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8 , 38 (8): 1346-135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8.017

Orginal Article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麻学锋, 刘玉林

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Urbanization Response to Tourism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ree Factors in Zhangjiajie

MA Xuefeng, Liu Yuli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Hunan Commerc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Hunan, China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8-1346-11

收稿日期: 2017-11-27

修回日期:  2018-03-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8-2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麻学锋(1970-),男,苗族,湖南凤凰人,教授,硕导,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E-mail:maxuefeng9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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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关键词: 旅游城镇化 ; 响应强度 ; GIS ; 张家界

Abstract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urbanization are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rbanization response to tourism and mechanism, 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Response Intensity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Employing the 3 elements: population,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the article established effect coeffici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response measurement and divide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to 4 stages. Us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Zhangjiajie from 1989 to 2015,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staged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were analyzed, involving 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its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city was founded, the response coeffici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has shown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 changes. In terms of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wo municipal districts of Zhangjiajie, the response intensity vari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both cities is growing, but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Wulingyua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Yongding district, and the growth rate of Yongding district is faster than that of Wulingyuan district. From the static point of view, the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can be elaborated as follow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egree of tourist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 degree of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the added valu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the intensity of regional investment. Among them, the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the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er capita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the degree of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rbanization response coefficient; Per capita GDP and the added value of tertiary industry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sponse coeffici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different, ranking as follows: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urban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GDP, per capita year-end open to traffic mileage, tertiary industry added value, per capit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Key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 ; response intensity ; GIS ; Zhangjia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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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学锋, 刘玉林.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8, 38(8): 1346-135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8.017

MA Xuefeng, Liu Yulin. Urbanization Response to Tourism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ree Factors in Zhangjiaji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8): 1346-135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08.017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1],中国当前所经历的城镇化进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2]。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城市的综合实力日趋加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的正式出台(2014~2020年),对城镇化发展的认识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城镇化的发展应朝着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的和谐城镇化方向发展[3]。旅游业已成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4]。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城镇化和旅游业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改善,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快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在旅游业发展较好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两个重要引擎。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城镇化与旅游业关系的探讨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对两者关系探讨始于旅游城镇化,马林斯最早提出了旅游城镇化概念[5]。后有学者分析了旅游业对城镇化所产生的影响,得出旅游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观点[6]。国内研究更多侧重于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7]。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有学者又从两者的耦合[8,9,10,11]、协调[12,13,14]、互动[15,16]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知,对于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正处于逐步深入的阶段,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但是,相关研究中更多的是侧重于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协调互动关系。对于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有些文献虽有涉及,但主要还是从人口和产业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17,18,19,20]来看,城镇化过程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集中点的增大;城镇化是全社会人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向城镇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二三产业比重提高的过程。从这4个过程,可以看出城镇化对人口和产业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日趋严峻的就业问题一直为学者和政府所关注, 在经济新常态下,就业问题十分突出。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指出,就业是13亿多人口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旅游业的发展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21],有利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22],增强城镇化产业基础。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三产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旅游业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在关联性[23]。中国城镇化发展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国情特征和体制因素,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推进城镇化须统筹好产业发展、就业吸纳和人口集聚的关系[24]。基于此,本文从人口、产业与就业3个方面综合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最早使用“响应”一词的是电学,用其表征一个导体对其他导体所给的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之后,“响应”开始出现在其他领域[25]。“响应”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指回声响应,比喻用言语行动表示赞同。结合响应的概念及已有研究[26,27,4],将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定义为:在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城镇化及各要素是如何适应旅游业的快速成长并对其做出相应反馈的。考虑典型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为案例研究地,通过构建响应测度模型,研究张家界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强度并分析其影响机制。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简化研究,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核心要素分别用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替代。研究旨在为区域旅游业和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上,能够更好的指导区域旅游业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使旅游业和城镇化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

1 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的驱动-响应机理

1.1 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驱动作用

旅游业对城镇化的驱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业有利于扩大城镇人口规模,通过多种途径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态,调整和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而城镇化对旅游业的响应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增多,为旅游业开发了潜在的客源市场,为景区景点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旅游业是一种支出性经济活动,这类活动必须建立在某些经济关系基础之上[23]。因此,只有在地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才能将更多的潜在游客转化为实际游客,进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业和城镇化两大浪潮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影响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产业来看,旅游业可以被视为一种引擎产业,是集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与其他产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带动诸如住宿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其他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28]。除此之外,旅游业所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宽泛,它延伸到了工业、农业、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29]。旅游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有着强大的带动作用,有利于旅游地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大多属于第三产业,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与旅游业相关的各种产业向旅游目的地集聚,导致该地第一、第二产业减少,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旅游是一种享受式体验,因此,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旅游目的地要想使旅游业快速发展,必然会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旅游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当地城镇化的发展。

其次,从就业来看,旅游业是一种特殊产业,它是集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一体的新型产业。由于旅游业就业容量大,就业方式灵活,具有较大的就业拉动乘数[29]等特点,对推动社会就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很多国家将旅游业作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领域加以培育和扶持。旅游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非农就业岗位。大力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调整和优化就业结构。旅游业的发展,能够拓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选择。

最后,从人口来看,在旅游业发展初期,旅游城镇原住居民较多,人口流动性差。但随着旅游资源不断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会吸引大量游客,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当地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进而吸引大批外来商人在旅游地进行投资经商,这些外来经商人员很多变为常住人口;同时,当地农村人口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城镇,参与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来,使得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在旅游城镇得以集聚,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1.2 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

城镇化发展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这是因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伴随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30]。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提供日趋完善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设施,对旅游地的成长速度、发展方向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城镇化发展不断提高,这也带来了人们对旅游地服务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旅游地服务接待能力的提升,推动旅游地对外形象的优化。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镇化与第二产业联系更为紧密,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的关系较为紧密[22]。这意味着城镇化发展会促进服务业的扩展,有助于扩大第三产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扩大旅游产业规模,加速旅游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城镇化过程中,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镇人口的增加能够为旅游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客源市场以及更为多元的旅游需求。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大批劳动力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旅游服务,因此,城镇化推进会导致人口在城镇不断集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优化以及人口在旅游地的集聚都为旅游地的成长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发展动力。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旅游城镇化响应机理

Fig.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response to urbanization

2 研究方法及研究区介绍

2.1 研究方法

在借鉴已有研究[4]的基础之上完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概念,原有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只是从产业和人口方面进行测度,而这里将就业融入其中,通过此概念分析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的支撑能力。其次,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投资情况、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和就业等方面选取能够衡量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将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作为因变量,其他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并分析城镇化的各个指标对旅游业的贡献度。

2.1.1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旅游城镇化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旅游业和城镇化二者所涉及的因素众多,因此,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测度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指的是城镇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强度[4]。本文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以描述这种作用强度的大小。一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通常涉及到人口、经济、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从旅游收入、旅游从业人员数量、旅游景点的多少、资源禀赋等方面来衡量。纵观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和现实情况以及各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城镇化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的最核心要素主要有人口、产业和就业。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24]以及机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并考虑数据可得性,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综合产业和就业发展状况,构建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R=(m+nM+n)/fF+(m+nM+n)/lL(1)

式中,R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m为案例地非农人口数量;n表示为旅游人口折算成常住人口的数量;M代表的是案例地的总人口数量;f代表的是旅游业的产值,用旅游业收入代替;F为产业总产值;l表示为旅游业就业人数;L表示为张家界全部就业人数。根据旅游地的客观实际情况,旅游目的地要提供满足旅游者的吃、住、行、游、娱、购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旅游者在城市的滞留天数可按平均滞留天数计算。n的计算公式为:

n=p×q/365(2)

式中,p为年旅游人次,q为旅游者在旅游城市的平均滞留天数。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为了综合测度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该模型利用城镇化率与产业旅游化率的比值以及城镇化率与就业旅游化率的比值之和来反映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的响应强度。R值越大,表明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的作用程度也越大,反之,城镇化的发展对旅游业的作用强度也就越小。

为了研究简便,可以将 m+nM+n定义为旅游城市化, fF定义为产业旅游化, lL定义为就业旅游化。旅游城市化表示的是该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的产业是旅游业。产业旅游化指的是国民经济是以旅游业为支柱性产业所形成的产业体系。而就业旅游化则指的是以旅游从业人员为核心所形成的就业体系。

上述模型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一般的区域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其他的条件不变,若旅游产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不断增大,说明产业旅游化的发展速度快于旅游城镇化进程,此时旅游业发展较快,旅游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会大大推动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若旅游产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不断减小,说明产业旅游化发展速度慢于旅游城镇化进程,此时旅游业发展缓慢,旅游业的发展甚至会迟滞城镇化的发展。同理,旅游就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不断增大,说明就业旅游化的发展速度快于旅游城镇化的进程,此时国民经济的就业结构,主要以旅游从业人员为主,这样的就业结构可以加速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若旅游就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不断减小,说明就业旅游化的发展速度慢于旅游城镇化进程,此时以旅游从业人员为核心的就业结构会迟滞城镇化的发展。

2.1.2 旅游城镇化响应的阶段性特征

一个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旅游城市发展也不例外。借鉴已有研究[4],旅游城镇化大体上分为4个响应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稳定推进阶段、创新阶段以及跳跃响应阶段。每个响应阶段所形成的原因以及在各个阶段旅游业所表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根据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及已有研究[30],可以知道,城镇化发展初期,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和景区景点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此时旅游城镇化处于跳跃响应阶段,而旅游产业处于导入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各种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成,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以开拓市场为自己的目标,旅游城镇化响应处于平稳推进阶段,旅游业处于发展期,此时旅游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有所增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有的城镇旅游已无法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政府以及企业为了尽可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对旅游产品以及营销手段进行创新,此时旅游城镇化处于创新响应阶段,而此时的旅游业处于创新发展期;当旅游城镇化处于跳跃响应阶段,旅游业可能走向分化,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该产业会走向新一轮的发展,若产业结构无法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该旅游产业就会走向衰亡。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旅游城镇化响应阶段性特征

Table 1   The stag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respond to tourism

响应阶段影响因素旅游产业
状态
响应表现
快速响应资本主导
基础设施建设
景区景点建设
快速成长当地原住居民较多
以一二产业为主
就业人员从一二产业快速向旅游业分流
平稳推进城市功能完善
开拓市场
旅游产业就业
吸纳能力增强
蓬勃发展外来人口增多
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从业人员由一二产业涌向旅游业
创新响应旅游产品创新
营销手段创新
资金大规模投
快速发展外来人口持续增多
旅游业蓬勃发展、形成主导产业
旅游业就业人员持续增多
跳跃响应旅游需求
产业、就业结构
优化
技术升级
分化阶段外来人口持续增多
当地产业结构以旅游业为主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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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测度及其影响机制,必须考虑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个研究单元的特定指标发生何种变化,并分析这些指标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旅游本身是一种消费支出活动,同时其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22]。所以,本文从经济角度与社会角度分别选取指标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研究指标的选择首先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因此,从经济角度可以选择的指标有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其中,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用以描述旅游业成长状况,第三产业增加值用以描述产业结构变化,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用以描述人民生活水平;从社会角度可以选择的指标有旅游业从业人数、人均年末通车里程以及旅游业区位熵。其中,旅游业从业人数用以描述就业结构、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用以描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旅游业区位熵用以描述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以张家界为案例研究地,选取1989~2015年的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张家界统计公报、张家界统计信息网(http://www.hntj.gov.cn/)、《张家界统计年鉴》[31]以及CNKI等网络数据。对于无法获得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充。

2.3 研究区域概况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原名大庸县,由两区两县组成(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张家界以旅游立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武陵源为其核心旅游景区。张家界的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全年景点接待人数由1989年的56.45万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5 075.09万人次,增长高达90倍。同时,旅游总收入由1989年的0.25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40.70亿元,增长更是高达1 362.8倍。可见,张家界的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口增加速度也较快,由1989年的145.85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169.9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由1989年的18.45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67.99万人,增长了3.6倍。城镇化率由1989年的12.65%增长至2015年的40%。与此同时,旅游业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交通、住宿、邮电、餐饮等行业。张家界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由1989年的47.1∶18.0∶34.9调整为2015年的1.6∶22.8∶65.6,而旅游业占GDP的比重由2.3%提高到2015年的76.1%。随着张家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从1989年的76 339人上升到2015年的196 283人。当地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配套。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张家界逐渐发展为中国旅游城市的典型代表。因此,选取张家界为旅游城镇化的案例研究地,所得出的结论可以为同类型旅游城市城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3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3.1 总体性特征

图2可知,从1989年以来,张家界市的城镇化水平、产业旅游化水平以及就业旅游化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且从总体趋势上来看都呈现的是上升趋势。具体来看,产业旅游化率由1989年的0.130上升到2015年的1.082。就业旅游化率由1989年的0.001上升到2015年的0.051。城镇化率由1989年的0.130上升到2015年的0.570。随着旅游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从总体上来看也是呈现上升趋势的。其由1989年的0.017上升到2015年的0.753。说明,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对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就业结构演变的响应作用越来越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旅游产业生产要素以及旅游从业人员的大规模集聚。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旅游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支撑和载体作用越来越突出。

图2   旅游城镇化响应过程

Fig.2   Tourism to respond to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Zhangjiajie

3.2 阶段性特征

从城市化响应系数演变的时序性特征来看,虽然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期间也存在着阶段性波动。

快速响应阶段(1989~2000年)。张家界于1989年开始按照地级市运行,此时城市化发展起步的前10 a,政府对其大量投资,依托此种优势,景区景点建设吸收了大量投入资金。与此同时,大批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旅游配套设施开始大规模建设,景区景点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增多,并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事旅游行业,旅游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在这一阶段,张家界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未显现。因此,在城市起步的前10 a,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平稳响应阶段(2001~2008年)。2000年以后,旅游景区景点相继推出,景区的基础设施不断走向完善,能够满足不同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在这一阶段,营销方式产生了显著效应,大批游客蜂拥而至,为旅游景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加入了旅游产业的开发和就业。此时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产业旅游化率以及就业率,但三者都是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产业旅游化率波动较大,1999~2002年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突然下降,这是由于受SARS的影响,导致张家界的旅游人数突然减少。为了降低这种影响所带来的损失,政府以及旅游界采取相关的补救措施,产业旅游化率增长态势得以恢复。2008年产业旅游化率受金融危机影响再一次下降。而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却呈现平稳增长态势,说明旅游城市化对张家界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支撑作用在这一阶段有所增强。

创新响应阶段(2009~2015年)。2003~2008年张家界一直致力于景区景点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2008年以后,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相继完工。这一阶段,张家界市政府以及旅游业界采取了多种促销方式,积极实施旅游创新带动战略,进一步加强景区景点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从2008年的0.428上升到2015年的0.491,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由2008年的2.620上升到2015年的3.690,上升了1.410。此时,张家界以旅游业为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配套。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处于稳步推进阶段。由于张家界城镇化响应系数还没有到达跳跃响应阶段,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

3.3 空间特征

张家界由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县以及桑植县两区两县组成,为了将张家界旅游城市化的响应强度可视化,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仍以上文中划分的3个阶段为基础,选取1999年,2008年和2015年武陵源区和永定区的相关数据,利用GIS技术绘制出两地旅游城镇化的空间演变差异。

图3a可知,武陵源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较小,而永定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相比于武陵源区大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第一阶段,张家界刚刚起步,致力于基础设施以及景区景点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响应作用较弱。而张家界市政府位于永定区,对永定区的城镇化响应做出了突出贡献。由图3b可知,武陵源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较第一阶段与永定区相比,差距缩小,主要原因是张家界的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于武陵源区。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以及杨家界风景区的开发,尤其是武陵源受到世界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后,大量原在景区内的接待设施就近转移至武陵源区政府所在地索溪峪镇,游客的蜂拥而至带动了大量接待设施建设和完善,使得大批劳动力向武陵源区转移,促进了当地的城镇化发展。由图3c可知,虽然武陵源区的响应系数有所增长,但在响应程度上依然小于永定区。在这一阶段,武陵源景区为世界各国所知晓,为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对营销手段进行创新,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张家界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武陵源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得张家界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当地的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响应强度有所增大。而此时永定区的交通设施建设优于武陵源区,张家界市政府位于永定区,对武陵源的城镇化响应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永定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略大于武陵源区。

图3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空间差异

Fig.3   The difference of spatial features on the tourism to respond to urbanization in Zhangjiajie

4 张家界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响应的影响机制

从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响应的机理分析中可以看出,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服务接待能力,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进而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影响[32,33]。在产业旅游化、就业旅游化以及旅游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受到诸因素的影响,比如,区域资源禀赋,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营销手段,政府政策等[34]。为进一步分析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并且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投资强度、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结构[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6个典型影响素进行分析。构建函数为

R=(E,I,U,Q,P,G)(2)

式中, R代表城镇化响应系数; E反应了张家界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 I表示投资强度,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U表示交通通达度,用人均年末通车里程表示;张家界的交通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公路、铁路、航空发展速度均较快,本文主要选取年末公路通车里程作为研究指标; Q代表张家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用旅游产业区位熵表示[36]。旅游产业区位熵 Q=旅游收入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P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综合反映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G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反映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上述因素都会对旅游城镇化产生影响,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产生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一般意义上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投资强度越大,交通通达度越高,旅游产业越集中,第三产业增加值越大,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对旅游城镇化所产生的作用强度越大。

从上述分析可知,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为了更深入分析张家界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响应的程度,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的有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选取旅游城市化响应系数 r作为因变量,人均GDP e,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i,人均年末通车里程 u,旅游产业区位熵 q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 g作为自变量,其分别代表张家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张家界市投资强度、交通通达度、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以及城镇人均消费水平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lnr=a0+a1lne+a2lnu+a3lnq+a4lni+a5lnp+a6lng+ε(3)

式中, a0为常数项, a1, a2, a3, a4, a5, a6为对应的回归系数; ε是随机扰动项,利用 Eviews8.0对式(3)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

lnr=-3.84+0.58e-0.06g-0.008i-0.11p+0.78q+0.213u(4)

可以看出,以上各种因素对旅游城镇化响应影响程度的大小排序为: q>e>u>p>g>i, p值为0。可决系数为0.966, DW值为1.95。

回归方程的经济意义为:在保持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人均年末通车里程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产业区位熵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化响应系数就会降低0.780个百分点;在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以及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就会下降0.110个百分点;在保持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年末通车里程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就会上升0.580个百分点;同时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在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变的基础之上,人均年末通车里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就会增加0.231个百分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对旅游城镇化的响应系数相对较小。在保持第三产业增加值、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均年末通车里程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每提高一个百分比,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就会下降0.008个百分点;当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年末通车里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就会下降0.060个百分点。该模型现实意义为:旅游产业集聚是影响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主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易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而促进旅游地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人均年末通车里程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正方向变化,意味着交通通达度越高,对旅游城镇化的响应程度越高。因此,政府应不断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人均GDP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人均GDP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并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核心要素入手构建旅游城镇化模型,分析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响应的强度,同时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一步分析了旅游城镇化响应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1) 自建市以来,张家界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旅游从业人数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状态,这与城镇化建设本身的稳定性具有极大的关系。旅游业发展大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期间会产生一定的波动,这是因为旅游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产业,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外部的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旅游业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是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旅游从业人数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因此就业旅游化率也随之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张家界市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强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城市化进程对产业旅游化和就业旅游化的支撑和载体作用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越来越大。从阶段性演变特征来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呈现出较大波动。1989~2000年处于快速响应阶段,在这一阶段,张家界旅游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张家界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未显现,因此,在城市起步的前10 a,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增长。2000~2008年处于平稳响应阶段,该阶段,景区景点大批量推出,基础设施建设趋向完善,能满足游客不同需求,且加之各种营销政策的刺激,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处于一种平稳响应阶段;2008~2015年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产业成长响应处于创新响应阶段,在此期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张家界市政府和旅游业界采取了多种促销手段。

2) 张家界2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永定区的响应系数略大于武陵源区,但永定区响应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其原因主要是受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以及市政府所在地等因素的影响。

3) 从动态来看,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区域投资水平、交通通达度等因素对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程度不同,具体排列为:旅游产业集聚>人均GDP>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5.2 讨论

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该差异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均GDP是影响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主要因素,而本文所得出的结果显示,人均GDP是影响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在社会发展初期,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接着才会为满足自己的精神享受。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经济水平已足够解决温饱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走向满足自己的精神享受。因此,经济水平已然不能构成旅游城镇化响应的主要因素。而产业集聚会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进而促进旅游地城镇化的发展。因此,旅游产业集聚成为影响旅游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2) 已有研究是从人口和产业2个方面对旅游城镇化响应机制进行研究,而这里将就业融入其中,在指标选取上更具有完整性。

3) 本文探讨了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响应测度及其影响机制,客观上为旅游业和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但由于城镇化和旅游业都是比较复杂的研究对象,影响二者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在对其衡量指标的选取上仅仅是从人口、产业、就业3个方面出发,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由于文章以张家界作为研究案例,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同类型的旅游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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