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感知和态度是居民对旅游发展最直观的评价,借助居民感知和态度来分析特定旅游区的人地关系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1]。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获得广泛地研究,为更好地理解旅游积极和消极感知和对特定政策支持之间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已有居民态度和感知的研究主要基于2个方面：其一,比较同一社区内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并将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旅游地发展阶段是这类研究的重要分析变量^[3-7]。其二,对区域范围内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差异比较。从比较的范围来看,主要包括市域范围^[8]、县域之间^[9]、镇域范围^[10,11]等,在这些较大尺度空间内,距离成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如李东和对黄山市的居民调查发现,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度随距离衰减,对旅游消极影响感知强度随距离递增^[8]。Keogh^[12]、Uriely^[13]等的研究获得了类似的结论。但也有研究结论与此相反,如Faulkner认为距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没有显著影响^[14]。Belisle等对哥伦比亚Santa Marta市的核心景区Rodadero周边社区研究发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随其居住地离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变化而变化,越靠近核心区居民感知越积极强烈,距离越远感知就越消极和不强烈^[15]。但随后Dann通过对其距离测算、调查时间安排等分析后提出了质疑^[16]。

地域分异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社区旅游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7]。社区参与旅游是促进资源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内外研究表明,距离作为一个变量,能够解释区域内旅游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对于毗邻社区而言,因其空间上紧邻风景区,居民感知和态度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距离是否完全能够对这一差异进行合理解释?本文以毗邻黄山风景区的汤口镇4个社区为例,探讨小尺度范围内的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及其形成机制。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概况

汤口镇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南部,黄山风景区南麓,是风景区周边“5镇1场”^①（ ① 《黄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7~2025)》中划定黄山风景名胜区缓冲区范围包括与黄山风景名胜区毗邻的五镇一场,即黄山区汤口镇、谭家桥镇、三口镇、耿城镇、焦村镇和洋湖林场。）南部乡镇,素有“黄山门户”之称。2011年,汤口镇共接待游客320万人次,同比增长60%,实现旅游总收入7.2亿元,同比增长25%^②（② 资料来源：安徽省旅游局政务网.http://www.ahta.com.cn/xinxi/info.php?id=111230092120。）口镇下辖汤口(包括汤口和寨西)、芳村、冈村和山岔4个社区(图1)。其中,汤口地处黄山南大门。现有20个经济合作组,926户,2 865人。截至2010年底,汤口拥有各类个体工商户773个,星级酒店和家庭旅馆床位数约为6 000张。山岔距黄山南大门(汤口)5 km。全村13个村民组,760户,2 342人。目前拥有翡翠谷、九龙瀑、凤凰源、天湖等景区,以及翡翠新村、天湖新村农家乐接待点。芳村位于黄山风景区东南侧,距风景区换乘中心(寨西)0.8 km。全村17个村民组,686户,2 414人。拥有大竹海漂流景区及芳村新村(一期)农家乐接待点。冈村位于黄山景区南麓,距寨西5.5 km。全村24个村民组,1 005户,3 602人。目前以林、茶经济为主。社区旅游发展形式主要是沿S103线的零星农家乐接待,以及居民在黄山风景区或邻近社区从事旅游接待服务^③（③ 资料来源：根据汤口镇政府网站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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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对象空间区位

Fig.1   Spac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2 研究设计

参考国内外居民态度与感知文献,并结合案例地发展实际,设计了汤口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调查问卷,共包括3个部分：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涉及居民感知和态度共31项测量指标。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度量,回答“非常赞同”的赋5分,“非常反对”的赋1分。

问卷调查分2012年9月6~13日,10月4~7日2个时段完成(黄山风景区客流具有节前低谷和节假高峰的特点),由课题组成员以随机的形式入户发放并现场回收。在汤口镇4个社区共发放问卷300份(其中汤口120份,山岔、芳村和冈村各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6份,有效率为82%。

2 数据分析及结果

2.1 样本概况

性别方面,男女比例为63.4:36.6,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年龄方面,25~44岁群体占主体(52.5%)。职业方面,以企业职员、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3类群体为主(87.3%)。文化程度方面,具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群体占73.2%。收入方面,78.1%的居民月平均收入在1 000~3 000元之间。居住时长在10 a以上的占68.3%。家庭人口结构以1~3人和4~6人2个群体为主,分别占32.5%和53.7%。

2.2 数据分析及结果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31项测量指标分析发现,方差正交旋转后,支持度E1、E2,感知D6、D23项测量指标的公因子方差比小于0.5,4项指标被公因子提取出信息的比例较低,将其剔除。对剩下的27项测量指标进行分析,得到ɑ=0.828, KMO值0.735,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1 437.707,自由度351,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依次命名为“旅游发展的期望”、“旅游对生活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 “旅游对生活环境积极影响的感知”、“旅游对经济消极影响的感知”、“旅游对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感知”、“旅游对经济积极影响的感知”、“旅游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感知”。其中,1项态度因子,6项感知因子。

分析发现,4个社区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期望较高,除了“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态度项的赞同率为76%、反对率^①（① 赞同率是“比较赞同”与“非常赞同”之和的样本与总样本的比例,反对率是“比较反对”与“非常反对”的样本与总样本的比例。）.3%外,其他态度项的赞同率均超过了80%,反对率低于5%,说明汤口镇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持积极态度。这一结论与Martin在捷克Podyji/Thaya流域^[18]、Salleh在马来西亚彭亨国家公园^[19]等的调查结果一致。

为了更直观的比较出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通过Means模块计算出27项测量指标的均值,将其与7个公因子载荷乘积后相加,获得4个社区27项测量指标值,并将相应的测量指标值相加获得公因子综合得分。

表1结果显示,4个社区的7个公因子综合得分存在差异。

1) “旅游发展的期望”综合得分在7个公因子中最高,冈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期望最高,山岔和芳村次之,汤口最低。进一步分析5项测量指标发现,冈村在旅游宣传、参与规划发展、主客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指标值最高,而山岔在制定环保措施、参加旅游培训方面的指标值最高,体现出不同发展状态的社区居民对旅游期望内容的差异。

2) 社区之间的居民感知差异显著。冈村居民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积极影响的感知在4个社区中最强烈,尤其是对生活环境积极影响的感知,4个指标值均最高,对3个方面的消极影响感知不强烈。芳村居民对3个方面消极影响的感知最强,指标值在4个社区中均最高(方言变化除外),对经济和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感知最弱。山岔居民对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感知最弱。通过对测量指标的分析发现,山岔居民对经济积极影响的感知较强烈。汤口居民除了对生活环境积极影响的感知最弱外,其他方面均处于中间水平。

3) 社区内部的居民感知存在一定的差异。4个社区的居民对生活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最强,对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感知均强于积极影响;汤口、山岔和冈村居民对经济积极影响的感知强于消极影响,芳村居民对3个方面的消极感知均强于积极感知。汤口、山岔和芳村居民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感知最弱,冈村居民对经济消极影响的感知最弱。公因子综合得分显示,生活环境积极和消极影响感知的差值最大,尤其是芳村和汤口两个社区,分别达到了4.675和3.386。反映出风景区旅游发展对毗邻社区的经济带动作用显著,但同时对社区生活环境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对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较弱。

3 黄山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3.1 距离风景区的相对区位

人类活动常常在局部地点(场所)上进行而并非均匀地分布在地球表面,这主要是因为区位条件不同。人类对活动场所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位条件的好坏。区位主体不同,区位条件选择也随之不同^[20]。就黄山风景区与毗邻社区而言,黄山风景区是区位主体,毗邻社区的区位优势是相对于风景区而言的。汤口社区地处风景区南大门,一直以来是游客进入景区的主要通道,率先成为了风景区旅游接待和生活服务基地。1986年建成了汤口镇第一家酒店(新港大酒店)^①（ ① 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资料均来自访谈内容的整理。）后旅游接待和生活服务设施在空间上自东向西蔓延,汤口社区逐渐演化成为风景区的旅游接待和生活服务基地。

随着黄山风景区旅游快速发展,临近汤口的寨西成为风景区服务基地外扩空间。2003~2009年启动了寨西改造工程。2008年汤口、寨西2个居委会合并成立新的汤口居委会。汤口、寨西的先后改造,大大提升了旅游接待服务能力,但在旅游旺季时段,仍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加上旅行社的推动作用,紧邻寨西的芳村旅游接待服务逐步发展起来。总体来看,旅游接待服务从“汤口-寨西-芳村”的发展路径,说明毗邻社区与风景区南大门的距离构成了社区参与风景区旅游发展的相对区位优势。

区位和交通是密不可分的2个要素。良好的区位条件需要交通要素的支撑,交通格局的变化对区位条件产生重大影响。黄山风景区南大门对外交通有3条通道：G205线、S103线和G3高速。1992年建成的S103线大大促进了冈村社区旅游发展,沿线开设了数量较多的旅馆和餐饮店。2007年G3高速贯通(出口位于寨西),S103线车流量开始减少,沿线旅馆餐饮店数量萎缩,目前更多的经营户只在“五一”、“十一”客流高峰时段营业,其他时段处于关闭状态,仅有为数不多的经营户通过与旅行社合作维持经营。2007年,风景区换乘中心迁至寨西。景区交通格局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寨西旅游接待和生活服务基地建设。

汤口在4个社区中率先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居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面貌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旅游城市化特征明显^[21],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已达“大众参与”阶段^[22]。因而对诸如“基础设施(道路等) 状况得到改善”、“外来人员的旅游收获比本地人多”等旅游影响感知并不强烈。同时,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及居民的环境意识感知的分值最低,反映出汤口居民在追求旅游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加关注旅游对环境方面的影响。其他社区虽紧邻风景区,居民渴望从风景区旅游发展中获益,但毗邻区域作为风景区资源保护的隔离地带,社会经济发展并未像汤口社区一样接受风景区旅游的辐射效应,旅游期望和感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3.2 社区组织的能动作用

中国乡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社区组织(村委会)就成为连接国家基层政权(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的纽带,一方面需要贯彻和落实政府的意图;另一方面,需要维护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代表居民处理集体事务^[23]。在黄山风景区毗邻社区,社区组织的能动作用对社区旅游影响较大。汤口镇4个社区组织介入旅游发展主要包括3种形式：一是组织村民建设农民新村开展农家乐接待,村委会统一完成选址、征地、建筑规划设计并做好基础的“三通一平”后,将地基出售给居民自行建造,建成后家庭自居、租赁或直接从事旅游经营。2000年12月,以翡翠新村建设为起点,山岔社区建设了翡翠新村、天湖新村共约200户,规划建设九龙新村。芳村社区于2007年建设了芳村新村一期,共38户。二期计划日接待量达3 000人。汤口社区2003年建设了逍遥水街,2007年建设了汤口新村。冈村正在筹划新村建设,已完成选址、征地和新村命名等工作,但因土地利用指标限制尚未实施。

二是开发资源互补型景区,分流风景区游客。汤口镇有3个社区均已开发互补型景区参与旅游发展。山岔社区1985年开发了翡翠谷景区,1991~2007 年,先后开发了九龙瀑、凤凰源、香溪漂流、天湖等景区。汤口村民1997年组织开发了龙凤苑景区(2006年后移交风景区管理)^①（① 资料来源：黄山区汤口镇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tangkou.gov.cn/SortHtml/1/612454007.html。）村社区2009年建设大竹海漂流景区。冈村社区也在为开发阮溪景区做准备。三是社区组织介入旅游收益分配,包括对互补型景区经营性收益的分配和新村建设中征地补偿和地基出售的利益协调。如山岔村委会要求景区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营利润用于村民组内分红^②（② 2011年,发展较为成熟的九龙瀑景区的分红标准是：上九龙组3 000元,下九龙组2 700元;翡翠谷景区的标准是每人10 000元。）时,村委会要求景区每年向村集体上缴2%的纯利润,用于村内公共项目建设。如统一配备垃圾设备、聘请环卫工人,新村统一建设沼气池,建设中心村(6个村民组)水厂,实现所有村庄道路硬化等。通过景区收益再分配的形式,让全体居民享受旅游福利。

社区组织在新村建设(农家乐接待),互补型景区开发和旅游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介入机制不同,直接导致社区在旅游就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等方面面对不同的发展局面。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差异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如山岔社区已开发的景区归集体所有,由村委会制订利益分配机制。以2011年为例,山岔社区5个景区共接待游客11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 765万元。5个景区分红人口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七成^③（③ 五大景区涉及的分红人口分别为：九龙瀑560人,翡翠谷280人,凤凰源170人,天湖景区330人,香溪漂流27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68.74%。）村人均收入达10 740元。良好的旅游经济收益促进山岔社区对减少环境破坏、参加旅游培训,促进就业机会、增进收入和提高当地知名度等感知强烈,在旅游对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感知处于4个社区中较低水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支持度较高。而芳村的大竹海景区由村集体和外商共同投资,村集体以山林和土地等资源占8%的股份,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并未向村民进行利益再分配。在新村的征地和地基出售方面,山岔社区的翡翠新村是集体统一建造的农民别墅,建成后统一分配,天湖新村是G3高速建设、天湖景区和翡翠旅游度假村建设的拆迁,根据一定的补偿政策进行的安置,且开发时间较早,社区居民对居住条件较为满意;后期开发的芳村新村因土地价格上涨、征地补偿和回迁费用差距较大,村民与村委会的矛盾突出,导致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消极感知强烈。冈村因尚未启动景区开发和旅游新村建设,社区旅游发展缓慢,居民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受干扰较弱,加之邻近社区旅游发展的示范效应,以及地方旅游业发展后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形成了冈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的高期望及强烈的积极感知。

3.3 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目的地是旅游治理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是相互关联的利益相关者镶嵌于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聚群^[24]。目的地治理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利益相关者互动效力的差异和目的地竞争力提高的差异^[25]。黄山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促进了风景区与不同社区的联系,导致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风景区在发展之初,二元化管理体制、一元化发展模式、空间区位边缘化等特征导致了旅游发展的“孤岛效应”^[26]。1990年黄山风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为了控制景区内人工设施,管委会提出了“山上游,山下住”的治理模式。1993年,为了弥补社区为风景区资源保护所做的贡献,风景区每年向4个社区提供一定数量的进山务工指标,毗邻的4个社区与风景区以正式合作的形式参与旅游发展。2007年,管委会机关和部分职工宿舍外迁至汤口、寨西等地,山上常驻管理人员由20世纪90年代的400多人减少至2010年的100人^[27]。2000年8月实施了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预防体系建设工程,毗邻社区砍伐与风景区毗邻的松树,形成了4 km宽具有自然隔离作用的生物控制带。风景区以一定的形式向毗邻社区提供补偿。

黄山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中,与毗邻社区直接互动的是向社区提供进山务工指标,提供旅游就业机会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间接互动的形式包括黄山风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和日益增长的游客量为毗邻社区开发互补型景区和农家乐接待提供了保障(图2)。社区居民从风景区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旅游福利促进了其对旅游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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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黄山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Fig. 2   Mechanism of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of residents on tourism in the community adjacent to Huangshan Scenic spot

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Dann指出的距离测算的观点^[16]。在区域空间范围内,风景区可以视为区域内的一个“点”。但对于毗邻地区来说,风景区和社区呈现的是“面”的特征,空间距离测算难度增大。同时,风景区旅游发展对毗邻地区的辐射呈现的是放射状而非线型的特征。因而,距离仅可视为居民感知和态度空间差异的作用机制之一,还需要从风景区和社区2个方面梳理出其他作用机制。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直接改变了毗邻社区参与风景区旅游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对社区旅游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社区组织作为内在动因,在整合社区资源、协调与风景区旅游发展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山岔社区的互补型景区建设及社区旅游收益分配机制对促进社区旅游发展和提高居民旅游收益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这3个角度分析,就可将社区旅游发展阶段视为以上3个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本文并未与社区内居民感知和态度的诸多成果一样,将其作为分析变量。

4 结 论

黄山风景区4个毗邻社区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支持率较高,但社区间存在差异。与风景区联系较弱的社区对旅游发展的期望最高,联系较为密切的次之,而依托风景区,社区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相对最弱。

受区位、社区和风景区3个方面的影响,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的感知存在一定的差异。距离风景区的相对区位、社区组织介入资源开发和协调利益分配的能力,以及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作用机制。相对于区位条件和风景区治理模式等外在因素,社区组织在参与风景区旅游中的能动作用对毗邻社区发展更为重要。

与大尺度范围的研究结论相比,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差异更具复杂性。毗邻社区与风景区呈现的是“面”而非“点”的特征,导致空间距离测算难度增大。因而,在界定小尺度空间内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时,距离仅能作为作用机制之一。

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景区毗邻社区发展的差异,但毗邻社区之间旅游发展的差异还包括其他方面,如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等,需要从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全面、准确的揭示风景区毗邻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在不同的观测尺度上,居民感知和态度可能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的研究只涉及到了行政村边界,尚未对内部不同自然村(村民组)、村民群体、家庭等进一步划分。如中心和偏远自然村、不同村民群体和家庭在旅游参与和旅游收益方面的不同,必然会对其感知和态度产生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应将研究边界进一步推进。此外,不同资源类型的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是否存在差异,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致谢：导师保继刚教授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翁时秀博士、曾丽博士对文章写作和修改提供了帮助;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高超副教授、张正涛硕士生为本文绘制了插图;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部分同学参与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在此一并致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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