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体现。从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ESDA、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格局分析及空间差异测度，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水平区域从下游城市逐渐转移到中上游城市；②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及相邻区域的城市，低?低集聚区主要是河南省、山东省以及山西省的部分城市；③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空间差异从上中下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从左右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内部差异贡献；④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量、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每万人公园绿地面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道路面积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此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合理利用水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6—2018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但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阶梯式递减特征。② 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这也验证了技术的“回弹效应”假说；③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体现，但这两种效应正好相反，即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该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但对邻近城市的作用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用空间面板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以区域背景与最近邻状况为空间滞后的空间马尔科夫链对2000—2017年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碳排放量激增，由山东全域和陕甘宁蒙交界的高值区向外圈层与轴向扩张，形成东高西低碳排放格局；② 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高碳排放县集聚于山东全域和陕甘宁蒙交界，低碳排放县集聚于西南部；2000年与2017年对比发现县域碳排放类型稳定性强，较高碳排放变为较低碳排放的县集中在东南部区域，而相反方向转变的县集中在内蒙古；③ 高碳溢出效应与低碳锁定效应是塑造时空格局的重要作用力，前者作用力更强；区域背景增强了“俱乐部趋同”与被包围异常值趋同，作用力强于最近邻状况，不显著区域内碳排放类型转变概率提高。④ 空间面板模型结果显示年轻人口结构、大经济规模、二产为主产业结构、高生活水平和高公共支出促进了碳排放量增加与空间效应作用，其中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是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基于广义复杂系统观，建立研究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空间组织全过程+多系统的分析框架，对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进行多系统的解构。基于多系统的解构分析结果，对多网络系统框架下的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组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巨系统，由多系统组成；② 为达到整合世界各国的优势研发创新要素目的，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空间组织在多阶段形成的多系统协同治理关系，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前后交叉，交替演进，共同构成跨国公司搜寻、整合和利用世界各国优势研发创新要素的全过程。
采用Hoover系数、空间聚集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以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1995—2015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城市人口。②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的聚集度更强。③ 空间重心轨迹显示两者在东西方向上存在错位，服务业的分布更偏向东部沿海。④ 两者的空间耦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步升高的空间梯度格局。⑤ 回归模型显示，城镇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建设用地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两者空间协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高技术产业数据为例，深入研究协同创新对企业创新差距的影响机制，借助面板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协同创新与企业创新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协同创新对企业创新差距的作用总体并不显著；协同创新对企业创新差距的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协同创新水平较高时有利于缩小企业创新差距；创新差距较大时，协同创新能够缩小企业创新差距；协同创新与企业创新差距存在互动关系。
借助史料、历史地图及谷歌POI数据，运用空间句法和GIS空间分析探讨天水古城自明清以来空间和功能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关联。研究发现：① 明清以来，天水古城的旅游化经历了传统游憩的普及（明清）、衰落（民国）、停滞（1949—1987年）阶段，现代旅游兴起与传统游憩恢复（1988—2000年）及融合创新（2001年至今）阶段。古城传统格局逐渐消失，但是历史轴线的主轴线地位延续，可达性、穿越性最好，协同度最高，“空间结构惯性”规律作用明显。② 在不同施动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天水古城由安全防御、军事政治、集市商贸等传统功能向工业生产，进而向现代旅游、居住功能转变，游憩休闲功能显著增强。③ 居民和游客共享公共活动空间，但服务功能相互分离。游客活动空间与功能服务协调性较好，居民公共活动空间与服务设施一致性较差。
以浙江90个县级城市（城区）为对象，基于大数据专利文本挖掘析取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构建创新网络，采用空间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2007—2017年浙江城市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时空演化及创新合作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浙江城市创新网络规模逐渐扩张，“小世界性”显著，通达性较好，整体呈以杭州湾区为核心的“网络局部化、辐射中心化”特征，等级层次性清晰；② 浙江城市创新合作强度与经济规模、教育水平、政策支持、技术势差、城市行政等级、技术邻近性、边界相邻效应显著正相关且受地理距离约束，认知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与创新合作间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网络效应更多在整体网层面上促进了创新合作。在特定省份县级城市层面探讨了如何加强城市创新网络协同效应，以促进地方城市间的创新联系。
基于网络点评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武汉市主城区餐饮行业聚集特征以及餐饮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 武汉市餐饮类型丰富，同时也保持较明显的地方特色，不同类型餐饮人均消费差异明显；② 顾客对武汉餐饮口味、环境和服务3种评分总体得分较好，对这3个方面的服务满意程度排序为口味>服务>环境，3种评分与人均消费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③ 三环内餐厅高密度分布区主要沿轨道交通线分布，并与各商圈高度相关，餐饮满意度评价的3种评分都存在显著的聚集；④ 3种评分热点分布区大多保持一致，且3种评分的热点数较为均衡，主要分布在传统商业与住宅混合区以及重要商业设施及其周边；⑤ 3种评分冷点区的分布有一致也有不一致，冷点数有明显差异，主要分布在火车站、医院和学校周边以及老旧和偏远小区附近。
以中国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基于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China Smart Logistic Network，CSN）关系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随机森林分类算法、QAP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县区尺度上探索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三大城市群电商快递物流网络密度较高，已形成典型的网络式空间结构。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呈圈层蛛网式结构，县区间联系强度以环杭州湾为中心向外围梯度衰减；京津冀城市群网络受制于行政藩篱，形成“北京?天津”双核心网络结构；珠三角城市群网络联系强度自区域外围由弱到强逐渐向珠江口东岸方向变化，形成“穗（广州）?莞（东莞）?深（深圳）”快递物流廊道。② 三大城市群中物流输出型县区多集中在区域中部，依托中心城市向外物流辐散，而物流输入型县区多分散于外围。③ 城市群电商快递物流网络形成主要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和距离等因素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城市网络理论，促进城市群快递物流协调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和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犯罪者视角，基于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案件数据，运用logit模型揭示犯罪者人口学特征与其行为倾向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① 相近人口学特征犯罪者具有在相同特定的时间和城市区域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前科劣迹和户籍地依次对犯罪者的行为的时间与空间倾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影响；② 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中，男性犯罪者具有在城市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夏季、秋季犯罪的时间倾向，女性犯罪者具有在人口热力值高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在10~21时犯罪的时间倾向，年长犯罪者呈现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休息日、4~15时犯罪的时间倾向；③ 本地户籍犯罪者具有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偏好，有前科的犯罪者有在人口热力高、10~21时犯罪的偏好。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借助ArcGIS、Ucinet和MATLAB等工具，对全球64个主要经济体货物、服务和增加值多重贸易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球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紧密性和通达效率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服务贸易的网络化趋势更为显著；金融危机对网络的“互惠性”“异配性”产生较大影响；② 空间格局上均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等级性，区域层面上形成了亚太和欧盟地区两大“派系”，美、中、日、德为两大“派系”联系的枢纽节点；③ Top1网络表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其中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网络分别呈现“星型”“雪花型”和“星型+链式”空间组织结构。3类网络演化过程中中国的崛起态势令人瞩目；④ QAP（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显示，传统的GDP、地理距离、共同语言等因素对于3类网络的形成具有相似的较强解释力，要素禀赋差异和贸易制度是影响它们之间差异性的主要因素，但其显著性水平不高且趋于弱化。
采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基于城市群、县（市）、地区等多尺度对长株潭城市群不同类型工业旅游的空间布局特征及联动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可划分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和工业区等3种类型，空间分布上均呈现为集聚态势，且总体集聚程度较强，具体表现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工业区。② 工业旅游形成“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空间布局，分布密度由城市群中部向周边递减，中心城市向县、县级市递减。③ 从多尺度视角来看，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在城市群尺度上呈“团状”，县市尺度上呈“孤岛状”，地区尺度呈“块斑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工业旅游的点?轴联动、集聚联动和一体化联动模式。
以热门旅游城市西安市为研究区域，采集网络游记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出游时间下的游客流动网络结构及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 不同的出游时间约束下，游客旅游出行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异质性。② 基于游客流动的西安市旅游吸引物的节点结构具有显著的等级规模分异特征，随着出游时间的增加，旅游节点等级结构体系呈现出以高等级景点为枢纽的“强强”关联特征，高等级景点的游客集聚功能提升显著。③ 随着出游时间增加，西安市区旅游节点核心?边缘结构越明显，核心区的节点联系强度越大，区位邻近、知名度接近与交通便利是形成景点组团的关键因子。
基于GDELT事件数据，采用语气指数、事件频率、事件记忆性、语气均衡度、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定量分析 2013―2019 年东盟关于中国事件的态度，探讨冲突事件空间演化特征，追踪事件并构建事件关系网络。结论：东盟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合作事件为主；东盟冲突事件语气均衡度相对离散，半月周期内合作、冲突事件对同类事件发生有正向影响，季度内冲突事件会得到改善；东盟风险格局由大事件主导、局部事件补充形成，演化趋向简洁化；合作事件以领导人会谈为主，司法交流、基建合作、国际援助等多类型合作并存，冲突事件以南海争端为主，边境安全、境外犯罪、恐怖袭击等亦有重要影响；菲律宾、缅甸是关键国家节点，东盟对中国主要作用途径有：菲、老、印、柬领导人会谈，菲、越、印领土主权问题，缅甸边境风险等。中国应重视长期布局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加强政府间合作框架设计与战略对接，强化次区域合作，推动南海合作新机制发展，针对性防范各国突出风险。
政企联系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政府采购活动交易数据构建的城市间供需网络可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采用2018年中国政府采购活动的交易数据，构建东北地区供需城市网络，结合GIS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联系格局和网络结构特征，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中央项目层面，空间联系结构呈现出以长春为辐射中心，以哈大城市走廊为主要轴线的联系格局；地方项目网络主要表现为三省内分别以哈尔滨、长春及沈阳为中心的辐射状联系特征；且两种网络涉及节点和联系轴线数量明显不同。哈尔滨、长春及沈阳三大省会城市在网络中占据绝对中心位置，主要扮演着供应商的角色，同时城市网络中存在多个凝聚子群。基于政企联系的东北地区城市供需网络的空间结构受城市经济实力、行政壁垒、地理距离、项目预算来源以及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的影响。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采用数据包络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和层次聚类模型分析该区184个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及地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熵权集结交叉的“投入?产出”效率模型对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更具可信度和精确性，2018年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上呈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脆弱性均值为0.583；② 地理因素对经济发达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仍旧具有重要影响。距上海市中心距离、距淀山湖距离、距青浦区中心距离和水域面积成为影响该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4种主导地理因素，其地理影响力呈现系统结构空间差异和种类属性替代及程度转化；③ 依据地理因素影响力聚类分析将该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地理因素空间耦合模式分为10种，多地理因素耦合模式是主要决定类型，呈现中部多因素主导和两侧单因素主导并存的多元环状地域决定格局；针对不同类型提出调控区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可行方式。
在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定义投入拥塞概念，利用FGL模型测度2000—2018年中国30省市区（未含西藏、港澳台）工业绿色水资源投入拥塞水平，采用全局无效率分解探究拥塞无效率与纯技术无效率的结构变化。结果表明：① 全国拥塞平均水平呈倒“U”型，具有从低拥塞到分散加深的趋势；② 地区之间的拥塞水平差异性较大，拥塞程度偏高的地区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带和中、西部地区，投入要素结构失衡是造成拥塞的关键诱因；③ 各地区全局无效率是由纯技术无效率与拥塞无效率共同作用而成，近77%的省市区属于纯技术无效率占优型，拥塞无效率的存在性与发展趋势为产业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警示信息。
在构建减船转产背景下沿海渔户生计脆弱性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浙江省舟山市转产渔户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不同转产时期下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并实证检验了影响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① 虽然转产后的渔户生计暴露性水平下降，但生计敏感性程度提高且适应能力出现显著下降，最终使转产渔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上升，总体生计状态表现出恶化趋势；② 不同生计方式下的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存在差异，其中转产后从事休闲渔业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下降，其余4种生计方式下的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均有所上升；③ 2个不同转产时期下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均上升，但2015年以前转产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增加幅度更小；④ 受教育程度、减船转产补贴、转产转业时间以及是否参加过转产技能培训对生计脆弱性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减船转产补贴对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影响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