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9 , 39 (2): 259-26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9.02.010

Orginal Article

对华跨境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司月芳12, 王岱3, 王丰龙14

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2.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4.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Geographic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Si Yuefang12, Wang Dai3, Wang Fenglong14

1.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9)02-0259-08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王丰龙,副教授。E-mail: flwang@iud.ecnu.edu.cn

收稿日期: 2018-01-8

修回日期:  2018-04-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41871110、41401128、416011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4YJC790098)、上海软科学重点项目(18692104500)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司月芳(1982-),女,河北黄骅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E-mail: yfsi@re.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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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分国别的技术引进合同数据,探讨对华跨境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美国、日本、德国、芬兰、英国和法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始终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对华技术转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对华跨境技术转移主要受技术势差、地理距离与技术通道等因素的影响。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技术势差越大、距离越近,技术溢出的强度越大;海外华人网络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作为技术通道促进了海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关键词: 跨境技术转移 ; 技术通道 ; 海外华人 ; 技术势差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ies which transfer technology to China via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contract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mount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contracts from 2003 to 2016, based on a large database compiled from World Bank, USPTO and China Statistical Bureau. We find out that, 1) Historically, the total amount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contracts to China showed a U-shap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it increased dramatically from 2003 to 2013, and then decreases gradually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ndogenous innovation policy from 2013. 2) Geographically, the Gini index fluctuated between 0.85 and 0.90, indicating a high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contracts. Among all the sourc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Finland, the UK and France have been the main sources in the whole period; while India, Malaysia, Thailand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cent 5 years. 3) Three main aspects, namely technical capability gap,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technology pipeline, influence the amount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Countries geographically closer and of the greater the technical capability are more important sources which transfer technology to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pipeline in term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lso facilitat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However, the imports of goods show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contact, because the countries which import low-tech goods to China usually have comparatively low technical competitiveness. It is reasonable that China avoids importing technology from those countries.

Keywords: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 technology pipeline ; overseas Chinese ; technical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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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月芳, 王岱, 王丰龙. 对华跨境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19, 39(2): 259-26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9.02.010

Si Yuefang, Wang Dai, Wang Fenglong. Geographic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259-26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9.02.010

创新是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作为技术后进国家(Latecomer country),中国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更应吸收国际领先的技术,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1]。跨境技术的引进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2]。然而,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对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生科技创新的相关问题,对海外技术引进的关注较少[3]。国内经济地理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来就对创新的地理布局和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高新技术园区和产业集群促进创新的机制[4,5]、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绩效[6,7,8]、中国城市创新职能与联系[9,10]以及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差异[11,12]等问题。只有少数经济地理学者对技术转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包括技术转移影响因子的理论进展[13,14,15]、技术创新-中介平台-技术受体之间的关系[16]、大学和跨国公司在华R&D对技术转移的作用机理[17,18,19]和中国城市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20]。但是,现有对技术转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多探讨在华跨国公司对创新发展的影响。但是,外来技术转移不仅源于国内的跨国公司,还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技术转让合同实现,而现有研究对技术转让合同的作用及来源国等研究相对有限。第二,已有研究多为区域层面的微观技术转移,宏观尺度上的跨国技术转移研究相对不足,且鲜有研究考虑跨国技术转移来源国的特征对中国技术转移的影响。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跨国公司的影响,忽略了移民企业家(Immigrant entrepreneur)等的影响。然而,Saxenian通过研究美国硅谷和台湾之间的技术联系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专家成为“新阿尔戈英雄(New Argonaut)”,创造了与自己的独特身份和背景有关的、存在于母国和现居国之间的新的商业机会,他们发挥边界扳手的作用,实现了最新的市场、产品信息和技术的跨境交流[21]。因此,有必要同时关注移民等因素对中国跨境技术转移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3~2015年技术引进合同数据,从宏观层面分析研究中国海外技术来源国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旨在丰富和完善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为更有效的引入国外技术提供有益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框架

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在国家、地区、行业内部或之间,以及技术自身系统内输入与输出的活动过程。技术转移包括技术成果、信息、能力的转让、移植、吸收、交流和推广普及。跨国技术转移指技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13]。自1960年代起,技术转移活动日趋活跃,全球技术空间体系也逐渐形成,国外学者对技术转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技术转移的空间尺度、影响因子、空间转移方式与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15]。其中,跨国技术转移研究主要分析技术在空间中所能达到的范围及其形状,揭示技术转移在空间不均衡展开的原因和机制,侧重于从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海外R&D布局等角度来研究宏观尺度的技术转移与技术追赶问题[22]。依据现有研究,跨国技术转移主要受3类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技术通道和技术来源国与目的国的技术势能、技术通道与地理距离。

技术势差表现为区域之间技术水平差异,是影响技术转移的决定性因子之一[23]。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势差越大,转移门槛就越高;技术势差越小,转移门槛就相对较低,由此而引发的全球及地方技术二元现象[24]。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转移强度与技术势差成倒U型关系,适当的技术势差是顺利实现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只有引进“合适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转移[25]

技术通道指技术来源地与技术转移目的地之间的联系强度,畅通的技术通道有利于转移,反之阻碍技术转移[26]。传统的跨国知识通道主要关注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两大指标[27]。然而,Hsu等通过研究美国硅谷和台湾之间的技术联系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侨民发挥边界扳手的作用,推动了最新的市场、产品信息和技术的跨境交流[28]。Karreman等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同样证实海外移民的重要作用[29]。Estefania Santacreu-Vasut和Teshima发现跨国公司海外分支工作的雇员也可以促进向东道国的技术转移[30]。因此,本文主要将贸易、投资和移民作为衡量技术通道的指标。

地理距离对技术转移强度也有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转移是瞬间、无成本的,即距离对技术转移不产生影响[31]。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转移理论、技术差距理论等以技术不完全转移或缓慢转移为基本假设,较好地解释了技术转移的各种效应。Siebert提出的技术转移空间理论强调技术的区域异质性,明确指出技术转移的强度与地理邻近等影响因素有关[32]。区域层面微观技术转移的距离摩擦效应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从宏观转移尺度上来看,距离对跨境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和便捷性产生影响,但距离对技术转移影响的程度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跨国技术转移。本文使用技术引进合同额衡量技术转移的强度。技术引进合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受方)为引进技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供方)订立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32],其中未含港澳台数据。

2) 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主要采取2个指标衡量:一是技术来源国与中国中心位置之间的空间距离,这一数据主要通过Google Map计算得出;二是技术来源国与中国是否为邻国,其中对邻国的界定包含海上邻国。

3) 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技术势差的衡量主要从技术投入和产出角度出发,采用来源国的专利申请数、高技术出口占比和研发经费3个指标来衡量。其中,专利申请数来自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的国别专利数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和研发投入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4) 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技术通道一般从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研发机构3个视角进行衡量[33]。本文主要采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分国别的货物进口总额、货物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这4个指标衡量国际贸易和投资两个技术通道,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34]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35]。由于分国别在华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数量缺乏相关数据,并考虑到移民等人口流动也是技术转移和转移的重要通道,本文采用海外华人数量近似衡量跨国研发机构对跨境技术转移的影响,相关指标来自Poston等的研究[36]。此外,地缘友好程度等政治因素也是影响中国的技术引进的重要因素,如美国和日本虽然与中国之间有大量贸易投资和移民的技术通道,但由于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心存警戒,因此可能实施很多方式限制高技术对华出口。不过,由于衡量国家间友好程度的数据很少,且考虑到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或限制技术出口的国家基本上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因此这些地缘政治或技术出口限制的影响已经体现在“技术势差”的相关变量中,即技术势差变量的系数是扣除出口限制的净效应,因此本文没有专门考虑具体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技术引进的影响。

5) 除此之外,考虑到各国的人均GDP可能会影响跨境技术流动的强度,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37]

受各变量的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的数据主要覆盖2003~2015年,作者对个别年份的缺失值进行了插值处理。最终的样本数为212个国家。本文对上述自变量的共线性进行了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显著小于10,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用于回归分析。为了使数据更接近正态分布,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百分比形式的变量除外)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类变量的界定、来源和基本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variables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平均值/百分比标准差
因变量
Y中国从各国技术引进合同额(亿美元)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2387.047
自变量
X1引进国申请专利数量(万件)USPTO0.1281.052
X2引进国研发投入(亿美元)World bank53.638317.412
X3引进国高科技出口占比(%)World bank7.65111.200
X4引进国与中国地理中心的直线距离(km)Google map9082.5403927.128
X5引进国与中国是否为相邻国家(是=1;否=0)Google map10.329%无此项
引进国与中国是否为非相邻的亚洲国家(是=1;否=0)Google map12.207%无此项
X6引进国海外华人数量(人)Poston等[36]180.335921.038
X7引进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34]4.15738.197
X8中国对引进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报[35]2.83330.987
X9中国同引进国海关货物进口总额(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34]48.316174.027
X10中国同引进国海关货物出口总额(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34]67.149279.901
X11引进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World bank14041.984197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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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3种分析方法。首先,采用专题地图方法,利用ArcGIS制作2003年和2015年中国从各个国家技术引进额的专题地图,刻画中国境外技术引进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间变化。第二,采用基尼系数和首位国家占比2个指标衡量中国境外技术引进的空间不均衡性。其中,基尼系数采用由世界银行专家Lokshin和Sajaia开发的Stata程序模块(Egen_inequal)计算,该程序模块目前被广泛应用,可以直接基于原始数据(在本文中为中国每年从各个国家引进的技术合同额)生成基尼系数;首位国家占比为中国境外技术引进最大的国家的合同额占中国总境外技术引进额的比例。第三,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中国海外技术引进额的影响因素。对面板数据的分析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方法。然而,由于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地理距离)的效应,因此在研究非时变变量的效应时,一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仅考虑时间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或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估计等方法[38]。不过,随机效应模型一般不容易得到一致的估计,而PCSE的估计系数与OLS估计系数一致,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考虑时间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通过将时间虚拟变量纳入模型控制未观测的时间效应。此外,由于很多国家与中国发生的技术转移额为0,说明因变量的数值是删失的(Censored),因此采用Tobit面板回归模型。

2 中国境外技术引进的时空特征分析

2.1 中国境外技术引进的发展历程

加入世贸以来,中国技术引进合同额呈现了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图1)。2003~2012年期间,除了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短期下滑外,中国技术引进合同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并于2012年达到顶峰,2012年技术引进合同额高达443亿美元,是2003年的3倍。之后,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跨境技术引进合同额逐年下降。从技术引进产品的类型看,虽然技术和工艺等无形产品的费用始终在技术引进合同额中占主导地位,但是早期设备引进的费用在技术引进合同额中占比较高,2004~2006年间一度超过30%,自2008年以后设备费的占比才逐年减少,目前已经低于5%。这表明,中国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水平和制造能力迅速提高,对无形资产和创新能力的需求相对加大。

图1   2003~2015年中国技术引进合同额时间变化未包含港澳台数据

Fig.1   The trends of China’s technology-introduction contracts in 2003-2015

2.2 中国境外技术引进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海外技术引进的来源国较多,覆盖了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和大洋洲等大部分国家。但是,从合同引进额看,空间差异很大。绝大多数技术引进于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技术发达国家,来自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技术引进很少。其中,技术领先的美国、日本( 注:日本2015年的数据缺失,未标注在图中。在后续回归分析中,通过插值处理进行了补充。)、德国、芬兰、英国和法国始终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对华技术转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

表2展示了中国境外技术来源国分布的集中度变化。总体而言,2003~3015年知识来源国的基尼系数在0.85~0.90之间的波动,说明技术引进的国家集中度较高。从基尼系数的变化看,2011年以前(尤其是2006~2011年间)中国技术引进额的基尼系数主要呈下降趋势,而2011年以后则逐渐上升并维持高位。这表明2011年以前中国对外部技术的引进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向不同国家学习先进技术;而2011年以后,中国对外部的技术引进日趋向技术先进国家集中,侧面说明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一些中等水平国家的技术需求开始下降。从国家层面看,美国、日本和德国是主要技术引进来源国,每年中国与上述3国的技术合同额占中国总技术引进合同额的比重都超过了20%。2007年后,美国替代日本,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技术引进国家,这部分由于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一些领土争议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输出。

表2   2003~2015年中国境外技术的空间集聚程度变化

Table 2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China’s technology-introduction contracts in 2003-2015

年份基尼系数首位国家占比(%)国名首位国
金额(万美元)
20030.86326.130日本351481
20040.86421.204日本293790
20050.87626.238德国499643
20060.87923.815日本524485
20070.85926.880美国683161
20080.85818.711美国507683
20090.87127.158美国585855
20100.84922.427美国574933
20110.84525.297美国811956
20120.88424.702日本1093669
20130.89227.143美国1177035
20140.88330.489美国947750
20150.87933.457美国939076

注:基尼系数计算基础数据未包括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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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外技术来源国的选择因素

本文构建了中国海外技术引进合同的OLS和Tobit回归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总的来说,OLS和Tobit回归的系数大小及方向比较接近,但是两个模型系数的显著程度及部分变量的方向仍存在差别,说明有必要采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从T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看,理论框架中的技术势差、技术通道和地理距离3类因素对中国的技术引进都有显著影响。首先,技术来源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对中国的技术引进合同额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中国主要从创新投入和产出较多的国家引进新技术,验证了技术势差对技术引进的正向促进效应。如前所述,由于本文未考虑技术封锁或限制技术出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里“技术势差”相关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扣除技术出口限制后的净效应。不过,这里技术势差变量的系数高度显著说明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技术引进的影响并不大,至少没有达到影响技术势差变量显著性的程度。本文还发现,引进国的高科技出口占比对中国的技术合同引进额无显著影响,这说明一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水平与中国对该国技术引进需求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环节大量向海外转移有关,很多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更多承担的是代工环节。

表3   2003~2015年中国技术引进合同额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for China’s technology-introduction contracts, 2003-2015

OLS模型Tobit模型
系数P系数P
技术势差
X11.681***0.0001.910***0.000
X20.032***0.0080.203***0.000
X3-0.0010.935-0.0340.126
地理距离
X4-1.052***0.000-2.199***0.000
X5对照组为非亚洲、非相邻国家
相邻国家1.308***0.0032.702**0.012
非邻国的亚洲国家-1.381***0.000-1.907**0.012
技术通道
X60.000***0.000.000**0.03
X70.0140.14-0.0020.94
X80.255***0.000.796***0.00
X9-0.090***0.00-0.228***0.00
X100.0020.94-0.0570.55
其他控制变量
X110.253***0.0000.849***0.000
年份虚拟变量对照组为2003年
2004-0.4390.299-1.2350.275
2005-0.0390.9260.4270.699
2006-0.1290.7600.0030.998
2007-0.0980.817-0.0830.940
2008-0.1750.680-0.0440.968
2009-0.3850.364-0.4220.706
2010-0.4540.285-0.7150.523
2011-0.5080.233-0.9030.425
2012-0.1080.8010.3790.736
2013-0.3000.482-0.2300.839
2014-0.1840.6680.1450.899
20150.0680.8730.2740.812
常数项8.884***0.0002.8560.632
sigma无此项无此项8.728***0.000
样本数27562756

注:*、**、***分别表示回归模型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评估基础数据不包括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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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技术通道因素中来源国海外华人数量和对中国直接投资额对于中国的技术引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海外华人和国内跨国公司分别形成了技术转移的非正规和正规网络,建立了中国和技术引进国之间的技术和知识转移通道,促进了海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额对中国海外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目前处于赶超发展阶段,对外投资或出口主要进入那些资源领域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因此对外投资和出口对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较小。此外,货物进口总额与技术引进额负相关,这说明中国的货物进口与技术引进存在一定的错位,即对于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主要进口资源或初级产品等物质产品,而对于那些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主要购买技术成果,这仍大体符合中国目前技术赶超的发展背景。

再次,地理距离总体上对中国的技术引进有负向影响,说明中国更容易从那些距离较近的国家引进创新成果。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类似,即技术转移存在距离衰减效应或就近转移的特征。这是因为距离相近的国家之间信息、观念、物资、人才、资金等要素的空间流动更为容易,因而更可能发生技术传输。不过,本研究同时发现,中国的技术引进虽然基本服从距离衰减规律,但是存在一定的“跳板”效应,即或是从邻国引进技术或是从非亚洲国家引进技术,而较少从亚洲的非邻国引进技术。这部分由于不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技术水平偏低(如马尔代夫),因此虽然距离中国较近,但是中国从这些国家引进技术的需求较低。

最后,本研究控制了引进国人均GDP和年份对中国技术引进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更容易从人均GDP较高的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这主要由于发达国家往往不仅是技术强国,还十分注重无形产品的输出,因此成为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对象。从年份的系数看,中国各年份技术引进合同额的差异不大,说明中国技术引进的年份波动大体能够被本文的自变量所解释,侧面反映了本文的模型对中国技术引进的解释力较好。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经济地理学研究从经典的区位分析向现代流空间研究范式转变,跨国技术流动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逐渐成为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在评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分国别的技术引进合同数据,分析了对华海外技术输入的来源国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验证了海外华人社区作为跨境技术通道的作用,证实了人才流动可以作为企业跨境活动的补充促进对华技术输入,海外移民和社会网络作为技术通道的作用是对华跨境技术转移的特殊之处。第二,本文证明了贸易的双刃剑作用。本文发现货物进口总额与技术引进强度负相关,可见一般贸易并没有直接带来技术的引进,是技术转让合同的一种补充。这是由于中国的低技术含量初级生产材料进口来源国与技术来源国的地理布局不同造成的,这与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地位是密不可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国在进出口国别选择的成熟和理性。第三,中国货物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跨境技术转移强度的相关强度不大,这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性,母国基地开拓性和母国基地提升性投资并存。

本文的研究存在下述局限。首先,本文未考虑产业链联系对技术引进的影响。目前,跨国公司通过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治理,实现了部分生产过程由发达国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产生了全球性的产业链联系。这种产业链联系对于推动技术转移具有重要作用。Frederick和Gereffi等学者在2014年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会议上也指出,结合产业链和技术类别的跨境技术研究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需要在数据收集、方法制定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期在全球技术转移的技术类别、产业链环节、附加值转移等命题上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39,40]。遗憾的是,现有关于国家间贸易、投资和投入-产出等联系的数据都未统计到产业链层面。其次,本文主要是基于国别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没有企业层面的问卷和访谈数据作为支撑,因此难以揭示跨境技术转移的微观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对跨国公司、海外华人等的问卷和访谈,以更深入探讨跨境技术转移的作用机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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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技术转移和转移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及相关关系: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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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95.2015.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日益明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为例,实证检验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是高度正相关的,加速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能够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2)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的3个关键要素(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跨国研发机构嵌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相互依赖关系;(3)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可以以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研发机构嵌入3个要素予以解释,形成了"234"结构的9条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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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and corre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iffusion an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5(1): 6-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95.2015.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日益明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为例,实证检验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是高度正相关的,加速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能够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2)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的3个关键要素(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跨国研发机构嵌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相互依赖关系;(3)跨国技术转移与扩散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可以以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研发机构嵌入3个要素予以解释,形成了"234"结构的9条提升路径。
[3] 邓羽, 司月芳.

西方创新地理研究评述

[J]. 地理研究, 2016, 35(11): 2041-205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地理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追溯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新的空间特征描述,经区域创新集聚机制探索,到跨区域知识传播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空间尺度、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创新组织,忽略了创新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重视理论反思,缺乏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方法的突破;欧美研究占绝对主流,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的反思。因此,未来应围绕着创新主体,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新型创新地理研究框架。

[Deng Yu, Si Yuefang.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e West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1): 2041-205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地理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追溯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新的空间特征描述,经区域创新集聚机制探索,到跨区域知识传播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空间尺度、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西方创新地理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创新组织,忽略了创新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重视理论反思,缺乏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方法的突破;欧美研究占绝对主流,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的反思。因此,未来应围绕着创新主体,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新型创新地理研究框架。
[4] 王缉慈, 王可.

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根植性: 兼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的发展

[J]. 地理研究, 1999, 18(4): 357-36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1999.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ims to push on the transforming viewpoint,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ve milieu from both above and below, especilly from below. The paper emphasizes local embeddedness with reference to the Zhong'guancun case in Beijing. It illustrates that the weaknesses in local embedding exposes local economies to volatile world competition. The paper pinpoints the necessity for China to rest its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on self-sustained innovativeness, and highlight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such a process.

[Wang Jici, Wang Ke.

Regional innovative milieu and local embeddedness

.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9, 18(4): 357-36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1999.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ims to push on the transforming viewpoint,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ve milieu from both above and below, especilly from below. The paper emphasizes local embeddedness with reference to the Zhong'guancun case in Beijing. It illustrates that the weaknesses in local embedding exposes local economies to volatile world competition. The paper pinpoints the necessity for China to rest its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on self-sustained innovativeness, and highlight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such a process.
[5] 文嫮, 曾刚.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

[J]. 中国工业经济,2004(6): 36-42.

[本文引用: 1]     

[Wen Hu, Zeng Gang.

The embedednes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local cluster

.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4(6): 36-42.]

[本文引用: 1]     

[6] 汪涛, Hennemann Stefan, Liefner Ingo.

知识网络的空间极化与转移研究: 以中国生物技术知识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861-1872.

[本文引用: 1]     

[Wang Tao, Hennemann Stefan, Liefner Ingo.

Spatial polarization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biotechnology in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861-1872.]

[本文引用: 1]     

[7] 李丹丹, 汪涛, 周辉.

基于不同时空尺度的知识溢出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3, 33(10): 1180-118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知识溢出的多空间尺度耦合、空间知识溢出的测度以及空间知识溢出的机制是近期国内外有关知识溢出地理效应研究的主要新动向。借助科学计量学追踪知识溢出的方法,以2000~2009 年被国际ISI 及国内重庆维普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合作发表科学论文的信息为数据源,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 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以国家、省份和城市为单元,从国际、国家和长三角层面(区域),分析2000 年以来,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知识溢出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动特征,并从地理距离、社会距离、认知距离、组织距离等方面探讨影响知识溢出效应的机理。研究发现:① 2003~2004 年为知识溢出网络发展的拐点期;② 国际和国家层面网络接近小世界网络,长三角层面的网络体现出更多的随机网络特征;③ 知识在国际层面的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主要受到社会距离和组织距离的影响;④ 在国家层面呈现由三角形向钻石形发展的趋势,随着网络发育的日益成熟,地理距离的影响逐步减弱,社会距离和组织距离的影响得以加强;⑤ 在长三角层面总体上呈现三点一线特征,地理距离在区域尺度的影响最为显著,知识溢出既遵循了等级扩散的规律,也体现了距离衰减的特点。</p>

[Li Dandan, Wang Tao, Zhou Hui.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spillover networks-based on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0): 1180-118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知识溢出的多空间尺度耦合、空间知识溢出的测度以及空间知识溢出的机制是近期国内外有关知识溢出地理效应研究的主要新动向。借助科学计量学追踪知识溢出的方法,以2000~2009 年被国际ISI 及国内重庆维普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合作发表科学论文的信息为数据源,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 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以国家、省份和城市为单元,从国际、国家和长三角层面(区域),分析2000 年以来,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知识溢出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动特征,并从地理距离、社会距离、认知距离、组织距离等方面探讨影响知识溢出效应的机理。研究发现:① 2003~2004 年为知识溢出网络发展的拐点期;② 国际和国家层面网络接近小世界网络,长三角层面的网络体现出更多的随机网络特征;③ 知识在国际层面的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主要受到社会距离和组织距离的影响;④ 在国家层面呈现由三角形向钻石形发展的趋势,随着网络发育的日益成熟,地理距离的影响逐步减弱,社会距离和组织距离的影响得以加强;⑤ 在长三角层面总体上呈现三点一线特征,地理距离在区域尺度的影响最为显著,知识溢出既遵循了等级扩散的规律,也体现了距离衰减的特点。</p>
[8] 王秋玉, 曾刚, 吕国庆.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初探

[J]. 地理学报, 2016, 71(2): 251-26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学研合作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来源.以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1985-2012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借助SPSS、UCINET、ArcGIS等定量分析工具,对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合作网络的创新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高校在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市域空间合作成为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单元,国家空间是欠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的主要空间载体;理工科高校等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态势是导致创新网络层级特征的主要因子,科技资源富集的行政中心如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发达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集聚地、创新源泉和创新合作对象.

[Wang Qiuyu, Zeng Gang, Lyu Guoqing.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2): 251-26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学研合作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来源.以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1985-2012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借助SPSS、UCINET、ArcGIS等定量分析工具,对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合作网络的创新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高校在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市域空间合作成为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单元,国家空间是欠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的主要空间载体;理工科高校等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态势是导致创新网络层级特征的主要因子,科技资源富集的行政中心如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发达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集聚地、创新源泉和创新合作对象.
[9] 吕拉昌, 谢媛媛, 黄茹.

中国三大都市圈城市创新能级体系比较

[J]. 人文地理, 2013, 28(3): 91-9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圈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是国际创新的主要支点。我国三大都市圈在我国创新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我国三大都市经济圈内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对三大都市圈的创新能级体系进行了比较,并应用重力模型,对中心城市创新引力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了三大都市圈内部城市的创新联系。

[Lyu Lachang, Xie Yuanyuan, Huang Ru.

The comparis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hierarchy of three megalopolises in China

. Human Geography, 2013, 28(3): 91-9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圈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是国际创新的主要支点。我国三大都市圈在我国创新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我国三大都市经济圈内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对三大都市圈的创新能级体系进行了比较,并应用重力模型,对中心城市创新引力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了三大都市圈内部城市的创新联系。
[10] 王兴平, 冯淼, 顾惠.

城际创新联系的尺度差异特征分析: 以长三角核心区为例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6): 108-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际创新联系是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联系强度和联系方式有所差异。本文从"联系方式、联系尺度、联系范围"三个视角和基于"业缘、地缘、人缘"三种邻近性进行城际创新联系分析,以长三角核心区和区内南京都市圈为不同空间尺度的具体研究对象,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其城际间的创新联系强度的差异,并对典型企业和人群的问卷调查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全国整体层面,地理邻近性显著影响城际创新联系的强度,相同的区域单元内(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一日通勤范围)城际联系强于和区域外的城际创新联系;在同一区域单元内部,城际创新联系主要受到基于规模等级的业缘也即技术邻近性的影响;在区域内都市圈内部的城际创新联系中,基于人缘的社会文化邻近性如行政区划要素、校友学术圈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技术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的作用。

[Wang Xingping, Feng Miao, Gu Hui.

A study of discrimin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innovation linkage at different scales: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5, 17(6): 108-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际创新联系是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联系强度和联系方式有所差异。本文从"联系方式、联系尺度、联系范围"三个视角和基于"业缘、地缘、人缘"三种邻近性进行城际创新联系分析,以长三角核心区和区内南京都市圈为不同空间尺度的具体研究对象,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其城际间的创新联系强度的差异,并对典型企业和人群的问卷调查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全国整体层面,地理邻近性显著影响城际创新联系的强度,相同的区域单元内(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一日通勤范围)城际联系强于和区域外的城际创新联系;在同一区域单元内部,城际创新联系主要受到基于规模等级的业缘也即技术邻近性的影响;在区域内都市圈内部的城际创新联系中,基于人缘的社会文化邻近性如行政区划要素、校友学术圈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技术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的作用。
[11] 程叶青, 王哲野, 马靖.

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分析

[J]. 地理学报, 2014, 69(12): 1779-178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2004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1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2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3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Cheng Yeqing, Wang Zheye, Ma Jing.

Analyzing the space-tim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in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2): 1779-178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2004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1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2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3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12] 谭俊涛, 张平宇, 李静.

中国区域创新绩效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6, 36(1): 39-4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6.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两个因素表征区域创新绩效,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创新绩效高值区域分布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这种分布格局和T字形国土开发结构存在着高度的吻合,区域创新绩效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最大,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最小;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呈增大趋势,创新绩效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呈现出先减小后缓慢增大的趋势。通过回归建模分析,探讨了区域创新基础、产业集群环境、产学研联系质量、政府支持、技术溢出效应等因子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区域创新绩效受创新基础和政府支撑的影响最大,受产学研联系质量的影响次之,而产业集群环境和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小。

[Tan Juntao, Zhang Pingyu, Li Jing.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 39-4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6.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两个因素表征区域创新绩效,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创新绩效高值区域分布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这种分布格局和T字形国土开发结构存在着高度的吻合,区域创新绩效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最大,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最小;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区域差异呈增大趋势,创新绩效和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呈现出先减小后缓慢增大的趋势。通过回归建模分析,探讨了区域创新基础、产业集群环境、产学研联系质量、政府支持、技术溢出效应等因子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区域创新绩效受创新基础和政府支撑的影响最大,受产学研联系质量的影响次之,而产业集群环境和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小。
[13] 曾刚.

技术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2, 21(3): 38-41.

[本文引用: 2]     

[Zeng Gang.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2, 21(3): 38-41.]

[本文引用: 2]     

[14] 曾刚, 林兰, 樊鸿伟.

论技术转移的影响因子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6, 15(1): 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6.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助全球技术转移资料,特别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实地调查资料,本文分析了技术在空间上的移动过程.笔者指出,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技术势能、与技术合作伙伴之间较短的距离、便捷的通道等三方面的条件,技术扩散才能顺利地进行.同时,不同因子对不同尺度技术扩散过程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宏观尺度上,与创新源区位势相差不大、技术通道外环境类似的区域将最先进行技术扩散,而距离对宏观尺度上的技术扩散影响不大;在微观尺度上,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的影响,技术势能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不大,而距离、技术通道内环境对技术扩散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势能较高,位于全球技术扩散通道上,具备临近美、欧、日等世界技术创新源的空间优势,"聚焦张江"战略改善了技术通道,使张江接受海外技术扩散的能力、自身从事技术创新的能力、向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技术二次扩散的能力大大提高,但张江高科技园区内部也还存在着垂直联系多、水平联系少等问题,技术扩散通道建设任重道远.

[Zeng Gang, Lin Lan, Fan Hongwei.

Study on the factor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6, 15(1): 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6.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助全球技术转移资料,特别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实地调查资料,本文分析了技术在空间上的移动过程.笔者指出,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技术势能、与技术合作伙伴之间较短的距离、便捷的通道等三方面的条件,技术扩散才能顺利地进行.同时,不同因子对不同尺度技术扩散过程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宏观尺度上,与创新源区位势相差不大、技术通道外环境类似的区域将最先进行技术扩散,而距离对宏观尺度上的技术扩散影响不大;在微观尺度上,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的影响,技术势能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不大,而距离、技术通道内环境对技术扩散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势能较高,位于全球技术扩散通道上,具备临近美、欧、日等世界技术创新源的空间优势,"聚焦张江"战略改善了技术通道,使张江接受海外技术扩散的能力、自身从事技术创新的能力、向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技术二次扩散的能力大大提高,但张江高科技园区内部也还存在着垂直联系多、水平联系少等问题,技术扩散通道建设任重道远.
[15] 林兰.

技术转移理论的研究与进展

[J]. 经济地理, 2010, 30(8): 1233-1241.

[本文引用: 2]     

[Lin Lan.

The status and advance of study on technology diffusion

.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8): 1233-1241.]

[本文引用: 2]     

[16] 李同升, 王武科.

农业科技园技术转移的机制与模式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8, 17(1): 53-59.

[本文引用: 1]     

[Li Tongsheng, Wang Wuke.

Dynamism and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of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rden

.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2008, 17(1): 53-59.]

[本文引用: 1]     

[17] 孙鹏, 曾刚.

西方国家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进展和启示

[J]. 人文地理, 2011, 26(2): 2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大学作为技术创新的集中地,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在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和转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技术转移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管理学、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通过总结国外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国内的研究特点,给出了未来我国学者,特别是经济地理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的研究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便使得大学技术转移能在我国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Sun Peng, Zeng Gang.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the research o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western countries

. Human Geography, 2011, 26(2): 2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大学作为技术创新的集中地,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在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和转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技术转移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管理学、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通过总结国外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国内的研究特点,给出了未来我国学者,特别是经济地理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的研究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便使得大学技术转移能在我国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8] 杜德斌, 孙一飞, 盛垒.

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的空间集聚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10,19(3): 1-13.

[本文引用: 1]     

[Du Debin, Sun Yifei, Sheng Lei.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location trends of the R&D labs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0, 19(3): 1-13.]

[本文引用: 1]     

[19] 王承云, 杜德斌.

在华美、日跨国公司R&D投资区位的比较

[J]. 人文地理, 2007, 94(2): 1-5.

[本文引用: 1]     

[Wang Chengyun, Du Deb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R&D investment location advantage between American and Japanese MNCs in China

. Human Geography, 2007, 94(2): 1-5.]

[本文引用: 1]     

[20] 段德忠, 杜德斌, 谌颖,.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格局与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2018, 73(4): 738-75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平台中历年专利转让记录为数据源,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地理信息编码技术、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从集聚和扩散两个方面构建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城市技术转移的时空格局、集聚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2001-2015年,随着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不断上升,且在参与创新技术转移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情境下,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两极分化及强集聚特征持续发育;②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格局经历着空间不断极化的历程,由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主导的三极格局逐渐凸显;③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集散体系不断完善,从全球至地方的中国创新技术集散体系已初步形成;④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4种类型基本呈“抱团”分布,城市创新技术转移的地理邻近性显著;⑤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城市创新技术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决定其转移能力,第三产业产值规模和专利申请量对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影响较大。另外,研发人员数量也是影响城市技术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相关性较低,而城市第一产值规模对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具有显著的阻抗作用。(注:①考虑到专利技术从申请至授权以及转移的期限较长,因此本文城市吸收、转出的专利速度主要基于1年转移量、2年转移量和5年转移量来综合评定。)

[Duan Dezhong, Du Debin, Chen Ying et 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ity system: Process,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738-75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8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平台中历年专利转让记录为数据源,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地理信息编码技术、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从集聚和扩散两个方面构建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城市技术转移的时空格局、集聚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2001-2015年,随着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不断上升,且在参与创新技术转移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情境下,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两极分化及强集聚特征持续发育;②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格局经历着空间不断极化的历程,由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主导的三极格局逐渐凸显;③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集散体系不断完善,从全球至地方的中国创新技术集散体系已初步形成;④ 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4种类型基本呈“抱团”分布,城市创新技术转移的地理邻近性显著;⑤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城市创新技术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决定其转移能力,第三产业产值规模和专利申请量对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影响较大。另外,研发人员数量也是影响城市技术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相关性较低,而城市第一产值规模对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具有显著的阻抗作用。(注:①考虑到专利技术从申请至授权以及转移的期限较长,因此本文城市吸收、转出的专利速度主要基于1年转移量、2年转移量和5年转移量来综合评定。)
[21] Saxenian AnnaLee.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Global Economy[M]. Cambridge,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文引用: 1]     

[22] Saggi Kamal.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 survey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2, 17(2): 191-235.

https://doi.org/10.1093/wbro/17.2.19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hat role does trade play i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Do technologies introduced by multinational firms diffuse to local firms? What kinds of policies have proved successful in encouraging technology absorption from abroad and why? Using these questions as motivation,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recent trade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literature argues that trade necessarily encourages growth only if knowledge spillovers are international in scop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scope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national versus international) is ambiguous. Several recent empirical plant-level studies have questioned earlier studies that argued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ductivity of local firms. Yet at the aggregate level, evidence supports the vie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host country.
[23] 崔新健, 郭子枫, 常燕.

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

[J]. 中国科技论坛,2014(4): 33-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711.2014.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中国样本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不同情况的Granger因果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国际贸易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都能促进对方的提高.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家创新能力互相有促进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国家创新能力能够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却不能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跨国研发机构嵌入的增多能够短时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而在较长期内跨国研发机构嵌入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作用.

[Cui Xinjian, Guo Zifeng, Chang Yan.

The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causality relationship test between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iffusion an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2014(4): 33-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711.2014.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中国样本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不同情况的Granger因果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国际贸易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都能促进对方的提高.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家创新能力互相有促进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国家创新能力能够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却不能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跨国研发机构嵌入的增多能够短时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而在较长期内跨国研发机构嵌入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作用.
[24] Kotab Masaakie, Dunla Denisep, Parente Ronaldo et al.

Determinants of cros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ts effect on firm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259-282.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jibs.84002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flow. From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it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cros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on firm innovative performance. Based on 56,027 US patents owned by 53 selected firms in the US-base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s a curvilinear fun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content used by a firm to innovate. As hypothesized, it was found that at (1) low and moderate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content, a firm's strategy to transfer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improves it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at (2) higher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content, there are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to transferring knowledge from overseas.
[25] 林毅夫,张鹏飞.

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J]. 经济学(季刊), 2006, 5(3): 985-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最适宜(优)的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的差异就会变得最小。进一步地,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最适宜的技术,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成本上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我们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收敛到发达国家的结论。

[Lin Justin, Zhang Pengfei.

Appropriate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6, 5(3): 985-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最适宜(优)的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的差异就会变得最小。进一步地,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最适宜的技术,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成本上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我们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收敛到发达国家的结论。
[26] Larsson Moritz.

Critical Factors for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D]

. Uppsala: Uppsala University, 2009.

[本文引用: 1]     

[27] Duan Yanqing, Nie Wanyan, Coakes Elayne.

Identifying key factors affecting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0, 47: 356-363.

https://doi.org/10.1016/j.im.2010.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wish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TKT) in a not-for-profit context. To accomplish this, we explored, verified, and mapped ou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KT using a four-component framework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ally funded knowledge transfer (KT) projects. The Delphi technique was used to explore, identify, and verify the relevant key factors; 24 major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first round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experts agreed on the top 10 key factors in the second round. In addition, a number of new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nd some findings that contradicted prior research were revealed. Our findings can help practitioners develop a more focused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or bottlenecks) in KT.
[28] Hsu Jinn-Yuh, Saxenian Anna Lee.

The limits of Guanxi capitalism: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2(11): 1991-2005.

https://doi.org/10.1068/a3376      URL      [本文引用: 1]     

[29] Karreman Bas, Burger J Martijn, van Oort Frank G.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 The role of overseas communitie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93(2): 131-161.

https://doi.org/10.1080/00130095.2016.12489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i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greenfield investments made by mainland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cross European regions. Conceptually embedded in a relational approach, this effect is shown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n exhaustive set of investment projects across NUTS-1 regions in twenty-six European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20030900092010. When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bias and the embeddedness of existing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y, we fi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overseas communities in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is based on increased access to strategic information. Our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s stronger for communities hosting newe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addition, they partially corroborate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when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community090005s Chinese migrants is higher. Our findings are particularly robust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and high value-added functions.
[30] Santacreu-Vasuty Esefania, Teshima Kensuke.

Foreign employees as channel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Evidence from MNC's subsidiaries in Mexi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2: 92-11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Foreign employees are a channel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high tech industry MNCs.61Institutions may impose barriers which limit or disincentive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employees.61When institutions prevent MNCs from hiring foreign employees, technology transfer decreases.61Foreign employees role is specific to MNCs and not found in domestically-owned firms.61We provide a new insight on how institutions influence the spread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31] Borts George H.

The equalization of return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4): 723-735.

https://doi.org/10.1002/asi.5090110404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32]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2016.

[本文引用: 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4-2016.]

[本文引用: 2]     

[33] 方凯, 陈新华.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基于技术势差视角的分析

[J]. 科技管理研究, 2013, 16: 62-6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95.2013.1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不同来源地、各省际、各行业的FDI数据以及基于DEA的曼奎斯特指数法分解的技术进步 指数,通过归纳、比较和面板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技术势差条件下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试图找到更加合理、有效利用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途径。 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技术势差条件下,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果更为明显。

[Fang Kai, Chen Xinhu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potential difference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3, 16: 62-6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95.2013.1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不同来源地、各省际、各行业的FDI数据以及基于DEA的曼奎斯特指数法分解的技术进步 指数,通过归纳、比较和面板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技术势差条件下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试图找到更加合理、有效利用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途径。 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技术势差条件下,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果更为明显。
[34]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2016.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4-2016.]

[本文引用: 1]     

[35]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报[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2016.

[本文引用: 1]     

[Ministry of Comme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4-2016.]

[本文引用: 1]     

[36] Poston Dudley, Wong Juy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2(3): 348-373.

https://doi.org/10.1177/2057150X16655077      URL      [本文引用: 1]     

[37] World Bank.World Bank Open Data[ON/L].

URL      [本文引用: 1]     

[38] 周沂, 贺灿飞, 黄志基,.

地理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基于2004-2008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7): 19-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3.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2004-2008年的全国土地变更数据以及城市统计面板数据,选取距省会城市、邻近大城市、港口城市以及邻近省域省会城市的距离以及城市地理因素,研究了地理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重点探讨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目前我国大城市溢出效应还未完全发挥,距大城市越近土地利用效率反而越低;距省会城市越近,有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距邻近省域省会城市距离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不显著;距港口城市越近,较低的交通成本有利于获取国外市场,土地利用效率较高。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沟通。缩短与省会城市、港口城市的距离,将更加有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Zhou Yi, He Canfei, Huang Zhiji et al.

Geography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77 Chinese cities during 2004-2008

.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3, 20(7): 19-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3.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2004-2008年的全国土地变更数据以及城市统计面板数据,选取距省会城市、邻近大城市、港口城市以及邻近省域省会城市的距离以及城市地理因素,研究了地理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重点探讨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目前我国大城市溢出效应还未完全发挥,距大城市越近土地利用效率反而越低;距省会城市越近,有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距邻近省域省会城市距离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不显著;距港口城市越近,较低的交通成本有利于获取国外市场,土地利用效率较高。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沟通。缩短与省会城市、港口城市的距离,将更加有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39] Gereffi Gary.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 data requirements, gaps and improvements with new datasets

[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guascalientes. Mexico, 2014.

[本文引用: 1]     

[40] Frederick Stacey.

Comb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global I-O approaches

[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guascalientes. Mexico, 2014.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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