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1996—2016年全球各国商品贸易规模的面板数据，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构建空间误差混合回归模型进一步解释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机理，得出如下结论：①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空间正相关，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模式，表现为板块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②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受到生产要素流动与国际分工的传导与驱动，国家规模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基础因素，生产要素禀赋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创新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引擎，政治脆弱性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壁垒，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在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影响下趋于弱化；③ 中国需在空间上遵循“邻近国家-欧亚区域-全球范围”的三环递进原则，有层次地布局地缘经济资源，在内容上发挥规模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有差异地制定地缘经济政策，在策略上激发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渗透效应，最大化地缘经济杠杆作用。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城市溢出和景区辐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对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区位下“城市-景区”双驱动乡村的发展路径探索较少。以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村、北沟村、田仙峪村和辛营村4个行政村共同组成的“长城国际文化村”为案例地，探索城市和景区双重优势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景区和乡村自身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乡村发展，继而导致其发展路径呈现出非线性、多元化的演变特征；②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的发展路径可分为“景区主导-城市辅助”“城市-景区并重驱动”“城市主导-景区辅助”和“城市-景区双重弱驱动”4种类型；③ “城市-景区”双驱型乡村发展竞争性路径随着城乡、景乡间要素的差异化集聚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变动及区域空间格局演化。
通过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旅游出行大数据，应用基于O-D联系的ArcGIS空间分析和Gephi网络分析，深入挖掘旅游数字足迹所蕴涵的“位空间”与“流空间”信息，全景式解析中国旅游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结构特征。研究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菱形”空间架构。全国旅游出行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国家主要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在旅游出行方面拥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据旅游出行强度指标，并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空间联系、职能定位等因素，将中心城市按旅游出行能力划分为国家综合中心、国家门户中心、区域中心、省域中心、地方中心5个等级体系，旅游出行的城市等级规模递增特征极其明显。大数据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适宜距离为600~2 000 km，最佳出行距离为1 200 km，人均旅游出行距离为1 060 km，不同等级中心城市旅游出行随着空间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波动衰减特征。旅游联系网络分析显示，在区域尺度上，全国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为核心的4个旅游社团联系网络，区域旅游出行“各自为政”，而大空间尺度上旅游出行是“全国一盘棋”。研究通过划分不同空间距离区段，对中心城市旅游出行分布规律及其社团结构进行多尺度、分层次的扫描式空间解构，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细致的空间刻画与结构图谱展现。
基于中国1997—2017年2725个县域单元的碳排放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Theil指数三阶段嵌套分解和Kernel密度估计等方法，全面考察中国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① 中国碳排放由1997年的30.97亿t增长到2012年的93.08亿t，年均增长达到7.86%，而后围绕93亿t上下波动，未出现下降的拐点。② 在空间分布上，中国碳排放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表现出东北-西南方向向心集聚、西北-东南方向空间发散的趋势。③ 在空间差异上，Theil指数三阶段嵌套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地级行政单元内部差异的贡献率由1997年的43%增加到2017年49%，成为中国碳排放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④ 在分布动态演进上，中国县域单元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收敛模式，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中国碳排放的未来空间分布。
基于西方学界中移民产业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移民产业概念的形成、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首先，移民产业概念在分析尺度上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并引入多主体分析的视角，因此其在解释跨国人口迁移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与机制方面显现出相对的灵活性；其次，移民产业概念主要被应用于解释流动性机制、跨国移民治理、跨国移民的在地化3个方面。通过对移民产业概念的渊源、发展和相关实证研究的梳理，以期为中国的移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移民管制及移民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与借鉴。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启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际，面对近20 a东北振兴的成就和仍存在的问题，在世界经济格局重构、产业发展多元化背景下，处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生产力变革的环境中，有必要基于东北地区的基础条件、形势变化和存量优势，对东北振兴从更符合自身实际的视角进行再思考，既要延续已有成功的政策方针，更要审时度势，调整思路：发展布局上，形成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四大板块分工协作与城市+农业+生态三大主体功能网络化联动的格局；制度上，稳妥并适度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上，立足农业，扶持轻工业，优化重化工业进而重构产业体系；发展重点上，改变传统以城市和重化工业为重点的振兴道路，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作为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路径和另一重点着重实施，从乡村产业多元提质、城乡要素流通加速和城乡均衡发展等方面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态领域的新增长极；理念上，认识到东北地区发展的长期性和周期性，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东北地区发展，客观审视其发展进程中的辉煌与衰退，不过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攀升，主动适应下行趋势，注重内生发展能力建设；结合“绿水青山黑土地、冰天雪地关东风”的区域本底，丰富东北振兴的内涵和外延，变“东北振兴”为“东北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转变对东北地区及东北振兴的认识，塑造更加有利于东北地区发展的形象和舆情。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河南省2006—2018年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及具体类型特征，并定量探测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39稳步上升到0.784，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空间上呈“北部高南部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特征。② 河南省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特征分异明显，长期为粮食安全滞后型市域占比29%，长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市域占比53%。③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要素转向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外部经济变化对其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敏感性逐步降低，科技进步始终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促进力。研究旨为中部农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使命提供参考。
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考察了2003—2017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及其技术无效率项的影响因素，并借助核密度估计、热点分析及收敛模型对全国和三大地区环境规制效率的时空差异性与区域收敛性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全国整体以及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产出弹性系数明显大于资本要素，东部地区反之；②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人力资本、能源消费及人口密度则对其产生抑制作用；③各区域效率值稳步提升中伴随着离散程度加大、极化迹象明显的趋势，空间上呈现出稳定的“东热西冷”分布格局；④全国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存在σ收敛，而东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有扩大的态势，但所有区域相对β收敛与绝对β收敛现象显著。
利用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基建”发展水平及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新基建”及其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偏低，其中以“创新基建”发展水平最低；总体看，各省（市、区）的“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且其失调风险趋于扩大；历年各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锁定效应，并在数量分布上呈耦合水平两头区域少而中间区域多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数区域的“新基建”领先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子系统来看，“信息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锁定效应最强，“融合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发展突破了“橄榄”形结构，“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最低，而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强省的3类耦合协调发展均具辐射引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除自身因素驱动效应外，经济集聚、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等能不同程度促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选取并分析585篇与新动物地理学相关的西方文献，进一步梳理了理论起源及研究议题，发现：① 1995—2005年是新动物地理学的探索起步阶段，2005年至今则是蓬勃发展阶段；② 英国是该研究领域的中心地区；③ 当前新动物地理学研究主要通过“以人类为中心”（动物空间）和“以动物为中心”（兽性地方）两大线索展开，前者重点关注于人类世界，研究话题涉及人类社会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生产要素的动物和人类对动物的生命管治，后者则在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其主要议题，包括动物主体性和能动性、动物伦理再思考以及人类动物和谐共存的实践探索。
以江苏省204家4A级及以上景区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漫游监测所得的旅游客流客源数据，基于Zifp法则表现江苏景区年客流量的位序-规模特征，在全省景区旅游客流规模的不同组间差异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最优标度回归方法研究了景区客流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省域目的地内部景区客流规模等级明显，省外客源的客流规模分布较省内差异大，更符合首位型分布特征；② 全省整体客流的季节性不明显，各景区的季节性较强，不同产品类型的景区存在季节波动性差异；③ 景区客流受景区等级、季节性、市中心距离、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省内外客流在部分因素影响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景区季节波动增大会显著降低其接待的省内客流规模。对优化景区客流规模等级体系和目的地区域空间结构提出建议。
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8年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特征。结果发现：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东北地区整体的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提升趋势，但2015—2018年增长曲线呈现出“U”字型波动特征，各子系统中“城市活力”得分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从时空格局特征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分布的时空分异明显，整体显著提升趋势下部分城市出现“阶段性”下降，通过LISA集聚图分析发现，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高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低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
以通辽地区为研究区，统计3 943个聚落并作矢量点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分析法对研究区聚落1635年以来的空间分布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 通辽地区聚落从1795年开始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莫兰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分布模式在整体上从1723年开始从随机分布越来越趋于显著的集聚分布。从不同年份的Ripley’s K函数看出，局部上1635—1723年一直处于集聚与离散不均衡的情况，所有距离段内从1795年呈现出显著集聚分布模式。② 1635—1840年，聚落点的几何中心呈现出西南-东北-西北的演变轨迹。核密度分析表明，聚落点在1635年是南部离散分布，1723—1840年南部密度最高。1840—1912年中部出现大量聚落，分布格局变为中部密度最高，1947年至今，西南部和中部都有大量的增长，北部也有一定增长，分布格局变为中部与西南部河流流域最密集。③ 聚落空间格局的演变是人地关系规律、宏观与微观的人文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中地形、水文、气候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产和居住，进而影响聚落的分布格局。聚落的增长速度及空间演变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人口迁入规模关系密切，土地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人口迁徙等因素是主要的人为因素。
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供给安全阈值与生态安全评价模型，研究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结果表明，2005—2018年：① 贵州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从7875.38亿元增加到18 072.89亿元，年均增长6.60%，集聚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黔南州和黔西南州等。② 贵阳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价值低于供给安全阈值，生态系统提供服务无法满足人们最低生存保障需求；其余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比供给安全阈值略高，且呈减少变化。③ 贵阳市生态安全指数小于1，生态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其余地市生态安全指数与生态安全度均呈降低变化。④ 各地市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与生态安全指数、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显著负相关。
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分析该地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特征，耦合生态斑块空间格局变化、生境面积增减和生态破碎化过程，提出生态干扰格局指数和生态干扰过程指数，定量评价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生态干扰。结果表明：① 2000—2018年，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占用了大量农用地及生态用地，土地利用强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② 生态干扰格局指数和生态干扰过程指数时空差异明显，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易出现生态负干扰，且干扰程度趋于增加；③ 尽管部分区域生态用地净面积有所增加，但其实际受到的生态干扰过程并未减轻，甚至呈现负向化发展趋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生态用地变化过程中蕴含的生境数量、质量和空间关系，能够为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为探究亚热带湿润地区河湖周边发育的灌丛沙堆形态与沉积特征，以南昌市厚田沙地为研究区，对其优势种蔓荆（Vitex trifolia）所形成的灌丛沙堆开展野外调查，通过对不同部位的沉积物进行采样与分析，研究沙堆形态、沉积特征及其与植被特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蔓荆灌丛沙堆形态大多为盾形，水平尺度大，高度矮，坡度缓。沙堆沉积物以中沙为主，分选性较差，呈正偏和窄峰态分布，沙源来自附近平沙地和丘间地，为近源沉积。平均粒径从迎风坡底部至背风坡底部呈现为先变细后变粗的趋势，体现了灌丛沙堆的防风滞沙功能和对沙粒的重新分选作用。灌丛与沙堆的各形态参数（灌丛高度除外）均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P＜0.01），说明各形态参数在沙堆发育过程中得以协调发展。受植被类型和区域环境的影响，与干旱-半干旱地区直立生长且分支少的灌丛形成的椭球形或圆锥形沙堆形态不同，蔓荆匍匐生长且高度较矮的形态常形成低矮且范围较大的灌丛沙堆。亚热带湿润地区风力资源不丰富及厚田沙地沙源不足使沉积物主要来源于附近平沙地与丘间地，但不同坡位沉积规律与干旱-半干旱地区相同。
通过选取极端气温指数对1984—2020年辽宁省极端气温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近37 a极端气温指数的时间变化具有一致性，表现为暖指数（年极端高温、暖昼日数、暖夜日数）上升和冷指数（年极端低温、冷昼日数、冷夜日数）下降。受城市化进程影响，突变主要集中在1995—2005年。② 极端气温指数具有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城镇化水平高的城市极端气温差值变化较小，沿海地区相对指数变化幅度相对较小。③ 结合辽宁省粮食与气象灾害数据，得出1984—2020年粮食实际产量与趋势产量呈波动上升变化。相对产量与气象产量波动趋势一致，近37 a气候丰年10个、气候歉年7个，其他为正常年份。气象产量受极端高温、极端低温的影响较大，风雹、冷冻成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关键气象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