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辉
, 谷国锋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10-1634-09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9-19
修回日期: 2017-1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12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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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雪辉（1989-）,女,黑龙江延寿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E-mail:wangxuehui0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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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城、市的视角,揭示2005~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城市化水平及类型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离散状态,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呈“核心-外围”结构。② 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同步发展型,该类型城市较非同步型城市更稳定。③ 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也不相同,因此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政策。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vel and types of urbanization of Chinese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5 to 2014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and market, and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regul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 China. The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non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y level in China is discret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rket level shows the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equilibrium and synchronization level of city and market, the study un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which are city precedes market, market precedes city, low-level synchronization, medium-level synchronization, high-level synchronization. And we found that most cities of our country belong to the high-level synchronization type. 2)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type evolution through constructing a transtion-probablity matrix Markov chain.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cities belong to synchronous type shows more stability than that belongs to non-synchronous type.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transfer of urbanization type has stages. 3) Firstly,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low-level synchronous city has cubic function relationships with city and market level. Secondly,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media-level and high-level synchronous city has quadratic function relationships with its city and market level. Thirdly,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non-synchronous city has cubic function relationships with city and market level. Therefore,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when raising their economic level.
Keywords：
从城市化战略提出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城市化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国内,政府部门将城市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及“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学术界也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进行深入探讨[1]。目前对城市化水平的研究方法多基于城市化定义,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然而,单一指标难以衡量城市化这一复杂综合的演进过程,因此有学者提出从城、市视角对城市化进行测度[2],基于该视角的主要原因为“城市”是由“城”与“市”组成的复合词,在发生学上具有密切联系[3]。《说文》中提到：“城,以盛民之地”,“市,买卖之所也”,说明城是负载人们生产生活的环境,而市是承担市场职能的场所,“城”与“市”的内涵与职能均不相同。
本文基于城、市视角将“城市化”分为“城化”与“市化”。“城化”指负载有水源、交通、建筑、通信、能源供给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发展程度[4],为本地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载体,是城市发展硬环境;“市化”指经济流量和方向、经济主体行为和交易结构以及相应经济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所反映的经济关系,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与支付能力,是城市发展软环境。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化与市化不断演进的复杂过程,二者演进过程受经济、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城化与市化并非一直同步均衡演进。一个城市城化与市化水平的同步演进,与其经济增长具有密切联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很强正相关性[5,6]。但大多基于省级尺度考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且不同城市化类型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7]。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不包括港澳台,全文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中国地级市的城化与市化水平,并根据二者发展同步均衡性划分类型,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探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不同城市化类型城化、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估计,以期从城、市视角探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为城市化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剔除部分偏远地区,如西藏自治区。为保持研究期内指标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在2005~2014年的10 a内均等间隔地选取4个时间节点作为研究期,剔除在研究期内发生显著变动的地级市,如贵州的毕节市、安徽省巢湖市等,最终选取中国285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文中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8]。
城市化过程是城化与市化不断演进的复杂过程,包含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 [9]。中国历史上城与市发展并非是均衡同步的,不均衡体现在城与市发展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等,不同步体现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城与市的相对发展速度不同 [10]。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城化与市化程度不同步将导致城市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进而影响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11]。从供给与需求角度来说,若城先于市发展,将产生资源浪费进而导致过剩型城市病,城市存续成本下降;若市先于城发展,将产生城市膨胀进而导致短缺型城市病,城市存续成本上涨。由此可见,有必要将城市化问题分割为城化与市化两个方面来探讨。
从城、市视角来说,城市城化过程具有基础性与社会性的特点,作为城市发展的硬环境,城化过程可以从住宅道路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栖息场所,因此选取道路面积、建成区面积等指标来度量城化的基础承载功能。城化过程也可以提供医疗、供水、供电、电信邮政业务及文化服务等,因此选取医院个数、供水供电总量、电信邮政业务总量以及影剧院与图书馆个数等指标来衡量城化的社会服务功能。市化过程具有经济性与市场性特点,作为城市发展的软环境,市化过程可以表现出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与能力,因此选取年末储蓄余额、城市人口数及平均工资等指标来衡量市化的经济功能。市化过程也可以表现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处于一定空间方位的买卖场所或市场交易中心的市场潜力与市场交易能力,因此选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商品零售总额等指标来衡量市化的市场功能,最终构建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市化水平指标及其权重
Table 1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urbanization level
| 特性 | 指标 | 单位 | 权重 | ||||||
|---|---|---|---|---|---|---|---|---|---|
| 2005年 | 2008年 | 2011年 | 2014年 | ||||||
| 城化水平 | 基础性 | 年末实铺道路面积 | 万m2 | 0.11 | 0.10 | 0.11 | 0.11 | ||
| 市辖区建成面积 | km2 | 0.11 | 0.11 | 0.08 | 0.12 | ||||
| 房地产投资完成额 | 万元 | 0.11 | 0.11 | 0.11 | 0.11 | ||||
| 社会性 | 医院、卫生院个数 | 个 | 0.06 | 0.07 | 0.06 | 0.06 | |||
| 全社会供水总量 | 万t | 0.10 | 0.10 | 0.11 | 0.11 | ||||
| 用电总量 | 万kW/h | 0.10 | 0.11 | 0.11 | 0.11 | ||||
| 电信业务总量 | 万元 | 0.11 | 0.11 | 0.11 | 0.11 | ||||
| 城市化 水平 | 邮政业务总量 | 万元 | 0.11 | 0.11 | 0.10 | 0.08 | |||
| 剧场、影剧院个数 | 个 | 0.07 | 0.09 | 0.09 | 0.09 | ||||
|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 103册 | 0.11 | 0.08 | 0.11 | 0.10 | ||||
| 市化水平 | 经济性 |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 万元 | 0.13 | 0.14 | 0.13 | 0.13 | ||
| 年末城市人口数 | 万人 | 0.16 | 0.18 | 0.17 | 0.14 | ||||
| 职工平均工资 | 元 | 0.16 | 0.10 | 0.16 | 0.14 | ||||
| 市场性 |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万元 | 0.13 | 0.13 | 0.12 | 0.13 | |||
| 商品零售总额 | 万元 | 0.14 | 0.14 | 0.14 | 0.13 | ||||
|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 万美元 | 0.12 | 0.13 | 0.13 | 0.13 | ||||
| 货运总量 | 万t | 0.15 | 0.18 | 0.16 | 0.18 | ||||
本文采用适合多指标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指标权重[12],经计算,城化与市化指数4个年份的3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分别大于83%和90%,因此选取3个主成分计算指标权重,得到最终权重（表1）,最终得到城化与市化指数并进行以下分析。
根据ArcGIS分位数分类法将研究期城化水平指数初步划分为高（AC）、中（MC）、低城化水平（LC）（图1）;将市化水平分为高（AT）、中（MT）、低市化水平（LT）（图2）。分位数法所划分的每个类别都含有相等数量的要素,不存在空类和值过多或过少的类别。
图1可知,城化类型空间分布在研究期内呈离散状态。其中,高城化水平大多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如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其原因一方面是对基础设施长期大量投入,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热”与“开发区热”强势尽头,大量耕地被占用,城市扩展,因此城化水平显著提高[13]。中城化水平城市大多位于中部地区,如安徽省、江西省部分地级市,这些城市连接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区位条件较好,基础设施基础投入较大,因此城化水平较高。低城化水平城市主要分布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内陆地区,这些地区道路网密度相对稀疏,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等原因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因此城化水平相对落后[14]。
由图2可知,市化水平呈现以东部沿海地区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高市化水平城市随时间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聚集,在空间上形成连续的高市化水平区域。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观点,在内部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作用下,企业趋向接近更大的市场,而企业区位选择又会影响劳动力需求与中间产品需求空间分布,通过空间上集中进一步促进集聚[15]。低市化水平城市分布于外围地区,如黑龙江省北部、云南省西南部。中市化水平城市分布于二者的过渡地带。在城市市化过程中,高市场潜能地区吸引更多企业并通过循环累积效应不断加强集聚。由上文分析可知,城化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有所差异,可能出现城与市不同步发展,因此以下将基于城市发展同步程度进行类型划分。
为反映城市化类型的时空分异,将中国285个地级市2005、2008、2012、2014年城、市化水平值进行算术平均,根据城、市发展同步均衡性初步划分为两种类型：非同步均衡型,包括城先于市型（AC-MT、AC-LT、MC-LT）及市先于城型（MC-AT、LC-AT、LC-MT）;城市同步均衡型,包括高水平同步（AC-AT）、中水平同步（MC-MT）、低水平同步（LC-LT）型。属于城市同步型地级市数量211个,达到74%,其中,属于高水平同步型75个,属于中水平同步型59个,属于低水平同步型77个。属于城先于市型和市先于城型的地级市均为37个,分别占总数的13%。说明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同步发展型。
将城市化类型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其空间分布图（图3）。
图3 2005~2014年城市化类型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types in 2005-2014
图3可知,城先于市型空间分布较离散,此类城市由于国有企业占比较大或无明显优势产业等原因导致市场经济不甚发达,但由于资源禀赋或城市发展需要对基础设施投人较大,城化水平在全国整体水平中较高。市先于城型分布于中部地区,由于临近经济发达城市,市场需求较大,且受经济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或政策的优先开放条件等,经济发展速度快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同步。高水平同步型主要为省会城市及部分沿海城市,此类型城市城、市化水平均较高;中水平同步型分散于内陆地区;低水平同步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偏远地区。
本文引入马尔可夫链方法[16],构建2005~2008、2008~2011、2011~2014年城市化类型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2）。表2中,对角线上的值表示城市类型不变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值表示不同城市化类型转移的概率。
由表2可知,基于城、市视角划分的不同城市化类型时序变化规律具有以下特性：
1） 稳定性。表2中,位于对角线上的概率值明显大于非对角线的值,说明城市化类型在研究期内大多维持原类型,具有一定稳定性。3个时期对角线概率之和依次为3.563、3.328、3.237,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化类型的稳定性整体略有降低,不同城市类型之间的转移越来越频繁。基于对角线上的概率值,可以得到城市化类型的稳定性雷达图（图4）。
由图4可知,并非每种城市化类型的稳定性均下降,稳定性降低的城市类型为城先于市与市先于城型,高、低水平同步型保持较高的稳定性,中水平同步型的稳定性有所提高。说明同步型城市较非同步型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尤其是低水平与高水平同步型,保持原类型的概率均在0.8以上。其中,高水平同步型的稳定性由2005~2008年的0.872上升为2011~2014年的0.904,说明高水平同步型稳定性最好且具有越来越稳定的趋势。
表2 城市化类型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le 2 Markov matrix of transition probability for types of urbanization
| 年份 | n | ti/ti+1 | 城先于市 | 市先于城 | 低水平同步 | 中水平同步 | 高水平同步 |
|---|---|---|---|---|---|---|---|
| 2005~2008 | 81 | 城先于市 | 0.600 | 0.025 | 0.150 | 0.175 | 0.050 |
| 82 | 市先于城 | 0.000 | 0.632 | 0.132 | 0.184 | 0.053 | |
| 145 | 低水平同步 | 0.042 | 0.042 | 0.873 | 0.042 | 0.000 | |
| 110 | 中水平同步 | 0.138 | 0.224 | 0.017 | 0.586 | 0.034 | |
| 152 | 高水平同步 | 0.077 | 0.038 | 0.000 | 0.013 | 0.872 | |
| 2008~2011 | 81 | 城先于市 | 0.463 | 0.024 | 0.171 | 0.317 | 0.024 |
| 86 | 市先于城 | 0.068 | 0.545 | 0.091 | 0.205 | 0.091 | |
| 149 | 低水平同步 | 0.081 | 0.041 | 0.865 | 0.014 | 0.000 | |
| 107 | 中水平同步 | 0.154 | 0.212 | 0.000 | 0.577 | 0.058 | |
| 147 | 高水平同步 | 0.054 | 0.041 | 0.000 | 0.027 | 0.878 | |
| 2011~2014 | 72 | 城先于市 | 0.350 | 0.025 | 0.275 | 0.250 | 0.100 |
| 79 | 市先于城 | 0.119 | 0.452 | 0.071 | 0.310 | 0.048 | |
| 152 | 低水平同步 | 0.093 | 0.067 | 0.840 | 0.000 | 0.000 | |
| 119 | 中水平同步 | 0.109 | 0.145 | 0.000 | 0.691 | 0.055 | |
| 148 | 高水平同步 | 0.000 | 0.055 | 0.000 | 0.041 | 0.904 |
2） 阶段性。研究期内低水平同步型转移为高水平同步型的概率均为0,说明低水平同步型的变化需阶段性转移,而非跳跃式发展。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低水平同步型城市在2005~2008年转移为其他城市类型的概率相同,均为0.42,但在2008年以后转移为城先于市型的概率明显增加,由0.42增加至0.93。低水平同步型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带动”,即先通过城化水平的提高,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资本和产业的集聚,提高产出来增加城市收入,推动城市化进程[17]。但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生产期长、投资规模大及盈利水平低等特点,易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中水平同步型城市在类型转移上倾向于市先于城型,对已具有一定集聚规模的城市来说,当“城带动”动力不足,市化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通过提高城市市场潜能扩大城市需求,引进资本和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增强城市经济活力,推动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但不同阶段、不同城市化类型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尽相同[7]。非参数方法不对数据强加任何结构,从而适用于一些理论分析中的非线性问题以及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数据关系[18]。在用于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中,局部多项式法结合了传统线性回归的简洁性和非线性回归的灵活性 [19]。本文将经济增长率作为协变量X,城、市化水平为响应变量Y,以t期的城化水平指数与市化水平指数分别与t-(t-1)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率对应。基于多项式局部回归方法分别得到5种城市化类型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拟合曲线（红色实线）,并基于Bootstrap方法确定拟合曲线的95%置信区间（绿色与蓝色虚线）（图5）,图中点代表地级市。
图5 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率非参数局部多项式回归分析
Fig.5 Nonparametric lo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type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从回归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且不同城市化类型的经济增长率与其城、市化水平函数关系有明显差异。图5看出,非同步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率呈二次关系。其中,城先于市型城化、市化水平均随经济增长率先降低后升高,但拟合曲线起伏不明显,说明对于城先于市型,城市经济增长率提高对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小;市先于城型的城化、市化水平均随经济增长率先升高后降低,当经济增长率为0.4时,城化水平与市化水平最高,且市化水平拟合曲线起伏明显,说明对于市先于城型,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对于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大。
对于高、中、低水平同步发展的城市化类型,其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关系也存在明显差异。低水平同步型城市经济增长率与城化、市化水平呈三次函数关系,即经济增长可以显著提高城化、市化水平,由于该类型城市城化、市化水平均较低,城市经济集聚规模较小,而城市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及其他投入从乡村部门转向城市部门,在规模经济作用下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可以有效扩大集聚规模,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中水平同步型城市具有一定集聚规模,经济增长率与城、市化水平关系呈二次函数关系,但与城化水平二次关系特征不显著,说明对中等水平同步发展的城市,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对城化水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推动作用;高水平同步型城市中,由于包含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导致出现部分异常值,但仍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呈显著的二次函数关系,说明过低或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利于该类型城市的城化、市化水平提高,且存在一个经济增长论率的最佳区间0.2~1.0,在该区间内城市的城化、市化水平最高。
城市化是城化水平与市化水平不断演进的过程。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基于城、市视角探究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类型的时空格局变化,深入剖析不同城市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 在城市化类型空间变化上,从城视角来说,中国城化水平空间分布在研究期内均呈离散状态,高城化水平的城市大多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从市视角来说,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显著的“核心-外围”结构,高市化水平城市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从城、市共同作用的视角来说,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同步发展型。城先于市型在中国空间分布较离散,市先于城型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
2） 在城市化类型时序变化上,其演化规律具有稳定性和阶段性。稳定性即城市维持原有类型的特性,在研究期内,高、低水平同步型保持较高的稳定性,中水平同步型稳定性上升,而非同步型稳定性明显下降,说明同步均衡发展的城市化类型稳定性更好。阶段性体现在低水平与高水平同步型不能直接转移,主要通过城化水平的提高推动城市化,而中水平同步型主要依靠提高市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发展。
3） 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上,除低水平同步型城市城化、市化水平提高会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外,其他类型城市均存在一个最佳经济增长率区间,在该区间内最有利于提高城化、市化水平。说明对不同类型城市在提高其经济水平时应采取差异化政策,对于低水平同步城市,城市城化、市化水平均较低,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经济集聚,吸引周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而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其政策启示为,对于中国中西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城市来说,对其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极其必要的。但政府部门不应盲目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可一味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在提高城市化水平时应注意城化与市化的同步均衡发展,并探究促进城市化的最佳经济增长率区间,充分发挥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并兼顾城市同步均衡可持续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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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城”“市”和“城市化”的视角 [M].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es, markets and urbaniz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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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i>①</i>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i>②</i>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i>③</i>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p>
The relationship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1978-201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i>①</i>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i>②</i>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i>③</i>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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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三种模型及其动力学分析 [J].Modell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with three fucti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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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J].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 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 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 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 种类型。
Population-economy-space urban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 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 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 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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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格局特征 [J].Spatio-temporal pattern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 of central Jilin Provi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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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的关联发展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3.04.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illustrated as th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represented by the free flow of population, commoditie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in some sense, guarantees 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s of resour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is a precondition for regional urbanization.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shortens the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dens the built-up areas, pushes outside the urban fringe and forms, in some time, a new form of spatial complexity in which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intensely mixed or "interlocke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pends 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investment for infrastructures mainly cover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edical facilities and welfare. We can safely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generation betwee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ong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Many scholar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now. 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o find out and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ssess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3.04.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illustrated as th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represented by the free flow of population, commoditie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in some sense, guarantees 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uses of resour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is a precondition for regional urbanization.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shortens the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dens the built-up areas, pushes outside the urban fringe and forms, in some time, a new form of spatial complexity in which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intensely mixed or "interlocke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pends 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investment for infrastructures mainly cover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edical facilities and welfare. We can safely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generation betwee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ong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Many scholar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now. 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o find out and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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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J].Analysis of new urbanization’s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Chi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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