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 邹晴晴
Wang Yong, Zou Qingqing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5-0747-08
收稿日期: 2017-06-2
修回日期: 2017-09-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1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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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勇（1974-）,女,河南驻马店人,博士,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管理、乡村空间治理。E-mail：brave_king@163.com; wyong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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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散居”到“集居”,安置社区面临社会关系重建的巨大压力。基于公共空间活力内涵,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模型,以苏州市6个安置社区为例,对3种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特征进行定量评价和比较。发现：① 不同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异地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的设施完备、类型多样,但是其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度最低。对于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社区公共空间背后的社会属性比其物质属性更为重要。②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与关注度存在不匹配现象。基于“社会-空间”辩证互动逻辑,提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 对于今后安置社区,适宜“村内小集居+跨村大聚居”的安置模式,通过最大程度维系原有“熟人社区”群体的社会边界,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减轻社区社会关系重建的压力;对于现有安置社区,可根据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的匹配关系,划分公共空间改造的优先级,采用差别化的改造策略,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及其改造资金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
Abstract
The previous rural neighborhood is disintegrated from “diaspora” to “assembly”, making the resettlement community facing to enormous reconstruction pressure in social relati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space vitality and by the AHP-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author constructed the model evaluating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vitality of urba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conduct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for the features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vitality of the three resettlement modes by taking the 6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of Suzhou as examples and found: 1)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public space vitality of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s. Though the public space of nonlocal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was consummated in facilities anddiversiform in types, the social vitality of the public space was the lowest of which the fundamental cause was that: most of the nonlocal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were the assemble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crossing villages and houses were distributed in lottery random mode, thus making the fragmentation degree of the social relation of nonlocal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the highest. Such phenomenon meant that the social attribute behind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was more important that its physical attribut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pace vitality. 2) There was mismatch between the public space factors’ vitality degree and attention degree. Based on the match status between the public space factors’ vitality degree and attention degree, the author divided that public space to four categories—“high attention-low vitality”, “high attention-high vitality”, “low attention-high vitality” and “low attention-low vitality”.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ve logic of “the society-the space”,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strategies creating the public space vitality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1) As for the future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suiting the resettlement mode-“small assemblies inside villages plus large assemblies crossing villages”, we may minimize the fragmentation degree of community social relation in the process from “diaspora” to “assembly” by maintaining the population boundary of the previous “villages community”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the maximum ext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ublic space vitality and abate the reconstruction pressure of community social relation. 2) As for the existing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we may divide the priority level of public spac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matching relation of public space factors’ vitality degree and attention degree, adopt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ublic space vitality and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unds.
Keywords：
公共空间作为居民日常交往的重要场所,是区别“家”“工作地点”的“第三场所”,是社会关系建构的“发生器”和“人际交往的机制”[1]。公共空间具有多种社会价值：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2]、提升公民的幸福度度[3]、促进社会合作和增进社会资本等[4,5]。活力是公共空间吸引力的综合判断[6],是测度公共空间质量最重要的标尺[7]。Banerjee指出,规划师不仅要关注公共空间物质要素,更应关注公共生活营造[8]。伴随空间资本化和权力化[9,10],公共空间已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竞相争夺和占有的对象,备受人文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界关注[11]。
自1990年以来,伴随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各级政府大规模征地拆迁使得无数村庄被“连根拔起”[12]。由“拆迁”到“重建”,大规模的安置社区建设,不仅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且意味着传统交往空间的灭失和空间节点的断裂。由“散居”到“集居”,原有乡村邻里关系全面解体,社会关系面临着巨大的重建压力[13]。李培林指出,安置社区的社会关系重建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工程,因为迄今人类尚未“发明”有效平移社会关系的“托盘”[14]。作为社区居民日常交往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公共空间在安置社区的社会关系重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对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进行测度?不同安置模式（异地安置、就近安置和原址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是否存在差异?如回答是肯定的话,这种差异给今后安置社区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已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改造,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基于“空间-社会”辩证互动的逻辑,以苏州市6个典型安置社区为例,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建构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力评价体系,比较分析不同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力特征,并提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
目前,空间量化分析主要有SD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其中,SD法多用于测度使用者对物质环境特征感知[15,16]、主成分分析法主要用来提取影响公共空间质量或满意度的主导因子[17,18];聚类分析法则适用于评价模型较成熟的空间研究[19, 20]。影响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不仅包括物质要素,还包括众多社会和政治因素[21]。公共空间活力具有多因素、模糊性及主观性特征,对其定量评价需要有一种将空间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关联一起的综合评价方法[22]。AHP-模糊综合评价法,不仅可以有效地分析活力因子目标体系层次间的非序列关系、综合测度专家和居民的判断和偏好,而且可以使用语言变量代替数值变量进行活力特征的定量分析。对于公共空间活力评价,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要明显优于SD等上述3种方法。
1） 活力因子的选取。Gehl、Jacobs等人指出,使用者人次及其活动的多样性是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源泉[23,24]。公共空间活力的影响因子不仅包括空间形态、尺度等物质因素,而且包括使用者的社会因素。为了合理构建公共空间活力因子的指标体系,以“中国知网”为平台,对2002~2016年公共空间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和筛选,得到80篇文献,统计这些文献中公共空间活力影响因素出现的频次。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共空间活力内涵,从物质环境、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3个方面选取影响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12项因子：空间可达性、功能多样性、空间安全性、空间尺度感、环境适宜性、活动设施完善度、自发活动强度、组织活动强度、维护管理水平、使用者空间情感、文化设施完善度、节庆活动强度。
2） 评价体系的构建。采用AHP方法,建立同一层级因子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于2016年3~4月邀请100位安置社区居民参与各个指标的数据采集,经判断矩阵计算,得出比较指标的相对权重和各层因子的权重。依据权重的总排序,剔除选择概率较低或难以获取的因子,最终确定环境活力、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3个维度8项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图1）。
图1 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指标层次结构
Fig.1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3） 指标权重的确定。邀请30位专家和50位居民对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判断,采用标度给出相对重要性比,得到判断矩阵。在Yaahp 10.6软件平台上进行计算,生成模型和评价指标权重（表1）。计算结果通过一致性检验,才能验证可信度。当指标数量n≥3时,一致性计算公式为：
式中,
表1 公共空间活力因子权重
Table 1 Weight coefficient of public space vitality factors
| 目标层 | 因子层 | ||
|---|---|---|---|
| 活力维度 | 权重 | 活力因子 | 权重 |
| 环境活力 | X1=0.364 | 空间可达性U1 | 0.094 |
| 环境适宜性U2 | 0.102 | ||
| 活动设施完善度U3 | 0.083 | ||
| 社会活力 | X2=0.404 | 自发活动强度U4 | 0.154 |
| 组织活动强度U5 | 0.190 | ||
| 维护管理水平U6 | 0.083 | ||
| 文化活力 | X3=0.232 | 文化设施完善度U7 | 0.125 |
| 节庆活动强度U8 | 0.169 | ||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苏州中心城区大幅度向外扩展,在中心城区周边分布着上百个安置社区。依据建成年份、安置模式（异地安置、就近安置和原址安置）和社区规模,最终选取三元三村、枫舟苑、阳山花苑等6个典型安置社区为对象（表2）。
表2 调查样本基本概况
Table 2 Survey interview samples
| 安置社区 | 三元 三村 | 枫舟 苑 | 阳山 花苑 | 莲花 社区 | 南环 新村 | 路南 社区 |
|---|---|---|---|---|---|---|
| 安置模式 | 就近 安置 | 就近 安置 | 异地 安置 | 异地 安置 | 原址 安置 | 原址 安置 |
| 建成年份 | 1994 | 1996 | 2005 | 2006 | 2014 | 2015 |
| 居住类型 | 多层 | 多层 | 多层 | 多层 | 高层 | 高层 |
| 社区面积(km2) | 0.56 | 0.11 | 5.35 | 4.87 | 2.98 | 0.92 |
| 住宅幢数（幢） | 141 | 32 | 440 | 561 | 22 | 11 |
1） 数据获取。于2016年3~4月和2017年3月,分别选取工作日、休息日两个时间段,采取随机每栋一户的抽样方法,对上述6个案例社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568份,有效率94.7%。采用国际通用的5级李克特量表,对公共空间活动场所的使用强度、满意程度、维护水平等,从高到低分别赋值。
2） 数据验证。用SPSS 22.0的可靠性分析功能对问卷可信度进行检测。在剔除降低量表整体可靠性评估项后（如职业、户籍所在地）,得到一个由居民基本情况和空间活力评估项目组成的测量变量,对有效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Cronbach’s
3） 评价结果。按模糊评价法进行数据矩阵和相应指标权重向量计算,最终计算出3种模式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活力因子目标层、因子层的活力度与关注度得分（表3）。
表3 3类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指标得分
Table 3 Index score for public space vitality of three types’ resettlement community
| 活力指标 | 安置模式 | 活力因子平均值 | |||
|---|---|---|---|---|---|
| 就近安置 | 异地安置 | 原址安置 | 关注度 | 活力度 | |
| 环境活力X1 | 2.35 | 3.11 | 3.49 | - | 2.98 |
| 空间可达性U1 | 3.71 | 1.62 | 3.89 | 0.46 | 3.07 |
| 环境适宜度U2 | 2.16 | 3.10 | 3.62 | 0.74 | 2.98 |
| 活动设施完善度U3 | 3.01 | 4.41 | 2.64 | 0.60 | 3.35 |
| 社会活力X2 | 3.86 | 2.01 | 2.68 | - | 2.85 |
| 自发活动强度U4 | 3.59 | 2.63 | 3.20 | 0.99 | 3.14 |
| 集体活动强度U5 | 4.23 | 1.33 | 1.63 | 0.83 | 2.40 |
| 维护管理水平U6 | 2.76 | 0.79 | 2.94 | 1.15 | 2.16 |
| 文化活力X3 | 3.91 | 1.94 | 1.14 | - | 2.33 |
| 文化设施完善度U7 | 2.41 | 4.05 | 3.05 | 1.10 | 3.17 |
| 节庆活动强度U8 | 4.40 | 1.35 | 0.65 | 1.22 | 2.13 |
| 总活力值O | 3.39 | 2.53 | 2.42 | - | - |
1） 不同安置模式的活力特征比较。详见下述：
（1） 环境活力特征。评价结果显示,3类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环境活力平均得分为2.98;原址安置社区环境活力度>异地安置社区环境活力度>就近安置社区环境活力度。
在空间可达性（U1）方面,原址安置、就近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可达性得分较高,并远大于异地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可达性得分。究其原因,调查发现,阳山花苑和莲花社区是由原十几个行政村拆迁合并而形成的“超级社区”,由于社区空间尺度过大,造成公共空间可达性整体较低。原址安置和就近安置社区规模较小,公共空间多在5~10 min步行范围之内。
在公共空间环境适宜度（U2）方面,原址安置社区得分最高,就近安置社区得分最低;在活动设施完善度（U3）方面,异地安置社区得分最高,原址安置社区得分最低。这2项活力因子评价结果符合我们对社区调查的整体感知。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安置社区建成时间越近,公共空间环境及设施越完善;安置社区规模越大,公共空间类型往往越多样,公共空间设施配置也越完善。因此,2014~2015年期间建成的南环新村和路南社区,其公共空间环境适宜度评价要远高于1994~1995年建成的三元三村和枫舟苑社区。调查还发现,在阳山花苑和莲花社区等超大型安置社区,都布局有老年活动中心、棋牌室、健身场所、市民广场、小游园和沿街商业等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其活动设备完备程度明显高于社区规模较小的南环新村和路南社区。
（2） 社会活力特征。评价结果显示,3类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平均得分为2.85;就近安置社区社会活力度>原址安置社区社会活力度>异地安置社区社会活力度;在自发活动强度等3个因子层中,异地安置社区的活力度都最低。
为什么异地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度最低?自费孝通先生提出“熟人社会”概念以来,学术界常用“熟人社会”描述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但在现实中,所谓的“熟人社会”是以生产小组（生产小队或村民小组）为其社会和心理的边界,一般不超过行政村。超大型异地安置社区的居民来自数个、数十个行政村,原本就已超出了村落共同体的“熟人社会”边界。同时,调查发现,为公正公平,安置社区打破原有行政村边界,统一采用抓阄分房模式,原有的邻里关系被拆分的七零八落。这种模式导致“熟人社会”的全面解体和社会关系的高度碎化,推动了超大型异地安置社区向“陌生人社会”演化。就近安置和原址安置社区多以行政村或行政村内若干自然村为单元,尽管抓阄随机分房模式破坏了原有四邻关系,但原有“熟人社会”的群体边界没有发生变化,集居推动了“主体熟人社会”向“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演进[25]。换言之,公共空间背后的安置社区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是造成不同类型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差异的重要原因。但社区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无法解释如下现象：为何在集体活动强度（U5）方面,原址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度明显小于就近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度?这不难理解,时间是影响社区社会关系网络重建的重要变量之一。在本研究个案中,因为就近安置社区的建成年份明显早于原址安置社区的建成年份,所以前者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总体高于后者。“公家的东西容易坏”“集体行动困境”是超大型异地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维护管理水平（U6）低于其他2类规模较小安置社区的重要原因。
（3） 文化活力特征。评价结果显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平均得分为2.33;就近安置社区文化活力度>异地安置社区文化活力度>原址安置社区文化活力度。
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日益重视乡风文明和基层社区文化建设。安置社区建成时间越晚,其各项公共服务越完备、设施水平越高。尽管建成时间较晚的异地安置和原址安置社区文化设施完善度（U7）较高,但是受时间变量和空间的社会属性变量影响,此2类社区的节庆活动强度（U8）明显低于就近安置社区。
2） 因子的活力度和关注度匹配类型。基于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定量评价,将公共空间活力因子划分为4种匹配类型：“低关注-高活力”“高关注-高活力”“低关注-低活力”和“高关注-低活力” （图2）。在本案例研究中,“低关注-高活力”因子有“空间可达性”“环境适宜性”和“活动设施完善度”3项;“高关注-高活力”包括“自发活动强度”和“文化设施完善度”2项因子;“高关注-高活力”包括“维护管理水平”和“节庆活动强度”2项;而“集体活动强度”则为“低关注-低活力”因子。总体来看,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匹配关系大致符合“高关注-低满意”或“低关注-高满意”西方社区理论[26]。
图2 公共空间活力因子的活力度和关注度匹配
Fig.2 The matching range of intensity and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vitality factors
基于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的匹配关系,划分公共空间改造的优先级,对指导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具有普遍性意义。以本案例中“空间可达性”为例,尽管主流学界一直认为“空间可达性”对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具有重要的作用[27,28],但在本研究的案例中,除阳山花苑、莲花社区因社区规模过大,公共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差外,其余社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都较好。在与居民深度访谈中还发现：社区居民很少抱怨社区公共空间“硬件”,但对“维护管理水平”“节庆活动强度”等“软件”,居民抱怨较多。这意味着随安置社区硬件环境的完善和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已从对公共空间物质层面的关注转向对精神层面的关注。
按吉登斯“时空分离”理论[29],由“散居”到“集居”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农民社会关系从彼此密切关联、地方化的社会空间中“脱嵌”,并在更大社会空间尺度上“再入嵌”。社会形塑空间,又被空间所塑造。一方面,公共交往和互动赋予了公共空间最本质的社会内涵;另一方面,公共空间是推动社会改良的重要力量。基于前文分析的结论,从“社会-空间”辩证互动的角度,分别从“社会”和“空间”两个层面,提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优化提升策略。
在新型城镇化、城乡用地集约化、农业现代化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等多重目标下,城市安置社区建设仍将持续很长时间。由乡村“散居”到“集居”、由“农民”到“市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空间形态都发生了不可逆的转换。其中,原有社会交往路径的断裂和交往空间的灭失,给不同年龄段居民的社会交往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无所事事”“找不到人聊天”“坐在家里等死”,是我们深入社区调查中所能听到的老年人表达次数最多的话语。
依据前文分析结论,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行政村及以下社会单元的安置社区,其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明显高于跨村组建的安置社区。换而言之,安置社区内原有部分社会关系的存续对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说明：对于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社区公共空间背后的社会属性比其物质属性更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合理配置公共空间又需要集中社区达到一定人口规模。然而,现有许多行政村的人口规模达不到许多公共物品配置的门褴。在安置社区规划与建设中,如何解决公共空间的规模效益与原有“熟人社会”规模较小之间的矛盾?笔者建议未来拆迁安置社区适宜采用“村内小集居+跨村大聚居”的安置模式,具体操作如下：① 以原有行政村,甚至以原有生产小组（队）为基本集居单元。②基于安置社区内部道路的分割,将社区虚拟分割成若干居住地块。③基本集居单元与社区居住地块间进行一一匹配。④ 在匹配的居住地块内,实行抓阄的随机分房模式。这种安置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村内小集居”维系原有“熟人社会”群体社会边界,增加邻里交往的可能性,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减缓进城居民生活方式转型的阵痛;“跨村大聚居”发挥人口规模效益,为多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配置提供必要条件。
在改造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根据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与关注度匹配状况,采取差别化的公共空间营造策略,以提高社区公共空间改造资金的配置效率。
1） 重点强化“高关注-低活力”公共空间活力因子。积极回应社区居民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迫切需求,不仅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衡量公共空间配置效率最重要的标尺。“高关注-低活力”表征社区居民需求但实际又是很欠缺的一种公共空间状态。改善这类公共空间对提升整体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社区改造资金约束下,应重点强化对“高关注-低活力”的公共空间活力因子的提升,加速社区社会关系重建。
2） 持续提升“高关注-高活力”公共空间活力因子。“高关注-高活力”是对亟需完善但现实活力较高的公共空间状态的表征。尽管此类公共空间活力较高,但在物质环境、管理方式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或优化的地方。对这些“高关注-高活力”公共空间活力因子的提升,可进一步提高公共空间质量。
3） 继续加强“低关注-高活力”公共空间活力因子。“低关注-高活力”是对社区居民满意度较高又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状态的表征。这类公共空间软硬设施较完善,对维持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起着重要作用。如继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空间使用的社会效益边际递减,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因而,对此类公共空间活力因子应保持持久的维护和管理。
4） 渐进提升“低关注-低活力”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低关注-低活力”是对社区居民关注低和缺少活力的公共空间状态的表征。某一公共物品关注度低不一定意味着该公共物品不重要。如在本研究的案例中,“低关注-低活力”因子是指“集体活动强度”因子。渐进式推动社区集体组织发育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因而,对“低关注-低活力”公共空间活力因子也应采用渐进式改造方式。
1） 通过对原址、就近和异地3类城市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活力评价和特征比较,发现：尽管异地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的设施完备、类型多样,但是其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度最低。这说明,对于公共空间活力影响,公共空间背后的社会属性比其物质属性更重要。
2） 依据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与关注度匹配状况,将公共空间活力因子划分为“高关注-低活力”“高关注-高活力”“低关注-高活力”和“低关注-低活力”4类关系。这种划分方法对现有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
3） 基于 “社会-空间”的关联互动,提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提升策略：对于今后安置社区建设,应采用“村内小集居+跨村大聚居”的安置模式。对于已建的安置社区,可根据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的匹配关系,划分公共空间改造的优先级,采用差别化的改造策略。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了AHP-模糊综合评价法,以苏州城市6个社区为例,在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的基础上,探讨了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的策略。由于本文调查的安置社区样本偏少,可能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受篇幅所限,对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没有进行实证回应。同时,本研究还留有如下疑问：安置社区的住宅类型（低层建筑、多层建筑和高层建筑）、人口规模是否是影响公共空间活力的重要变量?如是的话,如何建构包括住宅类型、人口规模等在内的、更为综合的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模型?上述问题和疑问,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起点。
致谢：感谢宋玉康、吴丽萍、李晓晨等参与社区调研和资料采集工作。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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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ace and the geography of the modern city [J].https://doi.org/10.1191/03091329867272908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Public space is often seen as problem space in the modern city: it is now as it has always been a space of contention. It is the visible and accessible venue wherein the public – comprising institutions and citizens acting in concert – enact rituals and make claims designed to win recogni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wo theses which regard the public realm in the modern city from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then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strikingly contrary conclusions about the public sphere by exploring several of the issues which proponents of the two viewpoints interpret 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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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 [J].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2.07.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wellbeing, increased feelings of safety and security,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ffairs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interest in how the broader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s sense of community is gaining momentum, there is a dearth of empirical research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spa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 public spaces – Public Open Space (POS), community centres, schools and shops – and sense of community in residents of new housing developments in the Perth metropolitan area, Western Australia. Data was obtained from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n02=02911), a POS audit,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nalysed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neighbourhood POS and shops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nse of community. This relationship appears to be unaffected by how frequently people use these spaces. High quality public spaces may be important settings for enhancing sense of community within residents of new housing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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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ng a public: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093429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It examines 163 spaces produced through New York City0964s incentive zoning programme, whereby developers provide and manage a public space in exchange for floor area ratio (FAR) bonuses. Developers of these bonus spaces employ a variety of management approaches, each correlating with common theories of spatial control in publicly owned spaces. However, as developer priorities are often fiscally driven, most approaches severely limit political, social and democratic functions of public space and produce a constricted definition of the public. As such,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have deleterious effects on concepts of citizenship and representation, even as they become the new models for urban space provis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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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see: Lessons from a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research project in public spaces [J].https://doi.org/10.1080/136455708022685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methodology centred on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It discusse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methodology and how it works in practice. The research explored the use of public spaces by different social, ethnic and activity groups across the course of a 12‐month period,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and data collected by local non‐academic researchers who were trained in a non‐participatory semi‐structured observation method.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is method w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nd considers some of the issues around how participatory research work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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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city: Urbanity, vitality and urban design [J].https://doi.org/10.1080/135748098087244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ollowing decades of both planned and market‐driven decentralization of cities and city‐regions, urban policy makers are now extolling the virtues of the compact city. The model which is held up as a good example is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city which is relatively dense and fine‐grained. The model that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sustainable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ly) is the sprawl, strip or edge city, more often than not planned around the automobile. One question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European model of the good city transfers to the UK context. The author would argue that a number of engrained attitudes to city planning (and indeed city life) persist which together might undermine attempts to stimulate more active and culturally confident cities. Nevertheless, if we are to have more active and better cities, we need to know how best to manage, develop and design th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ity is a phenomenon of structured complexity. Good cities tend to be a balance of a reasonably ordered and legible city form, and places of many and varied comings and goings, meetings and transactions. What might appear to some as disorder is very often simply the everyday rhythm of city lif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ctivity, cities can lose their urbanity and eventually become suburban in character. The large part of this paper contains an exposi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good city form, activity, street life and urban culture. That is to say, urbanity itself. By reference to a number of cities, the intention is to show that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o plan for and design the activ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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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NA的新型集中社区公共空间网络结构优化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共空间并非“存在即合理”。公共空间网络结构效率折射出社会网络的重构能力、社会资本的建构强度、社会秩序的重塑能力。新型集中社区作为近年大量涌现的新型居住形态,正面临社会关系重构的巨大压力。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法研究公共空间网络,并对苏州新型集中社区D的公共空间网络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公共空间网络的关联度为0.216、中心势0.358、小世界值1.978,表明空间网络整体关联度不足,呈现出破碎化的特征;商业空间整合效应的发挥受到业态配置的影响;居民社会属性对空间网络结构特征造成一定影响。最后,基于“社会—空间”互动逻辑,以社会网络重构为导向,从集中安置模式、公共空间网络优化2个层面,提出新型集中社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当前及未来的集中社区规划建设和公共空间整体优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Network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new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based on SNA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共空间并非“存在即合理”。公共空间网络结构效率折射出社会网络的重构能力、社会资本的建构强度、社会秩序的重塑能力。新型集中社区作为近年大量涌现的新型居住形态,正面临社会关系重构的巨大压力。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法研究公共空间网络,并对苏州新型集中社区D的公共空间网络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公共空间网络的关联度为0.216、中心势0.358、小世界值1.978,表明空间网络整体关联度不足,呈现出破碎化的特征;商业空间整合效应的发挥受到业态配置的影响;居民社会属性对空间网络结构特征造成一定影响。最后,基于“社会—空间”互动逻辑,以社会网络重构为导向,从集中安置模式、公共空间网络优化2个层面,提出新型集中社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当前及未来的集中社区规划建设和公共空间整体优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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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Beyond invented streets and reinvented places [J].https://doi.org/10.1080/0194436010897635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atricia Melvin's painting depicts a common use of public space—a street fair—in New York City, possibly the most public city in the U.S. Are such uses of public space becoming events of the past in America? Are we destined to withdraw further into cyberspace as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expands? Will the only public spaces left be commercially invented ones? These and other related questions are examined by Tridib Banerjee in this Longer View, with a focus on what role planners can play in determining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The artist lives and works in New York City. Her primary medium is oil paint and her cityscapes, done en plein air, capture moments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 Her work can be viewed at http://www.newyorkartworld.com. We worry these days that public space, indeed the public realm, is shrinking.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uch discontent,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 and recent transformations in social values and public ethos. Seemingly, three major trends—priva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will continue to shape the futur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space. Planners must anticipate the effects of such trends, but also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public life, which encompasses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realm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reviewing the role that planners may play in advancing the cause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initiative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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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J].
<p>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p>
Power and Space: A new cultural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on Cancer Ward .
<p>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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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化视角下的珠三角乡村城市化再思考——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例 [J].
从领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是乡村地域的重新领域化与再/去领域化过程。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案例,运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方法,对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市场和行政力量等领域化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村民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领域化的设计者,而行政力量、市场力量试图通过在其中构建独立领域以增强话语权。叠置的领域和差异悬殊的空间资源支配能力致使资源争夺加剧及非均衡的空间-权力结构形成,并导致村庄发展管治的混乱。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多元主体有机组合的领域单元及均衡的领域政治体系,以实现乡村地域的可持续发展。
Rural urbanization and territori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case study of Jiu-shui-keng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
从领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是乡村地域的重新领域化与再/去领域化过程。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案例,运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方法,对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市场和行政力量等领域化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村民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领域化的设计者,而行政力量、市场力量试图通过在其中构建独立领域以增强话语权。叠置的领域和差异悬殊的空间资源支配能力致使资源争夺加剧及非均衡的空间-权力结构形成,并导致村庄发展管治的混乱。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多元主体有机组合的领域单元及均衡的领域政治体系,以实现乡村地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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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pace: Modeling and measuring publicness [J].https://doi.org/10.1068/b360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are frequently criticized for diminish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 by restricting social interaction, constraining individual liberties, and excluding undesirable population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determines whether, as is commonly believed,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are more controlled than publicly owned spaces. To frame our empirical work, we propose a conceptual model that identifies publicness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uses/users of a space. We then examine the management dimension using an observation-based index to assess spatial management paradigms in publicly and privately owned spaces. We find that the u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to provide publicly accessible space leads to increased control over use, behavior, and access. Furthermore, whil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tend equally to encourage public use and access, managers of privately owned spaces tend to employ more features that control behavior within those spaces. More specifically, spatial control in privately owned spaces is normally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surveillance and polic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design measures that ode spaces as private. Important findings are presented for planners, policy makers, and others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publicly accessible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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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乡村聚落功能三次转型及其空间形态重构:以苏州为例 [J].
通过对影响苏南乡村聚落功能变迁的历史事件追踪,以乡村聚落生产和生活功能分化及其空间关系为考察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聚落功能变迁、空间形态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给予较为系统的诠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聚落功能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型,即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居住"三位一体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生活居住"相互分离,再到"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生活居住"三者分离。伴随着聚落功能转型,乡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分化日益明显。在"三集中"政策作用下,在乡村聚落功能分化、乡村空间形态建构中,政府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对苏南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实践做法进行了反思。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Jiangsu: A case study of Suzhou .
通过对影响苏南乡村聚落功能变迁的历史事件追踪,以乡村聚落生产和生活功能分化及其空间关系为考察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聚落功能变迁、空间形态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给予较为系统的诠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聚落功能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型,即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居住"三位一体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生活居住"相互分离,再到"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生活居住"三者分离。伴随着聚落功能转型,乡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分化日益明显。在"三集中"政策作用下,在乡村聚落功能分化、乡村空间形态建构中,政府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对苏南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实践做法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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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与再生:苏南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研究 [J].Fiss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and its mechanism in Southern Jiangs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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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J].The end of village: A study of villages in c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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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D法的城市感知研究——以浙江台州地区为例 [J].Study of city perception based on SD method: A case study of Taizhou, Zhejia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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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D法的街道空间活力评价研究 [J].Evaluation of street space vitality based on SD metho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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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放空间满意度的影响因子研究——以南京主城区为分析对象 [J].Research on the impact factors of open space user satisfaction-the main city of Nanjing for the analys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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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的空间评价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3.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为创造更好、更适宜人们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选择城市的生活方便性、健康性、居住安全性、环境舒适度和出行方便性等为指标，在问卷调查量化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Q型聚类分析方法，从行政区和不同功能片区两个角度，进行了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空间评价，以期为大连城市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以位于市区政治经济商业中心的区域得分最高，西、北部市郊结合部排名最后，部分远郊区宜居性虽然较好，但各指标分值差异却很大。总体而言，大连城市宜居性在空间格局上体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差异程度变大的特性，该空间特征分析结论与行政区评价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The spatial evalua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in Dalian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3.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为创造更好、更适宜人们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选择城市的生活方便性、健康性、居住安全性、环境舒适度和出行方便性等为指标，在问卷调查量化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Q型聚类分析方法，从行政区和不同功能片区两个角度，进行了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空间评价，以期为大连城市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以位于市区政治经济商业中心的区域得分最高，西、北部市郊结合部排名最后，部分远郊区宜居性虽然较好，但各指标分值差异却很大。总体而言，大连城市宜居性在空间格局上体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差异程度变大的特性，该空间特征分析结论与行政区评价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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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的生活空间质量评价研究 [J].Evaluation of quality of living space in city: A case study of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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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public realm: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space and sense of community [J].
Urban planners are vitally interested in the role, meaning, and use of public space. The recent trend toward building neighborhoods and towns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new urbanism — a movement which seeks to promote sense of community by adhering to certain principles about the physical arrangement of space — brings the debate about the use of public space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life to the forefront. New urbanism stresses the need to resurrect a more civic focus in town planning principles via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pace (Kunstler, 1996; Hochstein, 1994), a view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value of public gathering places in genera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is paramount (Boyer, 1994; Hoyde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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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元数据关联网络的构建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8.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资源描述框架（RDF）设计地理空间元数据关联模型,根据地理空间元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语义相关度的计算,以构建以元数据为节点、元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边、语义相关度为权重的关联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一个节点是一个地理空间元数据的资源描述图,包含属性特征（数据来源、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内容）及其关系特征（元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语义相关度）。实验及其分析表明,地理空间元数据关联网络可以有效地支持地理空间数据语义关联检索、推荐等应用,这与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元数据检索方式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度。</p>
Construction of geospatial metadata association network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8.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资源描述框架（RDF）设计地理空间元数据关联模型,根据地理空间元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语义相关度的计算,以构建以元数据为节点、元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边、语义相关度为权重的关联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一个节点是一个地理空间元数据的资源描述图,包含属性特征（数据来源、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内容）及其关系特征（元数据之间的语义关系、语义相关度）。实验及其分析表明,地理空间元数据关联网络可以有效地支持地理空间数据语义关联检索、推荐等应用,这与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元数据检索方式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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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研究——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J].“Unconscious society of semi-Acquaintance”: A research of peasants’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Take Pingchang community in Zhenjiang of Jiangsu Province for examp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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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the correlates of dwelling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critique [J].https://doi.org/10.1177/001391658719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a critique of empirical studies that have beenbased on the actual-aspirational gap approach to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The reexamination of this theory suggests that empirical specifications should be disaggregated by household type and allow for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idential context and their associated levels of satisfaction.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welling satisfaction that employs such an appropriate specification is estimated for various strata of a 1980 sample of Minneapolis homeowners. Result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isaggregated, nonlinear modeling approach and, by implication, opens questions with much prior empirical work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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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公平视角下绍兴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3.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绍兴古城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居住建筑的空间分布来测算评价区域内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继而利用GIS工具来测量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并统计出市民可享用公园绿地的选择机会的空间分布情况,从而在精细尺度上基于空间公平视角实现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测量。研究表明,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内部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公园绿地布局优化策略。</p>
Assessment of accessibility to urban parks in Shaoxing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rtunity equity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3.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绍兴古城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居住建筑的空间分布来测算评价区域内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继而利用GIS工具来测量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并统计出市民可享用公园绿地的选择机会的空间分布情况,从而在精细尺度上基于空间公平视角实现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测量。研究表明,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内部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公园绿地布局优化策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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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spaces in Famagusta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4.03.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ublic spaces have a central role, both physically and functionally,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any urban theorists state their significant role as one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a healthy urban setting. This is in addition to their functional role, when they increase a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intensive social interaction takes place in these areas. However, recently, they have started to lose significance, when they are neglected in the urban planning process, or when existing spaces are lost. Additionally,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areas decreases, since public spaces are neglected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this study, public spaces are assessed in terms of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rapid urban growth on their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This study first evalu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spaces in an urban setting; second, determines the variables effective in terms of their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third, asses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space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cludes with an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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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分离”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其风险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12.01.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吉登斯的"时空分离"理论,通过对影响苏南乡村空间形态变迁的历史事件追踪,对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并揭示乡村空间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发以来,乡村社会关系大体经历了由村域内时空延伸到城乡间时空延伸,再到跨区域时空延伸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乡村空间生产、分化和重构的空间转型过程。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两个脱域机制的耦合是推动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根本力量。乡村空间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将可能对乡村社会造成过度的侵蚀;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将可能导致农民自主性危机;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将可能导致空间正义的丧失;自上而下的乡村集中社区建设将可能导致村庄的终结。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risk based upon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ory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12.01.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吉登斯的"时空分离"理论,通过对影响苏南乡村空间形态变迁的历史事件追踪,对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并揭示乡村空间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发以来,乡村社会关系大体经历了由村域内时空延伸到城乡间时空延伸,再到跨区域时空延伸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乡村空间生产、分化和重构的空间转型过程。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两个脱域机制的耦合是推动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根本力量。乡村空间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将可能对乡村社会造成过度的侵蚀;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将可能导致农民自主性危机;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将可能导致空间正义的丧失;自上而下的乡村集中社区建设将可能导致村庄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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