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了“区域主体间的战略互动作为区域空间生产机制”的解析视角,对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城市及其外围地区的战略互动过程及区域空间发展绩效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认为上海及其外围地区之所以能够成长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同区域主体间持续采用相向型互动战略密切相关;而北京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与长期固化,则与北京及外围地区之间长时期以来采用背离型互动战略直接相关。最后,从促进区域主体间积极战略互动的角度,讨论了减缓、化解大都市阴影区问题的可能路径。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采用综合指数评价、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2004~201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门户功能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门户功能上升趋势明显,空间上由“一极三强”的格局演变为“一极四强”;② 各类门户功能的空间差异整体上呈缩小趋势,其中国际门户功能的差异明显大于综合和国内门户功能,而组间差异是导致门户功能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所有门户功能均由南-北方向分布向东-西方向分布转型。长三角地区门户功能的演化是由多重因素驱动形成的,国内和国际门户功能的驱动机理存在明显差异。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选择相对生产力指数的土地资源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影响中国人口分布的因素,采用标准回归系数法计算土地生产能力与经济对中国人口分布贡献大小。分析表明：相对生产力耕地、经济与中国人口分布高度相关。1952年,耕地对中国人口分布的贡献率为87.8%;2013年,经济对中国人口分布的贡献率则上升为58.8%。中国人口分布由长期的耕地主导型演变为非农经济主导型。改革开放之前,耕地对人口分布具有决定作用;改革开放之后,非农业经济对人口分布的作用迅速加强,现已成为决定中国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总体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粮食生产的角度看,要想突破“胡焕庸线” 揭示的中国人口分布的规律,几乎不可能。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Ucinet、ArcGIS等软件工具,从多维邻近的视角出发,对东营石油装备业创新网络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首先,多维邻近对东营创新网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不同网络发展阶段（培育、起步、成长）主导的邻近因子不同。这一方面证实了Boschma多维邻近性的相关理论假说,另一方面指出多维邻近因子与东营创新网络演变的不同关联。其次,高校、大型国有企业是东营创新网络的知识源泉和组织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利油田集团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与国外中小型创新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形有很大差异。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十一五”规划基期2006年至“十二五”规划后期2014年以来的哈长城市群统计数据,从空间发展维度、福利发展维度、消耗发展维度和管理发展维度考量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的精明发展程度,从而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哈长城市群总体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空间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一五”规划期间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之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实现西部集聚式空间分布,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耦合协调性亟待实现均衡式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期二者综合发展水平仍以哈长城市群西部为优势区域,耦合协调程度再次呈现分散式布局。② 2006~2014年研究期内哈长城市群除长春市、吉林市和绥化市外,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微弱回落后继续增长的态势,耦合水平则出现明显下滑,仅有四平市、辽源市、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二者协调关系正向积极推进。③ 哈长城市群整体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区域分布差异相对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总体实现空间良性共振。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引入通勤时间、旅游潜力等指标,构建了“旅游空间互动模型”,并以兰州市47个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村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了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特征,发现：① 兰州市各村庄的度中心值均高于中介中心,中介中心值均高于向量中心,且主城区周边村庄的中心性普遍高于西北部永登县、东南部榆中县及其他县区所辖村庄的中心性;② 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发育不成熟,空间结构呈现局部紧凑、整体稀疏且发展不均衡的特点;③ 当前兰州市乡村旅游发展以第二层级村庄为主,急需培育第一层级村庄以完善旅游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最后,提出优化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结构的对策。
从旅游及地域系统复杂性的角度探讨河流旅游的概念及其内涵。首先从厘清缘起出发,分析其中的3个传统——审美与寄情的传统、人文主义与后工业化的传统,以及朝觐的传统——及其对当今研究的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按照旅游主体对河流本体的利用形式及程度,构建了从完全亲近、部分亲近、部分疏离、到完全疏离4个维度的连续概念;从河流客体本身所受的人工干预程度,亦构建起从无干预、弱干预、强干预到完全干预4个维度的连续概念,在此基础上将二者叠合,诠释河流旅游内涵。在此概念体系中,提出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语境下,建立基于主观体验和地域系统耦合的研究体系,旨在探寻基于不同体验类型的河流旅游主体参与方式、分析河流旅游地系统发展演化的“过程-结构-机制”、关注游憩娱乐功能主导下河流利用方式转变及其影响、关注游憩活动在流域综合发展中的地位,并结合系统研究与传统区域研究明确方法论与技术手段。
借助H-P滤波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2000~2014年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资源型城市经济总量保持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与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历程相吻合;② 第三产业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而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作用强度仍然较弱;③ 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可划分为试验阶段、全面启动阶段和深化阶段,经济转型深化过程中应加强实践探索,激励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有利于衡量测度的指标体系。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统计分析和深度访谈法,将研究区293户农户按生计活动类型划为牧户（牛户、羊户、牛羊户和马户）、种植户和非农户,并按农户生计资产总值进一步划为高、中、低3个等级类型,进而分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农户的生计资产与生计活动及方式的依存关系。研究发现：各类农户的生计资产均值差距明显,牧户最高,为0.37,种植户为0.25,非农户为0.21;牧户的劳动力、草场、牲畜、现金、贷款等资产均值最高,种植户的农机和耕地资产均值最高,非农户的社会资产均值最高。目前,半农半牧区的农户仍然以旱作种植业和草地畜牧业为主要生计,但农牧业生产均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非农户只占15.3%,且面临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个人技能缺失、语言障碍和务农时间与用工季节的冲突。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农户生计的对策建议。
研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响应、时序分布特征等,得出结论：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省域分布层面集聚型分布特征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带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现状。③ 山西省11个地市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类型、数量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分别利用分布式时变增益水文模型（DTVGM）和分布式耗水过程模型（DEPM）对延河流域延安水文站以上区域进行水文过程模拟,并应用拓展卡尔曼滤波(EKF)算法对2个模型的绿水(实际蒸散发)模拟结果进行同化处理,从而优化了研究区的绿水量并得出绿水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在整个模拟期,DTVGM的月尺度效率系数（NSCE）达到了0.83,水量平衡相对误差为-1.97%,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研究区的水文过程;DEPM的水量平衡相对误差为-1.81%,能较好地模拟流域的水量平衡;DTVGM和DEPM模拟的流域2010年平均绿水量分别为378.52 mm和375.55 mm,空间分布格局相似。与站点观测值比较,DTVGM和DEPM模拟绿水的NSCE分别是0.76和0.59,DEPM的结果具有更多的空间变化信息。同化结果表明EKF算法能综合优化2个模型的模拟结果,同化后DTVGM模拟研究区的平均绿水量为376.34 mm,NSCE为0.78;同化后研究区绿水标准差为40.37 mm,比同化前增加了7.79 mm,绿水空间分布体现了更多的空间变化信息,同时,空间分布时格局也更加合理。
为了更加精准地从合成孔径雷达（SAR）图像中提取水边线,提出基于G0分布的SAR图像水边线提取方法。首先,将SAR图像域划分为大小相等的子块,并假设每个子块内像素强度服从独立同一的G0分布;利用矩估计方法得到对应每个子块的粗糙度和散射性参数;根据设定的参数阈值,可划分出粗略的水域,并确定该区域的几何中心;以该几何中心为圆心,向四周做射线,保留经过陆地区域的射线;利用似然函数确定每条射线上的水-陆分界点,依次连接分界点,进而实现SAR图像水边线提取。采用本文方法,分别对模拟和真实SAR图像进行水边线提取实验。定性和定量结果表明：采用基于G0分布的SAR图像水边线提取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斑点噪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