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飞
, 刘彦随, 严镔
Wang Yanfei, Liu Yansui, Yan Bin
中图分类号: F2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1-0020-09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4-12-1
修回日期: 2015-04-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1-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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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艳飞(1987-),男,山东寿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城乡发展研究。E-mail:wangyf.13b@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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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
Abstract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the strategy and mostly significant task of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It is of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s for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We first propos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d coordinated index system. Then, by GIS and ESDA methods, spati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ere explore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The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subsystems, which are factors,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policies. Th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elements within the subsystem and positive mutual feedback evolvement among the subsystems. 2） Sub-indices such as investment, industry, income and consump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ke on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variation of investment coordination index, industry coordination index, income coordination index and consume index reduces in turn. 3） Urban-rural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index shows obviously spati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east, middle, northeast and west of China, and takes 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High-level areas of coordination index gather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 and a few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hile low-level area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especially showed in the provincial map. 4)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rural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while urban investment had negative effects. Meanwhile, education investment, education level and infrastructure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due to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se findings are of use to integr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spects. Firstly, we should appropriate urbanization models should be explored in different areas according to the areal characters and it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status. Secondly,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hange its traditional planning model and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especially improv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of the town. Thirdly, we should reform binary urban and rural managing system gradually and moderately, according to taking 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inside and outside urban-rural coordinated systems.
Keywords：
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发展难题,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亟需统筹城乡、创新城乡管理体制机制[1,2]。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虽未直接提出城乡协调发展,但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农业农村的投资、政策支持与对城市管理理念的探索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发展[3,4]。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为基础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管理组织现代化,国外学者开展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地域的研究,相继提出了“Desakota”模型、区域网络理论、城乡相互作用等理论[5-7]。城乡联系和要素流动是城乡关系变动和城乡发展的基础,城市与农村区域在各要素流的作用下,农村结构变化及发展与城市功能和角色紧密联系[6]。国外学者常使用“linkage”和“interaction”来表达城乡之间的联系,大都市区、“desakota”的出现以及家庭成员居住空间分离对城乡的简单划分提出质疑,社会转型发展应着重提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城市与乡村相互独立的转型发展 [7,8]。
国内关于城乡问题的相关研究很多,涉及理论辨析、动力机制、城乡制度、协调模式、对策建议等方面[9-13]。快速城乡发展转型背景下,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乡村地区面临人口外流、老龄化、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乡村地域空心化凸显 [14,15]。新型城镇化关键要统筹城乡发展,确立平等、协调、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转型发展中人-地-业协调发展[16]。国内以城乡为对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① 以城乡经济发展视角,使用单一指标或综合指标评价城乡差距及格局[17-19];② 综合评价城乡关联、协调、一体及乡村转型[20-23];③ 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等的协调性分析[24,25];④ 城乡差距的因素分析及建议[26,27]。城乡协调发展基于城乡联系及其要素流动,城乡在结构、功能、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协调发展,亟需综合不同层面进行定量评价。本文着眼于系统论视角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国地级单元的行政统计资料,评价城乡单项及综合的协调指数,基于ArcGIS平台与GeoDA软件分析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及其统计特征,结合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期增进城乡协调内涵及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机理的科学认识,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城乡关系通常经历城乡分化、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等几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城乡协调状况有所不同。城乡协调发展不仅是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间的关系特征,也包涵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的协调（图1）。城乡要素流动和空间集聚效应是城乡联系和交互作用的基础,表现为城乡人口、土地、资源、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重组;结构层是城乡要素组成及重构的反映,包括城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城乡空间体系等方面;功能层是城市与农村参与区域间及城乡间分工与协作的主导功能与定位,分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涵养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等,主要由其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活动体现,随着生产水平提高及消费需求改变,城乡地域功能内涵变化;政策层是与城乡发展适宜的政策体制,包括城乡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及教育等方面相关政策和制度。
图1 城乡协调发展理论框架
Fig.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城乡协调体系除多层级特征外,还具有层级内及层级间相互作用特征：① 各层内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产业、就业、土地利用等结构协调演变,城乡地域功能互补,政策衔接、体制健全等共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层级内各组成部分的协调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以结构层为例,经济增长伴随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布局优化促使就业结构相应变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共同影响城乡空间与区域作用。② 层级间作用有机互馈。要素层、结构层、功能层、政策层构成自下而上的驱动体系,下层级变化驱动上层级变动;政策层、功能层、结构层、要素层为自上而下的反馈体系,上层级的调整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既可能深化下层级的变化,也可能对其形成阻碍。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要素流通中的基础地位,强化政府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的调控和统筹。基于城乡地域发展转型的过程性、地域性特征,调整相关政策体制推动要素流动、结构优化与城乡功能互补。
本文所需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28],各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口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天津、上海的数据为各市辖市区县合并后的汇总数据;重庆市和海南省直管县数据缺失。极少数地市的个别指标缺失,采用相关省市统计数据补齐或相邻年份数据插值获得。部分指标中奇异值数据使用相邻年份或各省统计数据修正。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科学中心。共得到338个地级行政单元的数据资料,基本覆盖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3.1 城乡协调发展指数
已有研究通过构建城市和乡村系统指标,评价城乡系统的协调与关联状况[20,21],指标体系中往往难以分离出表征区域发展状况的指标。数据限制以及对城乡协调发展理解的不同,表征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研究仍显不足。本文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建立城乡发展协调指标体系,突出城乡相关指标的直接比较,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城乡发展协调指数,准则层依据城乡协调发展理论框架,基于要素层与结构层相互作用选取产业协调指标（CY）,基于政策层选取城乡投资偏向性指标（TZ）,城乡能否协调发展的直接表征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与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文中选取收入协调指标（SR）、消费协调指标（XF）,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城乡协调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准则层（权重） | 指标层（权重） | 指标解释 |
|---|---|---|
| 投资协调指数(0.312) | 地方财政支农偏向性（0.322） | 地方财政农林水利事物支出比重/区域一产产值比重（+） |
|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性（0.678） | 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
| 产业协调指数(0.256) | 产业二元性（1） | （二三产业产值/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
| 收入协调指数(0.292) |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 消费协调指数(0.140) | 城乡消费能力对比（0.559）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
| 城乡消费结构对比（0.441） | 城镇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 |
为消除子系统指标数据量纲影响,使其具有可比性,首先对数据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文中采用均方差决策法计算准则层和目标层指标的权重,计算研究时段内地级市各指标的离差系数,数值越大,表明该指标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变化幅度越大,对城乡发展协调的贡献程度越高,反之,则贡献程度越低[24]。并运用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测度城乡发展协调指数。
1） 指标无量纲化：
2） 城乡发展协调指数：
式中,
1.3.2 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探寻城乡协调发展指数的影响因素,鉴于各变量可能具有空间关联性,文中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空间自相关统计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实现。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基础,区域政策偏向、经济全球化等对区域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26,27],既分析区域性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也着重探讨城乡制度政策因素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具体影响因素如下：① 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表述（元/人）。② 城镇水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③ 投资因素,选取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地方人均教育支出（元/人）、地方财政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元/人）。④ 消费因素,选取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人）。⑤ 对外贸易因素,选取外商投资比重（%）。⑥ 人力资本因素,选取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⑦ 基础设施因素,选取公路密度（km/km2）。⑧ 自然地理因素,选取地形起伏度和平均高程。
以各项指数的全国平均值,以及±0.5标准差、±1标准差确定临界值进行制图分析（图2）,分析城乡协调各分指标在地级市层面分异的空间特征。① 城乡产业协调度指数平均值为0.816、标准差为0.208、变异系数为0.253,高于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新疆、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区,表明这些地区产业二元性较小;中西部能矿地区产业协调度一般低于平均值,产业二元性较大。② 城乡投资协调指数平均值为0.515、标准差为0.167、变异系数为0.325,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华北及长江中游传统农区以及西部少数地区,东北地区、新疆、四川等地区城乡投资协调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呈现集中连片分布,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③城乡收入协调指数的平均值为0.705、标准差为0.157、变异系数为0.222,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新疆大部分地区城乡收入协调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大部分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收入协调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④ 城乡消费协调指数平均值为0.618、标准差0.075、变异系数0.121,城乡消费协调指数空间格局与城乡收入协调指数空间格局基本一致,西部地区该指数整体上小于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总体来看,城乡协调分项指数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区域差距及大城市发展优势作用下,乡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流动趋势明显,跨区域的城乡要素流动影响了一定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基于城乡协调分项指数的变异系数,城乡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的区域间差距高于城乡收入协调指数和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符合区域协调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图2 城乡协调发展分项指数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sub-index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将城乡产业、投资、收入、消费协调指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地的城乡协调发展指数（图3a）。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典型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京津唐、山东半岛、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与中国经济发达区的格局基本保持一致。低于全国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均值的地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中国西部地区,其中内蒙古高原区、黄土高原区、青藏高原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城乡发展协调性较低。将各地级市城乡协调发展指数等权求和得到各省的城乡协调发展指数（图3b）,其中,海南省是海口市、三亚市指数的平均,重庆市采用市区值来代替,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省域层面城乡发展协调格局空间分异明显,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协调格局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发展协调性最高,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协调性最低。
图3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ex in China
空间自相关分析（ESDA）通过建立相近或相邻单元的空间权重矩阵,探索地理现象的空间效应。Moran’s I和Geary’s C是全局自相关的常用指标,反映属性值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的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29]。应用ESDA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城乡协调分项指标与综合指标的Moran’s I指数,并进行统计验证（表2）。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分项协调指数以及综合协调指数Moran’s I值分别为0.363、0.262、0.567、0.293、0.364,统计均显著,表明城乡协调分项指标及综合协调指标值空间分布呈现高高集聚（HH）与低低集聚（LL）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结合上面的格局分析可以发现,沿海与内地,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指数高低值空间集聚态势显著。
表2 城乡发展协调指标空间自相关分析统计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for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Moran′s I值 | 期望值 | 标准差 | z-value | |
|---|---|---|---|---|
| 投资协调指数 | 0.363 | -0.003 | 0.033 | 11.061*** |
| 产业协调指数 | 0.262 | -0.003 | 0.034 | 8.042*** |
| 收入协调指数 | 0.567 | -0.003 | 0.035 | 17.164*** |
| 消费协调指数 | 0.293 | -0.003 | 0.034 | 8.723*** |
| 城乡协调度 | 0.364 | -0.003 | 0.035 | 10.417*** |
城乡发展协调指数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即数据存在空间分布非独立性,因此,在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空间效应模型估计。首先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共线性分析,其中,地形起伏度与地面高程,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平均受教育年限间分别存在较强的共线性,回归分析中选用地形起伏度和城镇化水平两个指标。
模型1为不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各变量对城乡发展协调的影响情况（表3）。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化、地形因素指标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大国内消费需求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协调;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系数为负,表明城市投资越高,城乡差距越大。财政人均农林水利支出指标系数不显著,可能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上存在不合理现象。地方财政人均教育支出在0.1水平上显著但为负,公路网密度指标统计不显著,可能与中国城乡间教育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地形地貌对可达性的约束相关。外商投资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在0.1水平上显著,而在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中不显著。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城镇化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统计检验不显著,与中国当前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城乡间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大直接相关。将人均GDP代替城镇化指标,统计检验显著且为正,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
表3 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le 3 Estimated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sing OLS, SLM and SEM
| 模型1（OLS） | 模型2（SLM） | 模型3（SEM） | ||||
|---|---|---|---|---|---|---|
| 系数(t) | P | 系数(t) | P | 系数(t) | P | |
| 常数项（C） | 0.683（34.311） | 0.000 | 0.539（15.812） | 0.000 | 0.690（33.061） | 0.000 |
| 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 -2.45E-06（-5.234） | 0.000 | -2.233E-06（-5.049） | 0.000 | -1.913E-06（-4.111） | 0.000 |
|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 1.30E-06（3.730） | 0.001 | 1.21E-06（3.671） | 0.000 | 1.103E-07（3.182） | 0.001 |
| 地方财政人均教育支出（元/人） | -2.86E-05（-1.921） | 0.056 | -3.469E-05（-2.455） | 0.014 | -4.88E-05（-3.12） | 0.002 |
| 地方财政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元/人） | 9.31E-06（0.728） | 0.467 | 1.694E-05（1.403） | 0.160 | 1.953E-05（1.467） | 0.142 |
| 外资投入比重（%） | 0.260（1.664） | 0.097 | 0.204（1.378） | 0.168 | 0.087（0.531） | 0.595 |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人） | 2.497E-06（3.282） | 0.004 | 2.303E-06（2.852） | 0.004 | 1.77E-06（3.659） | 0.035 |
| 公路密度（km/km2) | 0.003（0.633） | 0.527 | 0.002（0.357） | 0.721 | 0.001（0.172） | 0.862 |
| 地形起伏度 | -0.020（-4.785） | 0.000 | -0.015（-3.544） | 0.000 | -0.022（-4.249） | 0.000 |
| 城镇化率 | 0.001（2.309） | 0.022 | 0.001（2.499） | 0.012 | 0.001（2.744） | 0.006 |
| ρ(空间滞后项） | 0.208（5.122） | 0.000 | ||||
| λ（空间误差项） | 0.462（7.086） | 0.000 | ||||
| 统计检验 | ||||||
| R2 | 0.534 | 0.574 | 0.604 | |||
| F | 42.09 | |||||
| logL | 442.22 | 455.47 | 461.31 | |||
| LR | 20.645 | 0.000 | 38.18 | 0.000 | ||
| AIC | -864.44 | -888.92 | -902.61 | |||
| SC | -826.21 | -846.87 | -864.38 | |||
模型2、3分别为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考虑空间相互作用后,基于最大似然法的估计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且空间滞后项、空间误差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相邻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状况会对本区域产生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城乡协调发展除受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影响外,也受投资等政策因素的显著影响。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机制约束下,城市和乡村的投资与财政支出差异显著,农村地区的产业扶持和生活设施投资不足,弱化了自我发展能力和地域功能。另一方面,依赖土地财政和空间扩展的传统城镇化路径消弱了城镇发展的集聚效应。人地分离、产城分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能力弱等不利于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新时期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要转变重经济轻民生、重城市轻乡村的发展思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投资,着力推动城乡道路、教育等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落后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偏远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城乡人力资本与交通可达性。
统筹城乡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指数评价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特征,并分析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① 城乡协调体系是一个互馈系统,包含要素层、结构层、功能层及政策体制层;统筹城乡发展要在城乡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关注层级内部协调,以及不同层级间的良性互馈。② 城乡协调分项指数空间差异明显,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空间差异程度依次减小;城乡收入和消费的区域差异最小,符合区域协调和社会发展的趋势。③ 城乡发展综合协调指数呈显著空间集聚,东中西分异明显,高值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农村投资、社会消费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城市投资则会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同时地形起伏显著制约城乡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不显著或负影响,亟需改善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及设施配置情况。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地区人口持续流出,城乡要素、产业等方面联系日趋紧密,在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与重构乡村仍是重要研究内容。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审视城乡要素、结构、功能、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要素流动和集聚过程中,建立人口、土地、产业间的协同机制,促使城市发展与农村建设有机融合。本文研究表明,城乡协调状况与当地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城乡投资、社会需求等密切相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群地区与中小城市地区、不同主导功能地区间城乡发展协调状况差异明显。因此,基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城乡发展的转型态势,综合考虑城乡间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地域功能以及其动态演变,着力探索城镇化的本地化、内生化路径;推进振兴村镇发展计划,分区分类推动空心村综合整治与乡村重构,完善小城镇综合服务功能,切实提高农村可达性与农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营造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城乡功能互补的制度环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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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J].
正在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 制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是影响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体制性障碍。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我国在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
正在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 制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是影响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体制性障碍。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我国在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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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nge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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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国际经验借鉴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8.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①农村土地空心化和人口过疏化现象不断加剧，耕地资源浪费严重；②农村发展资金短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滞后；③农村组织建设不健全；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各类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缺乏；⑤农村建设决策体系不完善，缺乏规划引导；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不强，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结合问题分析，总结得出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3 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即保障力短缺、参与力短缺和服务力短缺。随后，针对各制约因素在国际典型地区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梳理，就德国、比利时、以色列、荷兰、法国、匈牙利、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在土地资源供给、人才资源供给、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组织构建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通过综合分析世界各国的农村建设经验和教训，从政府、社会机构和农民个人3 个层面对中国今后如何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8.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①农村土地空心化和人口过疏化现象不断加剧，耕地资源浪费严重；②农村发展资金短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滞后；③农村组织建设不健全；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各类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缺乏；⑤农村建设决策体系不完善，缺乏规划引导；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不强，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结合问题分析，总结得出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3 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即保障力短缺、参与力短缺和服务力短缺。随后，针对各制约因素在国际典型地区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梳理，就德国、比利时、以色列、荷兰、法国、匈牙利、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在土地资源供给、人才资源供给、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组织构建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通过综合分析世界各国的农村建设经验和教训，从政府、社会机构和农民个人3 个层面对中国今后如何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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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growth comment: an ambitious movement and its prospects for succes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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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gional network strategy for reciprocal rural-urban linkages: An Agenda for Policy Research with reference to Indonesia [J].https://doi.org/10.3828/twpr.20.1.f2827602h503k5j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 regional network strategy incorporat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nd interdependecies in its analy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is proposed to overcome the continuing rural–urban divide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lanning. The strategy is illustrated by drawing from variations in regional contexts in Indonesia. A comparison of a virtuous cycle with a truncated process of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used to set an agenda for policy research. Research on five types of rural-urban flows --people, production, commoditie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is needed to provide baseline data to align policies with a mor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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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urban interactions: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J].https://doi.org/10.1177/0956247898010001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nts in Dakar and their relatives In rural home areas, and how traditional kin structures a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new solidarity networks in the city. While remittances ar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rural households, especially during the "hungry months" before the new harvest, migrants' visits are not linked to regular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 but rather to occasional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ceremonies. suggesting a decrease in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a more permanent urban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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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J].https://doi.org/10.1007/s11625-007-0040-y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ame="Abs1"></a>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last 30 years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Asian governments. Despite an ongoing commitment to the rhetoric of concern with rural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and the alleviation of rural poverty, these policies have emphasis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urbanisation as the prime process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economic argument that the economies of scale, the creation of mass urban markets and the higher productivity that occur in urban places make them crucial to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approach creates a false dichotom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whereas development should aim to increase the linkag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imed at producing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rather than separate rural and urban transitions.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rural–urban transitions in East Asia with a more detailed case study of China,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 crucial example because of the size of its populatio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and it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manage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The final section focus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spatial sensitivity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ld division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ectors must be replaced by planning that integrates urban and rural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adop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strategies which utilise concepts of eco-systems in which rural and urban activities are linked, so as to create sustainable urban regions, cities and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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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回眸与评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3.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对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进展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评价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并指出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view and evalu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3.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对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进展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评价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并指出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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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分析——以宝鸡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274X.2000.03.019 URL 摘要
在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层 面上重新认识和界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和内涵 ,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 ,然后以宝鸡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发展过程 ,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最终目标 ;2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乡镇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作用机制和形式不同 ;3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互动是宝鸡市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Discussions on the dynamic regi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aking Baoji City as an example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274X.2000.03.019 URL 摘要
在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层 面上重新认识和界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和内涵 ,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 ,然后以宝鸡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发展过程 ,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最终目标 ;2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乡镇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作用机制和形式不同 ;3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互动是宝鸡市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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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ssues of land use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J].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3.03.013 URL 摘要
The paper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key issues of current land use in China. It identifies the major land-use problems when China is undergoing rapid urbanization. Then, the paper interprets and assesses the related land-use policies: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of arable land, increasing vs. decreasing balance of urban-rural built land, reserved land system within land requisition,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land use. The paper finds that current policies are targeting specific problems while being implemented in parallel. There is lacking a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all the policies. The paper finally indicates the current land-use challenges and proposes strategic land-use policy system to guide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the future. (C) 201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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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 [J].Magsci 摘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城乡互动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半城市化地区,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在充分认识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流县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作为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的依据和基础。在充分把握双流县与成都市的互补关系与一体化趋向的基础上,贯彻功能区的思想,制定了推进双流县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对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Quasi-urbanization area .Magsci 摘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城乡互动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半城市化地区,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在充分认识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流县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作为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的依据和基础。在充分把握双流县与成都市的互补关系与一体化趋向的基础上,贯彻功能区的思想,制定了推进双流县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对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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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J].
自2002年提出“城乡统筹”以来，城乡关系的调整进入新的时期。然而，在大量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经济实力和主导作用，往往表现为“以城统乡”的特征，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对农村土地、水资源、空间资源等的索取之上，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形成了半城市化形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问题。从“以城统乡”转向解决“三农问题”为先的角度，论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应注重“减少农民、建设农村和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就是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使大部分农民城市化，同时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素质，让农民在社会、文化与空间等多方面建设美丽乡村，并推动农业现代化、文化产业创新、第六产业经营等地方经济发展。在与城市资源互补的经济发展中提高农民收入，在均等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中提高农村生活品质，达到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
A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Plann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From “City Exploiting Rural Area”to Solving “Three Issues in Rural Area” .
自2002年提出“城乡统筹”以来，城乡关系的调整进入新的时期。然而，在大量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经济实力和主导作用，往往表现为“以城统乡”的特征，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对农村土地、水资源、空间资源等的索取之上，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形成了半城市化形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问题。从“以城统乡”转向解决“三农问题”为先的角度，论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应注重“减少农民、建设农村和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就是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使大部分农民城市化，同时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素质，让农民在社会、文化与空间等多方面建设美丽乡村，并推动农业现代化、文化产业创新、第六产业经营等地方经济发展。在与城市资源互补的经济发展中提高农民收入，在均等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中提高农村生活品质，达到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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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理学的天然职能，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结合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我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点与研究主题；基于山东禹城市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禹城市空心化村庄整治的基本准则、发展理念与规划方案。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重点研究空心化村庄整治引领新农村建设、耕地红线保障和城乡土地统筹配置“三位一体”目标的机制、政策与模式。</p>
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optimizing practi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理学的天然职能，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结合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我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点与研究主题；基于山东禹城市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禹城市空心化村庄整治的基本准则、发展理念与规划方案。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重点研究空心化村庄整治引领新农村建设、耕地红线保障和城乡土地统筹配置“三位一体”目标的机制、政策与模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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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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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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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城乡差距的一种估计 [J].
本文在收集整理反映我国城乡收入、教育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差别数据的基础上，利用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法计算了按城乡分的收入指数、教育指数和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并进一步构建了按城乡分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结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是最大的，而且呈现出整体扩大的趋势；城乡教育差距要小于收入的差距，城乡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出整体缩小的趋势，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以后的阶段；城乡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间的差距始终是最小的，然而这个差距却在扩大。
Measuring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China by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method .
本文在收集整理反映我国城乡收入、教育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差别数据的基础上，利用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法计算了按城乡分的收入指数、教育指数和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并进一步构建了按城乡分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结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是最大的，而且呈现出整体扩大的趋势；城乡教育差距要小于收入的差距，城乡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出整体缩小的趋势，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以后的阶段；城乡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间的差距始终是最小的，然而这个差距却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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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乡收入格局演变研究 [J].Magsci 摘要
<p>以长江三角洲地区74 个县级地域单元1989~201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资料,采用变异系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收入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89 年以来,城镇收入的整体区域差异水平先升后降,农村收入区域差异则持续降低;城镇收入格局由以上海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从沿海到内陆收入递减的地带式结构,一体化发展以后俱乐部增长趋同现象明显;农村收入格局渐趋均衡,高收入极化现象有所缓解,但低收入俱乐部向上移动困难;农村收入增长依托于城市,但增长速度相对落后,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p>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c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Magsci 摘要
<p>以长江三角洲地区74 个县级地域单元1989~201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资料,采用变异系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收入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89 年以来,城镇收入的整体区域差异水平先升后降,农村收入区域差异则持续降低;城镇收入格局由以上海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从沿海到内陆收入递减的地带式结构,一体化发展以后俱乐部增长趋同现象明显;农村收入格局渐趋均衡,高收入极化现象有所缓解,但低收入俱乐部向上移动困难;农村收入增长依托于城市,但增长速度相对落后,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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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J].
选取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23年间北京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并在对纵向数据分析基础上,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反映的收入差距相对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较差距反映的比较水平两个指标,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状态和趋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认为,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大致经历“低收入公平型”<sup>→</sup>“低收入不公平型”<sup>→</sup>“高收入不公平型”的演进过程。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揭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城市化水平和二元结构系数三个变量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而政府财政支农比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进而探讨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and major effect factor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
选取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23年间北京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并在对纵向数据分析基础上,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反映的收入差距相对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较差距反映的比较水平两个指标,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状态和趋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认为,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大致经历“低收入公平型”<sup>→</sup>“低收入不公平型”<sup>→</sup>“高收入不公平型”的演进过程。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揭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城市化水平和二元结构系数三个变量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而政府财政支农比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进而探讨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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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的空间分析 [J].
<p>基于24个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定量评价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度,并分析各县域城乡关联状态与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乡综合关联Moran ’s I指数仅为-0.1205,表明各县域城乡关联呈分散状态;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非均衡发展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区域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级市辖区城乡关联性显著高于各县(县级市);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呈现"圈层"、"十字型"和"块状"的空间结构。(3)区域城乡关联表现出较弱的集聚趋势。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主要沿哈大线呈带状分布,空间差异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5个地级市辖区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表现为弱扩散、强极化和强扩散状态。</p>
Spatial analysis of urban-rural association to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of central Jilin Province .
<p>基于24个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定量评价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度,并分析各县域城乡关联状态与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乡综合关联Moran ’s I指数仅为-0.1205,表明各县域城乡关联呈分散状态;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非均衡发展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区域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级市辖区城乡关联性显著高于各县(县级市);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呈现"圈层"、"十字型"和"块状"的空间结构。(3)区域城乡关联表现出较弱的集聚趋势。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主要沿哈大线呈带状分布,空间差异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5个地级市辖区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表现为弱扩散、强极化和强扩散状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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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城乡发展协调性空间差异分析 [J].
遵循全面性、主导性、可比性及可获得性原则,构建了城乡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出山东省17地市城市子系统和农村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城乡协调度系数对各地市城乡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①山东省城乡发展协调性空间差异非常明显,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②城乡协调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发展协调性越好。③协调是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城乡协调发展亦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样的协调度反映的信息不一定相同。
Spatial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
遵循全面性、主导性、可比性及可获得性原则,构建了城乡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出山东省17地市城市子系统和农村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城乡协调度系数对各地市城乡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①山东省城乡发展协调性空间差异非常明显,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②城乡协调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发展协调性越好。③协调是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城乡协调发展亦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样的协调度反映的信息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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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评估 [J].
Eval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urse in Northeast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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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J].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1.02.0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cus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on substantially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re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level, and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level), using government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2000 to 2008. Spati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supported by SPSS 13 and ArcGIS 9.2 software, show that rural China has experienced universal and intense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since 2000.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clined greatly between 2000 and 2008.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at corresponds to a certain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ill lead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ral systems and an improve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owerful factors that fuel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coastal China, to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Given the multiscale nature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mproving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imed at variou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ypes might b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hape a mor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C) 2011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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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J].Rural development from view poin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a case in Shandong Provi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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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产业和用地结构关系的城镇化模式类型及演进特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202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人口城镇化、产业非农化、用地城镇化进程的相对关系角度，在三角模型中将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模式划分为六种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六种关系模式在空间上临近、时间上趋同。从长期均衡结果看，各县市城镇化关系模式的差异主要源于自然条件、行政区设置等固有条件，城镇化模式的多样性并存未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别。从短期时序变动来看，在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主导驱动力形式下的确存在效率差异，现阶段长三角地区用地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高度吻合。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对各维度进程的不匹配现象予以关注，有助于认识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Pattern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202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人口城镇化、产业非农化、用地城镇化进程的相对关系角度，在三角模型中将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模式划分为六种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六种关系模式在空间上临近、时间上趋同。从长期均衡结果看，各县市城镇化关系模式的差异主要源于自然条件、行政区设置等固有条件，城镇化模式的多样性并存未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别。从短期时序变动来看，在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主导驱动力形式下的确存在效率差异，现阶段长三角地区用地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高度吻合。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对各维度进程的不匹配现象予以关注，有助于认识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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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持 续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证明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但其下 降阶段不能确证。同时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 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这说明有可能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来控制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文章讨论了这些发现的政策含义。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
中国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持 续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证明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但其下 降阶段不能确证。同时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 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这说明有可能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来控制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文章讨论了这些发现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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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s of factor alloc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 2004-2010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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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in Jilin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3-0629-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 during the course of full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urban regions.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of 2000, 2005 and 200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of Jilin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by establishing a rural development index.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and domain factors are discuss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multi-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most of the counties were in lower development level, which accounted for 58.3%, 62.5% and 66.7% of the total counties in 2000, 2005 and 2009, respective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nequality were very obvious at county level. For exampl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angchun Proper and the proper of seve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The counties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rn Jilin Province were the lowest regi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hile the middle counties were the rapid growth areas in rural economy. Secondly, Moran's I of rural development index (RDI) was 0.01, -0.16 and -0.06 in 2000, 2005 and 2009, respectively, which indicated that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RDI was not obvious in Jilin Province, and took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ndom distribution. The counties of both the units and its adjacent units have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HH)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western areas to the eastern areas, while the countries of both the units and its adjacent units have lower development level (LL) were diffused from the eastern to middle and western Jilin Province. Finally, the result of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ere the domain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of Jilin Province in the later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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