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 段学军, 杨清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08
Wang Lei, Duang Xuejun, Yang Qingke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12-1841-09
收稿日期: 2016-12-23
修回日期: 2017-05-22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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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磊（1984-）,男,河南信阳人,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空间管治。E-mail:wanglei@nig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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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梳理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环境演变,试图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主体、主题、形式和发展水平等进行综合分析。流域管治事务复杂,部门管理与行政区管理交叉,造就了区域合作模式多样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带在长江防洪、大通关和检疫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而在水资源环境、港口岸线、基础设施和生态补偿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建设仍发展缓慢。长三角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层次多、主题丰富的区域合作机制;由于国家长期对成渝经济区的推崇,两地在区域性项目建设上合作密切;中游四省合作发展水平相对最低,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引领,地区竞争大于合作激励。
关键词：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and regions become much closer, which calls for intens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increasing-intersected regional affair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economy analysi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changing context and the structure of major administrative bodies at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evels in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and it evaluates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whole economic belt, lower,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structures, cooperative subjects and cooperative forms. In general, there are several regional cooperation patterns emerging in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because of the hug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rketization level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Yangtze water-related governance affairs. The most developed subject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11 province-level units are located in the flood control, customs clearance policies, and quarantine. However the necessitat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waterfront and port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elevant platform of information-sharing are still under developed and lag behind the needs of integr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belt. Comparatively,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development among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in the lower reaches, and multi-lev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fulfill their agreements on many subjects, such as tourism and transpiration building, etc.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reaches. In the upper reaches,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concentrated between Chongqing and Sichuan and several regional projects have been co-built because of their rooted similarities i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Lastly,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hampered among the four provinc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because there is lack of a strong economic center to drive the cooperation as that in the lower reaches, and they also have more incentives to compete for attrac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Eastern China than to cooperate for regional govenance affairs.
Keywords：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空间发展进行着剧烈的转型,主要体现在经济组织方式的全球化转变,生产方式从福特制的标准生产到后福特的弹性专业化生产,以及空间管治的非政府组织参与[1,2,3]。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范围和广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城市和区域的内部联系也日益深入,通过劳动生产分工被全球化所塑造[2,4]。一方面,通过人口、要素和物流的变动,使区域城市体系发生重组,促使城市之间建立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全球资本自由流动与地区之间,寻求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强化了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城市之间进行的激烈竞争[5,6]。空间管治政策的区域破碎化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扩大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也促使区域管治方式和工具不断地演变。由此产生了新区域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经济发展范式：超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二分法与两难选择,建立有弹性且有约束的区域管治组织和政策,动员区域内部力量和培育对外竞争优势[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合作是区域管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和内容,核心表现形式是超越了单一行政区或政府机构力所能及的管治范围,形成一个基于区域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8]。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区域合作机制也需要不断地做出适应性调整,其实质是区域内部管治关系的尺度建构,以有利于资源要素市场的重新整合,进而优化空间结构。区域合作能促进集聚效应、避免管理的外部性和重复产能建设等因而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9,10,11,12]。区域合作的成效和发展水平往往受制于政府之间的权力和组织结构,交易成本和公共事物治理本身等复合性因素的影响[12,13]。因此,国内外区域合作研究比较注重对于过程和主体的分析[13,14,15]。总体来看,区域合作研究多见于案例的分析,对于对比研究区域合作的发展水平和其中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之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水平差异显著。随着中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加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有利于推动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及颁布的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规划等,都十分重视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穿插于多个流域管理事务。自上而下的推动区域合作固然重要,然而由于牵扯到地方利益,区域合作在不同主题和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所受到的影响机制也各有差异。相关规划的实施、机制的建立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区域合作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水平、特征和主要形式,及其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为此,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对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格局和演变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以利于扩大经济带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合作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变、主要管治结构的梳理,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根据区域合作的地缘特点,探讨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发展格局与演变特征。
区域合作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和公众等行为主体相互配合,共同处理跨行政区事务的一个集体行动,根植于地方的政治经济环境[16]。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交叉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复杂,客观需要频繁的区域合作。在学术界,过去20 a西方对于大都市区区域合作的研究显著上升,不少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城市之间的过度竞争,产生社会经济极化和环境外部性,影响区域协调发展[17]。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中西方国家在区域合作的内容上并没有很大差异,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区域性的公共产品供给。然而,中西方的不同源自于不同的区域合作运行机制,也即两者之间显著的政治经济环境差异。中国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地方关系,总体权利下放与局部权利上收在不同尺度和管治事务上的交织;二是政府-市场关系,政府既是市场资源的分配者、市场活动的监管者,也是市场行为的参与者,因而有些学者强调不同层级的政府对于市场作用的异质性,是分析中国区域管治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18,19]。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和部门管理的特点,Xu等[20]又加入两个维度来理解中国多层级的区域合作机制：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地方政府在管辖范围内的策略性参与区域管治活动的手段,二是破碎化的部门关系,不同中央部门分工的交叉与重合,与地方发展事务综合性的矛盾。
此外,中国市场发展从计划经济脱胎,还遗留了两种主要的区域合作的组织和管治手段。首先是临时的,以大型项目建设为基础的区域合作[21,22]。区域合作由中央部门计划指令下安排,资金主要来自中央部门,需要地区之间在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的配合,但是这种集体行动既非仅仅地方自愿,也非在市场交易的原则下进行。其次是中央建立的经济区,并设立临时管理机构,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23,24]。如1958年,中央将全国划分为7个大的经济协作区,建立了协作区委员会及经济计划办公厅。在1980年代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务院为了避免城市之间恶性竞争,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发[1986]36号）。中央部门也主导设立了众多的城市经济协作区（如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实际上是采用计划经济时期的调控工具,试图驾驭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这种区域管治模式类似于欧美旧区域主义,通过成立大都市政府,以达到区域资源整合的目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欧美地区纷纷废除了区域政府[25,26]。在中国随着地方分权的发展,经济协作区的区域合作模式也都大部分销声匿迹,少部分转成了区域研究机构,为国家政策制定进行服务。
分税制后的系列权利下放,进一步推动中国“块状经济”取代了“条状经济”,成为地方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相应的中央部委以项目为载体的区域合作模式开始弱化[27]。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经济协作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地方政府以协商的形式重组协作区的运行结构,建立比较松散的协调组织,试图克服城市恶性竞争所带来的“零和博弈”和区域负的外部性[28]。因此,区域合作与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区域合作是府际关系关系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区域合作也是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发展,市场需求使得企业之间的合作成为区域合作的一个形式。例如,一些大型企业通过生产与销售的布局网络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微观形式,还有大型航运、港务等企业通过对流域不同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收购、合并和重组等,实现了企业经营的网络化,将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合作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
总之,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合作的动员力量是自上而下的部门行政部门,基于具体项目建设,较少对市场利益进行考量,以牺牲局部利益而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区域合作的驱动力比较简单,在建设项目合作上成效比较显著,也即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合作的基础主要是基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也同时基于地方领导的行政诉求、激励机制和市场需求,其驱动力更为复杂[12,13,29]。此外,区域合作事务本身变的更加复杂多样,也导致了区域合作成效往往具有地方性和不确定性,合作成效取决于良好机制的建立。在转型期,市场机制受到较多地域行政管理的制约,特别是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了区域内部的“准贸易壁垒”,或者“诸侯经济”[12,30]。
长江经济带气候温暖湿润、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一直是中华民族兴盛的依托之地。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实业,长江经济带通过历史地理优势,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建国后长江经济带发展受到高度重视,从局部开发到全流域的整体规划,从单项水利水资源利用到流域综合治理,从产业发展建设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各级政府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与建设进行了持续探索。由于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长江经济带区域之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表1）,也形成了以上海、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长三角、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31]。这些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本身就是市场化区域合作的体现形式。近年来,迫于区域性事务的倒逼作用,以及中央层面的自上而下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在一些层面也不断推进。因此,从区域管治架构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形式即包含地方政府之间水平的合作,中央、省和市县一级等政府垂直的合作,可以具体体现在跨部门的多层级政府合作。
表1 2014年长江经济带省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 子流域 | 省市 | 人均GDP （万元） | 市场化 指数[32] | 外向型 经济指数 |
|---|---|---|---|---|
| 下游 | 上海 | 9.71 | 11.71 | 1.22 |
| 江苏 | 8.18 | 10.55 | 0.53 | |
| 浙江 | 7.29 | 11.39 | 0.54 | |
| 中游 | 安徽 | 3.43 | 7.73 | 0.15 |
| 江西 | 3.46 | 7.29 | 0.17 | |
| 湖北 | 4.71 | 7.40 | 0.10 | |
| 湖南 | 4.01 | 7.19 | 0.07 | |
| 上游 | 重庆 | 4.77 | 8.10 | 0.41 |
| 四川 | 3.51 | 7.66 | 0.15 | |
| 贵州 | 2.64 | 5.57 | 0.07 | |
| 云南 | 2.72 | 6.15 | 0.14 |
表2 长江经济带流域事务的部门管理
Table 2 Sectoral administration divi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 名称 | 管理权限 |
|---|---|
|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 水行政,水资源管理和监督 |
| 环保部（华东、华南、西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 水污染防治 |
| 住建部 | 城市的供水、排水和污水治理 |
| 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 源管理委员会） | 农业的面源污染控制、保护渔业水域环境与野生动物栖息地 |
| 国家林业局 | 流域生态、水源涵养保护与管理和湿地管理 |
| 国家发改委 | 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平衡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发展规划与政策 |
| 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 内河航运、船舶排污控制 |
| 卫生部 | 监督管理流域饮用水水源标准 |
由于流域管理涉及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大系统,管理事务复杂且相互交叉,相关管理权限往往分散在众多管理部门之间（表2）。因此,长江流域管理事务本身需要部门与地方的相互配合,才能达成一体化区域管治的目标。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区域管理事务集中在防洪抗旱、资源开发利用、航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由于长江防涝抗洪的压力巨大,水利部门是长江流域的主要管理部门和相关总体规划的主要编制主体。长江水利委员会（直属于水利部,简称长委）是长江流域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机构,负责水行政和水资源的相关管理工作,但综合管理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与其他相关中央部委在长江流域的分支机构在涉水管理上存在一定的交叉。
长江经济带早期的区域合作主要以科层式的模式开展,以大型的跨地区防洪和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主。例如,建国初期的荆江分洪工程对确保武汉防洪安全、洞庭湖地区的防涝起到关键作用。在长江三峡建设论证过程中,中央部门已经开始和地方政府协调大型工业和水利设施等项目在上游地区的布局。长江三峡建设涉及到移民、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事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区域合作项目,其顺利完工体现了体制的力量。在具体流域事务管理方面,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主要以混合式的方式运作,通过中央部委和地方省区建立省部联席会议、指挥部与领导小组等,通过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来进行管理。目前,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平台在防洪、大通关和检疫已经建立完善,实现区域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但在水资源水环境、港口岸线、基础设施和生态管控与补偿机制等管理方面的区域合作平台仍发展进程缓慢,区域合作一体化管理平台建设仍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表3、4）。一些破碎化的管理、片段化的信息导致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也不利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合作也逐渐展开。为了打破由于财税分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1980年代国务院授权在长江流域建立了上海经济区、西南地区经济合作区,试图促进市场机制下的区域合作,但是成效十分有限。随后,地方开始探索跨地区的合作行动,中心城市之间的合作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骨架。1985年的“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中,国家体改委促成南京、武汉和重庆三市签署了联合开放利用长江的会谈纪要,成为“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的雏形。随后,上海加入协调会,并且4个中心城市也分别和各周边城市协商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协作区。自此,以地方政府合作为主体的长江经济带的社会经济区域合作机制开始缓慢向前推进。目前“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已经发展到27个中心城市规模的联席会议组织①,建立了江海联运、长江开发、长江旅游、信息合作交流、资金融通、科技协作、邮电通讯、商贸流通、物资协作和增加环保协作等10个专题组,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特别在长江流域信息合作方面,建设了“中国长江”网站（http://www.china-changjiang.net）的信息交流平台,致力于推动区域信息共享。在2014年的第16届市长联席会议上,沿岸城市达成了《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议》,探索设立区域性环境资源交易平台、组建环保产业联盟、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等。然而,由于地区的行政壁垒,长江中心城市协调会是个开放和松散的协调组织,也缺乏中央层面实质支持,对一些合作主题研讨的成份比较重,而难以形成有约束力的决议,最终导致众多的协议和战略无从实施。即使有交通部2005年主推下的长江经济带7省2市（不包括浙江和贵州）的《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最终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成果。因此,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协议缺乏实施监督和激励机制,大部分文件只成为空头口号,真正实施上地方政府又有各自的考量。
表3 长江经济带部门主导下的区域合作管理
Table 3 Sectoral-led regional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let
| 一体化管理平台 | 成立年份 | 管理内容 | 主要成员 |
|---|---|---|---|
|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 1962 | 流域防汛抗旱工作 | 湖北（总指挥）、长委（常务副总指挥）、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分管领导担任副总指挥 |
|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 | 1988 | 水土保持管理 | 发改委、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湖北 |
| 长江省际边界重点河段河道采砂 管理联席会议 | 2004 | 采砂管理 | 中下游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省水利厅、相关市县的水上执法单位 |
|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长江河道采砂 管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 | 2009 | 采砂管理 |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 |
| 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会议 | 2006~2013 | 水运发展与规划 | 交通部和沿江7省2市 |
| 航运2+N合作模式 | 2014 | 水深规划、航运管理 | 交通部长航局、沿江省市级交通运输厅（委）牵头,联合该省市境内多个沿江地市政府 |
| 海关总署主导 | 2014 | 海关通关 | 9省2市直属海关 |
| 国家质检总局主导 | 2015 | 检验检疫 | 9省2市检疫局 |
表4 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区域合作的对比
Table 4 Development level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in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 地区 | 主要合作范围 | 协调机制 | 合作主题 | 发展水平 |
|---|---|---|---|---|
| 长江经济带 | 沿岸重点城市 | 政府机制主导 | 基于项目的防洪、港口和航道治理等 | 低 |
| 下游地区 | 全覆盖、跨地区和多层次 |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法律 | 全面开展 | 较高 |
| 中游地区 | 鄂湘赣三省区,武汉、长沙、合肥、 南昌等省会城市 | 政府机制主导 | 战略合作+争取国家资源和政策+部分 专项协议 | 较低 |
| 上游地区 | 主要在成渝地区 | 政府机制主导 | 战略合作+基础设施 | 中等 |
另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大量支撑长江经济带资源整合,也激发了流域内企业之间自下而上的合作。一些大型的航运、港口等企业通过对长江码头等民用基础设施的收购、合并和重组等,实现了企业在长江经济带的网络化和集团化,将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合作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长江港航发展为例,上海港在武汉、九江、江阴、南京、重庆、宁波、连云港等大港的部分码头都持有大量的股份。通过企业之间的股份合作,形成港口物流运输的网络化,有效的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港口资源的整合和协同发展。在江苏,已有企业建立了航运交易平台整合地区之间的货运、物流配送和船舶交易等信息。此外,诸如长江经济带企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也开始兴起,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长江下游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目前中国区域合作水平最高的区域。区域合作从专题研究,到共同规划,再到项目建设已经全面开展,合作机制也在不同层次铺开,推动了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减缓城乡收入的差距[33]。在省级层面,“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①（ ① 2008年安徽加入,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从2001年开始举办,已经连续举办多次协商。三省建立了协调办公室、专业协调小组和联络员制度,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在区域大交通体系建设协调、生态环境治理、能源大平台建设、旅游合作以及人力资源合作等领域。在城市层面,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已经发展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城市合作最有影响力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区域合作可追溯到1992年由14个城市发起的长三角经协（委）办公联席会议。1997年,为了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城市间的合作,更名为城市经济协调会,每两年召开1次市长会议,1次工作会议,2004年起改为年度会议制度。参与长三角城市协调会的城市不断扩大,截止2014年有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30个成员城市。区域合作的主题和深度也不断的加强,目前已经在旅游和交通等方面的合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另外,在次区域的合作成果,例如南京都市圈、浙东经济合作区等也成为引领全国的发展模式。其中,以江阴和靖江两市为代表的共建工业园区,以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为合作载体,整合两地土地资源（特别是岸线资源）、产业资源,首次真正打破行政区划分割,成为跨江联动开发的典范。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方面,受制于行政区域,跨流域污染一直是中国水污染治理的一个难点。苏浙的吴江和嘉兴两市经过多年的协商,达成了水污染治理和生态补偿的约束机制,改善了跨地区的水环境事件。新安江流域2011年启动了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涉及浙皖两省）,各方约定安徽出境水质若达标,下游的浙江省每年补偿安徽1亿元,若不达标则反之。根据相关水质监测结果,3 a试点期间新安江水质改善效果显著。此外,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普遍展开,多样化了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形式。
比较而言,中游地区的区域合作推进相对最为缓慢。在省级层面,区域合作受到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推动,2012年首次举行了中游的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省的会商会议,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力图推进协调三省的区域发展规划、交通体系、产业分工、水利和环境保护、以及旅游等。作为框架协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争取国家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最终受到国家的关注,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被国务院批准。在城市层面,区域合作主要是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经济协作区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87年,跨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四省城市。截止2005年,扩大到武汉周边31个城市,举办11次市长联席会议。然而,由于涉及城市太多,跨省区范围太大,城市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合作的实质进展很小。随着国家对中游城市群的界定,该协调平台淡出了中游地区区域合作机制的视野。受到中部地区高速铁路网络完善的推动,中游省会城市之间的人员经贸往来越来越紧密,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平台于2012年成立,致力于完善区域一体化市场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环境保护联防联治机制、深化产业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共享等内容。在长江航运方面,在交通部长江水系航运规划办公室的牵头下,长江中游四省水运规划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于2012年成立,以解决水运规划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促进中部地区水运的协同发展。然而,由于四省之间在吸引外商投资,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中存在着很强的竞争关系,加之本身经济实力相当,缺乏区域认同,所以区域合作的动力不足。例如,安徽省摇摆于与中游,还是与下游的合作。总体而言,中游地区四省区域合作的主题仍停留在向上争取资源和政策,在具体区域管治事务的合作还尚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上游地区的区域合作发展比较注重在项目建设方面,发展水平在整个流域处于中等。区域合作的核心是成渝经济区,两地在自然条件、工业基础、城市布局等都有合作的基础。分治7 a后,2004年川渝签署了《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据此,相关职能部门又签署6份合作协议,包括交通能源、旅游、广播电视、文化、农业、警务联勤等方面的合作。中央对成渝经济区的合作也有助推作用,将成渝合作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研究之中。例如,将两地所提出的成渝公路环线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已于2013年建成;川江航道共建也受到交通运输部的支持,将最低水深提高到2.9 m,未来计划将航道等级从3级提升到2级。2012年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片区）的总体规划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两地共同探索欠发达地区依托中心城市加快发展的区域合作模式。总体上,成渝经济区合作在中央部委的支持下发展比较务实,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上迈出了一步。在城市层面,重庆经济协作区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合作交流平台,由渝川滇黔四地的18个市于1988年联合成立①（① 包括重庆的主城九区及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贵州的遵义市、毕节地区;云南的昭通市;四川的自贡市、遂宁市、泸州市、内江市、乐山市、宜宾市、攀枝花市、南充市、广安市、达州市、巴中市。）。作为中心城市,重庆与上游沿岸的攀枝花、宜宾和泸州开展了相对充分的合作,发挥了其在市场、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2014年,该合作平台举办了第17次市长联席会,旨在抓住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机遇,深化区域合作的内容和运行机制,其中交通体系构建是重点探讨的内容。
长江经济带由于受到部门和行政区管理交叉,结合流域复杂的区域管治事务与地区发展不平衡,造就了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模式的多样并存,在不同主题和地区之间合作的发展水平有显著差异。总体来看,全流域的区域合作水平最高主要体现在长江防洪、大通关和检疫等3个方面的部门管理。长江经济带在这3个方面的区域合作实现了区域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建立了完善的协作管理平台。区域合作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进,也跟合作主题所涉及地方利益关系相对简单有很大原因。然而,在水资源水环境、港口岸线、基础设施和生态管控与补偿机制等管理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区域合作平台仍发展缓慢,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这些合作主题本身复杂,涉及跨空间尺度,多元利益主体,并且中央地方的管理权力分散,导致流域社会经济的综合管治能力较低。
此外,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市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也造成了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区域合作水平发展差异。长三角是中国中国市场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城市经济发达,市场联系密切,已经建立了全覆盖、多层次、多主题的区域合作机制,特别在跨行政区产业园区共建和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是全国其他其它区域争相竞相模仿的对象。上游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成渝地区,主要由于两者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及国家长期对于成渝经济区的推崇,激励着两地的密切合作。成渝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上已经有较好的发展,在产业转移合作方面也有所成就。相比之下,中游地区四省区域合作发展水平最低,主要与四省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区域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引领,地区之间的竞争激励大于合作激励有很大关系。例如,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国家共批准七个产业转移示范区①,而中游地区的四省分别有一个。一方面说明中游地区基础条件好,发展具有很大潜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游地区省份在争取国家政策和产业资源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总之,中国不断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越来越成熟的经济体系与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使了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也客观需要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但是,现行的行政激励机制强化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和专注于短期利益,不利于长期区域合作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区域合作所存在的困境,即宏观区域协调的体制激励的滞后。加之流域合作管治的事务多涉及到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如水资源管理等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管治主体及结构复杂,也导致了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区域合作总体发展缓慢。根据这一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环境,现阶段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在体制不但需加强对中央部门统筹协调,也需要根据地方具体管治事务,建立多层级、多样化且有核心引领力量的区域合作形式。其次,也要从制度上建立相应的区域合作激励机制,在考核体制、财税分配和生态补偿等具体的制度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和转移的合作,以及区域多层次且分工合作的市场体系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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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le of two regions in Chin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low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Pearl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J].https://doi.org/10.1177/00207152070753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study of regions has been undergoing an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resulting in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renewed importance and dynamics of varied forms of regions and regionalism (see Amin, 1999; Lovering, 1999; MacLeod, 2001). However, insufficient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crucial middle' role of regions in bridging and integrating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economies. This role also turns regions into highly contested terrains for the diverse tensions and outcom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r lack of it, to play out. These include simultaneous tendencies in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sub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versus those of global and local firms, as well as shifting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is article, I advance a thesis that new regional dynamics are capable of mediating or restructuring global-loc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varied ways to either facilitate or hinder the course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thesis is elaborated and validate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in China - two of the most dynamic manufacturing regions in the world. This analysis focuses on how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formations of regionalized global-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regional urban hierarchy, fierce inter-local competition, and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have led to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o histor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well-endowed regions but may imped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at is crucial to sustaining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offering improved region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as collective solutions to what appears to be a spatially fragmented microeconomic challenge of upgrading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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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都市圈内各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及启示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3.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东京大都市圈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集聚体,在承担日本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同时,更是担负了重要的全球经济控制职能.在东京大都市圈内部各核心城市间形成了相对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从而支撑这一全球区域发挥出了集聚优势.在对东京大都市圈内各核心城市职能分工的分析与把握基础上,考虑中国首都圈内各主要城市的基础和优势,提出各城市职能分工的构想,以加速该区域合理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形成.
Research on functional division among the core cities in Tokyo Megalopolis and its enlightenmen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3.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东京大都市圈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集聚体,在承担日本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同时,更是担负了重要的全球经济控制职能.在东京大都市圈内部各核心城市间形成了相对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从而支撑这一全球区域发挥出了集聚优势.在对东京大都市圈内各核心城市职能分工的分析与把握基础上,考虑中国首都圈内各主要城市的基础和优势,提出各城市职能分工的构想,以加速该区域合理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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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两省一市的实证研究 [J].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全部的25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联系、人员流动、信息交流、政府合作4 个方面评估了长三角地区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特征, 并对不同指标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受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10 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的积极影响, 以及2003 年全国非典和2008 年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 该区域全球化程度表现出了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 2000~2009 年, 长三角地区全球化发展表现为加速上升、稳步上升和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 但不同指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从空间格局来看, 长三角地区的全球化程度从比较集中逐渐向较为合理的均衡方向发展, 后进区域提升较快, 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体系更趋合理。从作用机制分析, 市场和行政因素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全球化进程。
Spatial eifference of urban globalization process in Changjiang River Delta Region:A case study of two provinces and one city .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全部的25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联系、人员流动、信息交流、政府合作4 个方面评估了长三角地区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特征, 并对不同指标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受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10 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的积极影响, 以及2003 年全国非典和2008 年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 该区域全球化程度表现出了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 2000~2009 年, 长三角地区全球化发展表现为加速上升、稳步上升和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 但不同指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从空间格局来看, 长三角地区的全球化程度从比较集中逐渐向较为合理的均衡方向发展, 后进区域提升较快, 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体系更趋合理。从作用机制分析, 市场和行政因素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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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ic space [J].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003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mid the near frenzied exalt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 purported decline of the nation state, a range of sub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es and urban metropol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canonized as the paradigmatic exemplars of wealth creation. Indeed, across many of the advanced developed countries a whole host of academics, consultants, influential commentators, politicians and bourgeois interest groups are readily invoking the region to be the appropriate site for regulating global capitalism. In a recent article in IJURR , though, John Lovering disputes this emerging New Regionalism, viewing it to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by several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nadequacies. This article has two principal aims. First, and while sympathetic to the general tenor of Lovering's critique, it offers a rejoinder through some sobering reflections on what might be recovered from the range of New Regionalist perspectives currently vying for attention within critical stud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econd, it presents a series of future theoretical directions for a geopolitically sensitive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drawing on recent thinking from the new regional geography,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stitutional-relational state theory a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An argument is made that a synthesis of these perspectives might intensif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regions, the uneven geography of growth, and the moments of re-scaled regionalized state power that now enframe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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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global city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West [J].https://doi.org/10.1016/j.progress.2009.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s metropolitan regions continue to fuse into giant megalopolises, nations are confronted with new challenges for governing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s. This monograph addresses three main themes in the burgeoning study of global cities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First,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city regionalism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how are they formed? Second, what is the politics of city regionalism and what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forms can it take? Third, are these processes the same in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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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tate in a globalizing city-region [J].https://doi.org/10.1111/j.0033-0124.2004.0044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PRD) city-region has taken place alongside complicate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of time-space envelopes (TSEs) is adopted for a study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at i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nsion- free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never existed due to a complex governance network. The shift from "cross-border protectionism" to "cross-border free trade zone" in Hong Kong's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since 2001 is a result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 cutting through the ge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T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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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 [J].Innovation of mechanism and regional policy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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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合作与管治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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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J].The incentive an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olitical tourname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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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分析 [J].Models of inter-city cooper ation and its theor etical implications:An empir ical study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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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s of Multi-organizational partnerships: An analysis of changing modes of governance [J].https://doi.org/10.1111/padm.1998.76.issue-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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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the cross-boundary region of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China [J].https://doi.org/10.1068/a372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ultilevel governance (MLG) has been extensively applied to elucidate the dispersion of decisionmaking across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s—supranation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In this paper I attempt to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ase of Hong Kong (HK)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in China. I argue that a pattern of MLG has been emerging since the early 2000s in this subnational-level cross-boundary region, accompanied by the gradu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D. Decisionmaking competencies in the HK – PRD cross-boundary region have tended to disperse across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s ranging from the central, Guangdong Provincial, HK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municipal, city, and county level of the PRD, as well as businesses and resid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undary.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regional authority and the unique political framework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somewhat backstage coordinator role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Previous explana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HK – PRD cross-boundary region need to be reevaluated. A regional level authority, similar to the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EU, is urgently required to foster and upgrade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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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73.2012.0147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influenc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 in economic and spatial planning by focusing on two cases in south China, namely the pursuit of a new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by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8 and Hong Kong's effort to position itself in China's 12th Five-Year Plan (FYP). The intergovernmental dynamics inside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PRD)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policy advocacy and coordin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local states in a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 polity. Guangdong province actively pursued central approval of the PRD's regional plan because central support is critical not only for approving specific projects but also for steering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oviding a policy tool to impose coordination plan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side the Delta. The province has skilfully leveraged on Hong Kong to get central approval and delegation of power over pilot measures regarding Guangdong–Hong 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imilarl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s efforts to secure a privileged position for Hong Kong in the 12th FYP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mpetitive positioning strategy in view of growing competition within the PRD and from other regions. 摘要 本文研究大珠三角地方政府间互动及中央政府在经济和空间规划的影响，并集中分析华南地区的两个案例——广东省政府于2008-2009年间提出改革和发展规划，以及香港争取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其作出重要定位。大珠三角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可以被解读为在分割的权威体制下，具有企业型行为模式的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推动和协调。广东省主动寻求中央政府批准珠三角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并非只为争取它对几个特定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广东省政府旨在利用中央的支持推动本省所订立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中央支持更成为省政府的政策工具，使其能对珠三角内部的规划进行协调部署，从而实现更佳的区域合作与资源配置。广东省策略性地与香港联手争取中央支持，推动粤港经济合作的先行先试措施以及向省政府下放权力。同样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亦争取中央政府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对香港作出有利的定位。这可被视为香港在珠三角内外竞争不断加剧的环境中, 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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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ta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 spac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J].https://doi.org/10.1177/096977640301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roughout western Europe,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s back on the agenda. Since the early 1990s, new forms of city-suburban cooperati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regionwide spatial planning and metropolitan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have been promoted in major city-regions. In contrast to the forms of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that prevailed during the Fordist-Keynesian period - which emphasized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interterritorial equalization and the efficient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 the newest wave of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reform is focused upon economic priorities such as territo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attracting external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geoeconomic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n western Europe in two steps. First, I situate the new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n historical context by underscoring its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from earlier waves of metropolitan institutional reform. Second, building upon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new regionalist' discourses, I develop an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t metropolitan reform initiatives as important structural and strategic expressions of ongoing, crisis-induced transformations of state spatiality. To this end, I relate contemporary metropolitan reform projects: (a) to various broader trends and counter-trends of state spatial reorganization; and (b) to newly emergent political strategies oriented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inherited approaches to entrepreneurial urban governance.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forms of metropolitan institutional reform are interpreted as key expressions of ongoing processes of state rescaling through which territorial competitiveness is being promoted at a regional scale, albeit in highly contradictory, often self-undermining way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some of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analysis for future studies of urban-region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tate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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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Economic geograph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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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state and the city: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7.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lobaliz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change of scalar relations of the state and the c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scale theory is developed mainly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As a general socio-spatial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scale theory is also relevant to transitional socialist economies where scalar configuration has been rearticulated by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 is adopted to describe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tate and the city in China. Multi-scalar i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as rescaling and territorializ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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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 A G O. Interjurisdict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bargaining:The case of Guangzhou-Zhuhai Railwa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J].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300028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terjurisdictional cooperation has emerged as a major recent trend in China in response to challenges from market reforms and globalization. However, given that cities are in fierce competition with one another, interjurisdictional cooperation presents many difficulties for policy mak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how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can be developed, sustained, or even resisted. It uses the Guangzhou090009Zhuhai Railwa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of such a practice and to understand how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and path-dependencies in a transitional society interact with intensive bargaining to influence partnership building. It argues that the lack of a form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horizontal networking forces actors to opt for ad hoc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With the objective of making joint projects workable, commitments for cooperation have to be negotiat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rough extensive bargaining. Although this creates much flexibility in consensus building, it does not guarantee success: success depends on the interplay of inter-ministry politics, interscalar relations, intercity politics and state090009market rel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hinese state can go beyond economic logic and shore up its legitimacy by prioritizing development. The post-reform path-dependencies can provide current political leaders with more rather than fewer instruments with which to negotiate interjurisdictional projects, and thus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ver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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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 [J].The project syste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project-oriented ope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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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J].Project system: A new system of state governa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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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跨边界合作与辐射距离探析——基于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据的研究 [J].
基于跨城市边界合作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据,对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跨区域合作创新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城市知识创新辐射距离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进一步研究具有辐射效应城市的8个合作方向以及不同行业的辐射距离。结果显示知识创新辐射距离随着地理距离增长呈递减趋势,且不一定与该城市信息流量成正比;北京、上海、深圳3个城市起到一定的技术创新＂辐射和带动＂作用;一些城市存在对某些方向地区＂带动＂作用的忽视;在不同的行业中,城市知识创新辐射距离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The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cross city boundary and radiation distance: Based on the cross-city cooperation-patent application data .
基于跨城市边界合作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据,对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跨区域合作创新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城市知识创新辐射距离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进一步研究具有辐射效应城市的8个合作方向以及不同行业的辐射距离。结果显示知识创新辐射距离随着地理距离增长呈递减趋势,且不一定与该城市信息流量成正比;北京、上海、深圳3个城市起到一定的技术创新＂辐射和带动＂作用;一些城市存在对某些方向地区＂带动＂作用的忽视;在不同的行业中,城市知识创新辐射距离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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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 跨界治理理论与欧盟经验 [J].The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theory of transborder governanceand EU experien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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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city-regio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urban in the competing voices of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J].https://doi.org/10.1177/09697764000070020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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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a need for a fully integrated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for the United Kingdom? [J].https://doi.org/10.1080/14649350220000195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have a fully integrated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for the UK to: (1)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policy frameworks; (2) provide completed national spatial coverage and consistent monitoring frameworks; (3) develop a national spatial vision of development; and (4) provide more effective national solutions to the pervasive force of 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A test case of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s used to explore inter-sectoral issues and the spatial impacts brought by their close interactions. Finally, a future policy and research agenda is outlined to shape the continuous debate and development of a UK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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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政策在中国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演变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8.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
Evolu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Five-Year Plan/Planning system of China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8.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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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J].Dilemmas of region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embed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Chi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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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J].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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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型区域管治: 机制、特征与模式: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5.05.02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分权体制的逐步形成，在中国的区域内地方政府间营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竞争型区域管治”（CMRG）形态。通过长江三角洲的实证考察，论述了竞争型区域管治的形成机制、特征与模式。通过对5种主要竞争型区域管治模式的总结，揭示了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竞争型区域管治”的内容、方式、手段、模式也处于不断的演化与更新之中，并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将从根本上影响着区域管治的形式与进程。最后对竞争型区域管治的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展望，认为将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的趋势：①管治体系的网络化趋势；②管治方式由直接控制向多元方式影响转变；③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逐渐建立。
Competitive 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eature and pattern: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5.05.02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分权体制的逐步形成，在中国的区域内地方政府间营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竞争型区域管治”（CMRG）形态。通过长江三角洲的实证考察，论述了竞争型区域管治的形成机制、特征与模式。通过对5种主要竞争型区域管治模式的总结，揭示了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竞争型区域管治”的内容、方式、手段、模式也处于不断的演化与更新之中，并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将从根本上影响着区域管治的形式与进程。最后对竞争型区域管治的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展望，认为将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的趋势：①管治体系的网络化趋势；②管治方式由直接控制向多元方式影响转变；③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逐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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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J].Economic belt construction is the best cho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yout: The enormous potential for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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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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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乡收入格局演变研究 [J].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c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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