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8 , 38 (3): 410-41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3.011

Orginal Article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演化特征及其机制

佟宝全1, 包玉龙1, 杨兵兵1, 阿荣2

1.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The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ettlement System in Xilingol Pastoral Area

Tong Baoquan1, Bao Yulong1, Yang Bingbing1, A Rong2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Inner Mongolia, China
2.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China

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3-0410-09

通讯作者:  阿荣。E-mail: arong1224@163.com

收稿日期: 2017-05-25

修回日期:  2017-10-10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3-21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61011,41261022)资助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061011,41261022).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佟宝全(1976-),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bqtong@imnu.edu.cn

展开

摘要

以锡林郭勒牧区(9旗市)145个规模以上聚落为研究客体,采用全国5次(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2015年调查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空间统计技术等方法,对研究区聚落体系的结构形态、规模等级、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进行分析。结构形态的动态特征表明,一定程度的外在作用力对地理环境基底均衡性产生影响,进而将对Christaller景观产生重大影响;规模等级的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遵循严格的规模-位序法则;50 a间,聚落规模总体变化速率基本与历史上的“大事件”一一对应。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演化特征及其机制表明,经典的中心地体系在典型牧区依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而当前对中心地体系影响深刻的信息化、网络化等因素在牧区未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促使聚落体系演变的驱动因素以外因为主,内生动力不足为其主要特征。总体认为,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对蒙古高原人地关系系统的调控与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聚落体系 ; 演化特征 ; 蒙古高原 ; 锡林郭勒牧区

Abstract

Based on the 145 settlem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Xilingol pastoral area (nine counties), adapting fiv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1964, 1982, 1990, 2000, 2010) and data in 2015,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tructure configuration, scale grade, feature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to the settlement system in study area by means of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 spatial statistical technique, etc.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show that: A degree of external force influences the balance i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ase, further, critically influences Christaller landscape; Scale grade’s dynamic analysis follows rank-size rule; During 50 years, the overall change rate of settlement scale corresponds to the "big event" in histor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Xilingol League’s settlement system show that, traditional central place system is still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factors in typical pastoral areas. However, the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zation and networking, which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 land system, have no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pastoral area.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iving factor that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ystem are external cause and lack of endogenous power.

Keywords: settlement system ;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 Mongolian Plateau ; Xilingol Pasto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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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宝全, 包玉龙, 杨兵兵, 阿荣.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演化特征及其机制[J]. 地理科学, 2018, 38(3): 410-41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3.011

Tong Baoquan, Bao Yulong, Yang Bingbing, A Rong. The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ettlement System in Xilingol Pastoral Are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3): 410-41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3.011

聚落为人类集中居住地总称,其核心功能之一为人口分布的空间载体。聚落规模等级的时空分异特征能够表征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轨迹,其形成与发展受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区域文化及科技发展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是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乡村聚落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聚落分布、空间结构、时空演化及其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可为调控与优化区域人地关系提供理论支撑。国外关于聚落研究起步早,20世纪初期,在德国聚落地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2],以演绎推理的思维,通过构建一系列假设条件,来验证中心地体系的形成机理,对社会、经济具体因素的影响未予以考虑。近20 a国外学者研究涉及聚落交通[3]、聚落人口与就业[4]、聚落政策[5]、乡村聚落环境[6]等多元化内容 [7,8,9]。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聚落的某一问题居多。近年国内关于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变规律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结合3S技术,在聚落空间分布、居民点景观、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进展[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综观相关研究,多数以新技术、新方法为手段,研究农区、山区聚落空间结构、聚落景观及其影响因素为目的,对牧区聚落的相关研究成果鲜见。本文选择蒙古高原南端的锡林郭勒牧区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数据资料的易获性;其地域的均质性近似符合经典中心地体系假设条件;锡林郭勒牧区为蒙古高原开发强度最大,问题最为典型的区域。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与其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同其它区域的聚落体系有本质区别,其空间分布状态、空间结构、空间规模的变化速度均受稀薄而均匀的自然地理环境基底的强烈影响与制约。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空间统计方法,利用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以及2015年的145个典型聚落的规模与空间分布数据,旨在揭示蒙古高原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区域——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机制,进而为优化与调控蒙古高原人地关系系统和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草原丝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位于115°13′~117°06′E,43°02′~44°52′N,地处蒙古高原南部典型草原地带,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分布稠密,加之长期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使之成为整个蒙古高原人地关系最为紧张的区域(①作为蒙古高原主体部分的蒙古国人口密度1.77人/km2,中国锡林郭勒牧区人口密度3.16人/ km2(2015年)。) 。范围包括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和镶黄旗9个牧业旗(市),面积约19×104km2图1)。地势地形总体以高平原为主体,地势南高北低,低山丘陵零星分布,地形平坦,为高原草场。干旱、寒冷为主要特点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年平均气温在0~3℃,平均年降水量为200~300 mm,受海陆分布的影响由东向西递减。属内流水系,地表水量少。气候与地形特征决定其草原资源均衡而较低的承载能力及相对分散的聚落分布格局,依富集的矿产资源而兴的聚落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

聚落人口规模数据来自《内蒙古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24](1、2、3、4)及《全国人口普查资料(5、6)》[25],补充数据来自《锡林郭勒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1947~1986年》[26]。空间数据来自Google地图数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27]1987、2001、2007及2014年版。本文所需空间数据指聚落点的绝对位置信息及因而形成的相对空间分布状态。

1.3 研究方法

1.3.1 引力模型及Voronoi多边形绘制

零售引力模型由Reilly提出,后经贝利等经过改进应用于诸多领域。该模型是以不同商业中心地的人口规模和中心地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商业中心地服务范围的经验模型。商业中心地的吸引辐射范围与中心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中心地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模型表达式中Ta、Tb为中心地a、b对中介点的吸引力,da、db为从中介点到a、b的距离,Pa、Pba、b的人口数。由于本文选择的聚落体系地理环境基底条件与Christaller中心地理论与Losch中心体系的假设条件近似,因此适用于本研究。

TaTb=PaPbdbda2(1)

设平面上的一个控制点集M={m1,m2,m3,mn},其中,任意2点不共位,任意4点不共圆。则任意点的Voronoi图为:

Ti={x:dx,mi)|mi,mjM,mi≠mj} (2)

M是欧几里得空间中的一个散点集。d为欧氏距离。通过引力模型划分各聚落点辐射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Voronoi多边形绘制获取研究区6期中心地体系变化示意图,以便于比较不同时期中心地体系空间结构演化。

1.3.2 ANN指数、L指数与KDE估计

ANN利用某一个聚落中心点与之最邻近聚落中心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与假设随机分布下的聚落点的期望值之比来判断聚落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ANN=\frac{\overline{D_{0}}}{D_{e}}=\frac{\sum\limits_{i}d_{i}/n}{\sqrt{{n}/{a}}/2}=\frac{2\sqrt{\lambda}}{n}\sum\limits_{i}d_{i}$ (3)

式中,D0为两个相邻最近的聚落点间的平均距离;De为假设随机分布下两聚落点间的平均距离;n为聚落点总数;d为聚落间距离;a为研究区面积; λ=an。若最近邻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下的最近邻点对的平均距离相等时,聚落格局随机分布;若前者大于后者,则表现为聚类分布;若前者小于后者,则表示为分散状态分布。

L指数[28,29]为衡量有限点集m在空间上散布的均匀程度的理论。该理论以点为圆心,以该点与最近点之距离s的1/2为半径的圆称独占圆,独占圆之外切正方形称独占方。所有独占方面积之和a除以边界面积A称为均匀度。L指数充分考虑到点与边界之关系。在聚落地理学上,聚落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辐射区域条件等“边界”条件不无关系,因此该指数能够精确反映一定区域内若干点的分布状态与最均匀分布状态之间的差异程度——即聚落点的均衡程度。

L=4a/π A (4)

检验公式为: L=0.3183+0.6239/m

KDE(核密度)估计充分体现地理学的距离衰减规律,距离较近的对象,权重较大。离散的点数据直接用图表达,难以直观而定量分析其空间趋势。核密度估计可以得到研究对象密度变化的图示,空间变化是连续的,又有“波峰”和 “波谷”强化空间分布模式的显示,比较客观准确地表达聚落的空间分布状况。核密度方程的几何意义是密度分布在每个xi点中心处最高,向外不断降低,当距离中心达到一定阈值范围处密度为0。核密度可测算聚落空间分布密度,核密度值越高,聚落分布密度越大。

fx,y=1nh2i=1nk(din)(5)

式中,fx,y)为位于(x,y)位置的核密度估计;n为观测数量;h为带宽;k为核函数;di为(x,y)位置距第i个观察位置的欧式距离。

模型改进:由于在研究区域50 a期间所选取的聚落点数量为145个,且聚落点空间分布无变动,在带宽一定的条件下,核密度无显著变化,因此传统的核密度估计法只能在聚落数量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能够估计其一定带宽下的密度值。本文所选聚落点在50 a期间,各聚落点均有不同程度的规模增长,而聚落规模变化实质隐含着原聚落点对人口的吸引强度。本文以1964年各聚落规模为基数,按不同时期聚落规模自身倍数为基础数据估计固定聚落数的核密度,间接表征不同时期聚落点发展的热点区域。

1.3.3 Zipf定律

本文基于1949年Zipf提出的规模等级公式测算研究区聚落规模结构的分形维数。

Pr=P1r-q

q=[P1-LnPr]/Lnr(6)

式中,r为聚落规模位序,P1为最大规模聚落人口数,Pr)为规模为第r个聚落人口数。聚落规模分布的分维数(D=1/q):D=1时,首位聚落与规模最小聚落人口数比等于整个聚落体系中的聚落数目;D>1时,中等规模聚落发育较好,聚落体系人口分布较均匀;D<1时,首位聚落首位度高,垄断性强,聚落体系中人口分布有较大差异。

1.3.4 聚落规模变化速率测度模型

本文研究时段为50 a尺度,期间研究区聚落体系的规模变化分为5个时期(Ⅰ.1964~1982年,Ⅱ.1982~1990年,Ⅲ.1990~2000年,Ⅳ.2000~2010年,Ⅴ.2010~2015年),但不同时期时间跨度差异较大,间隔期最长18 a,最短5 a。为获取具有可比性的不同时期各聚落规模变化速率,本文构造聚落规模的时间维度变化速率计算公式。计算模型以上一期为基期,以上、下两期年度差为分母,测算各时期聚落规模的变化速率。速率测度公式如下:

V=Xi-XjXi×1n(7)

式中,V 为聚落规模变化速率,i为基期,j为末期,n为基期与末期之差, XiXj为基期、末期人口数。

2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时空特征与机制

2.1 聚落体系形态结构的动态与机制分析

研究区规模以上聚落空间总体特征为数量少、分布较均匀,略显“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异特征。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机制有3个:一是由于自然生存条件恶劣,草场承载力低,人口基数小,相对于农区人口增长缓慢;二是研究区处于锡林郭勒大草原,地势平坦且处于干旱内陆区,聚落分布不受地形地貌与水文特征影响,呈均匀分布景观;三是矿产资源开发据点而形成的聚落对原有自然状态下的聚落空间体系在空间结构上产生影响,在功能上重复或无辐射带动周边牧区的作用。而均匀中略显“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特征主要受南部农牧交错带略高于牧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以及与自东向西海陆分布因素而降水量逐步减少密切相关。运用L指数计算结果为0.41,大于0.37的检验值,通过检验。运用ANN指数测算为0.91,接近随机分布状态。二者均支持研究区聚落体系相对均匀分布的猜想。在此基础上经过运用零售引力模型测算及Voronoi图绘制,获取研究区聚落体系空间分布中心地体系规范示意图(图2),区域最大聚落锡林浩特市位于研究区中部,其余8个旗所在地围绕其分布。锡林浩特市为一级中心地,其外围分布着正镶白、阿巴嘎、苏左、东乌、西乌、正蓝等6个次级中心地。而6个次级中心地外围又呈六边形或接近六边形的有规则分布着主要的大型居民点。对比2015年之前中心地体系与2015年中心地体系示意图发现,三级中心地白音华(新开发区)经过快速开发,目前已经演变为与二级中心地西乌(巴拉嘎尔高勒镇)同一等级的中心地。1964年三级中心地乌拉盖在1982年经大力发展乌拉盖开发区而迅速发展为二级中心地,改变了聚落体系的空间结构。而由于其单一的矿产型城镇职能在城镇功能方面尚未显现辐射带动周边牧区的功能。但这仍对原有近似理想地表的均衡地理环境上自然形成的Christaller中心地空间景观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图2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空间分布中心地体系变化

Fig.2   Spatial analysis of settlement system in Xilingol pastoral area

本文基于研究区1964~2010年的5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5年调查数据,以2 000人为1个等级划分牧区聚落人口规模等级,结合1987年、2001年、2007年以及2014年空间分布图 (① 50 a来仅1983年有一次地名更改与建制变动,本文依据研究区地方志进行核实并确定空间数据地理坐标。

),利用Stata12计算6期核密度值并绘制6期核密度曲线。以1964年的142个聚落点(② 1964年聚落点数142,1982年144,1990年之后145。最小聚落人口数为100,最小城镇人口数为1 000。而最小城镇既是行政建制意义上的,又是实际经济意义上的城镇。本文选择规模为100人以上的全部聚落作为研究对象。

)为基础,结合聚落规模变化倍率,利用ArcGIS10.3绘制不同时期的核密度图。

根据研究区聚落规模体系演化核密度曲线(图3)发现:在50 a期间研究区聚落规模分布变动明显,核密度曲线逐渐右移,表明聚落体系中聚落整体规模逐渐扩大。核密度曲线的峰度总体降低,大幅度降低主要出现在1964~1982年间,曲线形态从1964年的左偏态分布小幅度趋向正态分布转变,表征规模小的聚落发展较快,使聚落向中小型聚落集中。根据核密度图(图4)发现:研究区在50 a期间,核密度图重心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移动特征较显著。这一特征表征承载人口分布重心的聚落体系总体呈移向北部和东部的趋势,但人口分布的绝对重心仍在中、南部。人口重心迁移速度在期显著,期缓慢。与研究区在1964~1982年北部玛尼图煤矿开采和2000年之后东部矿区开发进程的带动关系密切(乌拉盖、白音华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核密度图中热点区域从1964年最初的显著广泛分布特征向集中多核分布特征转变,2000年之后集中多核分布特征未发生显著变化。

图3   1964~2015年聚落规模体系演化核密度曲线

Fig.3   Kernel density curve in 1964-2015

图4   1964~2015年聚落规模体系演化核密度动态变化

Fig.4   Dynamic variation of kernel density in 1964-2015

2.2 聚落体系规模等级的动态与机制分析

根据数据分布情况将研究区聚落规模分布数据分为7组,揭示聚落规模的分布结构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表1)。在50 a期间,随着研究区城市化进程,小规模聚落数总体上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大型聚落数有一定程度增加,中型聚落数反而有所减少。在选定的145个聚落点中500人以下的聚落数由1964年的109个下降为2015年的81个。500~2 000人的聚落由1964年的21个增加到2015年的50个。1万人以上的大型聚落数由1964年的2个增加到2015年的10个。2 000~10 000人的中型聚落数由1964年的10个减少到4个。总体特征为:特大聚落与大聚落之间的变动显著,小聚落到中等聚落的变动不显著;将研究区聚落规模—位序数据进行ln值转换测算,对其进行线性拟合发现(图5),研究区各时期聚落规模等级呈高度相关(0.01水平显著)lnr和lnPr之间相关性极强,相关系数均高于0.95。因此,研究区聚落体系的规模分布严格遵循的位序-规模法则。研究区6个时期聚落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q均大于1(维数D均小于1),表明研究区聚落体系中首位聚落(城镇)的垄断性极强,聚落体系规模分布分散;6个时期的维数值在低位(最高为0.829 8)上逐渐减小,表明50 a间首位聚落发展快,中小型聚落发展缓慢。

表1   聚落规模结构变化(单位:万人)

Table 1   The variation of settlement scale structure (×104persons)

年份聚落数(个)>51~50.5~10.2~0.50.1~0.20.05~0.1<0.05
19641420228318109
19821441554113484
19901451824123385
20001451840173085
20101451940133286
2015145194020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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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规模-位序ln值线性回归拟合图

Fig.5   Scale-order log linear regression fitting

2.3 不同时期聚落规模变化速率分析及其机制

图6可知,研究区各聚落总体呈正变化速率显著大于负变化速率。其中,期聚落规模变化速率均为正数值,期聚落规模变化速率绝大多数为正数值。而期、期与期聚落规模变化速率均有正、负数值分布,其中期绝大多数为负数值。说明研究区各聚落规模在50 a时间尺度上总趋势为正增长,其中期和期聚落规模的变化速率值对正增长的总趋势起决定性作用。从不同时期各聚落变化速率分析,期和期变化速率所占百分比最大,平均值最为显著。表明在上述两期,研究区聚落规模总体变化(扩大)幅度最大。逻辑上,这与1964~1982 年和2010~2015年的牧区两次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密切相关。期、期和期变化速率所占百分比较小,其中期百分比最小。而这一时期恰好居于两次经济开发热潮中间时期。从各时段平均变化速率看,期平均速率最高,之后逐步平稳缓慢变化。其中,1964~1982年(即第期),具体在1967~1968年,数千名知青响应国家号召为支边到锡林郭勒草原安家落户。而平均变化速率显著的第期(速率变化平均值接近5.00)与上述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在时间上呈高度一致性。平均变化速率较快的第期(速率变化平均值接近2.50)滞后于这一区域在2000年前后进行的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活动的时间。这种滞后效应同大规模工业化与城镇化活动对于带动人口集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关。而期、期与期变化速率平均值较低,其中期最低,变化速率平均值约2.00。经查阅大量历史时期文献资料,与期、期与期对应的时期内在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未发现重大人口规模变动因素。2000年之后的一系列西部大开发政策带来的扶贫搬迁工程和在其之后的生态移民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尤其交通的大发展是促进第期变化速率的直接推动力。纵观锡林郭勒牧区城镇化历程,发现聚落体系的演变基本以外因为主,外力不足的期聚落变化速率不显著。

图6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不同时段变化速率

Fig.6   Variation speed of settlement system scale in different periods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受均衡而稀薄的草场资源承载能力的影响呈独特性。在研究区,由于其草场资源承载能力低,同时地势平坦,使牧户分散且均匀分布,牧户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由其附近中心地(小聚落点)供应,而小聚落点的更高层次需求由高一级聚落点供应,由此逐级形成高一级中心地,以至最高一级的中心地,并形成独特的牧区聚落体系。因此,研究区聚落体系与其城镇体系是具有内在关联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一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农区、山区乃至平原区的乡村聚落具有重大区别。基于此,本文选择研究区城市、小城镇及规模以上居民点共计145个聚落时空数据为基础,从聚落空间分布特征、聚落结构形态与规模等级的动态分析以及聚落规模变化速率等4个维度剖析其聚落体系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结果如下: 近50 a,聚落体系时空演化受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影响总体由南向北,由西至东的移动,空间移动速率在期最快,后期变化缓慢向北和向东集中。研究区地理环境与Christaller假设条件近似,结构形态的动态分析表明,近似假设条件发生微小变动(依资源开发而形成若干聚落点实质说明在近似假设条件基础上增加了资源开发条件),对Christaller景观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景观形态; 规模等级的动态分析表明,近50 a,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规模等级一直严格遵循规模-位序法则。说明研究区平坦的地形地势与均匀分布的草场资源等均质地理环境对于形成标准克里斯泰勒规模等级结构仍起基础性作用; 近50 a,聚落规模总体变化速率在1964~1982年的期和2010~2015年的期较快,期较缓慢。而变化速率较快的期和期在时间上对应于“上山下乡”运动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与城镇化活动。说明人类活动的剧变对聚落规模变化速率具决定性影响。总之,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演化特征及其机制说明,经典的中心地体系在研究区依然存在,且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更为深刻。而当前对中心地体系影响深刻的信息化、网络化等因素在研究区还未产生显著作用。另,促使聚落体系演变的驱动因素中外因为主,内生动力不足是其重要特征。

3.2 讨论

本研究在50 a尺度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数据基础上完成,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牧区聚落体系与牧区城镇体系的整体性的实证问题。长期经验表明,牧区聚落体系具有整体性,即牧区聚落与牧区城镇无显著界线,是纵向统一整体。但由于缺乏长期的科学数据积累,本文未量化证实其内在关联,今后作为新的研究方向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适用于地势地形平坦而居民相对均匀分布的牧区聚落体系,即在蒙古高原这一背景区域中选择能够代表其总体特征的典型区,揭示其基本规律,将其应用于背景区域这一研究体系较为符合实际。而在农区或山区聚落体系中,由于其特殊而复杂的地理背景,其结论的适宜性须进一步商榷与讨论; 由于基础数据缺乏,导致聚落对于周边区域的具体影响未能深入研究,因此聚落实际职能的研究将是今后主攻方向; 研究区聚落体系基础数据较为翔实,在聚落体系时空演化规律方面仍具有可挖掘的大量有效信息,在今后研究中须结合自然地理要素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另外,结合蒙古国境内典型区的比较研究亦是今后拓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致谢:衷心感谢东北林业大学罗传文教授支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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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reports the findings of a small scale study comparing the personal travel patterns of households of similar type, living in a rural area and a small urban area of the Dublin city reg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ural area was less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s a result of the extent of its dependency on the motor car, an inefficient and polluting transport mode. The study also provided evidence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rural area was adversely affected by aspects of car dependency. There appeared to be a higher risk of traffic accident, rural dwellers used less healthy forms of transport, they suffered restricted mobility and, as a consequence enjoyed a less varied social life than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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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Rural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the countryside

[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5) :665-670.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2ph394pr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unavailable]
[5] Barbic A.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ime of deconstructing the one-party political system and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s

[J].Eastern European Countryside, 1993 (3):41-47.

https://doi.org/10.1007/BF022177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are taken as a general frame for discussing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entrally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ies. Rural communities and agriculture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are facing major problems related to decollectivization of property, the stimulation of effective private agricultural units, and the building up of integrated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local autonomy. After 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s in Slovenia in detail,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no foreign/western development model can be literally applied to any post-socialist state. These nations must define their own goals and formulate the strategies to reach the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ir specific situations, and in doing this they must engage their own scientists/professionals and take foreign experts only as occasional advisors.
[6] Ruda 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93-97.

https://doi.org/10.1016/S0169-2046(97)00062-5      URL      [本文引用: 1]     

[7] Karp L,Stefanou S.

Domestic and trade policy for Central & East European agriculture

[J].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4 (2):345-371.

[本文引用: 1]     

[8] Hall D R Albania.

Rural development,migration and uncertainty

[J]. GeoJournal,1996,38(2):185-189.

https://doi.org/10.1007/BF0018666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some of the post-communist rur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in Albania up to the mid-1990s. In particular i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both e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as responses to domestic and particularly rural condi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North-south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ontaneous settlements adjacent to the main centres of Tirana and Durr s are seen as presenting short-term expedients perhaps only exacerbating longer-term socio-economic problems. The future is uncertain: Albania is capable of filling a number of niche roles within European agriculture, bu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centive is predicted up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 This may not be forthcoming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9] 胡最,刘沛林,邓运员,.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

[J].地理科学,2015,35(12):1518-1524.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1.0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聚落区划、特征识别和旅游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该理论还缺乏有效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针对前述问题,结合实践探讨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和识别模式。首先,分析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方法并结合面向对象的思想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景观基因分类模式(OOCPLG),这为构建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景观识别的要求,结合现有的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含义提取的不足与优点,建立了特征解构的基因提取方法。最后,总结了景观基因的识别模式和基本操作流程。</p>

[Hu Zui, Liu Peilin,Deng Yunyuan.

A Novel Method for Identifying and Separating Landscape Genes from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35(12):1518-1524.]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1.0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聚落区划、特征识别和旅游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该理论还缺乏有效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针对前述问题,结合实践探讨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和识别模式。首先,分析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方法并结合面向对象的思想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景观基因分类模式(OOCPLG),这为构建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景观识别的要求,结合现有的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含义提取的不足与优点,建立了特征解构的基因提取方法。最后,总结了景观基因的识别模式和基本操作流程。</p>
[10] 鲁鹏,田燕,杨瑞霞.

环嵩山地区9000 a B.P.-3000 a B.P.聚落规模等级

[J].地理学报,2012,67(10):1375-1382.

[本文引用: 1]     

[Lu Peng, Tian Yan,Yang Ruixia.

Study of size-grade of settlements around the Songshan Mountain in 9000-3000a BP based on SOFM network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0): 1375-1382.]

[本文引用: 1]     

[11] 甘彩红,李阳兵,陈萌萌.

基于坡耕地与聚落空间耦合的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人地关系研究

[J].地理研究,2015,34(7):1259-126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的27个乡镇为例,应用网格分析技术,以1 km×1 km网格为单元,揭示了聚落与坡耕地资源之间的配置关系以及不同岩性区聚落—坡耕地耦合模式差异,并对研究区人地关系做了类型划分。结果表明:1奉节县27个乡镇聚落和坡耕地的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趋同性,二者用地比、斑块等级大小高值都主要位于北部梅溪河河谷和中部长江河谷地区,低值主要分布于南部石灰岩地区;2坡耕地偏多型主要分布于砂岩区,坡耕地偏少型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区,而坡耕地—聚落均衡型则表现出随机分布格局;3研究区坡耕地大量存在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坡耕地基数大和坡耕地退耕难度大。受坡耕地分布的影响,坡耕地偏多型的土壤侵蚀较其他耦合类型严重;4 27个乡镇人地关系划分为人地矛盾突出型、人地矛盾较突出型、人地矛盾较缓和型和人地矛盾缓和型四种类型,而人地矛盾较突出类型所占比重最大,面临着退耕压力和耕地压力突出的双重问题。

[Gan Caihong,Li Yangbing,Chen Mengmeng.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Fengjie county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based on coupling comparison of sloping cultivated lands and settlements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7): 1259-126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的27个乡镇为例,应用网格分析技术,以1 km×1 km网格为单元,揭示了聚落与坡耕地资源之间的配置关系以及不同岩性区聚落—坡耕地耦合模式差异,并对研究区人地关系做了类型划分。结果表明:1奉节县27个乡镇聚落和坡耕地的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趋同性,二者用地比、斑块等级大小高值都主要位于北部梅溪河河谷和中部长江河谷地区,低值主要分布于南部石灰岩地区;2坡耕地偏多型主要分布于砂岩区,坡耕地偏少型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区,而坡耕地—聚落均衡型则表现出随机分布格局;3研究区坡耕地大量存在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坡耕地基数大和坡耕地退耕难度大。受坡耕地分布的影响,坡耕地偏多型的土壤侵蚀较其他耦合类型严重;4 27个乡镇人地关系划分为人地矛盾突出型、人地矛盾较突出型、人地矛盾较缓和型和人地矛盾缓和型四种类型,而人地矛盾较突出类型所占比重最大,面临着退耕压力和耕地压力突出的双重问题。
[12] 唐承丽,贺艳华,周国华,.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J].地理学报,2014,69(10):1459-147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1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2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3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4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Tang Chengli, He Yanhua, Zhou Guohua et al.

The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od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459-147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1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2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3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4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13] 马晓冬,李全林,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

[J].地理学报,2012,67(4):516-525.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江苏省2007/2008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Ma Xiaodong, Li Quanlin, Shen Yi.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and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4): 516-525.]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江苏省2007/2008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14] 席建超,王新歌,孔钦钦,.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J].地理学报,2014,69(4):531-540.

[本文引用: 1]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69(4): 531-540.]

[本文引用: 1]     

[15] 王青,石敏球,郭亚琳,.

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垂直分异研究

[J].地理学报,2013,68(11):1559-1567.

[本文引用: 1]     

[Wang Qing,Shi Minqiu, Guo Yalin et al.

The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ountain settlement nich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1): 1559-1567.]

[本文引用: 1]     

[16] 韩茂莉,张一,方晨,.

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

[J].地理研究,2008,27(5):1118-112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

[Han Maoli, Zhang Yi,

Fang Chen et al. Location and environment of the settlements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West Liaohe River Basin since Holocen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5): 1118-112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
[17] 海贝贝,李小建,许家伟.

巩义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J].地理研究,2013, 32(12): 2257-2269.

[本文引用: 1]     

[Hai Beibei, Li Xiaojian, Xu Jiawei.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ongyi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32(12): 2257-2269.]

[本文引用: 1]     

[18] 李全林,马晓冬,沈一.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

[J].地理研究,2012,31(1):144-154.

[本文引用: 1]     

[Li Quanlin, Ma Xiaodong,Shen Yi.

Analysis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northern Jiangs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 144-154.]

[本文引用: 1]     

[19] 李小建,许家伟,海贝贝.

县域聚落分布格局演变分析——基于1929-2013年河南巩义的实证研究

[J].地理学报,2015,70(12):1870-188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河南省巩义市1929-2013年的村庄数据,从位序—规模角度着手,使用齐夫指数、分形维数以及基尼系数,分别测度了近百年来县域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变。相对于城市,巩义市聚落等级规模具有如下特征:①齐夫指数偏小但增长较快。大聚落发育不突出,具有农村聚落特征;但聚落规模越大,规模增加的速度越快,且二次项模型优于线性模型。②分形维数偏大但降速加快。聚落体系等级差异增加,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县域聚落规模只有增加到一定程度才能与城市表现出同样的规律。③聚落规模大小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但增加显著,且增长率在1990s后加速,这与当地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具有密切关联。在空间上表现如下特征:1沿河线状格局变化。核心聚落由"沿河平原线状"格局主导逐渐向"平原—丘陵片状"格局转变。2网络等级结构形成。高等级聚落数量增加且规模增大,聚落等级增加,最终形成市场原则的5级等级结构。3核心聚落转移替代。县城迁移、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聚落位序—规模变化,使核心聚落出现空间改变。

[Li Xiaojian, Xu Jiawei, Hai Beibei.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ru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Gongyi (1929-2013)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5,70(12):1870-188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河南省巩义市1929-2013年的村庄数据,从位序—规模角度着手,使用齐夫指数、分形维数以及基尼系数,分别测度了近百年来县域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变。相对于城市,巩义市聚落等级规模具有如下特征:①齐夫指数偏小但增长较快。大聚落发育不突出,具有农村聚落特征;但聚落规模越大,规模增加的速度越快,且二次项模型优于线性模型。②分形维数偏大但降速加快。聚落体系等级差异增加,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县域聚落规模只有增加到一定程度才能与城市表现出同样的规律。③聚落规模大小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但增加显著,且增长率在1990s后加速,这与当地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具有密切关联。在空间上表现如下特征:1沿河线状格局变化。核心聚落由"沿河平原线状"格局主导逐渐向"平原—丘陵片状"格局转变。2网络等级结构形成。高等级聚落数量增加且规模增大,聚落等级增加,最终形成市场原则的5级等级结构。3核心聚落转移替代。县城迁移、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聚落位序—规模变化,使核心聚落出现空间改变。
[20] 杨忍,刘彦随,龙花楼.

中国环渤海地区农村聚落及用地时空特征及影响机理分析

[J].地理学报. 2015, 25(5): 559-572.

[本文引用: 1]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land use in the Bohai Rim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5, 25(5): 559-572.]

[本文引用: 1]     

[21] 吴立.

巢湖流域6000-2000 a BP古聚落变更及环境变迁

[J].地理学报, 2010, 20(5): 687-700.

[本文引用: 1]     

[Wu Li.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between 6000-2000 a BP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East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0, 20(5): 687-700.]

[本文引用: 1]     

[22] 樊敏,郭亚琳,李富程,.

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J].地理科学,2017,37(3):464-4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岷江上游山区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和植被生境适宜性的空间分布,借助分形和贝叶斯模型,定量刻画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山区聚落生态位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1岷江上游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间隙度维数分别为0.949、0.942、0.890、0.960,汉族聚落生态位的高间隙度维数,揭示了山区汉族聚落封闭性特点。同时,流域内1 667个聚落生态位间隙度维数(0.946)与藏族(0.949)相似,表明藏族聚落生态位空间异质性特征能够反映整个流域山区聚落生态位空间分异程度。2岷江上游藏-羌-汉-回聚落生态位内的植被生境适宜性指数均值分别为:2.816、2.622、2.529、2.644,说明山区聚落生态位的空间分布与植被生境相适宜。同时,流域内1 667个聚落生态位几何特征对植被生境的敏感程度(0.601)与羌族(0.610)相似,表明羌族聚落生态位的几何特征具有典型性。3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的空间聚簇性地域分异明显、地理边界清晰,说明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聚落区位、规模和形态具有显著影响。

[Fan Min,Guo Yalin, Li Fucheng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settlement ecological nich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7,37(3):464-4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岷江上游山区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和植被生境适宜性的空间分布,借助分形和贝叶斯模型,定量刻画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山区聚落生态位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1岷江上游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间隙度维数分别为0.949、0.942、0.890、0.960,汉族聚落生态位的高间隙度维数,揭示了山区汉族聚落封闭性特点。同时,流域内1 667个聚落生态位间隙度维数(0.946)与藏族(0.949)相似,表明藏族聚落生态位空间异质性特征能够反映整个流域山区聚落生态位空间分异程度。2岷江上游藏-羌-汉-回聚落生态位内的植被生境适宜性指数均值分别为:2.816、2.622、2.529、2.644,说明山区聚落生态位的空间分布与植被生境相适宜。同时,流域内1 667个聚落生态位几何特征对植被生境的敏感程度(0.601)与羌族(0.610)相似,表明羌族聚落生态位的几何特征具有典型性。3藏-羌-回-汉聚落生态位的空间聚簇性地域分异明显、地理边界清晰,说明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聚落区位、规模和形态具有显著影响。
[23] 李阳兵,李潇然,张恒,.

基于聚落演变的岩溶山地聚落体系空间结构整合——以后寨河地区为例

[J].地理科学,2016,36(10):1505-1513.

[本文引用: 1]     

[Li Yangbing, Li Xiaoran,Zhang Heng et al.

Spatial structur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mountains based on settlement’s evolution: A Case of Houzhaihe Area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6,36(10):1505-1513.]

[本文引用: 1]     

[24]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内蒙古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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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Mongolia Statistical Bureau.

Inner Mongolia census data manual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4.]

[本文引用: 1]     

[25] 国家统计局.

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2010.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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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

锡林郭勒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47-1986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本文引用: 1]     

[XilinGol Statistical Bureau.

Xilingol league area 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compiled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0.]

[本文引用: 1]     

[27]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制印院.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

[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8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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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Map Printing Institute.

Atla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Beijing: China Map Press, 198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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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罗传文.

点空间分析-分维与均匀度分析

[J].科技导报,2004,196(1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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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Chuanwen.

Point spatial and Lyses-fractal dimensionand uniform index

.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2004,196(10):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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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罗传文. 均匀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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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Chuanwen.Uniform distribution theory.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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