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 37 (8): 1151-115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8.004

Orginal Article

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空间分析

刘颖1, 邓伟12, 宋雪茜3, 张少尧12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区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4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Spatial Pattern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Perspective

Liu Ying1, Deng Wei12, Song Xueqian3, Zhang Shaoyao12

1. Research Center for Mountain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Sichuan,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225, Sichuan,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8-1151-08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邓伟,研究员。E-mail: dengwei@imde.ac.cn

收稿日期: 2016-11-1

修回日期:  2017-02-11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8-15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469)、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青年百人项目(SDSQB-2015-01)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颖(1986-),女,四川成都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山区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liuying@imde.ac.cn

展开

摘要

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流出、流入“双向”视角解析人口迁移格局及演变过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阐释综合城镇化及各城镇化分量值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出区域空间不断扩散,迁入区域空间虽无明显变化,但内部差异性变化明显; 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明显受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 综合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迁入有着重要作用。 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经济城镇化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主导因素;社会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关键词: 城镇化 ; 劳动力转移 ; 人口迁移 ; 格局变化 ; 空间效应

Abstract

The migration will bring a major change in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fifth and six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t analyzes flow direction and quantity of 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two-way” aspect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urthermore, on the basi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it buil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urbanization on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the quantity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visibly increase from 2000 to 2010; Emigration region tend to be scattered,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of ingoing region; 2)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ependence, and net immigration rate change is und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surrounding areas; 3)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changes and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changes, it verified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included the factors of population, economy, land and socia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immigration; 4)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land urba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opulation immigration, however social urbanization is not obvious.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onent of urbanization, economy urbanization is still domin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ange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Keywords: urbanization ; labor transfer ; migration ; pattern evolution ; spatial effect

0

PDF (821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刘颖, 邓伟, 宋雪茜, 张少尧. 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空间分析[J]. , 2017, 37(8): 1151-115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8.004

Liu Ying, Deng Wei, Song Xueqian, Zhang Shaoyao. Spatial Pattern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Perspectiv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8): 1151-115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8.004

综合城镇化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多个维度[1]。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提升、格局加快调整和变化,省际人口流动呈急剧增长态势,2010年流动人口数量占中国人口总量比例已达到16.48%,迁移格局亦呈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探究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及核心影响因素,有助于科学预估人口迁移未来趋向,对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省际人口迁移变化与影响因素,主要基于迁移流视角,构建引力模型展开人口迁移分析。刘生龙等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3~5];王桂新等以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探究各省份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及空间距离等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影响[6];学者们较多关注土地、劳动力技能、劳动力市场、居民收入、距离等因素[7~12],随着新型城镇化提出,政策、公共服务等因素亦引起学者关注[13, 14]。梳理分析该领域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应进一步深化:第一,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某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流量[15, 16],从动态视角出发对特定阶段人口流出、流入“双向”关联分析的量化研究仍不多;第二,关于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及耦合效应,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综合城镇化中的人口城镇化单个维度。事实上,城镇化是涵盖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时空过程,应从城镇化多维度视角开展其与人口迁移变化、相互影响的综合分析;第三,已有研究多忽略了人口迁移的空间依赖性特征,即并未充分考虑空间相关性对人口迁移是否存在影响、各要素的影响程度如何等[17]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2000、2010年综合城镇化主要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首先对该阶段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进行分析,阐释其空间格局及变化;进而对人口迁移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构建城镇化与省际人口迁移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综合城镇化率及各分量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包括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数据),人口数据源于《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8]、《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19],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份的人口”分别计算省际输入人口与输出人口。综合城镇化涉及的产业、就业、城市建设等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1)》[21]

1.2 研究方法

1) 空间流向与流量测算。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31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2000、2010年省际迁入、迁出人口数量,构建中国31省市自治区省际人口迁移矩阵。依托ArcGIS平台,根据31省的人口迁入、迁出矩阵,创建省际人口流向关联图。为了更好地表征省际人口迁移的主体方向,应用ArcGIS进行自然分级,并剔除人口迁移数量较少(人口迁移量低于10万)的省市自治区。 依托ArcGIS平台,以自然分等将省际人口迁入、迁出数量划分为5级,构建人口流量分级关联图,同样剔除人口迁移数量较少(人口迁移量低于10万)的省市自治区。

2) 综合城镇化水平测算。借鉴陆大道等学者构建的城镇化率综合测度指标体系[22],应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表1),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4个方面,测算2000、201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分量城镇化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U=k=1nwkuk(1)

式中, U为综合城镇化率; wk为第 k项指标的权重; uk为第 k项指标的指标观测值; n为指标数。

3) 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主要是指变量在地域内的不同观测值之间存在的空间依赖性,包含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两种,前者主要反映区域整体的空间自相关性,后者则反映某区域单元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全域Moran’s I指数定义如下[23]

Moran’s I=i=1nj=1nwijxi-xp(xj-xp)S2i=1nj=1nwij(2)

式中, xixj为空间位置i和空间位置j的变量观测值; xp为观测值的平均值,n为地域单元数; S= xi-x¯; wij为二进制的空间邻接权重,设定其满足queen contiguity邻接,即依据地区 ij的相邻与否来分别设定 wij=1或0。

局部Moran’s I指数定义如下:

Ii=(xi-xp)S2wijxj-xp(3)

4) 空间回归。基于SLM(空间滞后)和SEM(空间误差)的空间计量分析模型,分别用来反映变量是否存在空间扩散和空间依赖现象。

SLM模型的表达式为:

Y=ρWY+βX+ε(4)

式中, Y为因变量; X为外生解释变量; W为阶的空间权值矩阵,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区域的作用; ε为随机误差项; β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ρ用于衡量变量的空间相关度。

SEM模型为:

Y=βX+ε,ε=λWε+μ(5)

式中, λn×1阶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 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表1   综合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系统层子系统层指标层权重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体系人口城镇化城镇人口比重(%)0.0116
城镇人口规模(万人)0.0209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万人)0.0059
人口密度(人/ km20.0060
经济城镇化人均GDP(元)0.1755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0.1839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0.0017
二、三产业GDP密度(万元/ km20.1101
土地城镇化建成区面积(km20.0443
人均绿地面积(m2/人)0.0841
人均道路面积(m2/人)0.0747
社会城镇化人均用水量(m3/人)0.1374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万人)0.1413
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万人)0.0018
万人拥有床位数(人/万人)0.0006

新窗口打开

2 结果分析

2.1 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变化

1) 人口迁移的流向关联。从空间格局看,人口迁移的流向关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人口迁移的流向以东西向为主导,南北向的人口迁移关联相对较弱。人口迁入地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等省份,人口输出地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西南部的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湖北、贵州等省份,这些省份均是人口基数较大、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生育转变较晚的相对欠发达区域。与此同时,省际人口流动的邻近迁移特征亦较为明显,比如广东省迁入人口来源地中,邻近的湖南、广西两地迁移人口占比达到43%,北京市迁入人口来源地中,邻近的河北、河南两地迁移人口占比亦超过40%。

从时间跨度看,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入区域从相对集中转向相对分散,迁入空间呈“多极化”趋势(图1)。根据省际之间流向关联数量的变化将主要省市自治区分为3类。第一类为流向关联的分散趋势明显,包括福建、广西、江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重庆、陕西和甘肃。以甘肃省为例,2000年人口输出仅与新疆发生关联,2010年则增加了内蒙古、北京、江苏、广东、陕西;第二类为流向关联的变化基本平衡,包括安徽、贵州、四川、江苏和浙江,这些省份2000与2010年人口迁移的流向变化较小。第三类为流向关联的集中趋势明显,包括黑龙江和吉林。以黑龙江为例,2000年人口输出与内蒙古、河北、山东、辽宁具有较强关联,受期间铁路大提速、城际交通路网趋于完善等因素驱动,2010年则仅与北京具有较强关联。

图1   2000、2010年省际人口流向对比

Fig.1   The comparison of interprovincial flow direction in 2000 and 2010

2) 人口迁移的流量关联。流向代表省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流量则代表省际关联的强弱。2000~2010年,中国省际迁移人口从4 241.9万人增至8 587.6万人,增长102%(图2)。从省际层面看,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仍为迁入人口大省,这些省份在2000年省际人口迁入量均保持在200万以上,2010年均在400万以上。其中,广东省省际人口迁移总量保持在1 500万以上,是中国省际迁移人口输入最多的省份。从区域层面看,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都市区作为人口迁入聚集地的态势得到持续固化,2000~2010年东部地区的省际迁入人口从3 211.5万增至 6 813.6万,增长112%,东部地区省际迁入人口占中国比重从75.7%提升至79.3%;中部地区是人口迁出的主要区域,2000~2010年中部省际人口迁出规模从2 114万增至4 425万,增长109%;同期西部地区省际人口迁出规模从1 163万增至2 232万,增长92%。西部地区省际迁出人口增速低于中部地区,与同期成渝城市群快速崛起、吸引劳动力就地转移有关。

图2   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流量对比

Fig.2   The comparison of interprovincial flow direction between 2000 and 2010

值得注意的是,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格局和产业调整高度敏感,2000年以来,以上海、杭州等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与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快速发展,对流动人口形成巨大吸引力,该区域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虽然迁往广东省的流动人口数量保持恒定,珠三角地区仍为全国省际人口迁移最大聚集区,但人口流入重心已开始向北偏移。2000~2010年,广东省人口净迁入率仅从17.17%小幅提升至19.16%,而同期领军京津冀的北京、天津人口净迁入率分别从17.47%,6.63%迅速提升至34.52%,21%,领军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浙江人口净迁入率分别从18.28%,4.83%大幅提升至37.91%,18.32%。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省际人口迁入空间呈“多极化”趋势。

2.2 城镇化对人口迁移影响的空间效应

1) 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根据公式2计算出,2000~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的Moran’s I值为0.616,无空间相关假设成立的概率小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度下,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呈现净迁入率变化水平相同的区域空间上毗邻的格局。2000~2010年期间中国省际人口净迁出率变化Moran’s I值为-0.041 9,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省际人口净迁出率变化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输入地区人口净迁入率变化的Moran’s I散点进行分析(图3),结果显示:78.57%的省市自治区显示正的空间关联,其中28.57%(4个)位于第一象限,50%(7个)位于第三象限。

图3   中国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a)与净迁出率变化(b)全局自相关

Fig.3   The autocorrelation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net ingoing rate changes and net outgoing rate changes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在第I象限(HH:高值聚集区),说明分别以京津、沪浙为核心,京津冀、长三角成为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吸聚力强大的高地。江苏、福建、海南位于第II象限(LH:被高值包围区),说明这些区域相对周边地区成为省际人口聚集的“洼地”,以江苏为例,虽然江苏作全国中西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入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但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交通等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上海、杭州等周边强市亦对江苏产生了较强的“袭夺效应”。比如上海迁入人口来源地中,由江苏流出人口数量仅次于安徽省,占上海人口迁入总人口比重达16.8%。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辽宁、广东位于第III象限(LL:低值聚集区),说明2000~2010年这些省份人口迁入数量基本保持恒定。以广东为例,10 a间广东省仍为省际人口迁入“第一极”,但相比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吸聚能力相对下降,省际人口迁入率整体变化不大。没有省市自治区位于第IV象限(HL:被低值包围区),说明全国省际人口迁移“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总体格局仍未被打破。

中国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的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公式3):中国省际人口净迁入变化存在局部空间集聚现象。集聚点为江苏省,表现出“低-高”集聚特征,即江苏省低水平人口净迁入变化率被周围高水平区域包围。

2) 中国省际人口净迁移的空间计量。分析如下:

(1) 综合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迁移变化的影响由公式1得到综合城镇化率,并根据公式4、5分别构建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其中空间滞后SLM模型的 R2为0.838,空间误差SEM模型的 R2为0.868,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好(表2);进一步对比AIC、SC值,SEM模型的AIC、SC值低于SLM模型,说明SEM模型优于SLM模型,由此可知SEM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实际。从空间参数估计结果可知,SLM空间滞后估计参数 ρ在9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省际人口净迁入变化率形成空间扩散(溢出)效应。SEM的空间误差估计参数 λ在99.9%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省际人口净迁入变化率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表2   统计检验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 statistical test

检验参数SLMSEM
PP
R20.838-0.868-
LogL-75.515--74.55-
LR3.69030.0551.24850.2638
AIC75.0281-74.5836-
SC77.1398-76.9453-

注:“-”为检验参数无P值。

新窗口打开

SEM模型表明(表3),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受综合城镇化率变化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涉及人口、经济、土地等方面的综合城镇化,对省际人口迁移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综合城镇化率变化与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二者为显著的负向相关,其影响系数为2.252,说明综合城镇化率的变化越显著,人口净迁入率变化越不显著。综合城镇化率表征社会经济的全面发育程度,人口迁移初期,人口迁入的核心区迁入大量人口,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为其社会经济发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成为推进城镇化的先导区,综合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发展不断形成人口迁移“拉力”,导致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固化效应,促使在初期人口迁移的核心区域维持着相对恒定的人口迁入率,随着综合城镇化率趋于稳定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迁移趋于平衡。

表3   人口净迁入率变化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 of spatial lag model and spatial error model

变量SLMSEM
W_LN_Std.E.ZPβStd.E.ZP
W_LN_0.4220.1412.9900.003----
常数0.6100.4871.2530.2101.1711.0311.1360.256
综合城市化率变化-2.2370.530-4.2180.000-2.2520.453-4.9670.000
λ----0.5840.1683.4850.000

注:W_LN_为空间权值矩阵;“-”为变量无对应的参数值;λ为空间误差估计参数;β为系数。

新窗口打开

(2) 分量城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迁移变化的影响。SLM模型的 R2为0.898,SEM模型的 R2为0.891,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好(表4);进一步对比AIC、SC值, SLM模型的AIC值低于SEM模型,SLM模型优于SEM模型。从空间参数估计结果可知,SLM的空间滞后估计参数 ρ在9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形成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SEM的空间误差估计参数 λ在9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存在较强空间依赖。

表4   统计检验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 of statistical test

检验参数SLMSEM
PP
R20.898-0.891-
LogL-67.913--69.129-
LR4.120.0521.690.193
AIC149.827-150.258-
SC159.865-158.862-

注:“-”为检验参数无P值。

新窗口打开

SLM模型结果表明(表5),人口城镇化率变化、经济城镇化率变化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城镇化率变化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人口城镇化率变化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人口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979。本研究中人口城镇化主要通过城镇人口规模、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等指标表征,能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辐射力、劳动力需求等情况,人口迁移对用工需求异常敏感,这与预期一致。经济城镇化率变化、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负向促进效应,弹性系数分别为2.034、1.192,二者对综合城镇化率变化的影响效应贡献较大。社会城镇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不明显。相比综合城镇化的土地、人口、社会等其他分量,人均GDP、非农产业产值、经济密度等经济因子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的核心因素。

表5   人口净迁入率变化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分量城镇化)

Table 5   The result of spatial lag model and spatial error model(component of the urbanization)

变量SLMSEM
βStd.E.ZPβStd.E.ZP
W_LN_0.3470.1522.2830.022----
常数0.6020.3841.5680.1170.4960.6850.7250.469
人口城镇化率变化0.9790.4162.3550.0180.5650.4331.3040.192
经济城镇化率变化-2.0340.613-3.3180.001-2.5560.532-4.8000.000
土地城镇化率变化-1.1920.461-2.5860.010-0.8900.461-1.9320.053
社会城镇化率变化-0.0820.416-0.1960.8440.1730.4220.4110.681
λ----0.4310.2022.1300.033

注:W_LN_为空间权值矩阵;“–”为变量无对应的参数值; λ为空间误差估计参数; β为系数。

新窗口打开

3 结论与讨论

对2000~2010年人口迁移格局及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综合城镇化及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等多维度城镇化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及空间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2000~2010年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10 a间,省际人口迁移量成倍增长,省际迁移人口迁出区域空间不断扩散,表明经济发达省份对劳动力需求呈增加态势;迁入区域空间上无明显变化,但内部差异性变化,迁入聚集地虽然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已呈现人口集聚“多极化”趋势,即从珠三角地区的高度集聚区向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多点集聚的态势日趋明显,表明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增加与增强。

2) 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明显受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呈现净迁入率变化水平相同区域空间紧密关联特征。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在第I象限(高值聚集区),成为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吸聚力最强的区域;江苏、福建、海南位于第II象限(被高值包围区),受周边地区“袭夺”影响,相对周边成为省际人口聚集的次区域;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辽宁、广东位于第III象限(低值聚集区),省际人口迁入率整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广东10 a间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人口迁入率变化不明显,因其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更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布局发展所致。

3) 通过解析综合城镇化变化与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关联,进一步印证人口、经济、土地等维度的综合城镇化变化对省际人口迁入有着重要作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优化,导致人口迁入率的变化并不显著,呈现出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固化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迁入人口的素质即劳动技能可能发生了更多的结构变化,待于以后研究的剖析。

4) 基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各分量城镇化变化与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误差模型(SLM)分析表明:人口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有显著影响,社会城镇化率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不明显。在城镇化多维度分量中,经济城镇化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主导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已成必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人口迁移的条件门槛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人口迁移依赖于技能教育的普及。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范建双,虞晓芬,张利花.

中国区域城镇化综合效率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J].地理科学,2015, 35(9): 1077-108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äre-Primont 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 年31 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 年北京的1.292 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Fan Jianshuang, Yu Xiaofen, Zhang Lihua.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Level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Regional Urban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9): 1077-108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äre-Primont 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 年31 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 年北京的1.292 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2] 陈肖飞,姚士谋,张落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J]. 地理科学, 2016, 36(2): 188-19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2.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p>

[Chen Xiaofei, Yao Shimou, Zhang Luoche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New Urban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2): 188-19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2.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p>
[3] 刘生龙.

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4): 83-98.

URL      [本文引用: 1]     

[Liu Shenglong.

Factors Analysi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2014,(4): 83-98.]

URL      [本文引用: 1]     

[4] 王桂新,潘泽瀚,陆燕秋.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5): 2-13.

URL     

[Wang Guixin, Pan Zehan, Lu Yanqiu.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Evidence from Year 2000 and 201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2,(5): 2-13.]

URL     

[5] 林李月,朱宇.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5, 35(6): 725-73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p>

[Lin Liyue, Zhu Yu.

The Space-time Paths of the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and Their Gender Difference: Based on A Survey in Fuji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6): 725-73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p>
[6] 林李月,朱宇.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研究

[J]. 地理科学,2014,34(5): 539-54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福建省近3 000 名流动人口的流动史数据,采用多项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其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选择集聚特征,其个体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遴选效应和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社会网络、制度背景和社区环境也对其空间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集聚特征更为明显,且其空间类型选择更加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p>

[Lin Liyue, Zhu Yu.

The Choices of the Destination’s Spatial Types i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First-time Migration and Their Determinants: Case Studies of Fuji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34(5): 539-54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福建省近3 000 名流动人口的流动史数据,采用多项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其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选择集聚特征,其个体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遴选效应和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社会网络、制度背景和社区环境也对其空间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集聚特征更为明显,且其空间类型选择更加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p>
[7] Wang X.

Different Roles of Land in Rural-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China’s Household Survey

[J]. China & World Economy,2013, 21(1): 107-126.

https://doi.org/10.1111/j.1749-124X.2013.12011.x      URL      [本文引用: 1]     

[8] Wang T, Maruyama A, Kikuchi M.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s in China: A Case Study in A northeastern Province

[J].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0, 38(1): 80-104.

https://doi.org/10.1111/j.1746-1049.2000.tb00872.x      URL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performance of labor markets in the area. Data were based on micro-level data obtained in Harbin City and two rural villages. Overall findings revealed that in the two sample villages between 30% and 50% of the population has migrated out to urban centers. However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not a homogenous phenomenon. Different migration flows with migrants of different attributes run from rural areas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o different urban areas. Moreover a significant wage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rural labor markets and the entry labor markets in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can be seen as providing strong inducement for rural-urban migration. Also labor markets in urban areas exist and function well though educational and legal restrictions segment some labor markets in the urban as well as in the rural sectors. A further study on a wider scale is needed on the nature and workings of labor markets along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9] Mullan K, Grosjean P, Kontoleon A.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2008, 39(1): 123-133.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0.08.009      URL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the Chines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which governs rural land tenure,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limited by the hukou syste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nder which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change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must gain approval from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is system is currently being relaxed in an attempt to reduce inequaliti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However, migration will not increase if additional constraints remain for potential migrants. Using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migration of household members, we examine whether those with greater tenure security and formal rental rights for agricultural or forest land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labour markets outside the village. The finding that greater tenure security increases migration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in which land is periodically reallocated, acts as a constraint on migration. This strengthens the case for further tenure reform fo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land.
[10] Meng L.

Can grain subsidies imped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hinterland China? Evidence from field survey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3): 729-741.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2.02.005      URL      摘要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if China's grain subsidy program keeps farmers from engaging in migratory work using self-collected panel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Zhijiang, Hubei province. Making use of Zhijiang's unique geographical features, I construct a treatment and a control group and us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the subsidy effect on migration. My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rain subsidy policy does keep farmers at the rural origin.
[11] Liu Y, Zou W.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1, 19(6): 37-55.

https://doi.org/10.1111/j.1749-124X.2011.01265.x      URL      摘要

xtending the income dynamics approach in Quah(2003),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enlarg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We establish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s of rural and urban incom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in China,and aggregate a population- weighted,nationwide income distribution func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ice indexes.We calculate 12 inequality indexes through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o overcome the biases in existing parametric estimation and,therefore,provide more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Policy implications have been drawn based on our research.
[12] Hu D.

Trade,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China

[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2, 32(3): 311-338.

https://doi.org/10.1016/S0166-0462(01)0007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model to explain the increasi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and explore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improving trade condition and the increasing rural-to-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may be the reasons for the enlarg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coastal area and the hinterland. With a geographical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oast becomes the initial location fo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ts leadership becomes strengthened by the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from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 necessary labor supply fo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coast comes from intraregional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stead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 and the hinterland increases. The location disadvantage of the interior comes from higher transportation cos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the model suggests that increasing domestic accessibility can actually make the interior worse off.
[13] 李拓,李斌.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J]. 中国人口科学,2015,(2): 73-83.

URL      [本文引用: 1]     

[Li Tuo, Li Bin.

Factor analysis of cross-regional population flow i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with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s and panel data of 286 citie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5,(2): 73-83.]

URL      [本文引用: 1]     

[14] Thao V T, Agergaard J.

‘White cranes fly over black cranes’: The longue duré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Vietnam

[J]. Geoforum, 2012, 43(6): 1088-1098.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2.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an outcome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longue durée of these migration flows tends to be neglected. Adopt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pported by the ’migration as resistance’ approa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dynamics in Vietnam from the 1950s to 2010 in relation to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0467i M63i).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female migration between Phu Khe and Hanoi, it analyses how migrants resist and undermine state control over population mobility in order to pursue their movement and migration, and how they develop their migration networks over time. By doing so, the paper highlights a gradual process of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which migrants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resistance to governance of mobility and their establishment of migration networks prior to 0467i M63i, play an important role.
[15] 刘晏伶,冯健.

中国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人文地理, 2014,29(2): 129-1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等在内的迁移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继而从迁移原因、迁移人口的城乡分布、迁移时间、迁移类型与属性的交叉分析等方面探讨了人口迁移的类型学特征。引入就业可达性概念,分析了人口迁移率的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与人口迁移率的空间匹配关系以及人口迁移流的空间格局,发现通过就业可达性格局可以很好地解释人口迁移率的分布。最后,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迁入地城镇居民收入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迁出地城镇收入、迁入地的科技文化水平、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农村收入则与迁移率呈负相关关系。

[Liu Yanling, Fen Jian.

Characteristic and impact factors of migration in Chin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xth census data.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 129-1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等在内的迁移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继而从迁移原因、迁移人口的城乡分布、迁移时间、迁移类型与属性的交叉分析等方面探讨了人口迁移的类型学特征。引入就业可达性概念,分析了人口迁移率的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与人口迁移率的空间匹配关系以及人口迁移流的空间格局,发现通过就业可达性格局可以很好地解释人口迁移率的分布。最后,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迁入地城镇居民收入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迁出地城镇收入、迁入地的科技文化水平、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农村收入则与迁移率呈负相关关系。
[16] 高更和,罗庆,樊新生,.

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J]. 地理科学, 2015,35(12): 1511-15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和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建立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基础上的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既可以表示农村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可以表示流动的强度,更可方便地进行区域比较,是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科学方法和指标。② 农村人口有效流动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向沿海、沿边流动的总趋势,有效流动率在全局上具有弱相关性,局域上的低-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云等地。③ 农村人口流动指数的正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京津和新疆等地区,负值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由负值区进入正值区的农村人口流动构成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和路径。④ 农村人口流动指数与人口总量、流出存量显著负相关,与经济总量、流入存量显著正相关。农村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应对人口压力的现实反应,在流动目的地的选择中,流动网络和流动惯性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p>

[Gao Genghe, Luo Qing,

Fan Xinsheng et al.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Inter-provincial Flow:Based on the Sixth Nationwid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5, 35(12): 1511-15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和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建立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基础上的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既可以表示农村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可以表示流动的强度,更可方便地进行区域比较,是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科学方法和指标。② 农村人口有效流动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向沿海、沿边流动的总趋势,有效流动率在全局上具有弱相关性,局域上的低-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云等地。③ 农村人口流动指数的正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京津和新疆等地区,负值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由负值区进入正值区的农村人口流动构成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和路径。④ 农村人口流动指数与人口总量、流出存量显著负相关,与经济总量、流入存量显著正相关。农村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应对人口压力的现实反应,在流动目的地的选择中,流动网络和流动惯性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p>
[17] 朱宇,林李月.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

[J]. 地理科学, 2016, 36(6): 820-82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揭示了中国迄今这方面工作在研究内容、数据来源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未来发展,认为今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获取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过程历时数据的基础上,分阶段系统考察人口迁移流动各具体环节及相关就业、住房、家庭等特征的时空变化及其机制,填补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研究上的缺漏,并把对各单个流迁阶段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对整体流迁过程的新的规律性认识。这将拓展和深化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推进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相关理论的发展。</p>

[Zhu Yu, Lin Liyue.

Studies on the Temporal Processes of Migration and Their Spatial Effects in China: Progress and Prospec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6):820-82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揭示了中国迄今这方面工作在研究内容、数据来源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未来发展,认为今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获取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过程历时数据的基础上,分阶段系统考察人口迁移流动各具体环节及相关就业、住房、家庭等特征的时空变化及其机制,填补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研究上的缺漏,并把对各单个流迁阶段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对整体流迁过程的新的规律性认识。这将拓展和深化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推进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相关理论的发展。</p>
[18]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本文引用: 1]     

[The censu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division. China’s 2010 population census dat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 Press, 2012.]

[本文引用: 1]     

[19]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本文引用: 1]     

[The censu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department. China’s 2000 population census data.Beijing: China Statistic Press, 2002.]

[本文引用: 1]     

[2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本文引用: 1]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s 2001, 2011 statistic dat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 Press, 2002,2012.]

[本文引用: 1]     

[21]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12.

[本文引用: 1]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urban social and economic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China’s 2001, 2011 city statistic dat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 Press, 2002,2012. ]

[本文引用: 1]     

[22]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J]. 地理学报,2009,64(4): 387-398.

URL      [本文引用: 1]     

[Chen Mingxing, Lu Dadao, Zhang Hu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64(4): 387-398.]

URL      [本文引用: 1]     

[23] 陈忠暖,高权,王帅.

中国省际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异

[J]. 经济地理,2014, 34(6): 54-59.

URL      [本文引用: 1]     

[Chen Zhongnuan, Gao Quan Wang Shuai.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in Provincial Level.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54-59.]

URL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