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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1 , Vol. 41 >Issue 3: 493 - 503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1.03.014

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

  • 赵书虹 ,
  • 白梦 , * ,
  • 阮梦枝 ,
  • 钱海燕
展开
  •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白梦。E-mail：

赵书虹（1975−），女，云南昆明人，教授，硕导，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0-10-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5-1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JY208）资助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Yunnan Province

  • Zhao Shuhong ,
  • Bai Meng , * ,
  • Ruan Mengzhi ,
  • Qian Ha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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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an of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17

  Online published: 2021-05-11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0BJY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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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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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旅游资源; 生态安全; 耦合协调; 障碍因子

本文引用格式

赵书虹 , 白梦 , 阮梦枝 , 钱海燕 . 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J]. 地理科学, 2021 , 41(3) : 493 -503 . DOI: 10.13249/j.cnki.sgs.2021.03.014

Abstract

The complex ecosystem composed of na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rich tourism resourc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ut also provid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near weight,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rend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sixteen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Although 87.50% of the states and cities are in the stage of moderat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ends to be stable and presents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Kunming as the core. Thus,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② Except for the tourism areas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Yunnan,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other four tourism areas are gradually narrowing from the loc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hows a certain “diffusion effect”. ③ The obstacle degree of 50% of the states and cities’ tourism resourc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ation degree > grade degree > type > abundance”. On the aspec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obstacle degre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are the low qu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of tourism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erfect respons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security.

Key words： tourism resources; ecological secur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obstacle factors

生态安全是由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不受威胁的健康状态[1]，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生态安全建设，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在旅游产业发展中，随着大众旅游的持续发展，旅游开发与旅游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旅游地生态安全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现有研究主要以环境−社会−经济模型、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等为指导，通过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的旅游承载力、影响因素等进行探究[2,3]；研究对象涵盖了湖泊、森林等多个生态系统[4,5]，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成果。同时，随着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的不断增多，国内学者开始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旅游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其中，部分学者也注意到，新时期旅游资源的评价分析需要强化资源的文化、经济、生态、政治和社会多方面价值[6]，并探究了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协调或错位关系[7~9]，认为旅游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且资源开发有助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而生态环境或经济发展则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保障。可见，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生态安全是旅游生态学研究的新兴领域，目前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现有研究虽能为旅游地生态安全建设提供一定指导，但仍有需要完善和改进的方面：①注重测度旅游地生态安全水平，却未能深入挖掘旅游地生态安全建设内涵，尚未建立认可度较高的指标体系。②注重分析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两个生态安全子系统的耦合关系，鲜有关注旅游资源与整体生态安全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尤其缺乏从时间层面对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关系空间演化的探究。③关注旅游地生态安全建设驱动机制、障碍因子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却缺乏对影响两者耦合协调障碍因子的探究，以至于难以有效解决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建设协调发展问题。基于此，研究以云南省为案例地，通过构建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从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探究两者互动发展的演化规律与障碍因子，以丰富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研究，并提出耦合协调发展建议，为促进目的地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安全建设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 研究思路和概念模型

耦合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物理学，是指两个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10]。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开发的核心要素，影响着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而旅游生态安全能够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环境空间[11]，反映着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管理对目的地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可见，两者在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层面存在显著影响，具有耦合关系，加强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图1）。
图 1 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概念模型

Fig.1 Coupling model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一方面，旅游资源驱动影响生态安全。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会消耗目的地人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从而影响旅游地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发展，其资源质量直接反映着旅游产业发展对生态安全的压力和响应[2]。具体来看，旅游资源开发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目的地旅游规划，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促进自然系统和社会持续发展。其次，由于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容纳量均有一定的限度[12]，旅游资源开发在带来旅游流的同时，也对目的地生态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和考验，有助于促进管理者和居民提高生态安全意识，驱动目的地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此外，旅游资源开发会增强目的地旅游吸引力，能够为地区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6]，有利于完善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生态安全反馈调节旅游资源。生态安全水平的高低反映了目的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质量，而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是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赋存的环境基础，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土壤、植被等[7]，客观决定了旅游资源的丰度、类型。其次，稳定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为旅游业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旅游资源、旅游交通和住宿接待设施等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人力、土地和技术等支撑要素，影响着开发后旅游资源的等级、品位度和组合度。

2 案例地选取、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选取

云南省拥有森林、高山草甸、高原湖泊等众多类型的旅游资源，具有旅游发展的天然优势，旅游业已成为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产业。然而，由于云南省处于生态系统的交界过渡地带，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弱，环境异质性高，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旅游资源与酒店、客栈等组合资源的开发，极易破坏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使湿地、湖泊、草地等空间受造挤压，加剧土地、水源等资源紧张[13]。另一方面，随着旅游者的增多，生活污水和垃圾也不断增多，从而使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相关研究显示，2007—2016年云南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一直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7]，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水平有待完善。其次，尽管怒江、普洱等州市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旅游交通不便、接待服务设施不足，从而导致旅游资源利用率不高，旅游经济发展有待加强。
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处理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问题，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要深入贯彻“生态立省、环境优先”战略，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将生态安全提到国家层面。2016年云南省出台的《云南省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重视资源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增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以云南为案例地，探究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及其障碍因子对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2.2 评价指标选取

2.2.1 旅游资源评价指标

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构建合适的指标对目的地旅游资源进行有效评价，有助于指导旅游业发展和生态安全建设。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游客满意度、竞争力、开发潜力等视角对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资源进行评价分析。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中，不同学者根据评价对象和目的差异，逐渐建立起了除旅游资源本身外，还包含基础设施、旅游交通和服务等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总体上，要有效评价区域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不仅要考虑旅游资源数量、密度、类型、等级，也要关注不同等级旅游资源的品位度和组合度[7,9,14]。
因此，结合图1，借鉴现有研究，选取旅游资源的丰度、类型、品位度、组合度为准则层指标（表1）。同时，结合云南旅游资源开发情况，选择代表性较强，且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的世界级、国家级、省（市）级和县级的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26个旅游资源作为主要评价对象。具体来看：①旅游资源丰度，即旅游资源数量的丰富程度，包括相对丰度和绝对丰度两个指标[16]。相对丰度即各州市旅游资源相对量，与区域面积、人口有关；绝对丰度即各州市资源总量占全省资源总量情况。②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多样，按科学价值、规模与管理形式，可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17]。在此基础上，研究以具有国际或国内统一入选标准和可比性为准则，将旅游资源划分为综合型、自然型和人文型3类[18]。③ 旅游资源品位度，即反映旅游质量的重要指标，影响着目的地旅游资源吸引力。其中，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3类旅游资源与旅游者人次、旅游收入具有显著相关性[19]，吸引力较强，更能反映目的地旅游资源品位度。故而，研究将旅游资源品位度指标分为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3类。④旅游资源组合度，即除自然和人文资源外，与目的地旅游发展有直接关系的资源，主要包括旅游交通通达性、接待服务设施两类。其中，旅游交通通达性指标主要用铁路站点密度、航空线路通行能力和通行规模表示[20]。
表 1 旅游资源评价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of tourism resources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测算过程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丰度（A） 相对丰度（A1） 相对丰度 ${A_1} = \displaystyle\sum \nolimits_{j = 1}^{26} \left( {\dfrac{{{q_{ij}}{w_j}}}{{\sqrt {{s_i}{p_i}} }}} \right)$ ，绝对丰度 ${A_2} = \displaystyle\sum \nolimits_{j = 1}^{26} \left( {\dfrac{{{q_{ij}}{w_j}}}{{ \displaystyle\sum \nolimits_i^{16} {q_{ij}}{w_j}}}} \right)$ ；
qij即i州市j类旅游资源的数量；wj即j类旅游资源的权重；si即i州市的面积；pi即i州市的人口数量[15]
绝对丰度（A2）
旅游资源类型（B） 综合型旅游资源（B1） i州市拥有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水利风景区、5A、4A和3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分别乘以对应权重之和
自然型旅游资源（B2） i州市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和省级地质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的数量分别乘以对应权重之和
人文型旅游资源（B3） i州市拥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农业（工业）旅游示范点、国家级特色小镇、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省级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分别乘以对应权重之和。
旅游资源品位度（C） 世界级旅游资源品位度（C1） i州市j类旅游资源品位度[14]： ${C_i} = \dfrac{{{q_{ij}}{w_j}}}{{ \displaystyle\sum \nolimits_j^{26} {q_{ij}}{w_j}}}$ ，qij即i州市j类旅游
资源的数量，wj即j类旅游资源的权重
国家级旅游资源品位度（C2）
省级级旅游资源品位度（C3）
旅游资源组合度（E）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网密度（E1） 各州市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里程与面积之比
铁路站点密度（E2） 各州市铁路站点数量与面积之比
航空线路通行能力（E3） 机场的全年旅客吞吐量除以全年天数
航空线路通行规模（E4） 全年飞机起降架次与全年天数之比
星级饭店密度（E5） 各州市星级饭店数量与面积之比
旅行社密度 （E6） 各州市旅行社数量与面积之比

2.2.2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通过建立评估框架对区域生态安全进行分析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众多的评估模型中，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环境署开发的原始工具之一的DPSIR模型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工具[21]，并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脆弱性等评价分析中。在旅游领域，中国学者秦晓楠、李梦程等将其应用于旅游城市和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估中[3,22]，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基于此，为有效评估旅游地生态安全，结合图1，借鉴DPSIR模型框架[23]以及秦晓楠、李梦程等[3,22]的研究，通过咨询相关专家，重新整理归纳了旅游地生态安全的DPSIR模型框架（图2）。具体来看：①旅游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是目的地人口、社会经济以及旅游经济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干扰，侧面反映了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强度和开发程度；②旅游地生态安全压力是指旅游业发展和资源开发通过消耗目的地的人力、土地和环境要素，从而对目的地生活、生产和生态“三生”空间造成压力；③旅游地生态安全状态是在生态安全驱动力和压力的作用下，目的地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现状，影响着旅游资源质量；④旅游地生态安全影响是目的地生态安全变化对旅游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推动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应对策略和制定旅游资源开发政策的重要因素；⑤旅游地生态安全响应是政府或其他部门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和旅游发展质量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能够有效优化旅游资源赋存和开发环境。
图 2 旅游地生态安全的DPSIR模型框架

Fig.2 DPSIR model framework of tourism destin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省旅游生态安全情况，根据可靠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等原则，选取24个指标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估（表2）。其中，人口城镇化率等于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24]；土地城镇化率等于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25]。
表 2 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

Table 2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index of tourism destination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性质
生态安全 驱动力（D） 人均GDP/元；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人/km2）；旅游收入增长率/%；旅游人次增长率/%；社会消费品总额/亿元 负向
压力（P） 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生活污水排放量/104 t；工业废气排放量（108 m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04 t 负向
状态（S）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天然湿地面积/km2；绿化覆盖面积/km2；空气污染综合指数 除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外，
其他均为正向指标
影响（I）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居民人均旅游收入/元；住宿和餐营就业人数/104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数/104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数/104人 正向
响应（R） 城市污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造林面积/hm2 正向

2.3 测度方法

2.3.1 线性加权法

线性加权法由于简单、易操作等特点被广泛用于旅游量化研究中。在本文中，为了因消除量纲不同引起的误差，且减小主观性对数据量化结果的影响，借鉴现有研究[26]，结合专家打分法和熵权法，将线性加权法运用到研究中。具体来看：
第一，在进行数据标准化前，结合相关研究[27]和咨询专家，对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5A级旅游景区、4A级旅游景区、3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农业（工业）旅游示范点、国家级特色小镇、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传统村落、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森林公园、省级地质公园、省级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市级自然保护区、县级自然保护区26个具体旅游资源分别赋权wj：0.10、0.10、0.08、0.07、0.07、0.05、0.03、0.04、0.07、0.06、0.06、0.04、0.07、0.06、0.05、0.04、0.04、0.03、0.01、0.03、0.03、0.03、0.02、0.01、0.02、0.01，并结合表1的测算过程进行测度。
第二，运用熵权法标准化处理旅游资源的相对丰度、绝对丰度以及综合型、自然型等旅游资源指标层数据和生态安全指标层数据[28]，进而确定标准化值uij和权重wij。
第三，利用线性加权法测度旅游资源综合指数M（u）和生态安全综合指数M（v），公式[26]：
$ \begin{split}&\;\\ &M=\sum\nolimits_{j}^{\mathrm{n}}{u}_{ij}{w}_{ij} \end{split} $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有效明确耦合系统互动发展的协同效应和整体功效，从而弥补耦合度模型对系统间交互影响作用分析的不足[24]。因此，研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旅游资源M（u）与生态安全M（v）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测度，模型如下：
$ D=\sqrt{C\times T} ;\; C=\frac{\sqrt{M\left(u\right)\times M\left(v\right)}}{M\left(u\right)+M\left(v\right)} ;\; T=\mathrm{\alpha }M\left(u\right)+\mathrm{\beta }M\left(v\right) $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取值均为0~1；T为综合评价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α+β=1，结合相关文献研究[7]，取α=0.5；β=0.5。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关系，结合相关研究和实际测算结果，划分耦合协调等级[7]。

2.3.3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通过找出拟合最好的多项式对区域散点进行内插，得到趋势面，从而准确模拟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具有简单和直观的优势。计算过程可用以下公式表示[29]：
$ \begin{split} {Z}_{i}\left({u}_{i},{v}_{i}\right)= & {T}_{i}\left({u}_{i},{v}_{i}\right)+\epsilon _{i} ;\; {T}_{i}\left({u}_{i},{v}_{i}\right)={\beta }_{0}+{\beta }_{1}u+\\ & {\beta }_{2}v+{\beta }_{3}{u}^{2}+{\beta }_{4}{v}^{2}+{\beta }_{5}uv \end{split} $
式中，Zi（ui,vi）为i州市的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ui,vi）为空间平面坐标，Ti（ui,vi）为趋势函数， $ {\epsilon }_{i} $ 为自相关随机误差，即i州市两者耦合协调度与趋势值之间存在的误差。

2.3.4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引入了因素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3个指标，能够量化分析分析旅游资源丰度、类型、品位度、组合度和生态安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体处理过程可参考李梦程等人的研究[22]。

2.4 数据来源

研究从2010—2019年《云南统计年鉴》[30]获取旅游总收入、旅游者人次、GDP、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数等数据；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http://dct.yn.gov.cn）获取A级旅游景区、旅行社等数据；从中国民用航空局（ http://www.caac.gov.cn/index.html）查询全年旅客吞吐量和飞机起降架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等官方网站获取风景名胜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地质公园等数据。同时，为避免重复统计导致旅游资源测算结果与实际差异较大，对于具有多个称号的旅游景区仅统计在权重较高的指标里。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以其他年份的数据为基础，运用趋势外推法进行赋值。

3 研究结果

3.1 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

整体耦合协调演化特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两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其中，16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度均在区间[0.45~0.50]之间，长期处于拮抗阶段，表明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未得到有效激发，耦合发展趋于平稳。同时，结合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7]确定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统计特征（表3），并借助ArcGIS软件作出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两者耦合协调度趋势面和空间分异图（图3和图4）。其中，趋势面的X、Y轴分别指向正东、正北方，Z轴为耦合协调度属性值。
表 3 2009—2018年云南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统计特征及其分布区间占比/%

Table 3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nterva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Yunnan from 2009 to 2018%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间 （0.00,0.03] 12.50 12.50 6.25 6.25 6.25 6.25 6.25 18.75 12.50 6.25
（0.30,0.50] 81.25 81.25 87.50 87.50 87.50 87.50 87.50 75.00 81.25 87.50
（0.50,0.80]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0.80,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统计特征 平均值 0.41 0.41 0.41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方差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极差 0.28 0.28 0.30 0.28 0.28 0.27 0.27 0.27 0.25 0.25
图 3 2009—2018年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趋势面

Fig.3 Trend surfac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Yunnan from 2009 to 2018

根据表3，2009年—2018年云南约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位于（0.30,0.50]区间，分布较为集中，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高度耦合协调的州市极少。同时，极差有所下降，平均值有所提高，但方差波动较小。说明，各州市耦合协调度差距减小，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高度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不明显，全省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有待进一步增强。
表 4 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准则层障碍因子平均值/%

Table 4 Average value of criterion layer barrier factors in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旅游资源 生态安全
丰度 类型 品位度 组合度 驱动力 压力 状态 影响 响应
昆明 6.29 8.07 7.27 3.38 5.31 3.75 15.56 31.13 8.91
曲靖 15.48 18.01 19.52 34.37 7.77 3.82 6.49 6.92 10.52
玉溪 12.96 20.14 20.99 35.34 7.38 6.78 9.88 6.84 7.75
保山 15.22 22.14 21.13 40.27 9.17 8.77 6.07 6.56 6.15
昭通 19.68 23.51 25.88 40.59 6.20 8.36 5.46 5.96 8.59
丽江 6.35 17.94 13.75 32.63 9.75 7.86 11.38 19.83 8.09
普洱 16.45 19.96 18.89 43.64 8.31 8.41 9.35 6.56 5.22
临沧 17.99 24.19 21.45 45.77 8.74 8.72 5.70 5.44 7.64
楚雄 15.90 19.04 20.27 41.21 9.06 8.42 8.25 6.42 9.32
红河 9.39 11.10 12.02 34.63 8.33 5.42 8.39 7.75 9.19
文山 19.73 24.74 18.25 42.59 8.67 7.27 5.81 6.58 7.08
西双版纳 11.34 19.67 24.43 41.83 9.02 9.58 7.14 13.87 5.33
大理 1.31 2.40 10.03 34.59 9.41 8.56 11.96 10.04 7.82
德宏 10.17 21.11 24.35 39.17 8.19 8.66 5.99 9.83 6.34
怒江 12.93 26.01 22.13 45.91 9.57 8.73 5.70 5.85 4.25
迪庆 8.81 21.99 19.65 44.07 9.94 9.43 7.99 17.60 5.18
从整体时空演化特征来看（图3），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分布特征，极核特征明显。具体来看：①2009—2018年东西趋势线呈现明显的“倒U型”空间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趋势线坡度变陡，说明以昆明为核心的中部州市两者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东部和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缓慢。同时，西侧趋势线坡度较陡，东侧趋势线坡度较缓，说明大理、德宏和保山等西部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落后于东部红河、曲靖等州市。②与东西趋势线相比，南北趋势线的“倒U型”空间特征较弱，但北侧趋势线坡度明显小于南侧。即北部州市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良好，而南部州市耦合协调发展与北部州市差距较大。
图 4 2009—2018年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异

Fig.4 Differentiation char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Yunnan from 2009 to 2018

局部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分析。为了进一步明确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空间演变特征，从局部时空演化特征来看（图4）：①滇中旅游区，昆明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较高，耦合协调发展良好，但玉溪和楚雄两者耦合协调度较低，片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以昆明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滇西、滇西北旅游区，各州市均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空间分布较为均衡。③滇西南旅游区，西双版纳和普洱民族文化和自然旅游资源丰富且品位度高，能够较好地促进生态安全发展，耦合协调度由不平衡发展为平衡。④滇东北旅游区，2009年曲靖和昭通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昭通耦合协调度增强，其空间分布逐渐均衡。⑤滇东南旅游区，随着高铁开通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红河旅游资源的丰度、组合度和品位度逐渐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增强，但文山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增速缓慢，区域耦合协调度由空间均衡型转变为空间不平衡型。此外，结合整体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可知，尽管2018年以前滇东南旅游区与滇西、滇西北旅游区的耦合协调度等级相同，但文山、红河等南部州市与丽江、德宏等西部州市耦合协调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3.2 障碍因子分析

从系统学的角度来看，协调发展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其子系统要素相互适应、协作、促进，从而形成的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31]。可见，旅游资源和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与两者各子系统及其要素关系密切。因此，为了有效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借助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2009—2018年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差异的准则层和指标层障碍因子。同时，由于2009年以来，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障碍因子涉及的具体指标和年份较多，研究采用障碍因子平均值表示（表4），并结合具体的指标层障碍因子进行分析。
旅游资源障碍度层面，50%的州市旅游资源准则层障碍度呈现“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其中，旅游资源的丰度、类型、品位度和组合度中障碍度较大的指标分别为绝对丰度、综合型旅游资源、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品位度、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路网密度、铁路站点密度。表明：①各州市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但综合型旅游资源较少，大部分州市拥有的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相对匮乏，致使旅游资源优势度不高，未能有效促进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利于推动政府和企业制定生态安全响应机制。②各州市的旅游资源丰度较高，但品位度不高，其投入的土地、人力等生态环境和经济要素未能有效转化为旅游流吸引力和竞争力，生态安全对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促进作用有待加强。③旅游交通是连接目的地和客源市场的重要纽带。就云南省来说，尽管近年来大理、丽江、文山等州市通过开通高铁，提高了旅游地交通通达性，但整体交通网络密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乡村旅游地可进入性较低。
旅游地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各州市主要障碍因子存在较大差异，25.00%的州市驱动力系统障碍度最大，18.75%的州市状态系统障碍度最大，31.25%的州市影响系统障碍度最大，25.00%的州市响应系统障碍度最大。可见，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①保山、临沧、文山和怒江社会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缓慢，受驱动力系统的制约较为严重，但障碍度平均值排名前五的具体指标却是工业废气排放量、空气污染综合指数等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和响应系统指标。其中，保山虽拥有火山热海、高黎贡山等优质旅游资源，但除腾冲外，其余地区旅游知名度不高，旅游业发展较慢，从而导致全市旅游经济发展缓慢。②玉溪、普洱和大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受状态系统影响，3个州市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注重对天然湿地的保护，改善空气质量。③昆明、丽江、西双版纳等州市的影响系统障碍度最大。其中，西双版纳、德宏和迪庆虽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和较高的旅游知名度，但旅游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未能充分激发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带动作用。④曲靖、昭通、楚雄和红河的生态安全响应机制障碍度最大，应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加大对森林资源、湿地资源的保护力度。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2009年以来，云南省部分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利用其丰富的旅游资源驱动生态安全建设，亦能够通过增强生态安全发展水平提升其旅游资源质量，提高旅游产业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然而，大部分州市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偏低，长期处于拮抗阶段和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且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以昆明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极化效应”较明显，不利于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2）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层面“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旅游交通不便、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不足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旅游资源指标因子。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保山、临沧、文山和怒江受驱动力系统的制约较为严重，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作用较弱；玉溪、普洱和大理主要受包含天然湿地面积和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在内的状态系统影响，需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昆明、丽江、西双版纳、德宏和迪庆的影响系统障碍度最大，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有待提高；曲靖、昭通、楚雄和红河则响应系统障碍度最大，应进一步完善生态安全响应机制。
3）综上所述，在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提高云南以及像云南一样旅游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较脆弱地区的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一是，对于旅游交通便利、接待设施完善和生态环境较好的耦合协调发展“核心区”，应坚持“提质增效、合作共享”的发展原则。首先，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内涵，开发高品质旅游产品和线路，树立旅游资源品牌，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率；同时，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减小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削弱旅游资源“诅咒效应”。其次，加强区域内外部资源开发合作，以发达的旅游交通为纽带，带动资源劣势区共同发展，强化旅游发展的“扩散效应”，避免开发同质化旅游产品，减少内部竞争压力。二是，对于旅游资源组合度、品位度或生态安全较差的耦合协调发展“边缘区”，应坚持“重点开发、有序推进”的原则，针对其主要障碍因子采取具体应对策略。如临沧、文山和昭通应重点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加快打造世界级、国家级高等级旅游景区景点，增强旅游资源吸引力，带动地区旅游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西双版纳、德宏和迪庆应充分挖掘自然和文化资源内涵，提高生态安全投入要素的利用率，减少环境破坏，提高旅游经济发展质量。

4.2 讨论

旅游业虽然一直被当作无污染、绿色产业，但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学者发现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旅游用地不断扩张和景区污染物随意排放等旅游发展行为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旅游资源作为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吸引物，是加剧目的地土地无序扩张、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源头，影响国家生态安全建设。另一方面，生态安全建设在提高旅游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质量的同时，也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环境、经济和社会动力。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很好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即云南省大部分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低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州市极少。可见，两者在发展中存在耦合协调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区域旅游业和生态安全发展建设。
然而，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真实性等原因，研究仅针对世界级、国家级、省市级和县级旅游资源进行评价；其次，仅探讨了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缺乏对旅游资源和生态安全系统外部影响因素深度探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加强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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