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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4: 518 - 52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0.04.003

乡村地理学理论前沿探索专栏

乡村建筑营造:认同的建构

  • 林耿 ,
  • 王念 ,
  • 产斯友
展开
  •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产斯友。E-mail:

林耿（1972-）,男,广东潮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学和消费地理学研究。E-mail:lingeng00@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6-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6-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39)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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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chitecture Tectonics: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 Lin Geng ,
  • Wang Nian ,
  • Chan Si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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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6-18

  Online published: 2020-06-1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71139)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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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建筑典型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与乡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建筑营造的过程中,往往交织着以精英为代表的权力意志、先锋理念与以草根为代表的自发、匿名行为。深受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批判地域主义影响的建筑领域,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梳理和实证这一脉络,对乡村文化地理有着积极的研究意义。研究认为,地域主义盛行时期,乡村建筑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政治与主流文化的建构仍存在,建筑营造回应为民族性的认同;现代-后现代主义混杂影响时期,村民与城市进入乡村的居民,以追求现代性和个性拼贴的方式建构碎片化的认同;批判地域主义时期,建筑师与村民则以精英设计、公众参与的方式,在建筑营造和协商中重构彼此认可的乡村新认同。

关键词： 乡村建筑; 认同; 地域主义; 认同建构

本文引用格式

林耿 , 王念 , 产斯友 . 乡村建筑营造:认同的建构[J]. 地理科学, 2020 , 40(4) : 518 -527 .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4.003

Abstract

The typical regionalism and diversity of rural architec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ural identity and place identity. From the pre-modern era to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change, population mobility, gentrification, and consumerization of space in rural areas, both rural architecture and rural identity have been experiencing 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rural architecture, the power will and vanward idea represented by elites usually interweave with the spontaneous and anonymous behavior conducted by people at the grass-root level. The architectural field which deeply influences by regionalism, modernism-postmodernism, and critical regionalis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dentity.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rural cultural geography to hackle and demonstrates this contex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non-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eriods of rural architectur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ulti-cultural identi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tectonics of rural architecture shows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ower, life practice, modernization, innovation experiment and so forth. When regionalism was prevailing, rural architecture which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hows a clear regional difference,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and mainstream culture such as the etiquette system still exist, the tectonics of architecture reflecte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ime tha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have a mixed influence on rural architecture, the villagers and the inhabitants who move from city to rural area construct fragmented identity by pursuing a modernistic and personalized architecture form. In the practice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s and villagers reconstruct the new rural identity that they accept each other by negotiating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rural architec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is ever-changing and constantly mixing, there is no bin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is complex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rchitecture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stage dominated by identity,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to the stage dominated by modernity, and continued to the stage in which modernities and traditions co-shaping a new placeness.

Key words： rural architecture; identity; regionalism; identity construction

出于寻求庇护的生存本能,人类栖居于大地,因应气候、地形、物产等客观条件的差异,初始或“构木为巢”,或“就陵阜而穴居”,体现了原始建筑营造对自然环境、地方材料与自身技术手段的适应性。随着人类社会的渐进发展,乡村聚落与地方民居的营造活动,已不止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特定族群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文化等人文要素,同样发挥着或显或隐的强大作用。文化地理学对建筑的研究可追溯至伯克利学派描述并绘制不同建筑风格的地理分布的工作[1,2]。其后,新文化地理学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符号学及文化人类学中汲取灵感,将建筑视为一种社会产物或可解读的文本[3],强调建筑是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以及建筑表征体系的作用[4,5],身份认同及其建构成为建筑地理研究的中心主题之一,作为建筑话语的主要隐喻和主题之一,身份的建筑可以与空间的建筑和语言的建筑相媲美[6]。回应上述理论主张,国内外文献从符号学的象征意义、生产和日常居住实践等视角探讨了不同风格乡村建筑与多元主体的认同表达与建构过程。但已有个体研究之间是相对孤立的,研究者仅关注一定时期、某一建筑风格与特定主体（居民、建筑师等）的认同研究[7,8,9]。而乡村建筑与认同是动态的,伴随着乡村经济发展、人口移动、士绅化、乡村空间的消费性转变等过程不断地经历再生产与重构,其重构过程除本地居民外,越来越牵涉到游客、建筑师、城市移民等多元主体,因此,有必要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动态地、综合地考虑多元主体的认同建构过程。
在建筑的发展与变迁中,地域性是其核心话题之一。建筑的地域意识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通过建筑的特性表达政治立场或地域身份;20世纪80年代在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普世文明及后现代主义建筑符号拼贴中形成了批判地域主义理论,主张调和现代文明与地域文化。长久以来地域主义建筑的探索一直与地方、身份等主题有着紧密的勾连,其强调的地方个性与特殊性,通常回应着不同历史时期行政疆域或主导文化上的“大一统”趋势,某种程度上暗含着不同尺度地域社会群体的地方精神归属意愿与身份认同诉求。乡村建筑具有“风土的（vernacular）、匿名的（anonymous）、自发的（spontaneous）、本土的（indigenous）、乡村的（rural）”等特质[10],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地域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乡村建筑营造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暗合或者接受西方相关建筑理论的主张,包括“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些主张也与文化地理的地方认识有着学术上的呼应。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多样化的地域建成环境的吞噬,乡村建筑成为地域主义探索的重要阵地。当前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士绅化现象也悄然兴起,由本地居民、游客、城市移民和建筑师等多元主体权力交织而影响和营造的多种样式并存的乡村建筑,反映了处在同一个社会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对于乡村的意义以及地方的认同[11,12]。而这种认同和意义诉求的冲突与协商关联着乡村建筑的发展及地域传统的延续与更新。
综上所述,本文以“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为脉络,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解析从前现代到当下社会乡村建筑营造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文化、身份和地方认同的内涵、协商与冲突,以期提供中国乡村建筑研究与建造的新思路。

1 研究方法和案例

1.1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以地域主义理论流变与文化认同理论为主线,梳理国内外建筑学界和地理学界有关乡村建筑营造与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关系的文献,总结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筑理论影响下乡村建筑营造中认同的建构方式。第二,非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研究团队分别于2017年8月上旬和2019年7月中旬赴浙江富阳文村和广东梅州种玊上围进行实地调研。首先,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收集了2个案例地村落布局、建筑空间组合、结构及装饰用材等一手资料;其次,分别入户考察古围寨（17户）和文村（21户）村民,并与两地的副镇长、村委书记及村民进行深入访谈,获取受访者在乡村聚落、建筑营造与地方认同等方面的信息,最终形成约6万字的访谈记录,以分析各类主体分别对传统聚落建筑营造、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营造的态度和实践,解释当代乡村营造中认同的建构方式。

1.2 研究案例

种玊上围是粤东北地区潮汕与客家文化过渡区域围寨聚落的典型代表。该围寨始建于清代顺治年间,建筑整体布局与聚落形态清晰呈现风水观念、宗法礼制对传统建筑营造的共同作用,是分析传统乡村建筑的合适案例。文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沿溪建有40多幢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2012-2016年中国建筑师王澍主持完成文村古村落改造项目,建成24户新民居,是分析乡村批判地域主义建筑的典型案例。

2 地域主义与乡村建筑的认同建构

关于“地域”建筑的学术主张,首见于距今2 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Vitruvius的《建筑十书》[13]。他指出地域环境的优越性决定了罗马帝国政治霸权的正当性与罗马建筑的普适性,认为建筑所属“地域”的气候与物质环境,成就了建筑的多样性。出于为庞大的罗马帝国建立通用建设规范的写作目的,建筑师支持将古罗马（“古典”）建筑作为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普遍适用的建筑典范,广泛应用于帝国的其他地区。这一自相矛盾的地域性建筑论述,成为千载而下关联地域环境与建筑多样性研究的起点。

2.1 民族认同和乡土传统主导下的地域建筑营造

随后的西方地域性建筑发展,更多的呈现出对抗教宗与君主集权的地方政治与城邦独立色彩。特别是12世纪中叶罗马城内的克利斯奇府邸的建造,被Tzonis定义为“第一份地域主义建筑宣言”[14]。那些作为“地域主义”符号的古典建筑要素,却成为遍布西方世界的新的普适性标准。基于古典柱式构图的文艺复兴与继起的法国古典主义影响遍及欧洲,18世纪早期英国“如画”风格的地域主义、德国浪漫地域主义,注重突显本民族特性,塑造独特的民族认同。19世纪中叶,这种结合民族独立的浪漫地域主义,逐渐蜕变为高度民俗化的、用于商业宣传与大众消费的表象性商业地域主义,这在19世纪下半叶历届国际博览会中得以明显体现。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治地域主义,采用“民族建筑”和“祖国建筑”的形式,对抗其时初兴的现代主义的国际化态势,地域主义由一贯的地方“抵抗”演变为种族“压迫”,仿佛重现古罗马帝国时期自命为主宰者的霸权征服。
在西方地域主义演变的背景中,地方与普世、地域与认同作为一条主线,清晰地展示了主流建筑对政治秩序的回应。政治是建筑营造的核心力量,而地方性则更多体现在民族的认同上。乡村建筑与地域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英国,Papworth很早就关注到“地域农民住宅的传统”与家的关系[15]。随着Devey“将地域建筑元素及材料运用到村舍设计中”,村舍地方化的多功能空间、材料等受到一些建筑师的认可,形成民居地域主义运动[15]。但是,乡村建筑在早期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作为精英阶层建筑师的视野[7],许多建筑营造遵循着一套日常生活实践中共同的规则体系,其规则通常通过口述和实践代代相传[16],匿名特征明显。但传统乡村住宅的结构简单朴素,以经验而非理论为基础,其建造过程中融入地方多样化的价值观和实践,形成了多种建筑风格,成为地方特色的代表[17],其所根植的地方感,是对乡村美学的有益贡献[18]。随着历史的演进,地域主义的主张逐渐渗透和长久影响到后期乡村建筑营造的实践之中。

2.2 礼制秩序和人地观影响下的地域建筑营造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乡村建筑,展现出清晰的地域差异,但也同样有着主流文化的笼罩性影响。若以符号、规范与价值观3个层面来理解“文化”,其影响在汉族乡土聚落与民居多有体现。其一,院落作为汉族民宅典型的构成符号,以轴线控制,以明尊卑,以别内外,是对儒家礼制思想影响下的宗法制度家庭形态的空间适应[19]。民居的院落布局,与宫殿、宗庙、陵寝等各种建筑类型异类同构,体现了“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结构特征[20]。始自西周的建筑等级制度[21],明确了由天子到庶民等不同阶层,在诸如建筑规模、屋顶形式等方面的规定,宗法社会礼制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士绅、庶民阶层为主的乡村建筑的形态。其二,“风水”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环境意识与价值观念的体现[22],它“糅合了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的哲理学说,通过审察山川形势、地理脉络、时空经纬,以择定吉利的聚落和建筑的基址、布局”[23]。图1所示的种玊上围显示了院落符号惯性、宗法礼制与风水观念对传统乡村建筑择址、布局与营造的综合影响。这一围寨建筑以三开间合院为基本组合单元,以宗族总祠居中形成对称布局,基于风水考量,以场地东侧主峰与西向远端山峰连线作为中轴来选址定位,枕山、环水、面屏,中轴对称内向围合,整体布局既有潮汕与客家民系聚族而居的地方特征,又体现了遥承中原的宗法礼制思想与负阴抱阳的风水观念。
图1 广东梅州种玊上围（a）及局部景观（b）

a来源于http://www.chaokehui.com/thread-54316-1-2.html;b来源于调研拍摄

Fig.1 Zhongsu dwelling in Me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2.3 中西地域主义与建筑认同差异分析

前现代社会中,西方地域主义虽尚未直接影响中国的建筑界,但中国乡村同样体现了类似于西方建筑地域主义下的政治权力建构,不同的是,建筑地方性与西方不同民族的认同有着紧密关系,而中国大多时期彰显的是一以贯之的礼制秩序。在汉民族的文化影响下,导向了中国乡村聚落与建筑在空间组合、择址布局等诸多层面的共同特征,但在其他影响因素（如地方气候、地貌等）的综合作用下,各地民居又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地域性特色。这种由本地匠人口耳相传的乡土营造传统以及建基于此的地方建筑,有着对传统家庭生活的顽强适应性,它既作为地域文化的鲜明表征,又以此巩固了特定群体的族裔与地方认同。这种地域特征一直惯性延续到当代乡村。在乡土传统影响下,日常实践经验对西方乡村建筑营造的主导作用明显,但这种自发的经验缺乏系统有序的传承脉络,难以持续发展。中国乡村建筑不仅带有浓郁的主流文化色彩,而且将多元地方性融入其中,对后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从地域主义与建筑的认同建构视角看,中国乡村的文化韧性更强、更具可持续性。

3 现代-后现代主义与乡村建筑的认同建构

现代主义建筑起源、发展于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倡导摆脱建筑传统的束缚,采用新的技术与材料,发展建筑的功能主义与理性主义以适应工业化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24]。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界开启了对正统现代主义的平淡无味的反思和抨击[25]。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主张引入部分古典主义建筑形式或符号,抵抗国际风格所导致的世界趋同、地方与民族特色消退等积弊,但后现代主义在照搬古典或地方语言的建筑创作时,自身也受困于手法肤浅、无趣的被动局面[24]。现代-后现代主义混杂的复杂影响,席卷20世纪末期的中西方的建筑界,也渗透至乡村之中,这种影响一方面是通过村民主动建造的方式,另一方面是通过城市居民进入乡村建造的方式。

3.1 乡村建筑自主营造中的认同

随着全球化对乡村的渗透,乡村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加之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乡村住宅在对传统的坚持中呈现出新面貌。在乡村社会内部,地方精英或其他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最先接触新的建筑观念与建筑风格,其新型住宅建设影响了整个村庄的审美与品味[26]。村民新建住宅通常使用混凝土、瓷砖、水泥等新材料。这种偏好除经济和功能上的原因外,还隐藏着意识形态动机,象征着生活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人们往往通过建筑的变化来描述地方的发展以及他们自身不断上升的阶级地位[27]。
新建住宅在外部样式上也与地方传统建筑相去甚远,主要表现为对发达国家或城市建筑风格的模仿。在墨西哥乡村小镇Vista Hermos,移民到美国的当地人汇款回家建造他们“梦想中的房屋”,以柱子、塔楼等异域建筑风格或前草坪、地下车库等美国生活方式的元素宣告移民在国外的成功和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8]。同样地,在葡萄牙、菲律宾等国家,农民用在外辛苦挣来的工资在他们的家乡盖新房子,从未离开过当地的居民也会受到乡村空间变化的影响[26]。Walmsley对村落中非移民的研究显示,一些非移民家庭也在经济能力内以“移民建筑”的风格建造房屋,对他们来说,“移民建筑”的象征力量似乎是一项宝贵的社会资产[28]。对象征性建筑元素的重视即体现了村民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和审美感受,这些新型住宅所有者将自己定义为家庭和社区中成功的人,并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表达他们的新经济地位,体现了一种积极进步地的自我身份认同[29]。与此相对,在当地农民看来,乡土材料和原生地域性乡村住宅以其“贫穷”“落后”的象征意涵,构建了一种消极的自我身份认同[27,30]。传统的乡村美学,如简单、诚实和旧式的品质也常常被乡村居民所排斥,因为它带有贫穷和剥夺的联想[31]。
受现代-后现代主义影响,村民在乡村建筑营造过程中,更倾向于以经济与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现代性的认同,并对其进行符号化的拼贴,住宅成为村庄象征性视觉经济的一部分,成为居民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提升的象征,成为一种积极的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而传统的地方建筑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土壤。

3.2 乡村建筑外来营造中的认同

随着拥挤、嘈杂、污染、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等现代城市问题的暴露以及旅游的发展,城市人口开始寻求向乡村的回归,他们或者藉由旅游推动地方政府或企业改造乡村住宅空间,或者移居乡村直接塑造乡村住宅空间,成为促进乡村住宅建筑空间重构的新兴力量,在乡村语境中协商身份和归属感[32]。
外部主体推动乡村住宅空间的转变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对传统乡村建筑进行改造,二是建造新住宅。开发商为适应外来者的需求,强调明亮的油漆、玻璃窗、门廊和使房屋朝向山、水等自然景观,以迎合游客或迁居者对乡村本真、自然地认同需求[33]。新建住宅通常要求低密度的居住模式,使用传统建筑材料或在装饰部分展示乡土元素等手段突出乡村田园风光的主题,而内部功能通常是现代化的[34]。如,在西班牙西北部农村,新建的住宅建筑立面表面是老式的瓷砖和石头,而现代车库则隐藏在带有雕刻品的旧门和窗户后面,并在墙壁和立面上展示农具等乡土元素以唤起悠闲的乡村生活的想象[27]。此外,拆除旧建筑,建造新的现代别墅也是常见的做法[35]。
外来居民将乡村生产领域视为审美景观,乡村作为“田园牧歌”“自然”“养育孩子的理想之地”的象征而得到城市移民的高度认同[36]。他们将乡土作为一种美学范畴来展示,突出石头外墙、木门和其他乡土元素。这个过程伴随着乡村空间的消费性转向,乡村地区经过重塑、包装而销售给城市中产阶级。消费改造后的乡村以怀念更简单的农村生活的浪漫化想象为中产阶级提供身份认同的来源、共享的生活体验、社会空间和群体成员[37,38]。其中建筑加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并将他们与邻居区分开,在建筑环境中创造了中产阶级身份的文化表征[39]。
同时,新的定居点冲击了传统的乡村实践和当地居民共享的资源（土地、开放空间等） [35,40],导致社区身份与文化的变迁[41]。时尚精品店、昂贵的美食餐厅等建筑随现代消费模式被带入乡村而涌现,当地人认为这使得当地脚踏实地的文化融入到城市廉价的时尚中。且由于外来居民很少参与当地乡村活动,当地人觉得社区的整体友好度和社会凝聚力正在下降[34]。一位在Missoula生活了20 a的作家在访谈时指出,“仅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我在Missoula所热爱的一切现在几乎都已被侵蚀殆尽”[39]。在现代-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中产阶级以自身生活方式为基础对乡村展开想象并营造建筑,在传统乡村中嵌入了对现代性的认同。与外来者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想象不同,新居民的侵入与当地人在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以及情感上的割裂,导致了当地人地方身份的边缘化和地方认同的危机。

3.3 中国乡村建筑营造的响应与认同

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隔绝数十年的国门重新开启。中国建筑界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出路,用现代的材料来表现传统的形式,或加入文脉和符号”,以求让中国的建筑现代化,并大踏步赶上西方风头正劲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指引,“从传统中寻找文脉和符号,就成为当时建筑师的主攻方向”[42]。自1920年代“民族复兴”运动后,国内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再次兴起,在未及消化现代主义的内涵之时,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学界提供了貌似契合的理论助力。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城市,在西方现代主义方盒子建筑的挤压下特色丧失,此时后现代主义理论关于历史象征、文脉等概念提供了恢复传统的理论基础[43]。这一理论鼓励对过去与地方的迷恋,推行简化而媚俗的浮浅符号引用,在各地城乡商业开发与旅游区建设中被广泛运用。与西方乡村经历的过程相仿,对中国龙州县城及其周边乡村的民居研究显示,当地居民自主建造的法式民居以其独特的外观和舒适的居住体验,象征了与城市的拥挤、嘈杂相反的悠闲、自在的乡村生活,强化了当地人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和对龙州的地方认同[9]。开平传统碉楼与村落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进行保护与旅游开发后,激发了当地人的自豪感。但在开平地标的投票中碉楼获票率远低于现代的半岛酒店,当地人认为碉楼作为“过去”的代表,难以融入现代的生活方式 [44]。
现代-后现代主义这种对现代技术、民族形式、地方特色的追求及传统符号（包括西方古典建筑符号）借用,在当代乡村建筑的设计介入中,仍然被水准参差的规划师与建筑师所施行。譬如粉墙黛瓦、传统装饰元素等等,常见于近年来的乡村建设之中。现代主义风格的乡村民居（图2a）,采用空间组织的抽象形式语言,展示了当代营造技术的进步,以及建筑营造对现代生活的协调与适应;或者在民居外形中借用罗马柱式与宝瓶栏杆等欧式元素（图2b）;或者新村建筑造型中引用马头墙等徽派民居传统符号（图2c）。相较于悠久的乡土建筑传统,简化而直白的现代-后现代主义的乡土营造,体现着设计人员或建造主体在地方认同建构上的努力,也得到了乡村多元主体的响应。不过,这种自觉建造的地域性呈现,过于碎片化,已近于用于商业宣传与大众消费的表象性商业地域主义。与早期地域主义不同的是,现代主义阶段的乡村建筑营造逐渐淡化了地方性的认同、以及对主流文化的归属,更多的是在对现代性追求和乡村性想象混合作用的自我彰显,这种个性表达延续到后现代主义阶段随意拼贴式的营造。纷繁多元的乡村建筑景象,折射了深层次文化认同的迷失。
图2 广东佛山大沥新民居（a）浙江富阳文村民居（b）广东韶关乌石岭新村（c）

a 来源于https://xw.qq.com/news/20160110027769/NEW2016011002776900; b、c为调研拍摄

Fig.2 Dali new dwelling in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a), Wencun dwelling in Fuyang, Zhejiang Province(b),Wushiling new village in Shaoguan, Guangdong Province (c)

4 批判地域主义与乡村建筑的认同建构

4.1 批判地域主义下建筑师精英群体的认同

20世纪中叶后的批判地域主义认为后现代主义在矫正现代主义无视场所、模糊文脉的弊病时,自我也陷入浮浅表面的历史符号引用的困境之中,主张基于对“场所”的深刻理解重新审视地方性[45]。深受乡村民众欢迎的现代-后现代主义建筑,即被建筑师批评在美学上很糟糕,这些建筑的出现反映了当地价值和传统的丧失[46]。“批判的地域主义”也有别于纯然怀旧式的乡土建筑,它是世界文化在建筑实践中的地方性折射。作为对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边缘性实践,批判的地域主义仍然吸收了现代主义建筑解放与进步的内容,它是在接受现代主义建筑同化的前提下对地方文化的融合与重新阐发;它强调“建造在场地上的结构物能建立一种领域感”,使建筑有能力对场地地形、气候与光线做出反应。尽管它不赞成对地方乡土感情用事地直接模仿,但为了创造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世界文化’”,它并不排斥插入一些对乡土要素或外来资源的再阐释,以培育“一种当代的、面向场所的文化”[45]。

4.2 中国建筑师与村民协商下的乡村新认同

由于乡村建筑长期存在的保护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学界开始探索乡村建筑设计的新突破[47]。批判地域主义对近几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有着颇受业界称誉的直接影响。林君翰的四川巴中金台村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陈浩如的浙江临安“太阳公社”的在地营造等,或强或弱地呈现出“自省的”地域主义思考。他们摒弃了乡土或民族建筑符号的套用,而是运用立足当下的现代设计语言,以地方材料的在地建造,完成对“地域性”认同的当代阐释。
深受批判地域主义影响的中国建筑师,所探索实践的乡村建造通常由政府支持结合村民的居住需求,协商设计民居的形态与功能。杭州富阳文村改造项目即是此类建筑实践的代表之一。王澍主张用“自然生长”的方式引导新民居建造,在不重建过去的同时,以创新的方法延续老村的文脉。具体而言,首先,新村在整体空间形态上延续旧村的空间肌理[48],外观上灰、白、黄3种基础色调也较好地呼应了旧有建筑。其次,新民居的建筑材料着重使用夯土墙、木材、竹子等当地传统建筑材料和技艺[49]。第三,建筑内部空间和功能安排上,包括存放农具的仓库、工作间,王澍坚持保留了传统民居中用于社交聚会的堂屋,并根据居民需求增加了一间看电视的起居室[50]。这种对传统文化开放式的保护,在适应农村生活,坚持文化传承的同时,顺应了村民新的生活方式。
在王澍设计的文村新建民居中,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结合了砖石瓦土木等传统材料,体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的设计主张——寻求今古的气韵相合,而非直接的仿写或符号引用（图3）。整体设计和建造折射出王澍作为建筑师的“乡村理想”,即通过乡村建筑的传承与发展保持我们的中国文化身份[51]。精英主导式的乡村建筑所营造的文化认同力求与传统文化认同相统一。对搬入新文村的居民来说,他们认为新房子更适合居住,且民居改造带来的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日常生活品质的提升,使得村民认可了这种建筑形式:“后来到真正的从心底里接受的时候呢,就是去年的那个冬天……那个设计师全都装好了之后,那（我）到他们家里去看那真的是很漂亮,这有些老百姓的肯定的,有些想不开的还是想不开,有些还是想开了”（受访者:村民）。
图3 王澍设计的浙江富阳文村新民居

来源于调研拍摄

Fig.3 Wencun new dwellings designed by Wang Shu in Fuyang, Zhejiang Province

既往文献反映,建筑师对乡村建筑的认同基于审美和文化传承的逻辑,而居民更多是基于经济性与舒适性的逻辑而形成积极的认同,但二者在乡村文化认同中最终达成了一致[27,46,51]。通过对文村村支书的访谈结果获悉建筑师文化认同与村民乡村归属感的冲突和协商。批判地域主义思想影响下建筑师对乡村的地方和文化认同,从一开始村民对改造的抵触到对新村欣喜的接受,反映了精英群体对文脉的新理解是有可能得到大众认可的,新的认同能够在建筑营造的过程中得以重构。但建筑师仍难以将文化认同与经济实用完全统一。访谈中文村居民对新民居建筑材料的适用性、建筑空间功能划分等的态度进行表述,村民对新村的认同除了美观之外,旅游经济上的回报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在房屋安全性、生产服务功能（农作物储存及晾晒）、耐用性等方面,对建筑师所称道的材料应用并未完全得到良好的响应。

5 结论与讨论

第一,乡村建筑营造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因应时代发展、内涵持续变化的过程。各种彰显主流文化的地域建筑和自发自主的个性建筑,既反映丰富多彩的地方差异,也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地方认同的文化基础。从前现代到当下社会,乡村建筑营造过程中,混合着不同时代和语境下复杂的身份和地方认同。从地域主义盛行期间自上而下式的民族地域认同、现代-后现代主义混合影响下村民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表面符号拼贴式的草根式认同、到批判地域主义影响下建筑师与村民对乡村文化的协商,可以发现,乡村的文化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混合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之间二元式的分析框架。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乡村建筑营造从身份认同、乡土传统传承、人地关系共识为主导的阶段逐渐让渡于现代性主宰乡村性的阶段,延续至当下现代与传统共塑新地方性的阶段。
第二,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文化认同的框架下,乡村建筑的营造展示了政治力量、生活实践、现代化、创新实验等不同方式的建构作用。从长时间尺度上看,虽然地方的认同具有“多样性与动态性”[12],鲜活的地方生活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在民族地域主义、现代主义深度影响的时期,政治权力的规制和功能主义的引导,仍使乡村建筑营造中显示出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在现代主义时期,先进技术、现代都市经济和生活方式,将日新月异的乡村建筑统一建构成彰显现代性的物质符号;在新近的后现代主义和批判地域主义影响时期,乡村建筑的地域性边界日益淡化,乡村处于多元主体建构的过程,文化认同呈现出经济实用和个性化的特征。
第三,多元主体协商的模式,使乡村建筑营造了一种更为开放、更具创造性的文化认同。在全球与地方的碰撞中,乡村地区的住宅建筑的功能、形式被不断更新与重构,其过程交织多方主体文化认同的分异乃至冲突。如何协调各方认同与利益,使乡村焕发活力是乡村建筑也是整个乡村地区发展建设的目标。当前,中国乡村地区正在经历与许多西方国家农村类似的发展历程,人口流失、传统价值观衰落、士绅化等问题开始涌现或突出。在“美丽乡村”等乡村振兴政策下,建筑作为乡村地区重要的物质、文化资源,在乡村地区的重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经济逻辑下乡村对文脉传承的漠视和文化认同的缺失,建筑师或追逐利益、或过于审美化的乡村认知以及城市居民对乡村田园诗歌的浪漫主义想象,二者的交织与冲突,造成了乡村身份的模糊与尴尬,为乡村重建带来众多阻碍。乡村建筑虽然仍具有自发性和匿名性的特征,但随着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建筑师精英群体的力量正在逐渐彰显,我们期待有更多“文村模式”的出现,在多元主体的充分协商中寻找到乡村的新发展和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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