打造成广州乃至广东省第一的“韩国人街”。在白云区政府与投资开发商的联合改造下,远景路沿线两侧的商铺租金从8元/m2升至200元/m2[6]。随着租住和经商的韩国人口的不断增多,韩国人聚居区逐渐成型。
由此可知,远景路在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从农村到城中村,再到韩国人聚居区的变化。前一阶段是白云区政府主导改造,村民和外来人口被动适应的过程;后一阶段是白云区政府与投资开发商联合改造,引导韩商和其他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的过程。其中,白云区政府和投资开发商是远景路空间景观重塑的主体力量。这一点与其他城中村的改造模式并无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远景路改造过程中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族裔要素的重要作用。以韩商为主体的在穗韩国人通过区位、族裔经济和社会网络对远景路进行顺势的空间开发,从而改变其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属性,实现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韩国人聚居区的转变。
根据本文的访谈,韩商在远景路的初期聚居,首先是源于远景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① 珠三角作为制造业生产基地,拥有众多加工贸易企业和充足的低端劳动力人口,相比北京、上海等地的创业门槛低;② 广州商业文化气氛浓厚,有悠久的国际贸易传统;③ 广州对外交通便利,可直接从广州、深圳等港口出货海运到韩国,有利于节省运输费用;④ 远景路临近机场和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靠近服装、鞋子、皮革等批发市场;⑤ 棠下村出租屋密集,可降低生活成本。韩商在远景路的初期集聚,为后期白云区政府提出打造韩国人街提供了现实依据。其次,韩商以运营韩国贸易、物流公司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中韩贸易链,源源不断向韩国输入珠三角制造/定制的服装、鞋子、皮包等商品,远景路成为中韩贸易链中的重要中转站。随着韩商的集聚和增多,远景路及周边区域形成了一系列配套的生活服务链,包括韩国餐饮、美容美发、桌球、足浴、酒店等,与贸易链共同构建了韩国人族裔经济体系。因此,韩商通过主动的区位战略、业缘网络构筑的族裔经济体系,逐渐固化其在远景路的生活和生产空间。
与其他城中村类似,权力和资本要素强强联合,是推动远景路空间景观改造的主体力量,两者处于空间利益分配的强势地位。而另一方面,包括韩商、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要素也是远景路空间重构的重要主体力量。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主要通过物业出租、就业、商贩经营等方式参与远景路的社会生产活动;而韩商作为中韩贸易链的中介与本地生活服务链的消费者,既从远景路的空间改造及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受益,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参与到远景路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其背后折射出在全球产业分工及广州跨国商贸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聚居的生活空间,不仅政策、规划、资本等结构性力量,而且微观的地方行动,如民族（韩国人、中国朝鲜族、本地居民）、文化（韩国文化、广州商贸文化）等都对远景路的空间生产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是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韩商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强空间生产”与“弱空间生产”结合的空间生产过程（图5）。
图5 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生产
Fig.5 Production of space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Yuanjing Road
中国的族裔聚居区,是全球化与跨国主义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影响结果之一,同时也是跨国移民的迁移与特定社会文化情景互动和协商的产物。族裔聚居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移民群体与当地居民在争夺空间使用方面的矛盾,部分还伴随了社会冲突和紧张的过程。
在小北路非洲人聚居区的案例中,由于珠三角“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出现,吸引了非洲商人跨越国界从事商贸活动;非洲商人以“行商”和“坐贾”为主,通过在专业市场的商品采购行为与本地市场、当地社会和政府产生联系,共同推动了小北路的空间生产[4,5]。类似地,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也是广州民间对外贸易在城市空间的投影,韩商利用广州的跨国贸易区位,通过专业市场进行商品采购,与本地市场和当地社会产生联系,并作为贸易中介链接广州和韩国。两者产生的背景相似,但实际却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类族裔聚居区。首先,韩国人的本地化程度相对更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朝鲜族的存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方面都为韩国人提供了便利;同时,不同于新闻媒体对非洲人群体的妖魔化渲染和报道,当地社会对韩国人的印象更为正面乐观,因而来自当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相对较少;这些都为韩国人接触、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当地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态度也截然不同。小北路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非洲人为主）自发主导形成,当地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相反,随着在穗非洲人数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被不断夸大,舆论压力下的当地政府的态度也以消极的严格管控为主,逐渐收紧的来华签证和严厉的警察盘查等,正在逐渐瓦解小北路的非洲人聚居区。相比较之下,当地政府是推动韩国人聚居区自上而下形成的重要推手,对韩国人群体主要持欢迎和服务的态度;不仅积极引进韩商进驻远景路,甚至推出“民泊屋”以解决其住宿问题;当然这是符合当地政府的利益和打造韩国人街的方针政策。
另一方面,在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中[1],由于韩国人与中国朝鲜族同宗同源、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中国朝鲜族主要充当了韩国人的翻译或日常生活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两者共同构筑了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换言之,中国朝鲜族由于其族裔特殊性,是韩国人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韩国人适应北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媒介。然而,在远景路的案例中,中国朝鲜族的参与程度和重要程度相对较低。这是由于远景路的韩国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单一,以韩商为主;韩商因业务需要频繁往返广州与韩国之间,对中国朝鲜族提供的本地生活服务需求相对较低;而韩商也发现,广东的商贸文化和地方方言是影响商贸活动的重要因素,相比中国朝鲜族,使用广东话的汉族更有助于其事业拓展,因而进一步降低了对中国朝鲜族的依赖程度。同时,如前所述,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依托有众多涉外资源（比如领事馆、外交公寓等）的朝阳区,是脱胎于特殊政策区域的外国人聚居区;同时,其构成主体的韩干（韩国政府、韩资企业的派遣人员）和部分大韩商依靠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倾向于居住在新竣工的高级楼盘,其择居行为无形中推动了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扩张。而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脱胎于广州一个普通的城中村,天生不具备吸引韩干和大韩商的居住条件,主要是白云区政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利用部分韩商居住该地的契机,联合投资开发商打造韩国人街而逐渐成型,可见政策制度要素是远景路空间生产的重要推手。
当然,在远景路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韩商三者间也存在认识和需求的错位。白云区政府和投资开发商更为关注远景路韩国人街的名片效应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韩国人街的成功打造,使远景路沿线的房租、铺租水涨船高,沿街地段一层的租金已赶上北京路步行街。特别是近几年随着韩国人气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的热播,韩流文化影响扩大,远景路作为韩流文化体验中心吸引了不少中国顾客。随之中国朝鲜族利用语言和饮食文化优势,加入到韩国人族裔经济的经营群体中。远景路商圈的“高大上”和观光化发展,既可成为当地的形象工程,也能为白云区政府和投资开发商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对韩商而言,远景路是其生活和就业场所,他们更希望有效降低成本。现阶段,远景路的劣势正在逐渐浮现,韩商开始主动或被迫逃离远景路,不少韩商开始考虑将住所和公司搬到附近的岗贝和同德,甚至番禺、海珠、天河等地。如果大批韩国人逃离,可能导致远景路成为没有韩国人的“韩国人街”,当然这也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守望研究的课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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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China’s urban villag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5.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资本的不平衡发展是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经典代表,它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中用来解释资本创造利润本 质的经典论述,更揭示了当代空间生产的源动力.选取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有产物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视角结合其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分析 资本在其中通过对地理环境的不平衡选择、行政界限的突破和重新划定以及社会关系不平衡的塑造来维持其不间断的利润生产.由此得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不平 衡发展所具有的两个特殊属性：一是大量而充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成为资本价值利润创造的优势;二是全球资本和行政制度的共同推动,愈发促 进了资本利用城市内部经济形式的差异、社会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进行生产积累.资本积累将不断寻求各种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 性以继续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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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的空间生产与黑色集群: 广州M垃圾猪场的案例研究 [J].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Black Cluster in the Urban-rural Frontier: A case study of M Garbage Pig Farm in Guangzhou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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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 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 [J].URL 摘要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一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A case study of rainbow, A floating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community in Guangzhou. URL 摘要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一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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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视角下广州里仁洞“淘宝村”的空间变迁 [J].The spatial change of Taobao village in Lirengdong, Guang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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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品村”看城乡结合部的灰色空间生产 [J].
城乡结合部往往是非正式就业的集聚地带,提供了底层外来人口进入 城市的社会经济桥梁.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城乡结合部两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废品村”——八家和东小口——的实地考察和对比,力图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揭示这种城市 灰色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在描述和记录实体空间变迁过程的基础上,阐释资本运动下不同主体对“废品村”的空间表征产生的影响,以及为空间改善所做的努 力,从而构建这一灰色空间的多层次空间意义以及社会-空间相互塑造的机制.结论指出,“垃圾村”是城乡二元割裂的发展方式在城市边缘的一种景观呈现,重塑 空间需要重视真正的空间使用者的需要,并从公共服务市场建构入手,改变城市废物管理的资本逻辑.
The production of grey space in rural-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the “waste village” in Beijing.
城乡结合部往往是非正式就业的集聚地带,提供了底层外来人口进入 城市的社会经济桥梁.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城乡结合部两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废品村”——八家和东小口——的实地考察和对比,力图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揭示这种城市 灰色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在描述和记录实体空间变迁过程的基础上,阐释资本运动下不同主体对“废品村”的空间表征产生的影响,以及为空间改善所做的努 力,从而构建这一灰色空间的多层次空间意义以及社会-空间相互塑造的机制.结论指出,“垃圾村”是城乡二元割裂的发展方式在城市边缘的一种景观呈现,重塑 空间需要重视真正的空间使用者的需要,并从公共服务市场建构入手,改变城市废物管理的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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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 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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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 以北京望京为例 [J],Making,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Beij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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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neo-migrants’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bei Village, Guangzhou.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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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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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における日本人集住地域の形成·変容過程: 古北地区を事例として [J].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a Japanese enclave in Shanghai: Case study of the Gubei a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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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patial segregation: neo-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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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韩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整合: 以望京“韩国村”为例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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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in the Gubei Japanese enclave of Shanghai city,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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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integration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Beijing: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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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多国籍的城市社区研究: 以北京市望京地区为主线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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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J].The African enclave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Xiaobeil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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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urban multiracial and multination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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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社区人际关系研究: 以北京市望京地区韩国人为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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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商贸主义”下的城市新社会空间生产: 对广州非裔经济区的实证 [J].
文章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跨国商贸主义”下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生产机制.实证表明,跨国非裔商人的商业迁移链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随着广州小北、三元里等地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成熟发展,其生产链逐步成型,主要包括非裔坐贯和非裔行商两大群体；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已具有成型的社会网络结构,分为3个圈层:核心层为非裔商人圈、第二层为非裔社团组织圈、第三层为非裔商人与本地中国居民所组成的外圈层.“跨国商贸主义”下新社会空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方城市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Production of China’s new social space in city under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ialism”: A case study on African economic zone in Guangzhou.
文章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跨国商贸主义”下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生产机制.实证表明,跨国非裔商人的商业迁移链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随着广州小北、三元里等地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成熟发展,其生产链逐步成型,主要包括非裔坐贯和非裔行商两大群体；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已具有成型的社会网络结构,分为3个圈层:核心层为非裔商人圈、第二层为非裔社团组织圈、第三层为非裔商人与本地中国居民所组成的外圈层.“跨国商贸主义”下新社会空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方城市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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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multiracial community: Case study of Wangjing Kor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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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北京望京地区韩国人与当地汉族居民的关系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483X.2008.03.012 URL 摘要
北京望京地区是一个多国籍、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社区,这里居住的外国人以韩国人为多数。自韩国人入住望京开始就与当地汉族居民发生某种联系,但从现实看他们之间联系不多,交往不深,相互理解不够,因而产生诸多成见或偏见。本文以问卷和访谈调查为主线,主要分析探讨当地汉族居民与韩国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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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桂来.白云棠下村: 她有一个CBD梦 [N/OL]. 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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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Korean people and Han nationality in Wangjing, Bei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483X.2008.03.012 URL 摘要
北京望京地区是一个多国籍、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社区,这里居住的外国人以韩国人为多数。自韩国人入住望京开始就与当地汉族居民发生某种联系,但从现实看他们之间联系不多,交往不深,相互理解不够,因而产生诸多成见或偏见。本文以问卷和访谈调查为主线,主要分析探讨当地汉族居民与韩国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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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 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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교육과학기술부. 재외동포현황-동북아사아·남아시아태평양·북미·중남미·유럽·아프리카·중동 [N/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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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xia urban village in Baiyun district: who has a CBD dream. The Guangzhou Da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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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敏.深圳市福田区考察团考察韩国风情街建设 [N/OL]. 白云时事,The observation group from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investigated the Korean town. Baiyun Topic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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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 [J].[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中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空间的生产"理论则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运用。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尤其缺乏一个整体的、能够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梳理现有国内外有关空间的生产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将现有理论归纳为三大方向(宏观、微观和一般研究),然后,重点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归纳;借鉴卡斯特尔斯等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在地化和去地化两大核心过程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转型期的社会运动、政府的企业化和土地利用政策、规划和空间正义是顺应中国实际需求的、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话题。最后,作者也指出了空间生产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集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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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of statistics on Korean nationals overseas 2013: Northeast Asia, South Asia Pacific,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Africa, Middle E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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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仕,刘操.在广州居住外国人达11.8万, 日本人最多韩国居次 [N/OL]. 新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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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中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空间的生产"理论则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运用。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尤其缺乏一个整体的、能够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梳理现有国内外有关空间的生产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将现有理论归纳为三大方向(宏观、微观和一般研究),然后,重点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归纳;借鉴卡斯特尔斯等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在地化和去地化两大核心过程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转型期的社会运动、政府的企业化和土地利用政策、规划和空间正义是顺应中国实际需求的、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话题。最后,作者也指出了空间生产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集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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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J].URL 摘要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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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thousands foreigners living in Guangzhou, the Japanese are at most, Koreans second. New Express Da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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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实.广州远景路越来越韩 [N/OL].联合早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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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studies on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URL 摘要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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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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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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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旧城改造的空间生产研究: 以上海新天地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1.10.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存在着一些旧城。因此，对于旧城的改造是如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式之一，对于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只要通过对于空间生产理论对上海新天地作为实际的例子展开了相应的论述，希望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的旧城改造提供相应的帮助，使得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能够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
Study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A case of Shanghai Xintiandi squar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1.10.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存在着一些旧城。因此，对于旧城的改造是如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式之一，对于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只要通过对于空间生产理论对上海新天地作为实际的例子展开了相应的论述，希望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的旧城改造提供相应的帮助，使得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能够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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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9.01.007 URL 摘要
文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针对特定人群,借助特定文化氛围的创造而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是一种赢利型的空间生产行为,并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而且也扮演着强行推动绅士化过程的角色。
On the forming of consumer space in modern urban historical & cultural area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9.01.007 URL 摘要
文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针对特定人群,借助特定文化氛围的创造而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是一种赢利型的空间生产行为,并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而且也扮演着强行推动绅士化过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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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 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J].URL 摘要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The physical space change and social variation in urba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dong village in Nanjing. URL 摘要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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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空间不平衡发展: 城中村的空间生产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5.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资本的不平衡发展是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经典代表,它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中用来解释资本创造利润本 质的经典论述,更揭示了当代空间生产的源动力.选取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有产物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视角结合其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分析 资本在其中通过对地理环境的不平衡选择、行政界限的突破和重新划定以及社会关系不平衡的塑造来维持其不间断的利润生产.由此得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不平 衡发展所具有的两个特殊属性：一是大量而充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成为资本价值利润创造的优势;二是全球资本和行政制度的共同推动,愈发促 进了资本利用城市内部经济形式的差异、社会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进行生产积累.资本积累将不断寻求各种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 性以继续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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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jing Road in Guangzhou is becoming Koreanized. LianheZaob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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