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外资企业知识溢出研究其对本地出口和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搭建本地、目的国（地区）和本地?目的国（地区）联系三维度框架，重点关注外资企业地方嵌入对其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华外资企业地方嵌入对其出口市场多元化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外资企业贸易的特殊性，地方嵌入对其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不同。具体来说，地方嵌入对外资企业出口比较优势获取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目的国（地区）拓展的促进作用仅局限在一般贸易，且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外资企业与当地的知识耦合。
在多空间尺度下的知识溢出机制框架基础上，将研发过程分解为知识创造和知识商业化2个阶段，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对中国省际研发活动效率的影响。整体上，中国研发活动效率呈逐年提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高、中快、西低”的发展态势；各阶段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沿海地区知识创造效率高、知识商业化效率低，而西部地区的情况则相反。从空间特征来看，中国整体研发活动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区际知识溢出对中国研发活动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内研发活动各阶段间的知识溢出仅发生在区域内部而不是区域之间；国际知识溢出对研发活动效率的影响却不显著。
基于城市层面三次产业的产值数据，应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全面分析了2003—2016年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转型发展态势。研究发现，2003—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空间中心均向内陆方向移动，且第二产业空间移动距离最大；第一产业空间离散化发展，空间聚集度减小；第二产业正在加快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空间集中化聚集发展，空间聚集度增大且高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正加快在沿海地区空间集中化聚集发展，空间聚集度不断增大；目前第二、第三产业均呈现出东西方向上空间扩张、南北方向上空间收缩发展态势，共同影响着全国经济产业的空间发展与转型。面向新时代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战略要求，建议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成渝地区等第二、第三产业均聚集发展的区域围绕已有制造业集群加快培育高端服务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组织的枢纽作用大力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网络化协同发展，加快创造竞争新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
综合运用Super-DEA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1—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 2011—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效率均值为0.739，总体呈现轻微下降态势，空间上大致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分布特征。②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多线程、稠密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空间网络结构尚不稳定；旅游效率网络密度有所下降，但仍呈现较为森严的网络等级结构。③ 广东、江苏和山东等省份在空间网络结构中掌控的优先权最大，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海南省“偏居一隅”处在旅游生产要素传输的末端区位，与其他省份互联互通的能力孱弱；整体空间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趋向于组团式发展。④ 旅游投资水平、各省会间距离和信息化发展水平共同驱动着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的演进与优化。
从“区域?省域?地（市）”3个空间尺度入手，分析中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开发区总体上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产业优势明显。但东中西部差异巨大，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分别占据地区主导地位。② 开发区产业集聚度随尺度缩小而扩大，城市群、中心城市是其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同时，开发区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地（市）尺度强于省域尺度。③ 产业属性对开发区产业之间协同集聚效应影响巨大。在省域尺度，空间依赖性最强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石油化工与其他类型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特征突出；在地（市）尺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表现靓丽。因此，在省级层面上应重点培育纺织服装、石油化工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在地（市）级层面上应重点培育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
以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城市群为例，选取2009—2018年各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高铁建设对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空间关联形态方面，通过高铁建设，各城市群内所辖城市的节点中心度均有所提升、城市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但各城市在城市群中的排名位序变化趋势各异，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城市群空间关联位序结构。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高铁建设促进了珠三角、辽中南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其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依次减弱，各城市群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关联程度越高，越能够获得更大的高铁建设正效能。
运用DEA模型、MI指数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2012—2016年中国残疾人扶贫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类型，分析残疾人扶贫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① 2012—2016年，全国残疾人扶贫效率整体处于中上等水平，残疾人扶贫高效率区由粤桂两地、环渤海区向东南沿海、京津冀地区以及中部省市转化，扶贫中等效率区分布形态由“小聚集”向“大分散”转变。② 产出变化率空间分布不均，大部分省市实现了脱贫人数较大增长，培训残疾人数变化分布明显，区域聚集性显著。项目贷款扶持贫困残疾人变化差异性大，东高西低，且中等水平数量较多；危房改造项目受益贫困残疾人变化的差异性较为平均，部分聚集性明显。③ 扶贫效率类型差异较大，青、赣、黑为潜力型，扶贫效率偏低，边际递减；闽、琼、宁、沪、蒙、滇、藏、贵、陕、豫、新为朝阳型，扶贫效率偏低，边际递增；湘、川、浙、皖、渝、鄂、甘、辽、吉、粤、京、津、冀为黄金型，扶贫效率较高，边际递增；苏、鲁、桂、晋为夕阳型，扶贫效率较高，边际递减。④ “造血式”扶贫与“输血式”扶贫对残疾人实际脱贫均有正向作用，其中“造血式”的扶贫方式与实际脱贫的密切度更高。
基于企业微观大数据，从空间相似性的视角，运用核密度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法和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对广州市6个制造行业和5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空间协同关系展开分析，在街镇尺度下从行业层面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城市内部的协同集聚。研究发现：行业集聚中心的空间布局形态显示，广州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具有空间相似性。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相似性最高的区域集中在城市的近郊区与远郊区，在城市中心城区两大产业的空间相似性较低。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相似性最强，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相似性最低。产业发展历史、行业的服务功能特性、民营企业的布局弹性等，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相似性的重要因素。
以上海市商业中心为例，基于匿名手机信令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商圈惠顾行为的衰减模式及其系数进行了验证与对比。结果表明，① 对于商圈惠顾行为，最常用的2种距离衰减函数均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幂律函数稍优于指数函数；② 总体来看，距离仍是影响城市居民商圈惠顾行为的关键因素，距离衰减效应呈现出随商业中心等级增大而减弱的梯度特征，幂律型衰减系数取值1~3不等，采用既定系数1或2会过高/低估计商圈辐射能力；③ 不可忽视闲暇时间对商圈惠顾行为的约束作用，与周末相比，工作日的距离衰减系数较大，且商业中心等级越低，商圈惠顾行为的衰减性越显著。
根据数据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分别解译恢复了1835—2017年6个时期大比例尺广州主城区的用地类型和建筑高度。围绕建筑高度空间分异、高度重心迁移和建筑高度的抬升，分析1835年以来广州主城区建筑高度的演变。研究表明：① 1835—1907年属于王权主导下的围城结构，高度4~5 m，中心与外围差异不大。② 1928年以来建筑高度的演变具有现代城市的特点。尽管主城区的范围、几何中心与各个时代城市CBD中心发生了大的迁移，但1928—2017年高度呈圈层向外递减，且能持续强化。③ 1990年起，用地功能类型对应的建筑高度开始出现差异化，从而丰富了城市建筑组合类型。④ 建筑重心高度沿珠江北岸在向东迁移的过程中，1928—1960年抬升小，平面扩展突出；但随后的1990—2017年2个时代表现出垂直方向的强烈抬升，主城区由低层、多层建筑进入到现代高层建筑的阶段。主城区建筑高度的结构与演变依赖于“依山傍水”平原型城市的地理格局、城市规划以及市场力量3方面的共同作用。
以太原市主城区为例，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对太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提供的正负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分别进行测度计算，并综合分析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时空演化特征，最后，从直接原因（土地利用变化）和根本原因（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产业空间组织与空间规划、政府相关政策与规划）2个方面，对太原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能力变化进行机理解释。结果表明：①从时序发展来看，2004—2016年太原市复合生态系统呈现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的倒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生态整体向好发展，环境生态调节服务能力逐渐增强；从空间发展来看，2004—2016年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呈现斑块状、棋盘状格局，整体上，地区复合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从太原市中心城区向周边过渡逐步升高。②太原市复合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变化的主要驱动机制：土地利用属性的变化是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变化的直接原因；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产业空间组织与空间规划、政府相关政策为其根本原因。
撤县设区扩展城市空间和功能，加速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城市房地产价格。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分析撤县设区改革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① 撤县设区改革对房价具有显著性的抑制效应，且该效应具有短期性；② 分城市来看，I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实施撤县设区后，对房价上涨有更显著的抑制效应；③ 城市扩张越强，撤县设区对于房价的抑制作用越强，而人口流入、基础设施建设会适当降低撤县设区对房价的抑制效应。
城市广场在现代城市开放空间体系中具有公共性、艺术性、活力性，是人们生活居住重要的休闲场所。文章使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工具，梳理国内外研究内容，对Web of Science和CNKI数据库城市广场与城市人居环境重要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结合整理城市广场“人居环境”崭新视角。结果表明：① 城市广场的研究作为城市人居环境缩影，其发展结合城市地理学、心理学、建筑学和社会学不同角度，中美对其文章贡献量最大，但鲜有文章深入研究人居环境视角的城市广场；② 人居环境从景观环境、生态环境、艺术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环境不同要素对城市广场产生影响，其中高曝光度的关键词中以环境、居民满意度类别居多；③ 城市广场内外部“软”“硬”两种环境，对居民物质满足到精神汲取产生的作用不可忽视；④ 城市广场作为公共空间，其对人居环境影响研究热点的转变，均是对不同时期城市居民能够平等获取资源，享受健康、舒适、宜居生活的探索。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泥沙来源研究作为土壤侵蚀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对水土保持措施的科学布设具有重要意义。复合指纹识别法是目前研究泥沙来源的较先进方法之一，在泥沙来源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然而，颗粒分选作用对运用复合指纹识别法判别沉积物来源的准确性有重大影响。加之，有机质等代表的土壤属性（指纹因子）随颗粒分选在不同粒径范围发生富集或贫化也对源地的正确分类与贡献的准确估算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前人对复合指纹识别水力侵蚀泥沙来源的相关研究，总结侵蚀泥沙中指纹因子的富集或贫化、颗粒分选对指纹因子的颗粒粒径分布特征、指纹因子载体颗粒粒径范围选择、土壤团聚体对泥沙来源识别的影响、模型中颗粒分选和有机质因子的量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明确颗粒分选和有机质因子对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的影响，有利于正确运用复合指纹识别法准确判定泥沙来源。
空间邻近性是地理学第一定律，近邻旅游地相互作用定量化研究对丰富旅游地理学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以近邻旅游地黄山、西递和宏村作为案例地，在格兰杰因果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当前经济研究中使用极为广泛的DY溢出指数（Diebold & Yilmaz spillover index）分析近邻旅游地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宏村和黄山、西递和黄山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西递和宏村之间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在溢出效应方面，存在黄山对西递、宏村的溢出正效应和西递对宏村的溢出正效应，与格兰杰因果分析具有一致性。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呈现出更加复杂和丰富的特点。三大景区的溢出溢入均呈现出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的局面，没有一个景区出现单纯的全面正效应或负效应；重大事件的交叉溢出分析表明，“替代、互补”等结论不能全面体现和反映近邻旅游地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而是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和纠缠的动态变化过程。
从地市空间尺度出发，应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06、2011和2016年湘渝川滇黔桂111个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总体逐步增强，且影响系数最高值区域总体稳定在湖南境内的中东部地市；② 产业城镇化总体具有益贫性，但在部分地区表现为抑制农民增收，其总体正向影响变大的同时差异性也随之扩大。在空间上，产业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最低值区域从湖南、广西境内集中分布及其它省域分散分布向湖南东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收缩，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低值区域和产业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基本重合；③ 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有正有负，但回归系数的均值一直为负，总体上抑制农民增收，其减贫效应空间上呈现差异扩大趋势，其最高值由四川北部及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逐步向广西境内集中，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格局；④ 城镇化质量对农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总体减贫效应逐步提升，但这一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在空间上，湖南地市城镇化质量减贫效应强于其他省份地市。据此，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优化二三产业结构、制定科学的征地补偿制度和因地制宜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基于MODIS遥感序列数据、常规气象数据、水稻生育期资料，利用区域遥感蒸散模型和水分盈亏评价模型，从栅格尺度揭示挠力河流域水稻生育期水分供需特征及水分盈亏状况。研究发现：① 全生育期的需水均值和降水均值分别为673.88 mm和291.81 mm，且各生育期的水分供需态势存在较大差异。中期的有效降水量与需水量分别占全生育期的42.25%和48.35%，而成熟期的有效降水量与需水量均偏低；② 水稻的缺水均值达到382.08 mm，空间上呈西、西北高而东、南、北端偏低的特点。全生育期和初期以轻度干旱为主，中期中度干旱区面积增加了10.68%，方向性极化特征突出，至成熟期缺水态势愈加严峻；③ 应依据不同生育期的水分供需特点来差别化灌溉水稻，对于中期和成熟期而言，应分别保证流域西北部和东南端的水稻用水需求。
基于1961—2018年降水观测资料，应用经验正交函数分解（EOF）、大气诊断等方法对山西夏季不同等级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山西夏季降水量主要由大雨贡献（51.9%），但在降水频次上以小雨为主。山西大雨与小雨事件存在显著差异。小雨多年平均雨量由南至北递增，而大雨却由南至北递减。此外，EOF表明全区一致型均是不同等级降水中的主空间模态，但在小雨和大雨中高载荷区存在明显差异。② ENSO在影响山西降水特别是大雨中占据主导，而NAO在小雨中作用更为突出。对大气环流异常结构的诊断分析表明，冷（暖）ENSO位相时，源于热带西太平洋并经由南海北上的季风水汽输送增强（减弱），同时在ENSO和中高纬度大气活动联动调控下，在东亚地区建立的异常反气旋（气旋）可通过其西支南（北）风气流引导（抑制）季风水汽向山西进一步纵深推进，两者共同调配使得山西大雨事件增多（减少）；NAO主要通过一条沿西欧?东欧?乌拉尔山?蒙古高原的高纬度路径对降水施加影响，NAO正（负）位相时，在蒙古高原甚至山西建立的深厚异常（反）气旋通过其南支西（东）风一方面阻挡低纬度季风水汽进入山西，另一方面增强（减弱）山西有限的内陆水汽供应，从而引起山西小雨事件的增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