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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2: 173 - 181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0.02.002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 谭俊涛 1, 2 ,
  • 赵宏波 3 ,
  • 刘文新 4 ,
  • 张平宇 4 ,
  • 仇方道 , 1, 2
展开
  • 1. 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 2. 江苏师范大学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 3.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 4.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102
仇方道,教授。E-mail:

谭俊涛（1988-）,男,山东青岛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tanjuntaocf@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2-20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5-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4-0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11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71152)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19KJB170012)

江苏师范大学高校博士科研启动基金(17XLR004)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8SJZDA010)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资助()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 During Economic Crises in China

  • Tan Juntao 1, 2 ,
  • Zhao Hongbo 3 ,
  • Liu Wenxin 4 ,
  • Zhang Pingyu 4 ,
  • Qiu Fangdao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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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Geomatics and Plann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 2.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 3.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of Henan Provi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 4.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102, Jilin,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2-2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5-05

  Online published: 2020-04-0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7112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571152)

University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19KJB170012)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Foundation(17XLR004)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jor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2018SJZDA010)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APD)()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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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方面定量化分析中国31省（市）（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恢复性较低,经济维持性和经济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② 各省（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③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④ 影响2次经济危机中韧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

关键词： 经济韧性; 区域韧性; 金融危机;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谭俊涛 , 赵宏波 , 刘文新 , 张平宇 , 仇方道 .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 40(2) : 173 -181 .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2.0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nd recoverability during two economic crise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Moreover, it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ed regional resilience.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ly, in the first economic cycle, the economic resistance in western region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central region was low;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economic recoverability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ose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lower, with economic resistance and recoverability showing a certain negative correlation. All regions in second economic cycle demonstrated well resistance; those with low economic resistance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rdly, the secondary industry was stronger than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term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during the first economic cycle, while the situation was different in the second economic cycle. Finally,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economic resilience varied across the two economic cycles; location advantage, per capita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per capita GDP had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on economic resilience, but the direction of action in the two economic cycles was different.

Key words： economic resilience; regional resilience; economic crisis; China

韧性（resilience）也被翻译为恢复力、弹性。韧性概念自提出后经历2次较大的修正,从最初的工程韧性发展到生态韧性,再到社会-生态韧性。Holling第一次将韧性的理念引入生态学领域,最早提出生态韧性概念[1],Davoudi将社会-生态韧性又定义为演化韧性[2]。地理学者从演化的视角将韧性定义为区域（城市）系统应对外界压力、扰动所表现出来的改变、适应和转型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危机对区域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不同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以及恢复能力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引起学者对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韧性能力的广泛关注,这其中包括概念的争辩和实证研究的论证[3,4,5,6,7]。
区域经济韧性一般指区域经济系统对外界扰动的一种回应和自动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基于演化的视角将其定义为区域不断重构其经济结构的能力,或者区域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路径的能力[8]。目前区域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依据区域经济韧性概念和分析框架,运用产值、就业和外贸等数据对欧盟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区,从欧盟尺度、国家尺度、城市尺度、城乡尺度等方面对区域应对历次经济危机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敏感系数法、指标体系法等[3,9~13]。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韧性能力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影响决定,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脆弱性以及系统的维持、适应和恢复能力。Martin从产业结构、劳动力、金融、制度等方面较全面的提出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14],此后学者从区域脆弱性,适应能力,资源丰裕程度,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专业化水平,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15,16,17],另外,区位条件、高增长率的企业等对于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8,19]。总之,学者已经对区域经济韧性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区域应对瞬间危机的韧性能力,并且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并且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一特定因素,缺乏影响因素的系统定量研究。
国内关于韧性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集中在生态学领域,关于韧性理论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研究集中在韧性概念的引入与研究进展跟踪、韧性城市分析框架、乡村韧性、韧性城市规划与区域韧性测度等领域[20,21,22,23,24,25,26]。关于区域经济韧性测度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江苏浙江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城市等地区[27,28,29,30,31,32,33]。整体来看,区域经济韧性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但实证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较少,研究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韧性特征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入,对中国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韧性特征进行研究。文章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维度测度中国31个省（市）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以期发现不同区域应对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表现出的韧性差异,并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理清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为提高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经济韧性测度方法

Martin等学者认为要分析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韧性需从维持性、恢复性、重新定位和复兴4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14]。维持性是指区域应对外部扰动（如经济危机）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或敏感性;恢复性是指区域从外部扰动中恢复的程度和速度;重新定位关注区域经济结构的重构以及这种重构对区域经济总量、就业、收入等产生的影响;复兴是指区域创造新的发展路径的能力。本文关注区域受经济危机影响从经济发展波峰到波谷的衰退性,以及从波谷到波峰的恢复能力,因此重点测度维持性和恢复性两个维度。目前有多种测度区域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的方法,Martin等学者运用敏感指数和平均增长率等方法测度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6],此后,又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14]。该方法需要定义一个预期增长或下降量,即区域经济增长应该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一致,因此区域的预期下降与恢复值定义如下：
( Δ E r t + k ) 预期 = ∑ E ir t ( 1 + g N t + k )
式中, ( Δ E r t + k ) 预期 表示按照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区域的预期经济增长率变化量, E ir t 是指区域 r 的 i 产业在起始年份 t 的增长率, g N t + k 是从起始年份 t 到 t + k 年的全国经济增长率的增长量。
区域经济维持性与恢复性的计算公式表达如下：
Resi s r = [ Δ E r 下降 - ( Δ E r 下降 ) 预期 ] / ( Δ E r 下降 ) 预期 Reco v r = [ Δ E r 增长 - ( Δ E r 增长 ) 预期 ] / ( Δ E r 增长 ) 预期
式中, Δ E r 下降 和 Δ E r 增长 分别为区域GDP增长率的下降或增长量; ( Δ E r 下降 ) 预期 和 ( Δ E r 增长 ) 预期 分别为按照国家预期增长速度区域经济增长率下降或增长量; Resi s r 和 Reco v r 分别为区域经济的维持性和恢复性,当其值大于0时,表示该区域的经济维持性或恢复性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其值小于0时,表示该区域经济维持性或恢复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地理探测器最初应用于地方性疾病风险和相关地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后应用于城镇化、经济增长等社会经济领域[34],与传统统计方法相比,地理探测器模型在假设方面受到的制约较少。因子探测模块是检验某个环境因素是否是形成某事物空间分布原因,具体做法是比较该指标在不同类别分区上的总方差与该指标在整个研究区域上的总方差,其模型如下：
q = 1 - 1 N σ 2 ∑ h = 1 L N h σ h 2
式中, q 是驱动因素解释力, h =1, 2…, L 为分类的数目; N 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样本单元数; σ h 2 和 σ 2 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方差。 q 取值范围为[0,1], q 值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区域经济韧性的解释量越高。

1.3 数据来源

研究时段为1996~2016年,研究单元为中国31省（市）。由于数据数据获取限制,本研究未包含港澳台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1997 ~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35],图件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测绘局网站。数据分析是建立在ArcGIS等软件平台上进行处理的。

2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分析

2.1 主要金融危机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4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发展减缓期,分别是1979~1981年、1987~1990年、1997~1999年以及2008年至今。前2次经济发展减缓主要是由于经济过热之后采取的紧缩措施导致的经济下行,并不是市场经济作用下的经济发展减缓[3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首次遇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需不足的经济下行周期。考虑前2次经济发展减缓受外部冲击作用不明显,后2次经济下行主要是由于受到外部经济危机冲击而引起,因此文章选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次经济危机作为研究周期。2次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和作用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国际游资利用亚洲国家开放的市场环境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漏洞而发起的对亚洲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一次攻击,而2008年次贷危机是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并随之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危机影响更深远,范围更大[37]。
学者通常选取经济产出数据或者就业数据测度经济韧性[14,15,16],但由于中国就业人员数比较稳定,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小,因此文章选取GDP增长率作为研究变量,分析1996年以来全国（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及31省市GDP增长率曲线,可以发现全国及31个省份GDP增长率经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在1999年达到波谷,此后呈回升趋势,2007年达到波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经济增速再次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受4万亿元投资拉动的影响出现短暂回升,由于发达国家进口需求下降,国内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渐推出,2010年以后又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为适应后危机时代,中国在2014年提出“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过渡,经济增长率开始呈现稳定状态。由于各省份发展阶段的不同,部分省市出现了与全国整体发展趋势不一致的状态,如由于过度投资的拉动,内蒙古地区2005年GDP增长率高达23.8%,而辽宁省GDP在2016年出现了负增长,但31省市GDP增长率整体趋势保持与全国一致。

2.2 区域经济韧性特征分析

1） 亚洲金融危机中区域经济韧性。计算31个省市在亚洲金融危机周期（1996~2007年）中的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图1）,可以发现经济维持性大于零的省市有11个,其中海南、北京、新疆、辽宁、青海、贵州和广西等省市经济维持性较高,除了北京、辽宁和海南3个东部地区省市外,其余省市均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河南、山西、江西等地区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1996~2007年经济恢复性大于零的省市有10个,其中内蒙古、山西和四川3个省份经济恢复性较高,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河北、山东、北京等省份的经济恢复性普遍较差,西部地区的经济恢复性也整体偏低。
图1 1996~2007年经济周期中国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空间分异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sistance and recoverability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07

分析31个省市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的相关性,可以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07）,这表明面对经济危机表现出较强维持性的省市往往恢复性较差,而遭受较大冲击的省份呈现出较强的恢复性,依据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的正负值将31个省市划分为4大类,其中仅有陕西、广西、海南和辽宁4个省份是高维持性-高恢复性类型,而天津、福建、浙江、河北等14个省市属于低维持性-低恢复性类型,由此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近半数省市的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内蒙古、山西、四川、重庆、吉林和湖南6个省市是低维持性-高恢复性类型,多数集中在中部地区;北京、广州、江苏、山东、新疆等7个省市属于高维持性-低恢复性类型。
2） 全球金融危机中区域经济韧性。全球金融危机周期（2007~2016年）中,2008年以后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由于4万亿元投资的拉动,中国GDP增长率在2010年出现了短暂的回升,此后呈现连年收窄的走势。计算31省市在第二次经济周期中的经济维持性（图2）,可以发现各省市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云南、西藏、江西、贵州等22个省市的经济维持性大于0,仅有辽宁、内蒙古和山西等9个省市的经济下行量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大部分省市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经济下行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小。
图2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维持性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sistance dur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从各省份经济维持性的空间分布状态可以看出,除了辽宁、山西和内蒙古3个水平最低的省份外,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同时沿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省市经济维持性也较低,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使得东部地区过去高速度的发展发生了变化,遇到收入水平提高后增长速度降低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而西部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弱,并且国家政策扶持较多,导致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辽宁省经济维持性最低主要是由于2016年辽宁省GDP出现了负增长,这与辽宁省2011~2014年的经济数据存在“注水”现象有关,山西省和内蒙古经济维持性较弱主要是由于2个资源型省份煤炭产能持续过剩,煤价持续下跌,工业增幅下滑。
3） 2次经济周期产业经济韧性对比分析。由于第一产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明显高于经济危机,因此文章分别计算第二、三产业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表1）。
表1 两次经济周期二、三产业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

Table 1 The resistance and recoverability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dur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维持性(1995~1999年) 恢复性（1999~
2007年）		 维持性（2007~
2016年）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北京 8.5 -4.6 -6.2 -2.2 2.7 1.5
天津 1.3 -5.6 -2.1 -1.5 0.9 4.0
河北 -2.1 -3.1 -3.4 -1.8 -0.2 4.1
山西 0.9 -1.3 0.9 -1.4 -6.6 3.3
内蒙古 2.4 4.1 8.6 -1.2 -9.9 0.9
辽宁 4.6 1.4 4.3 -5.5 -18.4 0.5
吉林 1.2 -1.4 3.7 -0.2 -6.0 0.7
黑龙江 1.0 1.5 -2.5 -2.0 -0.4 2.0
上海 1.8 -3.9 -4.4 -2.8 -1.3 0.8
江苏 2.9 -3.4 -2.7 -0.7 0.1 1.9
浙江 -0.2 -0.4 -2.8 -1.3 -0.8 2.6
安徽 -8.6 1.0 5.8 -5.4 -2.4 7.2
福建 -2.1 -4.9 0.3 -2.7 -3 5.7
江西 -6.5 -1.6 3.7 -6.5 0.2 8.3
山东 2.0 -2.5 -3.3 -1.5 -0.2 2.9
河南 -4.3 -2.4 3.4 -2.1 -1.8 4.5
湖北 -4.7 -1.3 -1.5 0.9 1.7 0.1
湖南 -4.0 -0.8 1.9 -2.8 -2.6 3.9
广东 1.9 0.6 -0.3 -3.1 -1.9 4.1
广西 -2.7 2.1 7.0 -1.8 -4.3 2.3
海南 9.9 2.2 10.9 -0.9 -12.1 5.5
重庆 1.8 -5.5 3.4 -2.6 -0.3 6.9
四川 -4.2 0.6 7.9 -2.9 -2.6 4.0
贵州 0.9 2.8 -2.5 0 6.3 1.7
云南 -0.6 -3.1 1.2 -3.3 2.7 5.2
西藏 29.2 -23.7 -6.9 -1.2 5.2 1.9
陕西 3.6 3.6 -1.0 -3.0 -0.9 3.3
甘肃 2.6 -0.9 0.4 -8.0 -1.0 6.7
青海 3.2 1.2 -1.4 -5.0 2.6 4.6
宁夏 4.7 2.5 -0.5 -6.6 0.8 6.9
新疆 3.0 4.7 -1.5 -3.5 2.5 3.4

注：研究未包含港澳台数据。

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中二、三产业的经济韧性可以发现,第二产业的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要明显的高于第三产业,其中有20个省市的经济维持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仅有12个省市的经济维持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经济恢复阶段有15个省市的第二产业经济恢复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仅湖北省第三产业经济恢复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而第三产业经济韧性明显不足。
全球金融危机中二、三产业的经济韧性特征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第三产业的经济维持性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经济维持性,所有省市第三产业的经济维持性均为正值,而仅有11个省市第二产业的经济维持性大于0,由此可见第二个经济周期中第三产业的经济韧性明显高于第二产业。总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

3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选取

区域面对经济危机所表现出的经济韧性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14],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应对危机的脆弱程度以及区域所表现出的维持、适应以及恢复的能力,Martin将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要素划分为3种类型,包括构成要素（compositional factors）、共同要素（collective factors）和环境要素（contextual factors）[38],即区域经济韧性主要由4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决定,经济结构子系统、劳动力市场子系统、金融子系统和政府管理子系统。本文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劳动力状况、金融支撑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5个方面选取12个指标分析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由于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年份在全国的排序变化不大,文章采用波峰或者波谷年份的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区位条件和外贸依存度3个指标表示区域发展基础,主要从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和外贸依存度对区域发展基础进行分析,其中区位条件用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进行表征,分别赋值3、2、1,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贸易值与GDP比值表示。选取国有企业数占比、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和研发投入强度3个指标表示产业结构状况,从企业活力、产业结构多样性和行业创新能力分析区域产业结构状况,其中国有企业数占比采用国有企业数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采用三次产业门类的单位从业人员比重数据,运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
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2个指标表示劳动力状况,由于中国对就业人员总数统计不完善,因此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劳动力的供给质量。选取外资利用总额和人均财政支出2个指标从外资和政府财政方面表示金融支撑能力,从外资和国家财政支撑两方面说明金融支撑状况;政府管理能力可以用营商环境、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表达,但难以进行量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了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强度,尤其是国有和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引导各类投资的作用,因此选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个指标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长方面表示政府管理能力,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用波峰与波谷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表示。

3.2 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运用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2种空间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均不显著,因此文章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中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进行分析。首先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连续性探测因子进行分类,其次,分别计算2次经济周期中各探测因子对中国区域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的影响（表2）,研究不同因素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强度。
表2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解释力

Table 2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影响因素 维持性(1995~1999年) 恢复性（1999~2007年） 维持性（2007~2016年）
区域发展基础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 0.162（+） 0.080（-） 0.283（-）
区位条件（X2） 0.282（+） 0.189（-） 0.228（-）
外贸依存度（X3） 0.164（+） 0.089（-） 0.081（-）
产业结构 国有企业数占比（X4） 0.003（+） 0.196（-） 0.169（-）
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X5） 0.058（+） 0.070（+） 0.035（+）
研发投入强度（X6） 0.097（+） 0.054（-） 0.095（-）
劳动力状况 城镇登记失业率（X7） 0.101（+） 0.110（+） 0.021（-）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X8） 0.139（-） 0.014（-） 0.107（-）
金融支持能力 外资利用总额（X9） 0.082（+） 0.181（-） 0.236（-）
人均财政支出（X10） 0.041（+） 0.052（-） 0.159（-）
政府管理能力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11） 0.238（+） 0.291（-） 0.30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12） 0.053（-） 0.217（+） 0.012（+）

注：括号内正负号表示相关系数的正负;研究未包含港澳台数据。

分析2次经济周期中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对2次经济周期中的经济维持性的解释力均较高,说明区域发展基础和政府管理能力对区域经济应对经济危机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在2次经济周期中,这3个因素对经济维持性的作用方向却是相反的,这与2次经济周期的特征有关系,全球金融危机对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一些。对2次经济周期中经济韧性解释力较高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亚洲金融危机中外贸依存度对区域经济维持性解释力较强,而全球金融危机中外资利用总额、国有企业占比、人均财政支出等因素的解释力较强。整体来看,影响2次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虽然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作用方向在2次经济周期中却不同。这一结果与Martin等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区域面对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是有变化的[6],这种变化一方面与区域自身的发展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危机的特征有关。
分析2次经济周期中经济韧性与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2次经济周期中各影响因素与城市维持性的作用方向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亚洲金融危机中除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个指标外,其他因素与经济维持性具有正相关,而全球金融危机中多数影响因素均与经济维持性呈负相关,同样验证了各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周期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用机理,研究区域经济韧性需要更多的考虑经济危机特征,不能一概而论。
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多数指标对经济维持性具有正向作用,而对经济恢复性有负向作用,这也验证了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的结论。对区域经济恢复性解释力较大的因素主要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占比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并且与经济恢复性呈现负相关关系。分析2008年以后区域经济维持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发现除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个指标外,多数指标对经济维持性有负向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区域的经济维持性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GDP、区位条件、外资利用总额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向指标均对经济维持性产生了负向作用。
整体来看,2次经济周期中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亚洲金融危机中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劳动力状况、金融支撑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对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韧性能力产生了促进作用,而这些因素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却对区域的经济韧性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因此区域应对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的韧性特征具有不可预测性,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危机的特性与影响范围,2008年这种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区位差异,主要影响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发达区域,因此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一定要针对扰动的特征展开差异性研究。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文章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维度测度了中国各省（市）应对1997年和2008年2次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各省市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表现出非常大的区域差异。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② 不同产业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经济韧性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③ 2次经济周期中影响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是变化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这也导致中国各省市面对经济危机的经济韧性不具有可预测性。

4.2 讨论

1） 经济韧性与经济发展基础的关系。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韧性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的相关性不强,中部地区表现出了很低的经济维持性和较高的恢复性。而全球金融危机中,除辽宁、内蒙古和山西3个省份经济维持性最低外,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经济带沿岸,这与中国的“T”字型国土开发格局形成对应,说明在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过程中,经济发展基础与区域经济韧性呈现出来较强的负相关,这与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沿岸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危机的暴露程度相对较高有关,因此在应对新的经济扰动过程中,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经济发达区域应加强政府管制,适当降低区域对危机的暴露程度,提高区域经济韧性。
2） 产业结构与经济韧性的关系。文章结果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这一结论与Martin等学者对英国的经济韧性研究结果一致,即制造业所占比重高的区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14]。这一研究结论也为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提高区域韧性提供了思路,此次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相对更大一些,如何提高制造业的经济韧性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对2次经济周期中经济韧性的影响一直呈现正向作用,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认为一个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区域会比产业结构专一化的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强的观点一致[39,40],区域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可以从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提出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3） 区域经济韧性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差异性。本文研究显示中国31省市在应对2次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经济韧性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2次经济周期中的韧性高值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一结果与Martin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区域面对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与区域自身的属性和危机的特征均有关系[14],这也导致区域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经济韧性的可预测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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