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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2018, Vol. 38 Issue (10) : 1579- 1588
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贺灿飞, 朱向东, 孔莹晖, 李伟
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作者简介:贺灿飞(1972-),男,江西永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E-mail: hecanfei@urban.pku.edu.cn

摘要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关键词: 计算机; 集聚; 政策; 空间格局; 上下游产业;
Agglomeration Economy, Incentive Policy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Case Study Based on Export Data
He Canfei, Zhu Xiangdong, Kong Yinghui, Li Wei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coast areas of China took the lead in developing and exporting computer produc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However, with the rising of wage, land price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s well as strong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started to relocate to the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u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computer manufacturing had changed dramatically. On the base of export data compiled by the Chinese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mputer industry during 2004 to 2013. Based on panel data method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e rol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incentive policy in affecting the pattern of computer expor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exportation of upstream computer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le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upstream industry is more dispersed. 2)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exportation of upstream computer industry shows agglomeration-scattered-agglomeration feature as it decreas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le increased in inland areas. Exportation of downstream computer industry is initially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fter 2010,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grew rapidly and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became the second biggest (afte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port areas in 2013. 3) The influence of agglomeration on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mputer manufacturing was reduced while the impact of polic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4) The developing routines of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are different. The rise of the former is mainly stimulated by agglom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ization, and the latter is influenced by both agglomeration and policy. 5)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the impact of agglomeration on the upstream industry is more than the downstream.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ost, agglomer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not economical. Policy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to realize expected economic performance.

Keyword: computer; agglomeration; policy; spatial patter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电子信息是当今最具活力的先导性高技术产业,是继纺织、钢铁、电力、汽车之后的第五个支柱产业。高度模块化、高价值重量比和高价值体积比的特征促使电子信息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1]。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政策激励以及市场增长使得中国在世界电子信息领域特别是计算机、手机制造中占据重要位置[2, 3]。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计算机制造业形成了明显的空间集聚,东部沿海拥有要素成本优势,率先形成产业集群[4]。随着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区域政策的差异,大量企业开始将生产活动向中西部转移,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5]

关于制造业空间动态的解释,基于新古典框架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均认为成本差异是形成区域分工的动力基础,强调外生资源禀赋。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全新假设,强调规模经济的作用[6,7,8]。聚焦到集聚经济,Hoover将之分为企业内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9],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是后续讨论的焦点。Venables强调地方化经济,认为上下游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是地理集聚的重要原因[10]。Jacobs则主张城市化经济,认为多样化有利于产业间知识溢出从而助力经济发展[11]。此外,集聚外部性理论重视地方制度和网络,强调产业基础和制度安排对集聚的影响[12]。特别是在中国等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的经济转轨国家,官员升迁压力[13]和地方财税利益[14]的驱动下形成了有为政府增强了政策制度的影响[15]。本文统筹考虑市场化背景下的集聚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过程中的政策制度,对计算机制造业的出口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研究。

在实证方面,最初经济地理学者从价值链、生产网络、跨国公司等角度分析计算机产业的生产组织特点[4, 16],对作为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组成部分的制造业的研究并不充分。随后一些学者着重探讨产业集聚和集群,如童昕等人细分产业类别梳理了计算机集群的演变[3]。王琛等人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探讨集聚效应对计算机技术进步的影响[17]。然而对集聚和集群的讨论往往限于描述,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中微观研究仍然缺乏。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制度的作用。高菠阳等人以新区域主义视角分析了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兴起过程中地方政府空间治理能力的作用,强调政策制度的影响[18]。贺灿飞等人将集聚效应和制度因素进行定量对比,对电子信息跨国公司区位进行实证,发现集聚效应对产业格局的影响大于制度因素[19]。然而相关研究基于静态视角,未能反映政策作用的动态变化。此外,从空间尺度看,对计算机产业的研究限于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重点区域,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重点城市[18, 20~22],以地级市为观测单元的研究亟待展开。

《中国制造2025》强调“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的发展方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更是“十大领域”之首。计算机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分支是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的载体,其发展规律及演变特征的研究意义深远。上文梳理表明,在计算机制造业的研究中空间动态的讨论仍然缺乏:未能从集聚内部出发,探讨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作用;政策因素的定量研究仍显不足;在空间尺度上鲜有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动态分析。本文依托中国海关总署贸易数据,对2004~2013年中国计算机制造上下游产业空间格局变化进行梳理,揭示集聚经济和政策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中微观产业动态的研究,在实践层面对近年来中国计算机制造业剧烈的出口格局演变进行解释,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计算机出口数据来自2003~2013年中国海关总署贸易库,文中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剔除贸易公司的基础上,通过海关6位数HS码筛选出计算机上下游产业(表1),并加总到地级市。

表1 计算机制造业构成及上下游分类2007年版HS代码取消条目847110,合并到条目847141和87149;新增条目852851、852861。)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表1所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整机均属于完整的计算机设备,归为下游产品,相应企业隶属下游产业;其他条目属计算机零部件,归为上游产品,相应企业隶属上游产业。

计算机与其他产业联系、补贴收入、企业进驻园区比例等数据来自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剔除缺失值的基础上,对计算机产业进行识别。以2002年行业代码(GB/T 4754-2002)为标准,行业4041为计算机整机制造,归为下游产业;4042和4043为网络设备制造和外部设备制造,归为上游产业。文中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自2004~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3],相关经济数据调整为2010年不变价格。

1.2 空间基尼系数

使用空间基尼系数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G = i ( S i - X i ) 2 (1)

式中,G是空间基尼系数;Si表示i地区计算机出口额占全国计算机出口额的比重;Xii地区所有产品出口额占全国所有产品出口额的比重。空间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高表示地理集聚程度越高。

图1 2004~2013年中国计算机制造业出口动态 Fig.1 The dynamic of computer products exportation during 2004-2013

1.3 协同集聚指数

使用计算机制造业上下游出口的协同集聚指数表征地方化经济,即计算机产业内联系强度,相关公式为:

A ixy = 1 - | L q ix - L q iy | | L q ix + L q iy | (2)

式中,Aixy表示城市i计算机上下游协同集聚指数,LqixLqiy分别表示城市i计算机产业上游和下游区位熵。协同集聚指数越高则两者的联系越紧密。当城市只有两者之一时,Aixy=0;当两者区位熵相等时,Aixy=1。

1.4 产业间联系

采用产业间共现概率(Rij)测度城市化经济,即计算机产业与本地其他产业的关联[24]。相关公式为:

R ij = min { P ( RC A i | RC A j ) , P ( RC A j | RC A i ) } (3)

式中,RCA为比较优势,以地级市4位数产业的区位熵(Lq)进行判断,Lq≥0.5则RCA=1;Lq<0.5则 RCA=0。Rij是对比所有地级市中产业j具有比较优势时产业i也具有比较优势的概率,和产业i具有比较优势时产业j也具有比较优势的概率,取两个概率中最小值作为两个产业的共现概率。以地级市计算机以外其他产业的RCARij加权并加总,得到地级市计算机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强度(Dc)。

D c = R ij × RC A cj R ij (4)

式中,c表示地级市,i为计算机产业,j为其他产业。Dc数值越高则本地计算机与其他行业联系越紧密。

2 描述性分析
2.1 计算机制造业出口概况

伴随着计算机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计算机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04~2013年出口额由789亿美元增至2 936亿美元,增长272.1%,年均增速达15.7%(图1)。全球经济危机以前,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和迅速增加的国内市场促使中国成为承接计算机制造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区域,2004~2007年年均增长20.1%。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计算机出口额下降25.7%,2008年以后在本国政策支持和外商投资的共同作用下迅速恢复高速增长,2008~2012年年均增长31.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减弱,但在集聚经济、政策支持、市场扩张、技术进步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共同作用下计算机制造业依然呈现持续的快速发展。

分产业链看,计算机上下游出口动态有着显著差别(图1)。2004年下游出口额(232.4亿美元)仅为上游(556亿美元)的41.8%,随后下游贸易飞速发展,2013年较2004年增长790.4%,年均增速达25.8%。相比之下,上游出口增长较为缓慢,年均增速为5.1%。2008年上游出口额被下游超越,至2013年上游出口额(867亿美元)仅为下游(2 069亿美元)的41.9%。图1中能够显著的观察到2次经济危机的影响,2007~2009和2012~2013年计算机上下游出口额均有较大波动。对于上游出口额增长较慢的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在世界计算机产业分工中逐步从零部件转向整机,因而上游零部件企业主要供应国内,出口增长相对较少。

2.2 计算机制造业出口空间格局

选取2004年、2007年、2010年和2013年4个年份,作计算机制造业上下游出口格局的空间分布图,同时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以及其他区域为划分探讨计算机制造业动态。

图2和图3来看,计算机上游产品出口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地区,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最为重要的出口区域。从动态来看,2004年上游产业分布十分集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出口额为199亿美元和330亿美元分别占到全国出口总量35.8%和59.4%,中西部地区布局相对较少。2007和2010年呈现相似格局,中西部地区上游产业有较快增长,长三角和珠三角出口额均有较大波动。2013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上游出口额分别为总量的36.3%和32.4%,京津冀和成渝地区则一共占据总量的4.3%。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区出口占比(27.3%)迅速增加,表明计算机上游产业布局趋于分散。

图2 计算机制造业上游出口额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upstream computer products exportation

图3 主要区域计算机上游产品出口动态 Fig.3 Dynamic of upstream computer products exportation in main regions

图4、图5反映出计算机下游的出口特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从动态来看,2004年长三角(159亿美元)和珠三角(67亿美元)共占下游出口总额的97.0%。2007~2010各区域下游出口开始稳步增长,2010年之前成渝地区基本没有下游产业,在政府的大规模支持下2013年成渝计算机下游出口达638亿美元,仅次于长三角(1 200亿美元)。

图4 计算机制造业下游出口额空间格局 Fig.4 Dynamic of downstream computer products exportation

图5 主要地区计算机下游产品出口格局 Fig.5 Dynamic of downstream computer products exportation in main regions

使用空间基尼系数表征计算机制造业出口的集中程度,由于2007年HS码调整,该年度空间基尼系数有较大波动(图6)。

图6 2004~2013年中国计算机制造业上下游空间基尼系数 Fig.6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mputer industries from 2004 to 2013

总体而言,计算机上游基尼系数大于下游,认为零部件企业比整机企业规模更小,对要素成本和集聚外部性的变化更为敏感,容易形成集聚,而整机制造商更加分散。2004~2006年上游基尼系数升幅明显,表明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2007~2011年上游基尼系数呈现大幅度的降低,对应了前文2007~2010年计算机上游向中西部的扩张的现象;2012年开始上游产业重新进行集聚,基尼系数恢复到2006年之前的水平。下游方面,若剔除2007年因统计口径调整造成的误差和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2011年之前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基尼系数一直在降低。2011年后随着成渝地区的整机制造的崛起,下游出口重新开始集聚,基尼系数相应提升。

描述性分析显示,在研究时段中国计算机上下游出口空间格局呈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下文使用计量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3 计量模型与结果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计算机制上下游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集聚效应和政策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设定模型如下:

Co m ct = a + bf ( Cluste r ct ) + cf ( Polic y ct ) + df ( Contro l ct ) + e ct (5)

式中,Comct为被解释变量,即地级市层面计算机上游(Up)和下游(Down)出口额,Clusterct为集聚经济变量,包括城市化经济:计算机与其他产业的关联(D);地方化经济:计算机上下游之间的联系(A),在实际操作中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滞后处理。Policyct表示政策因素,使用企业获取地方政府补贴额度(S)和企业入驻园区比例(P)衡量。a为常数项。bcd为系数。ect为随机扰动项。

控制变量(Controlct)方面,计算机产业专业化程度用上下游区位熵(Up_Lq, Do_Lq)代理,区位熵越高表明专业化水平越高。区位因素(Port)用城市到大港口(上海、天津、香港)的最短距离表示,距离越远则出口额越低。要素禀赋使用职工平均工资(Labor)代理,工资低则城市比较优势越显著。交通网络(Road)用城市道路面积表示,完善的交通网络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出口额。经济发展水平(PGDP)使用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高技术设备的生产越多。对外开放度(Global)用外资企业数目占城市出口企业总数比重表示,对外开放度高有利于出口。市场化水平(Market)用国有企业数目占城市出口企业总数比重表示,Market越小则市场化程度越高,城市资源分配机制更加完善[25]。考虑到进口对出口的拉动作用[26],文章分别控制计算机上下游进口额(Up_Im, Do_Im)。变量定义与描述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 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对所有变量进行汇总(表2),其中上游出口观测值1 858个,下游出口观测值1 169个,两者叠加共有1 944个观测值。对于A变量,将下游计算机缺失值取0后进行计算。

3.2 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和保证估计的一致性,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将研究区划分为沿海和内陆,对比区域间计算机制造业影响因素的异同。首先分析上游出口的计量结果(表3)。

表3 计算机产业上游出口计量分析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upstream computer industry

2004~2008年间,D、A、S、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产业内和产业间联系变量最为显著,表明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均能够有效的促进计算机上游制造业的发展,并且前者的作用效果优于后者,这与贺灿飞等人的分析结果相同,即产业集聚因素的作用大于制度因素[19]。集聚经济内部则是D显著性高于A,认为在计算机产业发展初期产业间联系更为重要,城市化经济起到关键的作用。分区域看,沿海地区DA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相近,而政策变量不显著,表明沿海地区的计算机上游发展主要依靠集聚力量;内陆地区恰恰相反,集聚经济变量不显著而S显著为正,认为内陆地区计算机上游产业发展需要政策扶植。

2009~2013年的分析结果中,D显著为负,S显著为正,而AP均不显著。表明集聚经济已经不能够为计算机产业带来正向溢出,出现了集聚不经济的现象;相较于前一阶段,政策支持的显著性有所上升,认为政策在计算机空间格局演变中影响力增强。分区域看,沿海地区集聚经济变量普遍不显著,表明此时沿海地区已经达到规模经济临界点,产业间联系不再是计算机上游产业差异化布局的原因。相应的沿海地区S系数显著为正,显示补贴收入的重要作用。内陆地区D显著为负,这可能与中国产业同质化的特点有关,未布局计算机的城市倾向于引进该类企业,故D系数为负。A显著为正,不同于产业间联系,产业内共聚开始在西部地区发生,上游产业能够吸引下游产业的进驻。S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对应了该时段内陆地区大规模的政策支持。

使用相同的方法对计算机下游产业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计算机产业下游出口计量分析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downstream computer industry

表4来看,2004~2008年D、A、S均显著为正,认为对于整机制造来说,集聚经济和政策支持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集聚经济效果更加明显。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DA均显著为正,而政策变量并不显著,表明该时段沿海地区集聚经济是促成计算机下游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与上游相似,产业间联系的作用更加突出。内陆地区集聚经济和政策变量均不显著,认为此时内陆计算机整机制造既未形成集聚经济,也未进行有效的政策扶植。

2009~2013年计算机下游产业的计量结果与前一时段有较大不同。全国层面,DA的作用不再显著,而政策变量十分显著,表明政策支持的重要作用。分区域看,沿海和内陆政策效应均十分明显,认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政策激励所带来的收益已经远大于集聚经济,因而政策成为了计算机下游产业重新区位的重要动力。

综合以上,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政策变量的作用都由弱变强,与Zhu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政策因素是地方突破本地产业固有模式,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27]。相应的产业集聚变量均由强变弱,认为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持造成的区域分割是集聚效应不再显著的重要原因。对于计算机上游产业存在D系数显著为负的情形,认为计算机零配件加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容易重新区位,在国家将计算机制造作为重要支柱产业的背景下,一些城市的大力引进造成没有基础的地区反而有更快的发展。此外,在研究时段计算机制造业出现从依赖集聚经济到依赖政策支持的转变,集聚所带来的收益减少,而迁移带来的收益增加,一正一反的作用最终突出了政策变量的重要影响,最为明显的案例就是成渝地区计算机整机制造的大规模发展。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海关总署贸易数据库为依托从政策制度和集聚经济视角出发,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2004~2008年和2009~2013年2个时段计算机上游和下游产业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研究时段中国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下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成渝地区,其中上游比下游空间格局更为分散。计算机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历经了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上游出口增长较慢,主要发生在内陆区域。下游的地理格局演变主要体现为珠三角让位于成渝地区,及至2013年除长三角和成渝地区以外,其他区域下游出口份额均较少。 2004~2008年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2008~2013年政策支持成为影响计算机制造业区位的核心因素。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中西部地区政策激励造成的区域分割是两者作用效果发生易位的主要原因。东部和中西部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并不相同,东部地区计算机兴起过程中集聚经济至关重要,而中西部地区则是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作用,其中政策因素的影响更强。计算机上游产业主要由相关配件企业构成,企业规模较小容易集聚和消聚,而下游产业由整机生产商构成,企业规模较大,集聚经济对其影响相对较弱。正因如此,在2009~2013年时段,产业内共聚对于计算机上游产业在中西部地区集聚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鉴于以上研究得到以下启示:对于计算机制造业的扶植应考虑地方产业集聚所处的阶段,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形成合理的上下游产业比重。由于研究水平、数据获取等方面的限制,文章对计算机上下游分类可能存在偏差,并且没有考虑国内市场的作用,可以作为未来研究补充的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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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乔坤元, 周黎安, 刘冲. 中期排名、晋升激励与当期绩效:关于官员动态锦标赛的一项实证研究[J]. 经济学报, 2014, 1(2): 84-106.
本文在一个动态锦标赛的背景下,考察了地市GDP增长绩效的中期(上一年)排名对其当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发现,中期排名越高,当期绩效越好。我们区分前任官员和现任官员之后,发现前任官员的中期排名越靠前,现任官员的当期绩效越好,而如果是现任官员的中期排名靠前,当期增长绩效则会相对差一些,但中期排名的总体激励效应为正。本文从相对绩效评估和官员的晋升激励的角度解释了这些发现,并利用官员的临界年龄前后导致的不同激励效应给出了进一步的证据。我们排除了一些其他可能的解释,如不同省地市竞争程度的差异、官员的交流和选拔、能力的异质性以及省内地市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我们还分析了中期排名对于当期绩效的影响渠道。
[本文引用:1]
[Qiao Kunyuan, Zhou Li'an, Liu Chong. Interim rank,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current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dynamic tournament.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 84-106.]
[14] Jin H, Qian Y, Weingast B R.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 1719-1742.
Aligning the interests of local governments with market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Using a panel data set from China,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iscal incentives and provi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We report three empirical findings. First, we fin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渇iscal contracting system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x ante contracts and ex post implementation was relatively small, suggesting that the fiscal contracts were credible. Second, we find a much higher correlation, about four times, between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budgetary revenue and its expenditure during 1980s and 1990s as compared to 1970s, demonstrating that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aced much stronger ex post fiscal incentives after reform. Third, we find that stronger ex ante fiscal incentives, measured by the contractual marginal retention rate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its budgetary revenue, are associated with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non-state sector as well as more reforms in the state sector in the provincial economy. This holds even when we control for the conventional measur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lly, we compare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o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DOI:10.1016/j.jpubeco.2004.11.008      [本文引用:1]
[15] 贺灿飞, 朱彦刚, 朱晟君.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J]. 地理学报, 2010, 65(10): 1218-1228.
This paper explain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y combining industrial attributes and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first economic census in 2004, this study found tha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ly varied by industry and across province. Overal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astal provinces. Indidvidual industries however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t patterns.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er captita GDP, road and raiway density, ratio of non-state-owned economy, ratio of governmental expenses to GDP, number of development zones, social capital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trade barrier indeed influence the ext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ntrolling for provincial dummies, industrial attributes such as agricultural input intensity, labor input intensity, average enterprises size, industrial linkages, ratio of foreign capital in total capital, ratio of exports in gross output, ratio of profits and value added taxes in total sales, ratio of state capital in total capital, transportation input intensity and planned key industri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ny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ustrial attributes and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suggests tha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not only industry-specific but also province-specific.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all carefully choose industries to develop industrial clusters.
DOI:10.11821/xb201010007      [本文引用:1]
[He Canfei, Zhu Yangang, Zhu Shengjun.Industrial attributes,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0): 1218-1228.]
[16] Wei Y H D, Li J, Ning Y. Corporate networks, value chains,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China[J]. Urban Geography, 2010, 31(8): 1118-1140.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re transforming the map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duction networks, value chains,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China. It was found that the notion of a symmetric, bell-shaped smiling curve is a highly idealized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for a developing country like China where leading firms have yet to become top-tie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smiling curve more likely exhibits a flattened saucer shape. China is also increasing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a new form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centered on emerging global cities and globalizing cities, is emerg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global-local networks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showed that the embedded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institutional contexts.
DOI:10.2747/0272-3638.31.8.1118      [本文引用:1]
[17] 王琛, 林初昇, 戴世续.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8): 1375-1386.
国内外理论界对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存在重要争议。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采用统计年鉴、企业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数据,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研究表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单纯的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尚不明显。案例研究显示,地理邻近性和企业之间频繁的联系并没有促进相互信任和技术创新。由于知识盗取的现象严重,很多企业并不愿意与本地其他企业建立基于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联系。大多数被调查的企业都只涉及并不需要复杂知识的"边缘"创新,缺乏寻求外部合作的动力。因此,需要超越目前的集群理论,把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特定区域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个体上,而非企业之间的联系。
DOI:10.11821/yj2012080003      [本文引用:1]
[Wang Chen, Lin Chusheng, Dai Shixu.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8): 1375-1386.]
[18] 高菠阳, 刘卫东.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J]. 人文地理, 2016, 31(3): 1-8.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本文引用:2]
[Gao Boyang, Liu Weidong.Spatial governance and local respons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Chongqing. Human Geography, 2016, 31(3): 1-8.]
[19] 贺灿飞, 肖晓俊.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669-1681.
[本文引用:2]
[He Canfei, Xiao Xiaojun.Geograph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fortune global 500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electronics and medical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669-1681.]
[20] 卢明华, 李丽.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 地理研究, 2012, 31(10): 1861-1871.
As a leading secto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in Beijing have strong strength and good prospects.The present studies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especiall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in value chain parts.This paper selected 30 larg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to do stud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We collected its information about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Beijing by reading 2011 Repor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browsing official websites and so on.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dquarters, research departments, production departments, sales and marketing departments in Beijing.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were obviously suburbanized and agglomerated in suburban areas.The main value chain parts of larg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were also agglomerated and the suburbanization of production departments most obvious.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exhibited a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among ma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areas and the regional division based on value chain of larg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had emerged.
DOI:10.11821/yj2012100012      [本文引用:1]
[Lu Minghua, Li li.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nd its value chain parts in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2012, 31(10): 1861-1871.]
[21] 阎蓓, 宋韬. 上海出口机电产品涉及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以计算机、集成电路、船舶和汽车等产业为例[J]. 经济地理, 2009, 29(5): 777-781.
以计算机、集成电路、船舶和汽车等出口机电产品涉及的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上海出口机电产品的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建议.这对于提高上海出口机电产品整体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相关省市的机电产品发展以及全国的出门机电产品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引用:0]
[Yan Bei, Song Tao.Features and future of Shanghai'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 export industry.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29(5): 777-781.]
[22] 罗若愚. 外商投资与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形成演化研究[J]. 经济地理, 2006, 26(2): 261-264.
产业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也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文章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为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产业群形成演变所起的作用,认为大量的外资进入是产业群形成的直接动力,建立在供给与需求机制上的跨国公司与当地国有企业之间产业链的融合是产业群成长的根本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目标和经营方式的改变,本地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格局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一类产业群,其持续的发展有赖于不断的制度创新。
DOI:10.3969/j.issn.1000-8462.2006.02.019      [本文引用:1]
[Luo Ruoyu.A study o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ianjin.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2): 261-264.]
[23] 国家统计局.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3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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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Urb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2013.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4-2013.]
[24] Hidalgo C A, Klinger B, Barabási A L et al.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J]. Science, 2007, 317(5837): 48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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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e C F, Pan F H, Yan Y.Is economic transition harmful to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air pollution in Chinese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11, 49(8): 1767-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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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巫强, 刘志彪. 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J]. 经济研究, 2009(6): 83-93.
本文认为,中国沿海地区以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增长奇迹的取得,是由从国外大量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来实现的。这是沿海地区企业在出口导向战略驱动下,面对国际市场更为苛刻的质量标准,而本土装备制造业又无法提供合格制造装备时的一种理性的响应。对此现象可以用“为出口而进口”或“进口引致型出口”的术语来进行描述。本文将产品质量偏好引入垄断竞争的贸易模型,由此发现在产品质量提高后,消费品厂商面对的国际市场需求会增加;进口合适的机器设备能提高消费品厂商短期出口规模与利润,并导致该行业的整体出口扩张。
[本文引用:1]
[Wu Qiang, Liu Zhibiao.Analysis on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xport miracle in Chinese coastal region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6): 83-93.]
[27] Zhu S J, He C F, Zhou Y.How to jump further and catch up? Path-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3): 52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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