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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Vol. 37 >Issue 7: 1069 - 107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7.012

河流旅游：缘起、内涵及其研究体系——一个本体论的诠释

  • 鲍捷 , 1 ,
  • 陆林 2
展开
  • 1.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 2.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者简介： 鲍捷（1985-）,男,安徽合肥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7-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30631）资助

收起

River Tourism: Origin,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System: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 Bao Jie , 1 ,
  • Lu L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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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 2.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Online published: 2017-07-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4123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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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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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旅游及地域系统复杂性的角度探讨河流旅游的概念及其内涵。首先从厘清缘起出发,分析其中的3个传统——审美与寄情的传统、人文主义与后工业化的传统,以及朝觐的传统——及其对当今研究的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按照旅游主体对河流本体的利用形式及程度,构建了从完全亲近、部分亲近、部分疏离、到完全疏离4个维度的连续概念;从河流客体本身所受的人工干预程度,亦构建起从无干预、弱干预、强干预到完全干预4个维度的连续概念,在此基础上将二者叠合,诠释河流旅游内涵。在此概念体系中,提出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语境下,建立基于主观体验和地域系统耦合的研究体系,旨在探寻基于不同体验类型的河流旅游主体参与方式、分析河流旅游地系统发展演化的“过程-结构-机制”、关注游憩娱乐功能主导下河流利用方式转变及其影响、关注游憩活动在流域综合发展中的地位,并结合系统研究与传统区域研究明确方法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 河流旅游; 本体论; 概念连续体; 人-地（河）关系

本文引用格式

鲍捷 , 陆林 . 河流旅游：缘起、内涵及其研究体系——一个本体论的诠释[J]. 地理科学, 2017 , 37(7) : 1069 -1079 . DOI: 10.13249/j.cnki.sgs.2017.07.012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up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iver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of tourism and regional system. It analyzed three tradition, including aesthetic and gardening tradition, humanism and post industrialization tradition and pilgrimage tradition, and it also researched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nt study of three tradi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radition of its origin. In fact, these tradition has not been lost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 tourism and the health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 of the river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the river itself is endowed with great religious significance unde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river basin as the source of civiliz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me up with two conceptual systems, and the first continuous concepts from four dimensions ar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degree of the use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ri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including completely close, partial close, partial alienation and complete alie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f river tourism usage, and the second constituted continuity concepts of four dimensions include non-intervention (natural rivers), weak intervention, strong intervention and totally intervention (artificial river) from the degree of artificial intervention to the object of the river. As a result, it built the main conceptual system of river tourism. The connotation of river tourism can be explained deeply when the two conceptual systems are folded. In essence, river tourism is the same as other forms of tourism activitie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teraction and co-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ourism subject and tourist object (river tourism land) in a certain time and space. Then the article foun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or po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iver research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the regional system, and this result should be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which the research sets up.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river tourism based on different experience types, to analyze "process-structure-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river tourism system,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river utilization mode under the dominance of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and to focus on the status of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iver basin. Also this research content system combing with traditional regional research can be used to clarify methodology and technical means deeply.

Key words： river tourism; ontology; conceptual continuum; human-environment (river) relationship

河流旅游似乎是一个人们早已熟知的概念,从通常所谓“游山玩水”,访“名山大川”一类描述中便可知河流与名山并列,在国人旅游活动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事实上,其风景旅游价值很早就被人们所认知,对河流风景的欣赏以及围绕其所开展的游憩活动也早已存在。在国家旅游局提出的《旅游资源分类标准》中,“风景河段”是其中重要的亚类,包括了观光游憩河段、暗河河段及古河道段落3种基本类型。中国幅员辽阔,江河密布,在现有5A级景区、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以河流为核心吸引物的景区占了一定比重。在首批66处5A级风景区中占了8处,达12.1%。至2015年,在48处世界遗产名录中占了2处（云南“三江并流”自然景观,中国大运河）,达4.2%。至2015年,在先后八批225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占了约36处,达16.0%。一些以河流为核心的名胜之地如长江三峡、桂林漓江等在国人心中早已如雷贯耳。放眼全球,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塞纳河等亦盛名在外,成为旅游者的天堂。然而,同早已如火如荼开展的山地旅游研究形成鲜明对照,河流旅游研究始终处于相对“慢热”状态,鲜有系统性、理论性思考。究其根源,河流旅游在其内涵上呈现出始料未及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清晰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试图在厘清河流旅游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其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1 河流旅游之缘起

要试图说明河流旅游研究所面临的困惑,就必须厘清其缘起,即河流成为旅游吸引物的原因。从历史地理视角剖析便可发现,虽然外在形式上同为以河流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但河流旅游在其内在行为根源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中却呈现相当大的差异性。在此可将其归纳为3个传统：即审美与寄情的传统、人文主义与后工业化的传统,以及朝觐的传统。

1.1 审美与寄情的传统

剖析中国古代河流观,除却先民的自然崇拜以及先秦诸子的哲学隐喻,河流同名山一样成为古人审美寄情的重要载体。乔清举指出,河流自史前就是审美对象[1]。《诗经》中涉及河流的篇章近百篇[2],开启了托物言志,借境抒情的先河。所谓“登山情满山,观水意溢水”,河流经过诗人慧眼诗心的体察,展现了人与河流不可割舍的关系[3]。自南北朝始,伴随着山水文学的诞生,对河流的审美与品位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阮籍、嵇康等人“纵情山水”,不限于山水审美,而是借山水而寄情抒意,关注其所蕴含之道。山水成为人精神的一部分,人又依托山水寄托其精神情感[1]。
总体来看,中国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使山水在古人心中即是人与自然相融的联系空间,水之“几于道”,使河流成为逃避遁世,复返自然的寄情之所,其辽远绵长,亦成为去国怀乡,发思古幽情之处。在大众旅游之前,河流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便是审美与寄情的重要载体。
即便在现代旅游概念下,这种传统也并未丢失。一方面,国内许多著名旅游地本身就是这种脉络的延续,如桂林漓江,长江三峡,自古便是文人骚客汇聚之所,至今自然成为旅游胜地。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大众旅游活动中仍表现出强烈地审美意识,如桂林漓江旅游活动中,乘船观光是国内旅游者最常见的游览行为,与在阳朔长期旅居的西方背包客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这一差异显然不完全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

1.2 人文主义与后工业化的传统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阿耳法斯是一个寻欢作乐的情种和百折不挠的追求者[4]。河流精神和象征意义自古便凝练于这一人文传统之中。古罗马田园中“浪漫的莱茵河”曾在历史上持续不断地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想象力和欣赏力,17~18世纪莱茵河秀丽风光成为荷兰和英国生态游客发源地,也是诗人、画家、音乐家等寻求灵感的重要场所[5]。但是,在理性主义主导下,西方人文传统强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对自然美的欣赏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念上[6],在根源上缺乏自然审美的哲学基石。此外,西方文明缘起于地中海,很难像河流文明一样建立起对河流的深度情感联系,也由此造成对河流审美的相对匮乏。与中国传统比较,西方更多赋予河流“工具”意义而未表现出强烈审美情感。无论是来自流域历史的审视,如费弗尔笔下前工业化时期的莱茵河[7],还是对城市起源与河流关系的描述,如哈赛所描绘的从罗马到中古时期的塞纳河[8],都着力强调河流的社会经济和防御价值,而马克•吐温笔下密西西比河的壮丽景致和蒸汽船[9],则成为美国快速工业化时期进取精神的时代隐喻。
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旗帜下,河流生命本体被忽视,美学价值被省略,经济价值被盲目追逐,致使河流命运发生悲剧性变化[4]。传统河流管理使原先自然的、动态的、难预计的河流转变为静态的、可预计的人工河道,引发许多水力、地貌、生态上的不良系统响应[10]。人文主义传统在工业化冲击下日渐式微,面对日渐“碳化”的河流,再也无法将之与游憩活动相联系,不过对这一传统的怀旧与追随,将在后工业化时期逐渐施以重要影响。
工业化伴生河流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影响沿岸生活环境,早在工业革命之初,为逃避污染和舒缓工作压力,发达国家产业工人开始到乡村河流或城市内河地区开展旅游活动[11]。工业化后期,伴随认识上的强烈反弹,河流治理得以推动,其游憩价值逐渐得以关注。
一方面,人们逐渐认知河流自然属性,致力于自然河流保护与生态恢复。美国国会于1968年通过《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wild and scenic rivers act”）[12],旨在保持“河水自由流淌”“保护和恢复河流品质”,同时也对围绕河流的游憩活动进行规范,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河流风景保护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在人类施以强烈影响的地域,对河流生态贡献得以重新认知。莱茵河流域各国建立“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在1987年推出《莱茵河生态修复行动计划》[5],多瑙河沿岸国及欧盟于1994年签署《多瑙河保护公约》并于4 a后成立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致力于河流永续发展[13]。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水利设施河流生态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的“拆坝运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流景观质量与生态环境改善[14]。此外,河流在绿道（green way）理论与实践中的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得以体现。在城市,河流复兴成为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重要课题,缘起于布法罗（Buffalo）运河复兴过程中将“河流带回城市”（Put the Bayou back into Bayou City）的理念[15]得到广泛认同。
随着环境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河流休闲游憩价值逐渐显现,依托良好环境,其休闲、游憩、康养功能被充分发掘。Josef[16]认为,河流旅游是基于“享乐主义休闲文化”与追求“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后现代旅游者的诸多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此传统下,后工业化的欧美较看重河流康乐功能,河流为民众提供了观光、游泳、泛舟、漂流、涉水、垂钓以及露营、野餐、徒步、摄影等游憩活动场所[17]。

1.3 朝觐的传统

在一些以大河流域为文明源地的文化背景下,河流本身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意义。河流成为信仰中心和朝觐对象,如恒河便是印度教徒心中的“圣河”,不仅是其所膜拜的对象,自身也成为朝觐的终点与寻求归属的圣地,旅游活动更多体现出宗教与朝觐意义。在其沿岸的瓦拉纳西便是接待众多朝觐者的圣地,著名的“恒河圣浴”便为此地最典型的场景。
综上,审视中国的河流旅游,在审美与寄情传统上,亦伴随快速工业化后期西方自然传统施以的强烈影响,并在后工业化即将来临的时代背景下寻求建立新的人与河流和谐关系。同时,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宗教影响力,但作为大河文明,河流在传统文化中神圣的符号化意义（如作为民族之脊梁的黄河,以及在部分少数民族中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河流等）亦不可忽视。3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并轨”,对理解未来河流旅游发展趋势有着重要启示。

2 定义河流旅游

通过了解河流旅游缘起之多样性,便可窥本体论意义上界定河流旅游的复杂性。河流旅游（river tourism）事实上是一个不甚明晰的概念,在西方有“river-oriented tourism”“river related tourism”“river based tourism”等不同称谓,在地域范围、活动类型、组织模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理解。
Prideaux等论述了河流与旅游业的关系[18],认为首先河流向旅游者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吸引物,为旅游活动提供了独特空间;其次是重要的旅游交通廊道;第三,通过提供饮用和家用水,塑造游憩环境和提供水上活动场所,成为目的地重要资源;最后,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水利发电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图1）。因此,多数情形下河流同时作为旅游供给系统,中介和支持系统而存在,这种多元性成为其复杂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其概念不明确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河流影响旅游活动的边界的确定。较之而言,山地旅游地理意义十分明确,离开了山体的活动便不属其范畴,但通常所理解的河流旅游活动,相当一部分是不依附河流水体,甚至是远离河岸而进行的。
Fig.1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f river tourism usage[18]

图1 河流旅游利用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相互作用[18]

Josef认为[16],河流旅游应包括如下范畴：① 旅游活动无论是隔夜住宿在不同地方（如酒店或野营）或住宿本身随着旅途转移到不同景点（如游船或“船屋”）,都具有“沿途往返”过程;② 旅游线路沿着河流谷地进行;③ 河上游弋与沿岸活动都是重要旅游体验;④ 在河流所经过的不同地段,各种类型旅游活动（文化、娱乐、运动等）都是旅游体验过程;⑤ 河流旅游活动通常并不会影响到距离河流很远的内陆地区。从中不难看出,河流旅游既可以指直接依赖于河面的活动,也包含了其所影响的内陆地区的活动。
还有一个困难在于,相对山地较为稳固的物理属性,许多地区对河流的人工干预使其形态发生巨大改变,如流经乡野的河流和流经城市的河流有极大差异性,前者相对完整地保留了自然特性,而后者则已被施以人工改造,或本身就是人工产物（如运河、水渠等）。
不过,无论如何看待其复杂性,河流旅游本质上同其他形式旅游活动一样,可看作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河流旅游地）在一定时空中的互动与共建过程。鉴于此,笔者从主体和客体的角度,分别构建两个统一的概念连续体。从旅游主体对河流本体的利用形式及程度来看,从游客与河流水体的完全亲近到完全疏离,其间构成一个连续概念,可划分为完全亲近、部分亲近、部分疏离、完全疏离4个维度。从河流客体本身所受人工干预程度来看,从无干预（自然河流）到完全干预（人工河流）,其间亦构成一个连续概念,可划分为无干预、弱干预、强干预和完全干预4个维度。将各自维度相叠合,便形成一个本体论意义的概念框架（图2）。
Fig.2 The main conceptual system of river tourism

图2 河流旅游概念框架

2.1 对河流本体的利用程度

1） 完全亲近。旅游者和河流零距离接触,水体本身即体验对象,包括“激流旅游（white water tourism）”、河中各类游憩、娱乐活动,也包括“恒河圣浴”一类的宗教朝觐。其中,激流旅游缘起于西方[19],注重水流落差带来的刺激性体验。在河中进行的各类游憩、娱乐活动包括游泳、嬉水、利用各种亲水设施的水上娱乐等则是大众旅游最为常见的活动类型。宗教朝觐活动则是以河流为朝觐对象的仪式性活动。
尽管都是以河流水体本身为对象所进行的、最完全意义上的“河流旅游”,但从科恩（Erik Cohen）对旅游活动的现象学解释来看,其间的行为差异也是巨大的。他认为旅游活动可由其是否为旅游者生活中的价值“中心”而进行分类,据此在完全以生活为中心的“娱乐模式（the recreational mode）”和完全以目的地为中心的“存在模式（the existential mode）”间构成了一个概念连续体[20]。在此框架下,“激流旅游”便是一种完全娱乐模式的体验,其目的在于获得河流落差所带来的刺激,达到身心放松的目的,河流本身只是获得体验的工具而非中心。而如“恒河圣浴”一类的宗教活动,则是一种完全的存在模式,河流为朝觐之地,“圣浴”本身即为自身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中心性活动。
2） 部分亲近。河流作为游憩空间载体和景观构筑物,既是游览与审美对象,也是交通承载者,但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没有或很少与河流水体本身发生直接接触,乘船游览是其主要形式。Josef列举了欧洲游船旅游主要形式和游览线路（表1）[16],在其他地区,如埃及尼罗河、美国密西西比河[18],以及中国知名江河旅游地,乘船游览也是最普遍的形式。
这一形式之所以普遍,一方面体现河流旅游的依附性特征[21],即河流景观和游览形式取决于沿岸景观特质以及各节点游憩活动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河流在旅游系统中的复杂性特征,即河流既作为旅游客体即目的地或吸引物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旅游交通重要媒介。
Table 1 The main types of river tourism products in Europe

表1 欧洲河流旅游产品主要类型

名称 主要内容 适宜地区 目标群体
河上游弋 沿途观光旅游与体验,如美食与美酒旅游、音乐游船、高尔夫旅游、历史文化与艺术旅游等 大尺度的河流或运河如多瑙河、莱茵河、圣彼得堡-莫斯科水上航线、易北河、罗讷河等 多为高收入群体,年龄相对较大（平均年龄大约60岁）
“船屋”旅游 水上度假休闲,船上提供沐浴、厕所、电视、厨房或烹饪设施、休息室、日光甲板等 中小尺度的河流或运河,平均宽度大约6~8 m,如法国米迪运河、勃艮第运河、尼韦奈地区运河等 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年龄较大的家庭、较豪华的适合高层管理者、企业家、自由作家等高收入群体
激流旅游（white water tourism,直
译为“白水旅游”）		 独木舟、橡皮船探险旅游、木筏漂流 较小的适宜皮筏漂流的河段、水流速度大约2 m/s;较宽广的适宜木筏漂流的河段,水流速度大约4 m/s 喜爱冒险,追求刺激性体验的旅游者
自行车旅游 沿着河岸道路的自行车休闲运动 沿着河岸的自行车旅游线路,如Danube 自行车旅游线路,Altmtihl旅游线路等 25~45岁年龄段的人为主体,大多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16]整理而得。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特殊形式的旅游——如“河船赌博[11]”,其目的是利用河水获得一个隔离空间,其关注点往往不是河流景观本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属于河流旅游的范畴,但事实上很难将纯粹私密行为与乘船观光完全区分开来。
3） 部分疏离。依托河岸,或是河岸周边地带而进行的游憩活动,旅游者自身不与或极少与河流水体直接接触,如利用沿河景观道路、游憩步道等而进行。这种形式极为普遍,甚至是河流旅游主要形式,因为河流自然属性以及人与河流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其形式上的独特性。首先是游览成本的考量。水上旅游依赖于船舶等水上交通工具,对航道建设及疏浚也有相当要求,成本较高,相较而言依托陆地交通的游览形式多数情形下更容易实现。其次是亲水与畏水的对立统一。人类具有亲水天性,同时对水的风险抱有畏惧心理,因此,水上游览存在一定风险,河岸游览则相对安全,这种旅游形式既享受河流塑造的良好环境又规避其潜在风险。其三是河流水体交通功能的强弱。当河流水体的交通功能不完善时,河岸的交通功能便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一些地区受制于环境准入,只能进行岸上游憩活动。其四是依附性特征决定了在多数情形下岸上比水里“更好玩”,从旅游体验深度与多样性出发,游憩线路设计多与山地、城镇以及重要景观节点结合。
4） 完全疏离。这是河流旅游的边缘地带,旅游活动围绕河流谷地,即在流域范围进行,其过程不与或极少与河流本身接触,其行为活动主要目标也不是针对河流本身。这种旅游形式借助了由河流塑造的流域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特征,或流域社会经济条件所形成的特定历史内涵及人文风情,如奥卡万戈河国家公园[22]、克罗斯河国家公园[23]的野生动物,阿巴拉契科拉河流域的森林公园和保护区[24],萨凡纳河流域的徒步、野营及野生动植物[25]。旅游范畴在此扩大成为流域旅游的概念①（① 河流旅游与流域旅游都与河流有关,但二者内涵有所不同。流域旅游是从地理要素的空间范围来界定的,包含了某条河流流域范围内所有旅游要素,凡在这一空间范围内的旅游活动都可列入其范畴,其旅游要素在一定情形下因同属一个流域,地理环境相似而在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并在开发利用、形象建构、营销整体性上存在一定便利而对其“流域”属性进行强调,但其多数旅游要素及活动可能与河流水体并无显著关联。河流旅游则是从地理要素的影响程度来界定的,旅游活动与河流水体密切关联,各类旅游要素依河流水体直接-间接影响而明确其范畴。如果流域内的旅游要素未受河流水体显著影响便与其范畴无关。某些情形下,即使河流旅游与流域旅游空间范畴重合,其内涵范畴也并不一致。不过,一些情形下甄别某些旅游要素受到河流水体影响程度较为困难,因此河流旅游事实上与流域旅游之间存在着较为模糊的边界。）,河流一方面成为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流域地区旅游吸引力形成,河流虽不是主要吸引物,却对旅游活动施以重要影响。

2.2 对河流的人工干预程度

从对河流的人工干预程度来看,河流旅游亦可分为无干预、弱干预、强干预和完全干预4种状态。
2.2.1 无干预
河流完全处于自然流淌状态,如草原上完全自由流淌的河曲,山间坡面汇聚的溪流,或是保护区核心区不受人类扰动的河流。因此,无干预的河流旅游活动是在生态旅游范畴中进行的,如在保护区或无人区的科学考察及探险活动,或是在游憩活动中对河流生态环境施以极其有限的影响,如巴西加塔普河流景观的生态旅游,智利南部普塔哥尼亚夫塔雷夫河的生态漂流等[26]。旨在吸引生态旅游者,并促进保护和维护河流的自然形态及原始生境。
2.2.2 弱干预
许多河流在大众旅游开展之前,围绕其在生产生活中的改造便已持续进行,不仅包括开渠灌溉、修建堤坝、固化岸线、疏浚航道等直接改造其形态的活动,也包含了农业活动、森林开垦与破坏、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等对其带来的间接改变。旅游活动一方面加剧这一人化自然进程,如沿岸及各节点旅游设施修建、旅游航道建设等,不断增加的游客量也加速改变其物质形态;另一方面也刺激人们通过合理规划和良好的生态保育,使其更接近人们心中的“自然河流”,进而一定程度上削弱沿岸城市化、工业化的负面影响。
出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考虑,一些有序干预多基于河流风景资源保护而开展。通常在对河流风景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27~31]基础上,开展景观规划并将其纳入区域绿道系统,旅游规划便在此基础上实施,并统筹考虑与所依托城镇协调发展、以及与河流整治相互关系[32]。
2.2.3 强干预
在河流流经城市核心区的段落,体现人类活动对河流强烈影响,其岸线多已固化,是城市居民重要的公共休闲与游憩空间。这一空间里,城市规划多与滨水区（water front）改造相结合,城市河流对塑造城市景观和空间形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滨水区也成为城市公共休闲、节事活动、服务零售等活动集聚场所,对旅游者和居民都具有吸引力。
在城市形成最初阶段伴随着对河流运输、防御、用水等功能需求,塑造了滨水地带独特的城市形态和景观风貌。但多数地段随着后工业化时期到来而渐渐衰落,面临着产业衰退,环境污染,生活水平下降等系列问题,促使城市决策者重新定位,通过新规划政策引导滨水区城市更新。在环境整治基础上,替换传统工业部门,代之以新兴商业服务业中心。随着环境改善,滨水空间价值也进一步被发掘：一方面,由于其可以充分、完整地展示城市天际线,对城市整体形象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化也是保持其魅力的不竭源泉[33]。另一方面,鉴于人们内心亲水的渴望,滨水地段复兴成为休闲游憩新选择[3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河流旅游是城市滨水地段发展的“副产品”,但反之也是促进城市复兴的重要动力。因此,从滨水区景观规划到游憩功能开发[35~38],河流旅游成为沿河城市的重要发展举措。
另一个强干预特征是通过水利工程使河流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水利工程往往促使新吸引物形成,许多水坝或电站本身就是工程奇迹与建筑美学结晶,如胡佛水坝,三峡大坝等。不少水库库区景观风貌独特,如千岛湖、黄山太平湖等,形成类似于湖泊的新特征。这一系列变化最终促使一些地区形成所谓“水利风景区”,旅游形式也发生了诸多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均超越了河流旅游范畴。
2.2.4 完全干预
这一行为中,甚至连“河流”本身都是人力作用的结果,如运河、水渠等,完全由人工力量塑造了“河流”景观及其所赋予的人文内涵。严格意义上,这已不属于河流旅游范畴,但由于这些人工河流在水文特征和诸多特性上与自然河流有着高度一致性,其旅游活动有着与自然河流近似的规律性,因此河流旅游研究也往往将其视作关注对象。此类河流也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修筑,包括大尺度上为航运、灌溉等目的修建的运河和水渠,除了改变原始景观,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如京杭大运河,不仅迄今是重要的航道,也是世界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旅游价值[39];在小尺度则主要为城市水利工程或防御系统,如历史城市环城水系（护城河）,如今多形成一些城市滨水景观和公共空间,成为都市休闲和文化旅游载体。另一种形式则是：一些河渠完全为游憩活动或景观而建设,不仅建设晚且多表现在较小尺度上,如一些现代城市或景区内部景观水系或滨水空间,而且多为城市新区或新景区附属景观,知名度和影响力均有限,旅游研究较少涉及。

3 研究体系与展望

综上,河流旅游内涵上所体现出的复杂性特征使相关研究较为零散,虽涉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但缺乏深度理论总结和对内在机制的探寻。鉴于此,未来研究应在完善体系基础上寻求理论与实证突破,需在当代语境下建立基于主观体验和地域系统耦合的研究体系（图3）。
Fig.3 The research system of river tourism

图3 河流旅游研究体系

1） 后工业化语境下的河流游憩价值与功能认知。河流游憩价值及其功能有着来自不同视角的认知。当前中国处于从快速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在经济形态上、环境伦理及文化特质上体现出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河流作为地域文化源流与载体、区域生态廊道和基底,以及经济要素的承载空间与流动媒介,成为后工业化语境下日益重要的地域空间,在日常生活逐渐走向审美化过程中,河流的游憩价值与功能得到更多关注。其中包含：生态环境危机下的河流旅游价值与功能。作为公共空间和生态空间,河流自身游憩价值发掘的同时也是促进流域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动力。因此,需密切关注河流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分析河流旅游发展的水环境、水资源供给和约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河流旅游发展条件。同时,应关注河流旅游发展过程的环境影响,评估旅游活动对河流生态环境干扰的强度和方式,并探寻调控机理。关注旅游开发中利益主体的环境权益,一方面,关注利益主体间的环境权益,特别是商业化开发中弱势群体的环境正义（如库区移民、被征地者、渔民、船民等）;另一方面,研究在旅游开发中涉及区域间的环境公平,特别是上下游间、景区内外间在排污、分水等方面的不同诉求,探索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与生态补偿机制。
产业更替下的河流旅游业态。在一些传统产业区,河流旅游在产业更替的进程中伴随着自然、社会经济环境改善而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新产业形态的组成元素;而在另一些拥有良好资源禀赋的地区,旅游从开始就主导着滨水区更新、改造与建设全过程,成为产业组织与引导者,旅游及相关业态成为其发展主目标与根本动力。因此无论是滨水区产业更替下的旅游休闲产业关联,还是旅游主导下的滨水区复兴,旅游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业态随沿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过程,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协调,都值得深入探讨。
河流文化与文化的河流。梁启超曾说：“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傍河而生,许多河流孕育并传承地域文化,河流不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风景河”而存在,同时也作为山水文化代表之“文化河”而存在。因此,从促进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地方文脉传承的角度,需深入发掘河流文化内涵,并将之融入旅游活动过程中。应正确分析河流地域文化特征,分析地域文化异质性与由此产生的潜在旅游吸引力,探讨如何将地方文化具象于河流游憩活动之中。
2） 基于不同体验类型的河流旅游主体参与方式。从娱乐者到存在者,主体复杂性决定了河流旅游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同时,旅游主体与河流的亲疏关系使得这一特征呈现更加繁复的形式。因此,需从人本主义视角,重视人在河流旅游活动建构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关注基于不同体验类型的河流旅游主体参与方式,关注旅游活动中不同利益主体及其各层次需求。同时,不可忽略不同类型体验过程与各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其中合作、分歧、矛盾及调和机制,如基于不同利益主体利用形式（水利开发、工业发展、交通运输与旅游开发等不同诉求）与资源配给（水资源、岸线资源、风景旅游资源、船只与交通设施等）的博弈过程及利益分配,为建立和谐的主客关系以及针对不同旅游体验的产品供给提供理论指导。
3） 河流旅游地系统发展演化的“过程-结构-机制”。描述河流旅游地发展演化的时间过程,梳理其空间结构和要素结构变化,并阐释其动力机制,需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角度,将河流及其沿岸地区视作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将旅游活动纳入其中,探讨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其对整体机能的影响,并超越地理因素寻求其深层机制。
从表层结构的视角,强调河流与其所依托旅游资源和沿岸旅游城镇（节点）的相互作用。从大多数河流旅游开发经验来看,真正吸引旅游者的往往不是河流本体而是与两岸风景相协调的水-岸综合体。同时河流所依托城镇在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发展仰赖河流景观与游憩价值,同时也为河流旅游提供基本设施和服务,二者互动组成有机统一的旅游地系统。当城镇发展成熟,也可在系统中作为相对独立的目的地而存在。因此,河流旅游研究要摆脱“就河论河”的局限,从地域系统时-空演化进程中综合看待问题。
从深层机制的视角,关注构建河流旅游地系统的要素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包括描绘塑造地域系统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自然过程（特别是水文过程）、社会经济过程（流域经济开发,沿岸社会变迁等）,探寻地域系统演化进程中的内外动力。通过对河流旅游地系统不同演化阶段驱动要素的筛选、甄别及量化,构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计量模型,进而探寻河流旅游地发展演化的创新驱动和增长的内生机制。
4） 关注游憩娱乐功能主导下的河流利用方式转变及其影响。一方面,河流旅游将河流从传统的生产生活为主的利用方式,转变为以游憩娱乐休闲为主导的利用方式,应分析功能变化对河流自然与社会经济功能带来哪些影响。另一方面,河流同时作为供给子系统、支持子系统和中介子系统而存在的情形十分普遍,应探讨河流在各子系统互动中如何发挥自身职能,促进系统效率优化。在自然过程中,如水质改变（生产生活和旅游开发等）,水文条件变化（季节变化、水利工程的影响等）,以及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如岸线及流域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人口和社会变迁,带来各子系统中的要素变化及其影响,亟待进一步探讨。
5） 关注游憩活动在流域综合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流域为管理单元,对流域内资源全面实行协调的、有计划的、可持续的管理,促进流域公共福利最大化,这是实现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最佳途径。未来河流旅游发展与规划,必然要从区域统筹的角度,纳入流域综合管理的范畴。
6） 系统与传统——研究方法与手段。河流复杂性,多样性,多尺度特征,与同样复杂的旅游系统结合,决定了任何单一方法论无法实现其研究。一方面,系统研究必不可少,旅游供给-需求测度、生态游憩价值评估,旅游地系统演化过程与要素耦合机理,需建立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与模型。另一方面,区域研究传统方法适合于河流旅游的各种情形,对于不同尺度、水文特征、景观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历史文化特征的河流,针对不同体验类型的旅游活动,开展针对性研究。最后,应改进具体方法并提升技术手段。加强新方法和技术应用,借鉴多学科、多领域内容和方法。充分利用3S技术的空间信息收集、处理、分析能力,充分发挥“大数据”能力,将其广泛运用于基础地理资料收集、河流旅游资源评估与开发、河流旅游地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河流生态环境监控等领域。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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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Lv Long, Huang Zhenfang.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dexes of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tourism value for heritage corridor: A case study on the Jiangs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6):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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