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活动既是地方产业集群形成的起点,又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创业者和新生企业的大量产生和进入有利于集群外部性的提升,促进外部资源在当地集聚^[1,2]。由此可见,创业活动是集群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驱动力^[3,4]。然而现有的集群演化研究重视创业活动对于集群产生、发展和转型的作用,却较少关注创业活动与集群空间结构的有机联系,在探究创业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对集群空间结构变化影响方面仍有不足。

从集群组织个体出发,新企业的创立及其区位选择可以认为是集群空间演化的关键作用机制。本文认为,在产业转型背景下,创业活动不仅影响集群自身的发展,同样也能够塑造空间。也就是说,在产业技术范式和市场范式改变的前提下,新一代创业活动可能弱化原有空间结构的制约,创业企业为适应新的产业范式,会产生新的区位诉求以减少空间发展摩擦,集群发展核心的外围空间往往享有一定的“窗口机会”^[5],并通过区位选择机制成为集群空间边界拓展和空间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基于此,本文旨在分析产业范式转变的背景下,地方创业区位选择机制对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影响。20世纪末以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逐渐塑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6],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在中国沿海发达区域迅速崛起若干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如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软件园以及广州天河软件园等以产业园区和支持政策为载体的集群空间。由于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技术动态性,本文以广州市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以下简称为“广州软件产业集群”）为案例,对广州市软件和信息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进行动态考察,并重点结合对集群的原有核心区和新兴外围区中不同世代创业企业家的深度访谈的质性分析,了解产业转型背景下企业区位的选择机理,探究在创业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作用下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化过程和规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法收集数据,针对性地选择广州市软件产业集群内的创业企业家作为深度访谈对象。为更好地反映其对集群区位的积极适应和对空间的能动性塑造过程,本研究对地方创业企业界定为有一定创新开拓精神的企业,表现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等层面,而非简单的生存型企业。本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选定访谈对象,通过“种子”受访者了解更多研究对象的信息。根据上述原则,研究最终选取20名典型的访谈对象作为研究样本。访谈内容主要侧重3方面的研究问题：① 企业家的创业历程,如何解读产业集群环境变化;② 企业选址的初衷和影响因素,区位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发展;③ 在产业转型背景下,创业企业对市场变化和政策环境改变的区位策略回应。

调研时间为2014~2015年,共获得20个访谈记录,每一个访谈时间在60~90 min。由于本文的分析建立在两代企业家的区位选择行为对比上,笔者在选定访谈对象前会注重样本在企业家创业背景和时间上的均衡,并在访谈结束后会根据访谈内容与媒体的描述、企业发展历史作比对和校核,以确保访谈内容的可信性。结合访谈对象创业背景、企业历史和企业性质,创业企业家被划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两大类型。表1中编号为01~04为第一代企业家,是20世纪90年代软件产业萌芽时期的首批“下海”创业者,所在企业属于传统研发型企业,均有着先工作后创业的经历,部分企业家所创立的企业也出现过倒闭、并购的状况,但其后都坚持继续创业,属于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连环创业家”。表1中编号为05~11的对象是第二代企业家,大部分为高校软件专业或相关专业科班出身的创业者,所在企业属于互联网新创企业,企业创立的时间均在2010年后,属于软件产业转型期,他们在求学阶段就已有活跃的创业活动,现已成为地区新兴的 “第二代创业家”。为进一步了解软件产业转型的发展情况,笔者还走访了地区内的一些高校创业基地、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包括表1中编号为12~15的“潜在创业家”以及编号为16~20的创业机构人员。

质性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的核心在于通过文本发现主题并提取概念,本文的分析技术路线主要采用Dey提出的质性数据分析6步骤：翻录、注解、分类、分解和拼接、联系、证实^[7],这6个步骤通常需要反复进行而非机械线性的。数据分析采用Nvivo软件对20份深度访谈文本进行翻录和注解,首先对翻录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根据专业概念和现象特点在文本中提炼出初始概念,通过反复编码的程序缩小初始概念的范围,直到所有文本内容都基本纳入初始概念的描述中,并且初始概念稳定地出现在所有相关被访者的内容内。接着根据初始概念分类的理论相关性形成更高层次的核心概念分类,最后用逻辑联接的方法（如文本中出现的“因为”、“就会”、“所以”等逻辑连接词）抽象出两代创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维度。表2为访谈数据的最终编码结果。此外,基于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法,研究还采用了《天河区志》对广州软件集群核心区（天河软件园）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结合访谈资料以形成较为清晰的本地集群空间形成和发展逻辑,从而深化对访谈内容的集群和产业发展背景认识,并进行有效的结构（产业集群）-个体（创业企业）的动态逻辑联接。

2 广州市软件和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依托于广州天河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河软件园在1999年正式成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广州软件和信息产业形成以天河软件产业基地为核心的多园区集群化发展模式。作为全国软件产业中心和出口创新平台,广州软件和信息产业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地区内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国软件名城”示范作用下,软件和信息产业上升为广州支柱性产业。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广州软件与信息产业业务收入持续上升,集群内的企业数在2013年达到1 632家,软件业务收入达到1 594亿元,同比增长20%。

2010年后,随着传统软件产业向互联网的转型,广州市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大的变化。图1显示,广州市内软件企业数量与天河软件园中企业数量均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特别是以传统软件生产企业为主的天河软件园内企业数量下降明显。而从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研发人员数量的指标来看,天河软件园占全市的比重从2010年起也开始显示出下降的趋势。尽管半数以上的广州软件企业仍集中在园区内,但这一核心区对新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已不如发展之初强盛。也就是说,广州新创软件企业倾向于选址在集群核心区外围,传统空间集聚区的优势已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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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13年广州市软件企业数量概况^[8]

Fig. 1   Number of software companies in Guangzhou City in 2010-2013^[8]

3 创业企业的区位与集群空间演化

在表2最终编码的核心概念和初始概念的基础上,本节主要对广州软件集群第一代创业企业和第二代创业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归纳性阐述,最后在实证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创业企业区位选择下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化的三阶段模式。

3.1 第一代创业企业区位选择与产业集群空间核心区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是广州软件产业发展前期,主要种子企业为体制逐渐僵化但仍拥有一定技术优势的国有部门,随着软件产业市场机会的不断涌现,外部环境对国有部门的传统经营模式产生冲击,部分员工借此契机投身创业,成为地区产业集群的第一代创业企业（企业家）,原有的国有部门技术、资源等也随之从中释放。

为应对脱离原有组织的风险和顺利整合创业资源,创业成功的新企业趋向于定位在离原工作企业有一段距离的新城市发展区内。根据对《天河区志》的文字梳理,天河区一带的区位优势在1987年“六运会”举办后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区内五山一带是有名的广州大学集聚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吸引了本地原国有体制下衍生的企业的进驻,以及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国有及大型民办企业来此创办科技企业,富集了地区内的高新技术知识和人才等有利资源,90年代末天河软件园的建立更是从制度政策环境上为广州软件产业确立下空间发展蓝图。随着创业成功的企业与日俱增,示范效应使落户天河软件园一带的软件企业数量进一步上升,集聚效应初显,形成广州软件产业集群的雏形。第一代创业企业在初创期力量薄弱,企业家会下意识寻找合作机会转变资源匮乏的局势。天河软件园一带的优势区位在为第一代创业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和基础设施过程中,凭借集聚优势使企业间产生必然或偶然的接触和交流,为落户其中的企业合作提供契机,由此集聚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形成。

此外,集群发展早期受限于计算机的普及率,软件企业的客户和产品采购商局限于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软件市场进入普适性阶段。为扩大市场份额,第一代企业开始将研发生产和运营分立,通过开发市场适应性强的软件产品引导消费,占有更多市场份额。天河软件园一带电脑城林立,营销中介专业化水平高,有利于企业将运营环节转移到邻近的营销媒介,减轻营销压力,保证市场规模化扩张,从而为产品研发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天河软件园区的发展,企业与周边营销中介形成以稳定的合作分工网络,园区的网络效应逐步增强。在广州,天河软件园的核心作用和品牌效应突显,在地区内形成一定的社会资本效应。这种效应作为无形的资源,源于园区内的企业也同时反馈作用于这些企业^[9]。部分起步较晚的第一代企业家在访谈中表示,选址天河软件园的初衷在于创业前在天河软件园的工作经历使其意识到周边一带成熟的环境利于企业发展,并且在之后的发展中也证明了这种特定地理区位能成为企业无形的竞争优势。从全市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集聚优势使企业区位具有稳定性,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使企业与客户、合作者等主体产生互动,由此产生较强的空间粘性。

3.2 第二代创业企业区位选择与产业集群空间外围区的发展

研究中的第二代创业企业诞生于软件和信息产业技术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该时期的传统软件生产企业面临向互联网转型的挑战,新技术、新市场的出现和迭代转变了原有产业范式。第二代创业企业依靠新兴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新型软件技术的可移植性特点,与其他产业紧密联系,软件产业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产生“互联网+”的新产业形式。由此,软件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市场发生了较大的转型。访谈分析显示,对于技术和市场已经较为稳定的第一代创业企业来说,并没有反映出太多区位迁移或者改变商业模式的意愿,可见现有天河园区区位对成熟企业长时间形成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有着强大的粘滞力。因此,具有新型生产模式的第二代创业企业才是产业集群空间拓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代企业诞生之初所面临的软件产品市场已趋于饱和,同时在“互联网+”新产业形式的引领下,第二代创业企业不再依赖市场营销中介,转而开辟缝隙市场,通过创新创意将软件技术移植到相关产业中,能避免趋同竞争。缝隙市场的开辟讲求速度性,企业为提高对市场的敏感度,将自身也纳入到目标市场中,而传统集群核心区位会限制企业对目标市场的识别和及时应对市场需求,故靠近新的客户消费区成为第二代创业企业的区位首要诉求。

虽然天河软件园一带的区位优势明显,但初创企业即使进驻其中,也难以迅速融入到当地的关系网络中,无法享受到资源共享和信息知识溢出的红利。同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投资风险大,生产范式也与第一代企业有较大差别,难获得园区内更高发展层次企业的投资合作。因此,第二代创业企业定位在集群核心区外的缝隙市场可能地带,并注重区位对个人关系网络的构建作用,以提高抵御创业风险能力,缩短企业整体对地区的适应时间。

从访谈中可总结出,第二代企业家（05~11企业家）均在天河软件园外的地方创业,区位选址主要以靠近新型目标市场和个人关系网络为导向,这两个区位因素均表现了传统集群核心区对新型经营方式和竞争对手的推力和排斥作用。此外,第二代创业企业（06~09企业）的区位选址还呈现出落户新兴创业基地的情况,表现了集群核心区外围的创业空间政策对第二代企业选址的拉力和吸引作用。应大众创业热潮而生的创业孵化基地和众创空间等新型企业集聚地,作为空间媒介,能为初创企业提供并整合各种创业优惠资源,主动地营造创新氛围。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创业基地聚集了各色各类的初创团队,在相似的创业基础上,创业团队间的激励、对比和共进氛围便会逐渐形成,在此氛围下各团队的效率一般会比孤军奋战高得多。访谈中创业导师和孵化器管理层（16~20访谈对象）也提及会主动为企业创业提供“打磨”平台,营造创新合作环境。而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准入门槛较高,初创企业家及其团队成员都有一定的知识存量和不同的专业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存量与原有集群核心区（天河软件园）内传统企业的不同,是“互联网+”转型背景下的新技术和市场知识。原有集群核心区内的技术和知识的生产源于同一产业链内企业的交流和合作,而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内多样化企业的交流则可突破产业的局限,丰富的新知识流动在空间临近的条件下可促进企业信息更新和知识的有效组合^[10,11],在资源互补的条件下集成的创新创意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能及时转为商业价值,进而受到初创企业区位选择的青睐。访谈中的“潜在企业家”（12~15访谈对象）表示在日后的发展中也会考虑进驻众创空间。

3.3 创业企业区位选择与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化

图2抽象地总结了创业企业区位选择驱动下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3阶段模式：产业集群初始发展、产业集群成熟发展以及产业集群转型发展3个阶段。在产业集群的初始发展阶段,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部门在新技术出现和市场开放的背景下,逐渐萎缩并寻求转型,释放出垄断的技术、市场和智力人才资源,衍生出第一代创业企业,形成集群雏形。与Bathelt等在德国莱布尼茨媒体产业集群的研究一致^[12],外部市场和技术的冲击通过释放旧有部门的人才和资金,从而为在新市场和技术领域的创业活动提供了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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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创业企业区位选择下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化的3阶段模式

Fig. 2   Three phases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fluenced by the start-up locational choice

地区内大学等科技资源的集聚结合偶然的历史事件使得特定空间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政策环境也倾向在此圈定产业园区范围,从而利用初始资源产生空间临近的集聚效应,促进第一代创业者对其进行有效组合,推动产业集群的成熟发展。第一代创业企业通过产品的规模化打开市场,占领市场份额,吸纳更多的企业、营销中介、服务机构等进驻,企业和各机构之间在正式合作分工网络下建立稳定的联系,并通过有序分工的生产模式进入迭代性的产品创新状态,保持市场优势。在长期发展中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贡献逐步上升,并产生品牌效应作用于其中的企业,使集群空间核心区逐渐形成,强化了集聚效应。

在产业技术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新的生产和市场范式由此产生,产业集群也进入相应的转型发展阶段。年轻一代的“新生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对技术和市场变化带来的窗口机会有着更强的感知。第二代创业者在产业发展转型的契机下通过创新创意将技术应用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由此,第二代创业企业的区位选择策略是建立在融入新型目标市场和减少创业风险的基础上,而传统产业集群核心区不能提供这种条件,使其更多的在集群外围区寻找接近目标客户和方便建立个人关系网络的区位。此外,产业转型下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企业要保持不断创新才能避免在快速变化的产业环境中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当前获得创新创业政策大力扶持的众创空间、孵化器等成为当代创业企业新的聚集点,其具有新知识存量丰富、共进氛围浓郁的特点,有利于初创企业的创新和成长（图2）。可见,第二代创业企业选择在企业选择在集群核心区外围集聚,是同时受到核心区推力排斥和外围区拉力吸引的区位选择结果。

总的来说,产业范式的转型改变企业区位诉求,并由此驱动集群的空间发展转变。从第一代创业企业诞生至产业集群空间核心区的形成,企业区位选择的动因呈复杂变化。产业起步阶段企业重视区位的资源基础,诸如产业配备、技术人才等,政策扶持下的产业园、技术园区等集聚空间易成为首选;其次,产业基础薄弱驱使第一代创业企业关注区位对促进合作关系网络形成的作用。伴随产业的发展壮大,优势区位带来纵向联系和社会资本效应使早期落户的企业产生空间粘性,集群效应加强,对该时期的创业企业产生吸引力。然而伴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技术和市场转型期,第二代创业企业的区位诉求重点转向与新型缝隙市场及客户的对接程度;其次,企业选址时会着重考虑区位对非正式合作网络的构建作用;再次,新型空间媒介的出现对创业活动的系统政策支持成为新一代企业成立时的选址拉力。由此,第二代创业企业在集群核心区外寻找更大的发展机遇,从空间上外拓产业集群,也将产业链往外延伸,新企业和新的集聚地逐渐出现,扩大地区内原有的集群空间边界。

4 结论与讨论

以广州软件产业集群为例,本文指出在产业技术范式和市场范式发生转型的背景下,新一代创业企业区位诉求逐渐跳出产业集群的核心区,通过自由区位选择有效地融合市场和技术创新,将不在集群核心空间运营的劣势降到最低。由此可见,产业集群转型期同时也是集群空间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创业企业通过自主区位选择可以塑造集群空间,改变集群的空间形态和层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在空间上对集群演化具有导向性,作用于企业的区位选择,表现在政策支持下建立起的众创空间、孵化器等空间媒介对新生代企业的区位引力,反映了制度和政策环境对于产业环境转型的适应和引导作用。

本文对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化和创业区位选择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推进演化经济地理中关于新经济现象（如企业创立）空间过程的研究进展。在新部门发展初期,新创立企业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不能在原有核心区得到满足,在这个阶段,空间是中性的。因此在集群核心之外的区位,只要能满足基本的初创企业发展条件,都能获得发展机会。这个结论对中国集群政策和创业政策也有较大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转型和技术快速变革的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新兴的创业企业群体及其空间效应,使处于初创阶段的新生代企业能在资源禀赋不同的位置中得到发展的资源补给,通过孵化器和创业空间等政策空间载体培育新的集群空间增长点,使地区经济在集群发展中得到提升。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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