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创新有利于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优化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采用改进的DEA模型,在测度中国62个城市2003~2016年创新绩效的基础上,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62个城市的创新绩效整体上在波动中稳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② 区域协同创新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绩效与区域协同创新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专利合作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双门槛特征,科技论文合作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单门槛特征,两者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③ 科技人员流动量在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第一门槛10.088而低于第二门槛10.255时,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科技资金流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第一门槛9.427以下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显著。
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方面定量化分析中国31省（市）（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恢复性较低,经济维持性和经济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② 各省（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③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④ 影响2次经济危机中韧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
基于超越对数函数对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算,分析要素市场扭曲的空间格局和演化进程,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要素市场存在扭曲现象且总体呈现缓解趋势。从区域分布看,高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地区集中在西部地区,中等要素市场扭曲在中部地区,而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分布在东部地区及东北地区。②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Moran指数呈现波动减小趋势,要素市场扭曲邻近地区的集聚效果有所减弱。③ 对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要素市场扭曲;国有经济占比加剧要素市场扭曲。
基于2015年中国343个地区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及陆地表层系统九大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国及九大区域空气质量春季较差、夏秋优良、冬季最差,AQI季节均值呈现“U”形变化特征。② 全 国及九大区域AQI月均值变化趋势呈现“L”形特征。③ 全国及九大区域AQI日均值变化趋势呈现周期性W~脉冲型波动规律。④ “高污染”和“低污染”区域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南北分异格局。⑤ 九大区域首要污染物频次结构差异明显,频次最高的首要污染物PM2.5或者PM10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分异格局。
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全局莫兰指数、GWR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2005~2016年山东省17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绿色发展“自上而下”指令性特征比较突出,且依赖于物质消耗型规模增长,势必忽视经济要素横向转移反馈作用与产业集群效应;② 山东省绿色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俱乐部收敛特征较为突出,但其年均增长率仅为1.77%反映了产业轻型化与清型化进程缓慢,绿色发展质量提升之路漫长而艰巨;③ 山东省绿色发展经历了空间依存关系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且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态势,两极化发展特征较为明显;④ 加入空间效应的空间加权回归模型更具有解释力,人均GDP、万人R&D人员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优化提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对于绿色发展回归系数呈现负相关,实际利用外资对于绿色发展回归系数有正有负。
基于一致性标准的2个方面——物质空间建设一致性和目标一致性,评估杭州核心建成区多中心体系的规划实施结果。研究发现多中心体系的物质空间建设较成功,现状已建成15个城市级中心,具有较显著的主、副、次3个规模等级,成功引导了空间结构由单主中心向两主多副转变。但是规划目标实现不理想,外围新建的公共中心集聚水平偏低,对传统中心地区过度集聚的公共活动的疏解作用有限,也没有成功优化居住和日常公共活动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杭州是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多中心体系建设,但经济活动仍倾向于向传统城市中心集聚;城市扩张速度过快导致居住外迁的居民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居住和日常公共活动之间的空间关系。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构建包含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绿色发展、稳定开放、人口发展的五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各省域1987~2017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利用ESDA法对其时空特征进行探索,研究表明：①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12年后很多省域增速明显,但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② 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5个维度中,人口发展较好;经济结构优化稳步推进;绿色发展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但正成为主导转变的核心动力之一;经济稳定开放能力平稳上升;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较差,但在呈波动中略上升。③ 空间分异明显,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总体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逐步向内陆腹地区域梯度递减的趋势。④ 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局部空间上主要形成高高和低低集聚类型,存在较明显的交互影响关系。据此提出几点促进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基于2013~2018年淘宝村数据,从全国层面分析淘宝村发展状况、集聚特征,对淘宝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在东部地区扩张迅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规模小且发展速度慢。淘宝村在扩张的同时,也开始产生局部淘汰现象。研究期内淘宝村分布的重心和方向发生较大偏移,2015年后淘宝村重心和方向均趋于稳定。② 2015年以前淘宝村分布存在随机性,之后呈现集聚特征,并先后形成了长三角和珠三角2个H-H（高–高）集聚区,淘宝村的高速增长区出现区域固定的倾向。③ 淘宝村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集聚效应、政府政策、信息通信和人口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GDP与淘宝村发展为负向关系,道路与淘宝村关系不稳健。
以太湖流域苏锡常为例,通过构建制造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制造业污染物排放量、制造业集聚度、水环境健康水平4个指数对制造业污染物排放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通过前3个指标的叠加,得到污染综合程度指数,反映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程度和减排效应,然后与水环境健康指数进行叠加,得到制造业污染程度与水环境健康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污染程度“高”“较高”“中等”“较低”“低”区域面积分别为816.12、3 314.56、7 628.25、2 500.67和2 861.75 km 2,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77%,19.36%,44.55%,14.61%和16.71%,并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异性,太湖上游地区和环太湖地区主要为污染程度“低”和“较低”区域,中游和下游环湖区域主要为污染程度“中等”区域,中下游远离太湖的地区主要污染程度为“高”和“较高”区域;② 制造业的污染程度对水环境的健康存在重要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强烈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表现为较健康-轻污染、中健康-中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等分布面积广泛（约45%）,在空间上呈现太湖上游地区主要为较健康-轻污染和中健康-轻污染区域,中下游地区则主要为较健康-中污染、中健康-重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分布区域。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 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 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值比重降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且可达性对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升最大。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 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 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 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借鉴复杂网络理论,以铁路列车时刻表为基础数据,探讨高速铁路的开通对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结构和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结果表明：① 高铁强化了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等网络特征,各网络节点在可达性和辐射能力方面受到4种不同形式的影响;② 高铁强化了沈阳和哈尔滨的主-副双核心铁路网络结构,使得拓扑网络的离散程度大幅降低,长春、大连等城市的网络联系中心性显著提升;③ 铁路交通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区域间不平衡性增强,吉林省成为东北铁路客运联系强度最高的地区;④ 大连市拥有特殊的门户城市特征,即对外联通能力强,但未形成足够吸引力。
适应性思想和方法因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对实现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旅游地社区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文献系统分析基础上,从研究尺度、研究对象、评估方法和分析框架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评述,研究发现：① 研究尺度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小尺度研究居多,中尺度研究需加强,研究对象需要多维度融合;② 研究结合多角度框架分析,主要包括“脆弱性-适应性”“恢复力-可持续性”和“恢复力-适应性”3种类型,促进多元化评估方法在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中的应用;③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需综合多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
旅游城市是城市居民和外来旅游者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空间。根据城市发展的综合性目标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密切对应理念,构建生活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23个典型旅游城市数据,运用TOPSIS模型评价2010~2016年典型旅游城市的生活服务水平,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分析旅游城市生活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6年中国旅游城市生活服务水平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城市排序比较稳定,珠三角和长三角旅游城市的总体水平较高,但仍未达到生活服务的高水平阶段;旅游城市在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和开放共享层面的评价得分逐步上升,公共服务和出行设施的评价得分下降明显,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和出行设施的增量建设不足;大多数城市生活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来自出行设施、开放共享、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并且在出行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上的障碍度仍有增大的趋向。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基于塔里木河下游2000年、2010年、2016年3期的遥感资料,对区域内的土地类型进行分类,评估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特征,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等估算区域的社会经济评价分值。结果表明：① 自生态输水以来,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的未利用地面积变化不大,水域面积增加最显著,耕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有所增加,林地和草地的面积有所减少。② 2000~2016年,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价值有所增加,其中以提供美学景观价值和气体调节的价值增加最大,增加率分别为318.35%,312.94%;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率约为69.57%。③ 影响塔里木河下游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地理因素与农业发展水平。
采用Landsat解译的2000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和VPM模型（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Model）模拟的2000~2016年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 GPP）数据,识别出了近16 a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的空间范围,并估算了GPP的年际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退耕区和未退耕区GPP年际变化的差异,从而揭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GPP年际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2015年,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面积约3.5万km 2,占2000年耕地面积的16.8%。期间,GPP呈增加趋势,GPP显著上升区域占全区面积的67.3%,平均增速24.1 g/(m 2?a)（以C计,下同）。虽然退耕区多年平均GPP低于未退耕区,但退耕区GPP年际增速和相对变化率明显高于未退耕区,分别提高了5.9 g/(m 2?a)和1.5%。
构建1982~2015年的长时间序列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数据集和收集190 个地面气象站点的降雨数据,运用空间数理统计方法在像元尺度上分析34 a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暴雨灾害发生频率的变化与NDVI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82~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暴雨发生频率在0~13次/a,平均为2次/a。1982~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总的暴雨发生次数在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夏季。1982~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NDVI均值为0.54,植被总体生长状态良好。NDVI分布呈明显的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且总体表现为增加趋势,平均增加0.002/10a。1982~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夏季暴雨灾害对NDVI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总体来看,暴雨灾害发生频率每增加1%,研究区植被NDVI将降低0.01%,但空间上表现为苏北和山东地区显著的抑制性,而河北与广东和广西北部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