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居民出行特征是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是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乡村交通规划的重要依据。采用2016年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119个建制镇的村镇居民的跨区域出行规律,揭示村、镇、县、市之间相互联系特征,并应用多水平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eologit）,分析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小城镇服务设施供给、区位和对外交通便利性对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频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地区传统地域系统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村-镇-县”等级结构模式依然是主体,但“村-县”和“镇-市”的联系在增强;对村庄居民来说,县城一级服务地的服务和商品的重要性凸显;乡村居民跨区域出行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和西部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居民的出行频率高于中部地区,平原和丘陵地区居民出行频率高于山地、高原地区,地区间差异随出行目的地等级提高而更加明显;随着“村村通公路”的基本全覆盖,地理区位和交通设施条件不再是影响居民城乡联系的主要因素,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出行需求、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拥有率提升等因素对居民跨区域出行的影响在增强,通过“大修大建”乡村公路来促进城乡联系的传统做法需要进一步深思。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客体和主体系统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机理,并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中需关注的要点。结论如下:①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即为适应城乡发展要素的变化,行为主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等手段调整村镇空间等级体系及干预单体聚落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具有重构内容复合性、重构目标多元性和重构过程复杂性的特点。②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并根植于所在乡村地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客体系统的约束框架之内,凝聚着利益行为主体间的博弈、对抗、竞争与合作关系。③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关系,充分重视聚落的文化和生态价值,有效发挥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以促进新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
乡村建筑典型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与乡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建筑营造的过程中,往往交织着以精英为代表的权力意志、先锋理念与以草根为代表的自发、匿名行为。深受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批判地域主义影响的建筑领域,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梳理和实证这一脉络,对乡村文化地理有着积极的研究意义。研究认为,地域主义盛行时期,乡村建筑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政治与主流文化的建构仍存在,建筑营造回应为民族性的认同;现代-后现代主义混杂影响时期,村民与城市进入乡村的居民,以追求现代性和个性拼贴的方式建构碎片化的认同;批判地域主义时期,建筑师与村民则以精英设计、公众参与的方式,在建筑营造和协商中重构彼此认可的乡村新认同。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进行城乡共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科学评价城乡耦合程度,明确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提炼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3方面入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健康有序运行是实施乡村振兴、营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质基础和载体,精准控制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发展是关键。综合社会学、哲学、系统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建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逻辑认知概念模型,对其演化的逻辑起点（人地关系）、逻辑顺序（时间、空间和流三维分析）以及流驱动机理进行质性研究,探寻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的内在本质;借鉴耗散结构理论和熵变理论,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熵变模型并作出相关释义,为研究人地关系系统演化提供思路,以丰富和拓展乡村地理学的理论。
采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方法,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热点及理论发展脉络。在全球化和逆城市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发展转型与空间分化过程,其研究热点和主要理论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于乡村农业去中心化和逆城市化过程,延续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监管理论和根植于浪漫主义运动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主张占主导,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兴起了社会文化转向的“他者”研究;进入21世纪,在网络视角转向下,全球尺度的乡村分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综合研究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议题及理论切入主要涉及全球乡村、乡村重构、乡村分化、多功能农业、舒适性迁移和创新理论等;近10 a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背景下,危机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得以较大关注,衍生出可持续生计、社区恢复力、脆弱性、生态经济、生物经济等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理的学科发展需集成多学科方法与理论,融合中西方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核心指导,全面深化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空间的分化、重构、治理的过程、动力和综合效应及其优化调控机制,发展中国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不断增强,在国家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政策导向背景下,乡村聚落逐渐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转型态势。探索不同类型乡村聚落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扰动,揭示其转型的多元路径是现代乡村地理学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韧性理论为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对于探究乡村地域系统如何抵御和化解内外部扰动,提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在阐述韧性概念、理论基础上,提出从韧性理论视角探讨乡村聚落多功能转型,开展乡村聚落韧性的系统性研究,并从韧性的尺度关联以及相互作用机制分析乡村聚落韧性的测度,围绕韧性视角下乡村聚落的适应性转型及内在机制,为乡村发展寻求与扰动冲击相耦合的适应性转型路径,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治理依据,丰富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
全球化是推动乡村地方重组的重要因素,但国家政策深刻影响乡村地方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与景观。立足已有研究,围绕“全球化-国家乡村政策-乡村地方重组”之间的关联,通过梳理全球化与中国乡村政策演化的互动关系,分析乡村政策的地方实施过程,总结乡村地方工业化、休闲旅游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典型重组类型及其面临的不确定性。认为早期农村改革耦合全球化引致的城镇化进程,解决了农村温饱和人口“过密化”问题,推动部分乡村工业化,参与国际分工;持续的深化改革与地方动员,加快了先进技术和生产要素的应用,促进了农业规模化与专业化,并嵌入国际市场;乡村旅游的兴起,促进部分乡村复兴和国际元素的进入。农业收益的增长与稳定、老年农民有序退出以及新业态的就业容量将是乡村振兴的潜在制约因素。
在人类聚居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土地利用转型等理论基础上,从物质-社会空间耦合的视角阐释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内涵及其表征要素,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乡村聚落空间从同质同构转向异质异构的基本特征,剖析外缘拉力、内生推力和系统突变力综合作用下的乡村聚落转型驱动机制,设计乡村振兴目标导向下乡村聚落转型分区、分类、分模式的路径体系。研究认为,乡村聚落转型应该调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协同演进,着力提升乡村聚落的内生动力和应对外界干扰抵御、适应和转型的能力,分类、有序的推进乡村聚落多元化发展并驱动乡村振兴。
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倚仗于良好的乡村治理。从本质上认识乡村治理,需要把乡村治理放置于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量。目前中国出现的种种乡村发展问题和治理乱象,某种意义上是传统中国乡村在遭遇迅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不适”之后的必然反应。从现代性与认同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重点探讨现代性进入乡村后的诸种遭遇,聚焦现代性对乡村4种类型治理主体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从“当家人”向“代理人”转变;作为“资本下乡”的主体,返乡创业企业主难以站在村民的立场推进乡村治理;外出务工人员因为思想分化、凝聚力差,成为乡村治理的阻梗;留守者因为“能人”的标准发生变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最后,着重分析村民基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角度是如何面对和调试现代性,从农民文化认同、治理主体性形塑和外部支撑条件等方面提出优化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
英国是全球乡村景观建设和发展的典范。从地理学、生态学及规划学等综合的视角出发,首先从社会背景上分析二战后英国乡村景观的演变轨迹;其次从学术背景梳理英国乡村景观的研究历程,并从学科角度提炼不同阶段的研究重点及研究特征;最后从研究趋势方面讨论学者们最新的研究议题。在梳理和总结英国乡村景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乡村景观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以经济发达区江苏省扬中市为例,基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及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GIS空间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居民生活质量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功能水平空间格局进行定量测度及关联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各单一功能水平不等,空间形态差异显著;“三生”功能水平整体较低,高值区分散,低值区长江沿岸、建成区周边集聚,与生产功能高低值集聚区空间重叠度高。② 扬中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感知总体为中等水平,相邻村域生活质量感知趋同,高值区集中于三茅街道及五一村、丰乐村等地,低值区呈零星散布状。③ 研究区“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主观感知整体空间关联密切,局部因地域分异及公共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差异有所偏差,未来仍需因地制宜强化管理,协调区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关系。
农村贫困与减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基于农户及致贫风险的文献梳理,从区位、社会和劳动力3个要素维度构建了农户致贫风险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484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风险,提出有效减贫和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发现:① 海南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但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较充裕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较高,女性务工人口较多,农户自身脱贫致富的发展动力不足。② 海拔高度200 m以下、男性户主、拥有残疾或患病成员、务工人口比例低、女性务工人员占比高、以及单位劳动力供养学生数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致贫风险。③ 研究未发现女性户主、少数民族、低受教育水平户主、大型规模家庭有更高的致贫风险,女性成员比例、抚养比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影响较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化和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加强针对农民工、女性务工人员和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减贫政策制定实施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对农业产业集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四阶段”模型及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挖掘了“寿光模式”的“集群”本质。结论表明: ①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首先是从农业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演化; ②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是农业集群及其创新体系形成的第一步。创建产业网络是农业产业集聚和专业村向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备步骤,农业创新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农业集群走向成熟; ③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也经历了这4个阶段。各类各层主体通过知识增长、知识流动和知识采纳提高自己的内生能力和外部契约关系,并通过知识和创新网络实现五大维度上的协同创新,一起促进企业（农户）、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空间“五位一体”的协同演化,是农业集群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选取元阳哈尼梯田稻作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粮食地理学的农产品生产-消费网络理论,通过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多元主体在本土农业生产消费领域中的策略及行为,解读其中的社会建构现象。研究发现:农业生产领域中多元参与特征显著,优质稻种的人为筛选、种养品种的多样化以及土地流转的推广均为政府、村民和外来企业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共同协商达成的策略,不同行动者共同利用与改造着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农产品消费领域中,政府和企业逐步承担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后续工序,国有资本完成农产品的收购、加工与包装,外来商业资本负责建构商品品牌,满足目标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以曲沟镇多期高清遥感影像、问卷访谈及大量一手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型矩阵等方法,剖析了研究区1991-2017年“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引导其“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以工矿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增量显著,总体呈现高速扩展、局部集聚及多样化发展态势;② 生产空间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工业两强并存,工业生产空间嵌入到农业生产空间中形成“马赛克”式格局;③ 生活空间演变呈现空间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的趋势;④ 生态空间的变化则具备面积缩减与质量下降2个特征;⑤ 工业镇“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是乡村能人带动、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依赖累积、政府宏观调控及综合地理条件约束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