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
, 陶世杰, 高凌宇
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Li Junfeng, Tao Shijie, Gao Lingyu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1-0087-10
收稿日期: 2017-07-9
修回日期: 2017-10-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1-1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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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俊峰(1974-),男,安徽庐江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E-mail:ljf2009@mail.a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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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与杭州市跨江发展历程基本相契合。②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出地点主要集中于西湖区、下城区及拱墅区,迁出企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总体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主集中于西湖区、余杭区及滨江区,迁入企业主要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③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的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terprise’s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location selection of Hangzhou enterprise migration by using UCINE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ROST content analytical method, and reveale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Hangzhou enterprise mig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gently fluctuating period, slow growth period, mass migration period and migration mature period, which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river-crossing development history in Hangzhou. 2) The general migration of enterprises in Hangzhou has been presented in a dispersed layout of decentralized attenuation. The enterpris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wholesale and retail industry have been mainly moved from the West Lake district, the Xiacheng district and Gongshu district. While the overall immigration has been presented in a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The enterprise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 industry have been mainly moved in the West Lake district,Yuhang district and Binjiang district. Enterprise migrations in various industries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forming migration patterns with their own uniqueness. 3) The enterprise's own attribute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migration of enterprises in Hangzhou. The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largely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The planning and control, market operation,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root in the river-cross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have been directly affected spatial selection for enterprise migration, further promoting enterprise migration. The research not only lays a foundation for revealing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for urban development spanning the river, bu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urban planning and other related policies.
Keywords：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与选择的过程,实质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空间再配置[1,2],其直接表现形式是企业从原有地理单元转移到新的地理单元[3]。国外企业迁移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概念的界定、迁移的理论及迁移的主要因素等方面。研究认为企业迁移是企业为实现更好发展而改变地理位置的主动行为[4];在企业迁移的理论诠释方面,工业区位论的提出开启了企业迁移研究理论的大门[5],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企业迁移的微观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6,7];企业迁移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潜力的大小、原料技术及配套设施对企业迁移影响较大[8],企业成本降低、提升自身知名度及提高销售利润率也对企业迁移产生一定影响[9,10]。国内企业迁移研究起步较晚,多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产业转移特征及影响机制等方面[11,12,13,14]。从外部因素看,政府行为和经济基础是企业迁移的重要原因[15,16],企业迁移的过程是企业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过程,诸如土地资源、电力供应、能源供应和迁入地优惠政策[17,18];从内部因素看,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企业迁移的成本以及企业自身谋求发展等因素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的迁移[19,20,21]。还有学者从形成机理、企业迁移的特征、模式等方面对企业迁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从微观视角对简单的个体迁移现象进行研究[22]。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已较为成熟,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研究成果丰硕。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滨江、滨河城市选择跨江发展来拓展和优化城市空间[23,24,25]。城市跨江发展直接或间接推动企业迁移,而企业迁移又加速了城市跨江发展的进程。在跨江发展过程中,在政府刚性和柔性政策引导和安排下,企业被动迁移是跨江发展城市一种常见行为。目前关于企业在城市跨江发展中的迁移行为研究成果鲜见。在借鉴众多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杭州市761个规模以上迁移企业,利用UCINET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结合各企业相关数据,探讨杭州市在实施跨江发展战略过程中企业迁移的时空模式及影响机制,为揭示跨江发展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和机理奠定基础,亦为城市规划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杭州市,浙江省省会,是长三角重要的中心节点城市之一。到2016年底,常住人口达920万,城镇化水平约76%,辖9个区（图1）。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市实施跨江发展战略,城市空间逐步向钱江以南拓展。2001年,余杭区、萧山区成立,并于2007年的城市规划中提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杭州市跨江发展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1.2.1 UCINET社会网络分析法
运用UCINET6.0平台分析企业的出度与入度,并分析各区不同类型企业迁入与迁出的空间联系。出度是指某地区企业向其他地区迁移的个数总和,入度是其他地区企业向该地区迁移的个数总和。企业的出入度值越大,则表示该地区企业迁出或迁入的数量越大,反之亦然。根据出度、入度数据生成网络图。
1.2.2 ROST分析法
利用ROST文本分析软件进行词频统计,对信息进行整理,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深入访谈,了解杭州市跨江发展前后城市企业的历史演变,筛选出企业迁移的影响因子,探讨企业迁移机制。
企业迁移数据来源于《杭州市企业名录》①（①《杭州市企业名录》.http://www.ynshangji.com/hangzhou-huangye/1.）、杭州信用网企业查询数据库和万方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企业网站信息,通过实地调研进行核对。将改革开放以来各企业信息进行收集,包括企业名称、成立时间、行业代码、变更前地址、变更后地址、地址变更时间和经营范围等。通过剔除一些不完整信息,筛选出对城市空间影响较大规模以上迁移企业761家,并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杭州市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类（表1）。
表1 杭州市迁移企业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ity enterprises in Hangzhou City
| 行业 | 制造业 | 批发零 售业 |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 科学研 究和技 术服务 业 | 居民服 务和修 理服务 业 | 其他 | 合计 |
|---|---|---|---|---|---|---|---|
| 数量（个） | 282 | 227 | 97 | 56 | 53 | 46 | 761 |
| 比重（%） | 33.50 | 29.83 | 12.75 | 7.36 | 6.96 | 6.05 | 100 |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移可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
1） 平缓平缓波动期（1990~1995年）。企业迁移数量较少,不足整体企业数量的1%,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平缓的波动（图2）。1995年之前迁移企业共17个,其中制造业企业7个,批发零售业企业7个,占迁移企业的82.35%。2个制造业企业向外迁移至余杭区崇贤镇,其余均向心集聚至西湖周围。
2） 低速增长期（1996~2002年）。1996年杭州市开始实施跨江发展战略,在钱塘江以南设立高新区（滨江）,使之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该时期迁移企业共72个,其中制造业企业24个,批发零售业企业22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12个,占迁移企业的80.56%。大多制造业企业向余杭区、萧山区以及各工业园区迁移;批发零售业企业中部分存在于城市中心区域;信息服务类、科研服务类与居民服务类企业向城市核心区集中。
3） 大规模迁移期（2003~2010年）。城市跨江发展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企业迁移速度加快,迁移空间范围明显扩大。该时期迁移企业共298个,其中制造业企业112个,批发零售企业80个,占迁移企业的64.43%。制造业企业边缘集聚现象显著;批发零售业企业活动范围逐渐增加,江干区成为该类企业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
4） 迁移成熟期（2011年至今）。该时期企业活动剧烈,迁移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分别占迁移企业的37.17%、31.55%。制造业企业边缘集聚效应更加显著;批发零售业企业更加活跃,迁移空间更加广泛,其他行业具有自身独特的迁移方式。
1） 企业迁出地以中心城区为主,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西湖区、下城区、拱墅区为主要的企业迁出地,而江干区、滨江区、上城区、萧山区和富阳区企业迁出较少。在中心城区实行“退二进三”政策的影响下,主要迁出企业为制造业及部分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业企业则在主城区之间迁移（图3a）。
2） 企业迁入地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以西湖区、滨江区和余杭区为主（图3b）。西湖区对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科研服务业企业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滨江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吸引了大量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科研企业;余杭区位于杭州市边缘,地价较低廉,制造业企业优先选择该地区为迁入地,并形成不同规模大小的工业园区。
3.2.1 制造业呈中心向外围扩散模式
制造业企业主要由中心城区向近郊、远郊发散式向外迁移,且以远距离迁移为主,主要迁向郊区的产业园区（图4a）。整体而言制造业企业迁移跨度最大、迁移距离最远。余杭区、萧山区和江干区为主要迁入地,入度值为14.20%（图5a）;西湖区、下城区、江干区和拱墅区为制造业企业主要迁出地,出度值30.10%（图5b）,出度值远大于入度值,说明制造业迁出数量远远多于企业迁入数量,即该区企业的迁出行为大于迁入行为。
3.2.2 批发零售业呈集聚与扩散并存模式大部分批发零售业企业呈向心集聚状,主要向西湖周边和钱塘江两岸集中;少部分批发零售业企业由近郊内缘向远郊迁移,呈对外扩散状（图4b）。该类企业出入度值分别为21.77%和19.90%,出入度值差距较小,表明企业迁移集聚与扩散并存,迁移跨度较小、迁移距离较短。西湖既是主要迁入地也是重要迁出地,拱墅、下城、江干、上城为次要迁入地（图5c）,滨江、拱墅、下城、江干为次要迁出地（图5d）,迁入地与迁出地空间分布均匀。
3.2.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呈多中心高度集聚模式
此类企业主要在西湖区文三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度集聚,部分企业在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园区集聚,企业迁移呈现以产业园区为中心的园区化集聚特征（图4c）。该类企业的出度值为11.25%,入度值为17.43%,入度值大于出度值,表明迁入企业数量大于迁出,与其他类型企业具有明显差异。企业迁入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以西湖、滨江、拱墅等区为主（图5e）,而其他地区均较少;迁出地以西湖区、拱墅区为主（图5f）,上城、下城、江干、萧山、余杭等区迁出数量也较大。
3.2.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呈双路径迁移模式
该类企业迁移存在两种路径,一种为园区化模式,集聚于以技术为依托的产业园区;另一种为产学集聚模式,向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周围迁移（图4d）。该类企业出度值与入度值均为14.75%（图5g、5h）,表明企业迁入与迁出数量基本相同。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西湖,其次是滨江、拱墅、江干、下城等区;迁出地主要为滨江、西湖,拱墅、江干两区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迁出。总的来说,该类企业倾向于文三路电子信息街区、浙江大学等科研与创新具有优势的地区,西湖、滨江、拱墅和江干等区处于迁移网络的中心,富阳区与萧山区一直
处于网络边缘。
杭州市企业迁移影响因素提取来源主要包括3种途径：ROST文本分析、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内容检索、实地调研过程中的访谈。在ROST文本挖掘软件中检索“杭州”“企业”“迁移”“搬迁”“迁址”和“外迁”,通过软件中分词和词频分析模块对与杭州市企业迁移关联性较强的网络新闻信息进行筛选,最终得到密切关联新闻41条,涉及55家企业;另通过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搜索上述关键词,并筛选相关信息,共得到53条密切相关新闻,涉及98家企业。最终结合访谈结果对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进行分析,主要从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和企业异质性等五方面进行总结,得到杭州市企业迁移动因识别表（表2）。
表2 杭州市企业迁移影响因素
Table 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in Hangzhou
| 主类目 | 次类目 | 频次 | 百分比（%） | 主类目 | 次类目 | 频次 | 百分比（%） | ||
|---|---|---|---|---|---|---|---|---|---|
| 政府推动 | 环境管理 | 37 | 22.98 | 103.72 | 文化根植 | 领导者情感倾向 | 5 | 3.11 | 5.59 |
| 规划调控 | 64 | 39.75 | 企业家精神 | 3 | 1.86 | ||||
| 旧城改造 | 26 | 16.15 | 地缘文化 | 1 | 0.62 | ||||
| 区域合作 | 4 | 2.48 | 企业异质性 | 企业规模 | 5 | 3.11 | 16.17 | ||
| 基础设施 | 25 | 15.53 | 企业行业分类 | 18 | 11.2 | ||||
| 配套设施 | 11 | 6.83 | 组织方式 | 3 | 1.86 | ||||
| 企业参与 | 技术改造 | 15 | 9.32 | 26.09 | 市场运作 | 技术与人才 | 13 | 8.07 | 22.36 |
| 企业合作 | 13 | 8.07 | 土地、原料和劳动力成本 | 10 | 6.21 | ||||
| 品牌提升 | 5 | 3.11 | 市场需求 | 6 | 3.73 | ||||
| 兼并与改制 | 4 | 2.48 | 开拓市场 | 7 | 4.35 | ||||
| 安全生产 | 5 | 3.11 | |||||||
4.2.1 政府推动
政府推动是企业迁移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政府通过政策、投资、规划等行为引导企业迁移（表3）。跨江发展战略实施以后,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和规划要求和鼓励企业进行迁移,如在2002年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区范围内市属工业企业搬迁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杭州市内工业企业实施搬迁;2007年,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改变城市面貌,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加快中心城区“退二进三”进程,促进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议案》;同年在《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中提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战略。在政府政策和规划行为推动下,传统的机械制造业、低污染制造业和部分高新技术制造业等企业从市中心迁向城市边缘区。另外,政府通过专项资金的补贴、优惠政策直接或间接推动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迁移。
表3 影响杭州市企业迁移的主要政府行为
Table 3 Major governmental behaviors affecting Hangzhou's enterprise
| 类型 | 时间 | 举措 | 内容 |
|---|---|---|---|
| 规划行为 | 1992 |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 优化中心城市圈布局,合理分布产业和人口; 优化城市用地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
| 2007 |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 “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战略 | |
| 2016 |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2016年修订） | 确定各产业的集聚方向和空间布局框架 | |
| 政策行为 | 1996 | 设立滨江区 | 提出跨江发展战略 |
| 2002 |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区范围内市属工业 企业搬迁的若干意见》 | 提出杭州市内工业企业实施搬迁 | |
| 2002 | 大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 | 运河新城范围内商业经营性地块进行产业布局, 形成服务业集聚平台 | |
| 2002 |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市区首批搬迁企业 名单的通知》 | 公布了市区首批迁移企业名单 | |
| 2004 | 《杭州市市区范围工业企业搬迁实施细则》 | 实施企业搬迁工作 | |
| 2005 | 《关于公布杭州市重点培养特色城镇工业功能区名 单的通知》 | 提升工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 2007 | 《关于加快中心城区“退二进三”进程,促进城市功能 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议案》 | 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改变城市面貌 | |
| 2011 | 《关于调整失去工业企业搬迁部分补偿标准的通知》 | 为加快市区企业搬迁步伐,为搬迁企业制定补 偿标准 | |
| 2012 | 《加强危化品企业搬迁安全管理工作意见》 | 让危化品企业搬迁有条不紊进行 | |
| 投资行为 | 2004 | 《杭州市工业企业搬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鼓励市区内企业实施搬迁,降低搬迁成本,促 进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
| 2005 |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市区部分企业搬迁设计社会保险关系问题的若干意见》 | 充分考虑企业职工利益,进一步加快企业搬迁 进度,维护社会稳定 |
4.2.2 市场运作
市场运作占信息频次的22.36%,是影响杭州市企业迁移又一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技术人才、地价和劳动力成本。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主体,主要受市场经济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中心城区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制造业在市场运行下进行外迁,迁移的方向主要为余杭等地价低的郊区。而迁移留下的空间形成在规划和市场驱动下形成集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商务办公、生活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区域。有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为更好培养和吸引技术型人才,一方面向产业园区聚集,一方面在高校周边集中,从而形成了双路径迁移模式。另外,在影响因素中市场需求占比3.73%,市场需求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产品升级,从而影响企业迁移。
4.2.3 企业参与
企业参与是企业迁移的基础环节,占比为26.09%。扩大生产规模、技术改进及企业合作是企业参与的主要形式。企业在不同时期随着企业经营的变化所发生的兼并、收购与改制都会使企业系统发生变化,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和技术改造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活力素,在此影响下企业多会选择采用部分迁移的方式谋求长远发展。企业间的合作使得分散在各区的相同企业,尤其是金融类企业、服务类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系统,如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聚集了杭州市80%的金融服务业,这里良好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吸引着大批知名企业和品牌,众多企业的参与使得各种要素在这里汇集,给企业交流提供了便捷的空间,带动了杭州市经济的发展。
4.2.4 文化根植
文化根植影响力相对较小,占比5.59%。但文化具有辐射和导向作用,而文化根植对企业迁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企业文化主要对轻工业企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家开拓新市场,建立新基地,在组织方式、管理模式、技术改造等方面不断创新均促使着企业发生迁移;另外,地缘文化也对杭州市企业迁移存在一定影响。浙江省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企业迁移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均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4.2.5 企业异质性
企业异质性是影响企业迁移方向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其自身属性的差异。制造业迁移企业占迁移企业的33.50%,迁移路径主要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企业迁移跨度较大且距离较远;批发零售业企业迁移占迁移企业的29.83%,主要向西湖周边与钱塘两岸迁移并呈现集聚状态,跨度较小且距离较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12.75%,迁移向高新技术开发区高度集中,其迁移出度与入度结果与其他类型企业具有明显差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占迁移企业的7.36%,其两种迁移路径使园区、企业、高校之间相互影响与协作,共同发展,成为合作网络之中重要的节点。
企业迁移的过程中,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企业异质性五者多向互动、循环作用,形成了企业迁移的作用模式（图6）。
1）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平缓波动期企业迁移数量较少,个别制造业企业向余杭区迁移,其余均向西湖周围集聚;低速增长期阶段在钱塘江以南设立高新区（滨江）,使之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制造业加速向城市边缘集聚;大规模迁移期,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向城市边缘迁移,旅游相关企业向西湖区周边集聚;迁移成熟期,批发零售业集聚更加明显,金融服务业等服务型企业也进一步聚集。杭州市企业迁移阶段与跨江发展历程相契合,跨江发展对企业迁移的时空过程产生一定影响。
2）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企业分行业迁移模式也不尽相同,其中随着中心城区地价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制造业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郊区迁移,迁入地主要为余杭区,呈中心—外围扩散模式,批发零售业在成本、市场、物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迁移跨度较小,批发零售业企业迁移呈集聚与扩散并存模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迁移呈多中心高度集聚模式;科学技术服务业呈双路径迁移模式。不同行业的企业迁移对城市空间的优化与重构均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推动了杭州市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与城市的跨江发展。
3）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了企业的迁移,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迁移的方向起到重要作用,而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文化根植对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发挥着多重叠加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迁移的速度。其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跨江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划,新区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优惠政策及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着中心城区的企业迁移。政策引导和规划调控对企业迁移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其他动因;跨江发展与企业迁移互相影响,跨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企业迁移,引导企业迁移的方向,企业迁移加速了城市跨江发展进程。
在跨江发展过程中,跨江发展城市的企业迁移速度和规模以及方向均和一般城市发展阶段有较大差异,探究跨江发展下的企业迁移过程和机制对揭示城市空间重构机理奠定一定的研究基础。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滨江城市选择跨江发展来拓展和优化城市空间,企业迁移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将成为未来研究和关注的焦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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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 [J].Three schools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and their developmen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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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迁移的特征、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670.2009.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国企业迁移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决定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引导企业迁移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迁移经历了单一行政搬迁时期、境外迁入为主时期、内外资迁移并重时期和企业迁移加速时期四个阶段;中国企业迁移活动日益频繁,迁移方向主要是下行流迁移,迁移方式以扩张性外迁为主,具有距离衰减特征,行业分布和目标区域呈现多元化;影响中国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是企业内在因素以及外部资源禀赋、成本差异、环境变迁、政府政策、企业间相互依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企业迁移将会进一步加速,并呈现出日趋多元化的趋势。作者认为,为积极引导企业迁移尤其是"东企西移",要实行东西部地区互动,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国家政策,防止出现污染转移。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670.2009.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国企业迁移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决定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引导企业迁移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迁移经历了单一行政搬迁时期、境外迁入为主时期、内外资迁移并重时期和企业迁移加速时期四个阶段;中国企业迁移活动日益频繁,迁移方向主要是下行流迁移,迁移方式以扩张性外迁为主,具有距离衰减特征,行业分布和目标区域呈现多元化;影响中国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是企业内在因素以及外部资源禀赋、成本差异、环境变迁、政府政策、企业间相互依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企业迁移将会进一步加速,并呈现出日趋多元化的趋势。作者认为,为积极引导企业迁移尤其是"东企西移",要实行东西部地区互动,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国家政策,防止出现污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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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l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ellular automata and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J].https://doi.org/10.1068/b2501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ellular automata (CA) simulation has become a popular method of exploring the behaviour of all kinds of self-organising systems. The city may clearly be viewed as such a system but one with a particularly complex set of transition rules. Many natural processes such as the spread of fire or vegetation can be modelled by a simple set of local rules. Insofar as the development of a piece of land depends on the neighbourhood situation as well a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ite, urban evolution can be treated in much the same way, with transition rules translat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location into a land conversion outcome. If this modelling paradigm is to be used to gain insight into real-world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es, there is a need to discover ways of capturing the richness of land conversion behaviour in the simplifying mechanisms of CA. Our paper contributes to this research agenda by integrating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MCE) into a CA simulation in order to define non-deterministic,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transition rules. An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is used to implement MCE-derived transition rules. The integrated MCE-CA model may be used in a gaming mode to explore how urban form evolve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regimes caricatured by the set of multicriteria weights. We use it to test loosely hypothese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s that have governed the expansion of a fast-growing southern Chines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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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Roger C K.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Towards an expanding industrial space beyo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1007/s10708-009-931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cent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recent surveys, four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nearly 20 firm interviews through the end of 2008,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response to a dynamic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some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RD are forced to design new spatial strategies.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the different reloc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namely, total relocation, stratified relocation and “pseudo relocation”. The industrial space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will be expanded beyond the PRD. In addition, the new round of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ers is a response to the initiative ushered in by the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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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企业迁移意愿实证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253.2003.01.04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的海宁市 为研究对象,以2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等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认为影响农村企业适度集中的主要因素是不同区域内 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及企业的迁移成本两个方面。为此,可采取的对策主要有加强政府领导作用,创造工业小区发展的良好条件;建设住宅小区,保障迁入家庭的 利益等方面,并因地、因时、因行业而采用不同的思路和对策。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ransfer intent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253.2003.01.04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的海宁市 为研究对象,以2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等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认为影响农村企业适度集中的主要因素是不同区域内 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及企业的迁移成本两个方面。为此,可采取的对策主要有加强政府领导作用,创造工业小区发展的良好条件;建设住宅小区,保障迁入家庭的 利益等方面,并因地、因时、因行业而采用不同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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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营企业组织创新与空间布局演变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4.03.0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文章从1980年代至今的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两次组织创新入手,分析了企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和空间布局演变的过程,进而探讨了民营企业布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Reserch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on-state Enterpris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4.03.0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文章从1980年代至今的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两次组织创新入手,分析了企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和空间布局演变的过程,进而探讨了民营企业布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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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J].Motivation for firm relocation:research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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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J].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Manufacturing firms location adjust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unan model in Wuxi City .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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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J].Motivation for firm relocation:Research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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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 [J].
企业迁移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一种战略手段.但是乡土情结、冒险精神、特殊区位偏好等情感因素在企业迁移中也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本文通过企业的访谈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情感因素在企业迁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情感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但作用力小于政策与战略因素;冒险精神、特殊区位偏好和员工追随企业迁移的可能性是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促进因素;乡土情结和个人成就感则是企业迁移行为的发生的阻碍性因素.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factors on the behavior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
企业迁移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一种战略手段.但是乡土情结、冒险精神、特殊区位偏好等情感因素在企业迁移中也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本文通过企业的访谈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情感因素在企业迁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情感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但作用力小于政策与战略因素;冒险精神、特殊区位偏好和员工追随企业迁移的可能性是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促进因素;乡土情结和个人成就感则是企业迁移行为的发生的阻碍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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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firms’ relocation and expansion decisions using self-reported factor importance rating [J].
Using individual business survey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firms' decisions to relocate or expand in the past as well as their intention to relocate or expand in the futur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ctors related to firms'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of location sites, and the general economic environment may affect firms' past and future decisions. These factors are found to be generally consistent in their impact upon the past and future decisions with several noticeable differences. The hypothesis of footloose firms is supported by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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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of stochastic cellular automata:the application to rural-urban LEC onversions [J].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21015776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spite the recognition of cellular automata (CA) as a flexible and powerful tool for urban growth simulation, the calibration of CA had been largely heuristic until recent efforts to incorporate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to rule definition. This study developed a stochastic CA model, which derives its initial probability of simulation from observed sequential land use data. Furthermore, this initial probability is updated dynamically through local rules based on the strength of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Consequentially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static) and local (dynamic) factors produces more realistic simulation results. The procedure of calibrated CA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contexts with minimum modification. In this study we applied the procedure to simulat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s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China. Moreover, the study suggests the need to examine the result of CA through spatial, tabular and structura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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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和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00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Characteristics,models and mechanism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igrations of large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since 1949:Taking Lanzhou as an example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00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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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Issu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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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城市跨江发展模式、过程及驱动机制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20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拓展生长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对国内外跨江发展城市分析的基础上，从跨江主体组织方式的视角，探讨了城市跨江发展的一般模式和过程，分析了城市跨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城市跨江发展可分为独立跨越、组合跨越、兼并跨越和联合跨越四种模式，其中，独立跨越和兼并跨越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两种跨江发展模式；（2）城市跨江发展一般经历初始、生长、加速发展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小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为渐进过程，多为城市自组织结果，而大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主要集中在加速发展期，多为他组织结果；（3）城市跨江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影响；（4）跨江发展过程受需求力、保障力、引导力和驱动力等共同驱动，其中，政策引导下的体制创新、区划调整下的空间整合、园区带动下的区域发展、交通引导下的空间组织是当前城市跨江发展最为重要的引导和驱动因素。
Study on the Trans-river development pattern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iverside cities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20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拓展生长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对国内外跨江发展城市分析的基础上，从跨江主体组织方式的视角，探讨了城市跨江发展的一般模式和过程，分析了城市跨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城市跨江发展可分为独立跨越、组合跨越、兼并跨越和联合跨越四种模式，其中，独立跨越和兼并跨越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两种跨江发展模式；（2）城市跨江发展一般经历初始、生长、加速发展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小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为渐进过程，多为城市自组织结果，而大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主要集中在加速发展期，多为他组织结果；（3）城市跨江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影响；（4）跨江发展过程受需求力、保障力、引导力和驱动力等共同驱动，其中，政策引导下的体制创新、区划调整下的空间整合、园区带动下的区域发展、交通引导下的空间组织是当前城市跨江发展最为重要的引导和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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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跨江交通发展战略研究[D] .Master dissertation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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