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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2022, 42(7): 1176-1186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7.005

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生活圈及设施配置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赵鹏军,1,2, 罗佳1,3, 胡昊宇2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2.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3.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北京 100044

Character of the Elderly’s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by Using Big Data: A Case of Beijing

Zhao Pengjun,1,2, Luo Jia1,3, Hu Haoyu2

1.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CAUPD Beijing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ultants Ltd., Beijing 100044, China

收稿日期: 2021-02-26   修回日期: 2021-10-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25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30402)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JCB073)

Received: 2021-02-26   Revised: 2021-10-1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2500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30402)
Key Program of Beijing Municip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20JCB073)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赵鹏军（1975−），男，陕西延安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空间与交通规划研究E-mail:pengjun.zhao@pku.edu.cn

摘要

老年人生活圈是社会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该领域已有一定研究，但在数据类型及其覆盖范围、空间尺度效应、空间分异特征等方面仍需进完善。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数据等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北京为样例，探讨老年人生活圈范围及其同设施配置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生活圈存在空间分层特征，包括邻里生活圈、居住区生活圈、都市生活圈等多层次生活圈；② 生活圈同设施配套之间的关系存在尺度效应，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邻里生活圈层面；③ 不同设施之间存在差异，购物、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设施等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类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呈现出负相关，而餐饮、文化教育设施等消遣娱乐设施的可达性则反之；④ 不同的地理区位也存在显著差异，设施可达性水平对生活圈范围的影响在市中心较弱，反而在郊区较强。结论将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宜老化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依据。

关键词： 老年人; 生活圈; 可达性; 手机信令; 兴趣点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mobile phone data and point of interest data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ope of elderly’s life circle and various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by looking at Beijing as a case.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show that, firstly, the elderly’s life circle has a feature of spatial stratification, which including the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 residential life circle, urban life circle. Secondly, there is a scal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dius of life circle and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radius of residential life circles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s. Third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facilities. The accessibility level of rigid demand facilities such as shopping,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and medical service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dius of the life circle, while the accessibility of recre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such as cater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s vice versa. Fourthly,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impact of facility accessibility on the radius of life circle is much weaker in the downtown area than in other areas, but the influence is stronger in the suburbs.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would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elderly-livable urban 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elderly; life circle; accessibility; mobile phone data; point of interest data;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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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赵鹏军, 罗佳, 胡昊宇. 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生活圈及设施配置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7): 1176-1186 doi:10.13249/j.cnki.sgs.2022.07.005

Zhao Pengjun, Luo Jia, Hu Haoyu. Character of the Elderly’s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by Using Big Data: A Case of Beij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7): 1176-1186 doi:10.13249/j.cnki.sgs.2022.07.005

生活圈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http://www.mnr.gov.cn/dt/ywbb/201905/t20190530_2433285.html）提出，要着力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社区生活圈，实现高品质生活、建设美好家园。在生活圈建设中，老年人属于生活出行中的弱势群体，其生活圈需更加关注。且中国老龄化严重程度正在持续加剧，宜老化城市建设迫在眉睫。

生活圈研究对城市规划实践具重要指导意义，其结构圈层[1~6]、功能圈层[7~11]的特征研究能够直接引导设施配置的规模、类别、布局。老年人生活圈特征研究是社会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科研议题之一，对宜老化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① 老年人生活圈的规模特征研究，其研究对象多为社区生活圈、研究数据多为小样本调查数据，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描绘TIN数据区[12]、单一出行时长法[13]、K-means空间聚类[14]等；② 老年人生活圈的功能特征研究，多采用调查问卷等小样本数据方法，其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出行活动存在明显的多层次圈层特征分异，在离家近、中、远距离圈层中，老人出行活动的设施选择类型依次由多变少、频率由高变低[12,15~18]。

老年人设施配置特征则是宜老化城市建设的直接依据。当前学者对于设施配置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 设施供给的评价，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社区生活圈尺度，研究数据近年来从小样本数据逐渐转向大数据。研究多采用社区覆盖率等空间格局指标及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人均养老设施资源的区位熵等数量指标[19,20,14]；②设施配置标准的研究，其研究视角均为社区生活圈尺度，研究数据也均为小样本调查数据。学者们多基于典型样本地区的设施供给特征与老年人的行为、需求特征进行交叉研判，提出老年人设施配置标准[17，18]；③ 设施配置对生活出行的影响。基于行为决策理论，出行决策的选择被视作由效用决定的因变量，而建成环境作为影响出行效用的随机因素[21]。根据此理论，国外学者们常基于小样本活动日志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22,23]对多类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生活出行的相关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而目前国内则少有此类研究。

前人对于老年人生活圈特征及设施配置特征做了一定的探讨，但该领域仍有3点亟待进一步完善。① 缺乏基于大数据的检验，基于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在推广至整个市域范围时存在一定的挑战；② 缺乏不同空间尺度的全面认知，针对生活圈的范围大小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关系在邻里、居住区、都市圈等不同尺度的比较研究缺位；③ 缺乏中国国情下老年人生活圈范围与各类设施配置关系的研究。本文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上述3个研究不足。以老年人生活圈的功能圈层理论为基础，采用POI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出老年人不同层次的生活圈，探明不同层次生活圈的可达性水平特征，分析老年人生活圈空间范围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量化关系，并解析该关系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表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范围与分区

《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12/t20201203_2156201.html）将北京市分为4类区域，分别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除生态涵养发展区，其他3类区域都是引导居民集聚的城市建设区域。因此，本研究基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组成的区域，剔除其中人口密度过低的街道乡镇，形成本文的研究范围（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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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域

郊区新城核心区、郊区新城皆属于研究范围

Fig. 1   Research area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手机信令数据和POI两类大数据，前者用于识别和测度不同层次的老年人生活圈的范围，后者用于不同层次生活圈视角下的设施可达性评价。

手机信令数据来自某运营商，数据时期为2019年下半年某月整月数据，数据记录的时间间隔为30 min，空间精度为0.25 km×0.25 km的地理网格，数据包含驻留信息和OD信息。在本研究中，基于60岁以上居民的驻留信息和OD数据，通过出发地和目的地识别提取出其中的生活出行类OD数据，共计2404.18万条生活出行链记录，经过数据清洗所使用的手机信令OD数据的具体信息包括：起点地理网格的编号及地理坐标、终点地理网格的编号及地理坐标、每个起点和终点地理网格的60岁以上居民数量。

研究所用的POI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百度地图，其原始数据涵盖了餐饮服务、购物、教育、体育、医疗、住宿服务等20个大类，每个大类下包含若干个中类和小类，每条POI数据包括经度、纬度、名称、地址、类型、行政区等属性信息。本研究基于已有的老年人日常活动公共服务设施研究[24,25]，按照医疗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餐饮、购物5大类分类标准，提取老年人专用设施、老年人与其他年龄共享设施，如表1所示。

表1   POI数据的分类结果

Table 1  Categories of POI data

设施分类包含POI
医疗服务设施老年医院、老年病及慢性病医院、老年门诊、康复医院、诊所、综合医院等
文化教育设施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图书馆、文化馆、展览馆、博物馆等
休闲娱乐设施老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老年棋牌室、社区活动中心、体育健身中心、广场、公园等
餐饮设施老年食堂（餐厅）、中餐、西餐、快餐、咖啡厅、甜品店等
购物设施菜市场、便利店、超市、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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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技术路线如图2。首先，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出各个地理网格内老年人不同层次生活圈的半径；其次，基于POI数据，计算各个地理网格内老年人在不同层次生活圈的设施可达性水平；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及地理加权回归，探究不同层次生活圈范围与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之间的关系。另外，为直观地指导设施配置，后文呈现的数据分析均在此基础上进行分街道汇总。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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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方法流程图

Fig. 2   Workflow of research methods


1.3.1 生活圈测度

一方面，生活圈及生活空间的圈层划分常以居民累计出行比率与出行距离关系中的某些斜率转折点或跳跃点为界限[12,26]。本研究基于手机信令OD数据，记录单个地理网格每隔5%出行率的圈域半径的平均值，如图3a，存在明显的斜率转折点（20%、50%、90%累计出行率），其对应的圈域半径分别约为2 km、8 km、20 km。另一方面，生活圈的圈层划分常以居民的出行频率、交通方式为依据，以便于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析[7,8]。本研究中老年人生活出行频率的统计如图3b，0~2 km、3~8 km、8 km以上分别属于高频率出行（36%）、中频率出行（8%~16%）、低频率出行（≤6%），参照北京市综合交通调查结果，0~2 km、3~8 km、8 km以上分别对应步行和自行车为主、自行车与公交及其他代步机动车为主、公交为主的出行方式，这3个圈域的出行频率、交通方式具有显著差异。本研究以从地理网格出发20%、50%、90%累计出行率对应的圈域范围分别界定为老年人生活圈及设施配置的3个层次，为方便其空间尺度与传统认知的衔接，分别命名为邻里生活圈、居住区生活圈、都市生活圈。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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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老年人生活出行的基本特征

Fig. 3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non-commuting travel of the elderly


1.3.2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测度

本研究采用考虑了距离衰减作用的累计机会法[27]。式（1）中，$ {A}_{i,s} $即为地理网格i在一定范围d内获得s类设施的可达性指数，$ {S}_{j} $即该地理网格可获得某区位设施j的服务能力，鉴于POI数据无法区别设施等级规模，设施服务能力均定义为1，n为设施数量，$ f\left(i,j\right) $为表达距离衰减作用的指数；式（2）中，β为阻抗系数，基于以往可达性研究的β取值[28]，并结合POI数据的特点，取β=1；$ {d}_{ij} $为起点地理网格i到终点设施j之间的距离，$ {r}_{n} $为某一圈层尺度下、所有地理网格生活圈半径的均值。此外，OD数据源的空间精度为0.25 km×0.25 km的地理网格，在小于0.25 km的范围内无法测度居民出行距离差异，故以$ {d}_{ij} $=0.25 km为界进行分类测度。

$ \begin{array}{c}{{A}}_{{i},{s}}=\displaystyle\sum _{{j}=1}^{n}{f}\left({i},{j}\right){{S}}_{{j}}\end{array} $

$ f\left({i},{j}\right)=\left\{ {\begin{array}{*{20}{l}} { \dfrac{1}{{0.25}^{\beta }} }&{ \left({{d}}_{{i}{j}}<0.25\right) }\\ { \dfrac{1}{{{{d}}_{{i}{j}}}^{\beta }} }&{\left(0.25\leqslant {{d}}_{{i}{j}}\leqslant{{r}}_{{n}}\right) }\\ {0 }&{ \left({{d}}_{{i}{j}} > {{r}}_{{n}}\right) }\end{array}} \right. $

1.3.3 多元线性回归

由于都市生活圈属于低频次出行圈层、且其空间范围相对随机，本研究仅在邻里、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分别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OLS进行参数估计。其次，在变量选择过程中，由于本研究采用的老年人出行的数据源为手机信令OD数据，为避免侵犯个人信息隐私、数据源不带有社会经济属性，而建成环境中的居住密度、用地混合度等其他变量与各类设施的可达性具有较强的共线性，故仅将各类设施可达性纳入模型作为自变量，如下表2。

表2   不同生活圈层面回归模型的变量属性

Table 2  Variable attributes of regression model between radius of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 and accessibility of various facilities

类别变量测度邻里生活圈层面居住区生活圈层面
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y}$（生活圈范围）街道老年人生活圈半径均值/km2.141.676.183.68
自变量${{x} }_{1}$（餐饮设施可达性）街道餐饮设施可达性评分均值597.05644.551325.981310.46
${{x} }_{2}$（文化教育设施可达性）街道文化教育设施可达性评分均值19.0923.1941.1046.03
${{x} }_{3}$（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街道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评分均值22.5023.3349.4448.45
${{x} }_{4}$（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街道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评分均值31.8130.7170.0663.05
${{x} }_{5}$（购物设施可达性）街道购物设施可达性评分均值136.80122.06307.05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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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地理加权回归

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GWR）常用来衡量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克服地方环境的空间相关性导致传统回归模型的误差[29]。基本的模型形式如式（3），式中$ {y}_{i} $为第i个地理单元的因变量值，$ {\beta }_{i0} $为第i个地理单元的常数估计值，k为自变量的个数，$ {\beta }_{ik}(u_{i},{v}_{i}) $为第i个地理单元的第k个自变量系数，$ {x}_{ik} $为第k个自变量在地理单元i的值，$ {\varepsilon }_{i} $为随机误差。本研究选择高斯核函数生成空间权重矩阵，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选择使模型AIC值最小的距离为带宽。具体将分别在邻里和居住区层面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模型选择的自变量、因变量与前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所述一致。

$ {y}_{i}={\beta }_{i0}+\displaystyle\sum _{k}{\beta }_{ik}{(u_{i},{v}_{i})x}_{ik}+{\varepsilon }_{i} $

2 老年人生活圈测度

2.1 生活圈类型识别

老年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具有明显差异。由于18岁以下的手机用户占比低下，不纳入本次研究。研究分别以18~59岁、60岁以上作为中青年、老年人年龄组。如图4，不同尺度研究区域内老年人生活圈半径均值、标准差均小于中青年居民。同时，老年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存在明显的圈层特征（图5），研究范围内48.87%街道老年人邻里生活圈半径小于1.5 km；63.35%街道老年人居住区生活圈半径分布在2 km~6 km；83.72%街道老年人都市生活圈半径分布在14~22 km。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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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年龄居民的生活圈半径比较

Fig. 4   The radius of life circle of different ages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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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层次生活圈半径的频率分布

Fig. 5   Frequency of radius of life circle on different levels


2.2 不同层次生活圈范围的空间分异

老年人在不同层次生活圈的空间分异具有类似的圈层规律（图6）。除都市生活圈未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邻里生活圈和居住区生活圈均呈现出多中心的圈层结构，生活圈半径在市中心由中心外递增，而在郊区同样是由郊区新城核心区向外递增。同时，老年人不同层次生活圈半径的空间分异也存在其自身特定特征。①在邻里生活圈层面，老年人生活圈半径分布在通州郊区新城的中心性明显高于其他郊区新城。②在居住区生活圈层面，老年人生活圈半径分布在亦庄郊区新城的中心性明显低于其他郊区新城。③在都市生活圈层面，老年人生活圈半径分布在多个郊区新城无中心向外递增特征。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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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层次的老年人生活圈半径的空间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s radius of life circle on different levels


3 不同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特征

3.1 公共设施可达性概况

老年人不同生活圈层面的各类设施可达性描述统计如表3。居住区生活圈层面的设施可达性水平均值比邻里生活圈层面高，即老年人在居住区生活圈的可获得设施机会变多。从不同设施类别来看，邻里生活圈与居住区生活圈的情况类似，餐饮、购物设施的可达性水平远高于其他3类设施。

表3   不同生活圈层面的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

Table 3  Accessibility of various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n different levels of life circle

　　餐饮设施文化教育设施休闲娱乐设施医疗服务设施购物设施
邻里生活圈层面分街道均值597.0519.0922.5031.81136.80
分街道标准差644.5523.1923.3330.71122.06
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分街道均值1325.9841.1049.4470.06307.05
分街道标准差1310.4646.0348.4563.05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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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层次生活圈的设施可达性对比

如图7、图8，在邻里生活圈和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都呈现出类似的空间分布规律，即由内至外递减的多中心圈层结构，在市中心由中心向外递减，在郊区由郊区新城核心区向外递减。同时整体格局大体呈现为东部优于西部、北部优于南部。不同的是，各类设施的高值区域分布有所不同，除医疗服务设施相对均衡，餐饮、文化教育设施的高值区主要在东部，休闲娱乐设施、购物设施的高值区主要在东北部。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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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邻里生活圈层面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on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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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on residential life circle levels


4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半径的影响

4.1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生活圈同设施配套之间的关系存在尺度效应，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邻里生活圈层面。如表4，与邻里生活圈相比，居住区生活圈层面的标准化系数更高、调整R2更高、方程拟合效果更好。其中，医疗服务设施、休闲娱乐设施在邻里生活圈不显著，而在居住区生活圈层面显著。

表4   不同层次生活圈半径与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 model between radius of life circle and accessibility of various facilities on different levels

变量邻里生活圈层面回归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回归
标准化回归系数t值P值标准化回归系数t值P值
　　注：*表示0.05的显著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01的显著水平；t值、P值分别是针对回归模型中各个变量系数的t检验结果和显著性程度；邻里生活圈层面回归方程调整R²为0.362，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回归方程调整 R²为0.399。
餐饮设施可达性0.447*2.4070.0170.909***3.2640.001
文化教育设施可达性0.333*2.4670.0140.942***4.1690.000
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0.349–1.7380.084–0.716*–2.3330.021
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0.317–1.5320.127–0.645*–2.1150.036
购物设施可达性–0.678***–3.4210.001–1.040***–4.0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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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的相关性关系呈现出设施类型上的差异性。一方面，餐饮、文化教育这两类设施可达性在回归模型中与老年人邻里生活圈半径、居住区生活圈半径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是由于餐饮、文化教育属于老年人的消遣性需求，这两类设施可达性过低的情况下餐饮、文化教育类的出行减少；而这两类设施可达性高的情况下则老年人出行量会增加；同时，老年人选择的餐饮、文化教育类设施作为活动目的地时的出行距离往往属于中长距离[30]，故餐饮、文化教育类设施可达性水平低则老年人中长距离出行减少，生活圈范围相应变小，可达性水平高则反之。另一方面，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购物这3类设施可达性在回归模型中与老年人邻里生活圈半径、居住区生活圈半径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这些设施对老年人来说属于刚性需求类设施，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出行的主要出行目的地[25,31,32]，其可达性水平提高可缩小老年人生活圈范围。

4.2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

针对如上2个回归模型的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其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为0.340、0.365,且P值均小于0.01，这说明残差存在空间集聚性现象。因此，本研究在如上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探讨，结果如下。

相较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邻里生活圈层面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赤池信息准则（AIC）值由3816.443降低至180.840，调整R2由0.362上升至0.973；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赤池信息准则（AIC）值由4151.722降低至200.502，调整R²由0.399上升至0.952，两个层面模型的解释力和优度有明显上升。图9和图10展示了地理加权回归的结果，t表示回归模型t检验的结果，|t|表示t的绝对值，|t|>1.960、1.645<|t|<1.960分别表明变量在0.05、0.1置信水平上显著，|t|<1.645表明变量在0.1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由图可知：①在大部分区域，两个层面模型中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对老年人生活圈范围影响的相关系数的正负基本不发生变化，且与多元回归模型一致；②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对老年人生活圈范围影响的强度在不同尺度层面呈现出类似的空间分异，即在市中心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对生活圈范围的影响较弱，在郊区这种影响反而较强。③在邻里生活圈层面，二者的相关关系多在郊区显著，在市中心不显著；在居住区生活圈层面，这种相关关系在四环到六环之间的区域多不显著。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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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邻里生活圈半径与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

Fig. 9   results of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on neighborhood life circle levels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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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居住区生活圈半径与各类设施可达性水平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

Fig. 10   results of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on residential life circle level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老人年日常生活圈是社会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尽管该领域已有一定研究，但现有研究在数据覆盖范围、空间尺度效应、空间分异特征等方面仍需改进。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大数据和POI大数据，以北京为例，对当前已有研究不足进行了完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①老年人的生活出行存在多尺度特征，其邻里生活圈、居住区生活圈、都市生活圈圈域半径依次增大，且均远小于中青年对应层次生活圈半径的均值；② 公共服务设施对老年人生活圈范围的影响存在空间尺度差异，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邻里生活圈层面；③ 公共服务设施对老年人生活圈范围的影响存在类型差异。购物、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呈现出负相关，而餐饮、文化教育设施则反之；④ 老年人生活圈空间大小同设施可达性水平之间的关联强度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市中心区，设施可达性水平对生活圈范围的影响较弱；在郊区，这种影响则较强。

5.2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展开以下几点理论讨论。① 老年人生活圈特征与其他年龄群体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在设施配置时予以单独关注。这与国内外基于小样本调查数据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类似性[33,34]；② 中国公共服务设施与老年人生活出行的作用机制与国外存在差异。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购物、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设施是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类设施，餐饮、文化教育设施是老年人的消遣娱乐设施；国外研究结果则与之有较大差异，购物、餐饮类设施对国外老年人是刚性需求，而休闲娱乐、文化教育、医疗服务设施则与国外老年人出行距离无显著关系[22,35]；③ 当前中国正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背景下，未来规划应更加注重老年人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具体应基于区位差异、设施类型差异进行精细化配置，优先满足老年人对于购物、医疗、休闲娱乐设施的刚性需求；④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人群样本仅限于某运营商用户，因缺乏样本老年人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数据来源而未加入这些控制性变量。后续研究有待据此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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