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绿色化水平测度模型。研究从“绿色化”内涵出发,构建绿色化水平测度模型,计算出纵向（时间尺度）和横向（空间尺度）可比的动态指数测度中国及各省域的绿色化水平。研究将综合指数法和熵权法进行集成作为绿色化水平测度模型。

G = ∑ i = 1 m w i ξ i （1）

式中,G为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即绿色化水平; w i 是指标i的权重,ξ_i是指标i标准化以后的数值,m是指标个数。

2） 绿色化影响因素检测模型。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绿色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模型为：

ln G it = ρ ∑ j = 1 n W ij ln ( G jt ) + β 1 ln Y 1 + β 2 ln Y 2 + … + β τ ln Y τ + α t + v i + ω it （2）

式中, ln G it 表示第t年i省份的绿色化水平,包括绿色化、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治理等指标; W ij ln ( G jt ) 为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Y₁、Y₂、…、Y_τ表示解释变量;β₁、β₂ 、…、β_τ表示待估参数项;α_t、v_i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效应; ω 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ρ 表示空间滞后系数;W_ij是空间权重。

3） 研究选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各省（区、市）绿色化水平的差异程度;利用NICH指数测度各省域绿色化水平在某一段时期内相对于全国绿色化水平的发展速度;利用Moran’s I指数检验中国省域绿色化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基于绿色化的理论基础和内涵解析,论文构建了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大系统,由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治理4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表1）。考虑到指标体系数据可获得性,研究以省域为主要研究单元,主要包括除西藏自治区、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2]、《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3]、《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4]以及研究所需的30个省市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

从整体上看,2000~2015中国绿色化水平逐年提升,从2000年0.352提升至2015年0.859（图1）。根据中国绿色化进程演变特征,可将其分为3个阶段：① 2000~2006年,该阶段绿色化水平提升速度相对缓慢,从2000年0.352提升至2006年0.387,其中,2004年和2006年绿色化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逆转。② 2006~2011年,该阶段中国绿色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从2006年0.387提升至2011年0.602。③ 2011~2015年,该阶段中国绿色化水平持续上升,从2011年0.602提升至2015年0.859。从绿色化4个子系统演化趋势来看,绿色增长指数从2000年0.047提升至2015年0.324;绿色福利指数从2000年0.088提升至2015年0.198;绿色财富指数呈逐渐下降的态势,从2000年0.188下降至2015年0.051;绿色治理指数从2000年0.028升高至2015年0.286。

1） 绿色化总体空间差异特征。从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表2）来看,绿色化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0.159提升至2015年0.191,基尼系数从0.081升高至0.103,表明中国绿色化区域差异从2000年“小差距低水平”特征逐渐向2015年“大差距高水平”特征转变。中国绿色治理区域差异性>绿色财富区域差异性>绿色增长区域差异性>绿色福利区域差异性,表明各省（区、市）的绿色治理、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落后地区仍需要加大绿色治理的投资力度,加强维护和营造绿色财富,发展绿色经济以促进绿色增长。

2） 绿色化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30个省（区、市）的绿色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将其分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中等水平区和低水平区4个等级（图2）。总体来看,2000~2015年中国绿色化空间格局呈东部高,中部低,西部较高的“凹”字形空间格局特征。2000年北京、上海、浙江的绿色化水平达到高水平区,低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南部分省份。2005年,安徽、陕西、重庆由低水平区提升至中等水平区,天津提升至高水平区。2010年,青海由较高水平区提升至高水平区,贵州由低水平区变为中等水平区,安徽由中等水平区下滑到低水平区。2015年,中国绿色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凹”字形特征进一步明晰,达到高水平区的有北京、上海、浙江、青海、内蒙古等东部和西部省份,安徽、湖北、湖南、山西、河南等中部省份以及辽宁、河北、吉林、甘肃等东北和西北部分省份绿色化水平较低。

根据中国各省（区、市）绿色化动态演化的相对速率,将中国各省（区、市） 划分为速率热点区、速率次热点区、速率次冷点区和速率冷点区4个等级（图3）。2000~2015年,中国绿色化相对发展速率热点区由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向环渤海地区集聚,速率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并且在不断减少。2000~2005年速率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之间比例为6∶9∶8∶7。速率热点区主要有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冷点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南地区。2005~2010年速率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之间比例为6∶10∶5∶9,速率次热点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类型。2010~2015年速率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之间比例为8∶9∶9∶4,速率次热点区和次冷点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类型,其中速率热点区从长三角地区转移到环渤海地区,冷点区主要有山西、河南、青海和贵州四省（区、市）。

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化的因素,分析多个因素影响下中国绿色化时空格局动态演变的根源。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绿色化时空格局动态演变特点,研究认为中国绿色化（GL）、绿色增长（GG）、绿色福利（GW）、绿色财富（GF）和绿色治理（GM）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创新投入、市场体制、全球化水平等多种不同类型影响因素共同作用驱动。在对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EDL）,用人均GDP表示;产业结构（INS）,用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UI）,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表示;创新投入（INI）,用科技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表示;市场体制（MI）,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就业人口占地区总就业人口比重表示;全球化水平（OPEN）,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表示。

为了检验绿色化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前,对绿色化进行相关性检验。从2000~2015年中国绿色化全局Moran’s I 值变动趋势可以看出（表3）,中国绿色化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的态势,2000~2015年Moran’s I 值由0.205上升到0.487,表明绿色化的空间分布格局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验证了上文空间分析中省域尺度绿色化出现空间集聚的结论。

从估计参数可以看出,绿色化、绿色发展、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治理的拟合度（R²）分别达到0.814、0.852、0.732、0.683和0.764,表明研究选用的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和合理性（表4）。

从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①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化和4个子系统的相关系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一方面经济发展优化了绿色生产、环境治理的技术和手段,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成为绿色化强劲的内在驱动力。② 产业结构与绿色化和4个子系统的相关系数为负值,且在1%和5%水平下显著,表明以“三高”为特征的重工业发展对中国绿色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③ 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化和4个子系统的相关系数为正值,且在1%,5%及10%水平下显著,表明通过改善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保障,可有效促进绿色福利和绿色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④ 创新投入与绿色化和4个子系统的相关系数为正值,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投入促进了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开发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为推动绿色化快速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⑤ 市场体制与绿色化、绿色增长、绿色治理和绿色福利的相关系数为正值,在5%和10%水平下显著,与绿色财富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优化绿色化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优化绿色治理规制工具的组合,可有效促进不同区域的绿色化发展。⑥ 全球化水平与绿色化、绿色增长和绿色治理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与绿色福利和绿色财富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绿色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绿色观念、生产技术等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绿色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设置的绿色壁垒对绿色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有效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绿色生产技术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