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话题。以西藏夏乌村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透视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何以构建。经研究发现：① 藏族村民与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coeleste ）、耕牛互动时，借助物质、情感、空间以及身份转型等多重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联结，经由人的自然化实践，建构起表征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此时，青稞和耕牛作为工具化的自然，是村民的身体表征，在人类行动者缺场或受限时，扮演为日常生活叙事的角色。② 藏族村民与虫草（Cordyceps）、猕猴（Macaca）互动时，借助意义、制度、空间协商等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建立联系，经由自然的人化实践，建构起链接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时，虫草和猕猴作为对象化的自然，被社会所建构，并赋予社会生命，逐渐嵌入日常生活。
研究基于MODIS-NDVI数据和气象数据，利用趋势分析、相关分析及残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2000―2020年藏西南高原植被NDVI在不同时段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DVI的影响，结果表明：近20 a来藏西南高原植被NDVI呈增加趋势，不同时段植被NDVI增长速率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秋季>生长季>夏季>全年>春季>冬季；不同时段植被NDVI的分布格局虽存在差异，但高原东部植被覆盖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高原大部分区域植被状态基本稳定，局部明显改善，部分区域有所退化；年际尺度上，气温和降水的增加导致植被NDVI升高，季节尺度上，春季、秋季和冬季气温升高导致植被NDVI升高，降水的增加导致植被NDVI下降，夏季和生长季气温升高导致植被NDVI下降，降水升高导致植被NDVI增加；人类活动对高原大部分区域呈正面影响，局部地区呈负面影响，集中分布在半农半牧和纯牧业县区。
基于组合预测法、生产函数和笔者前期关于气候变化对西藏粮食产量定量影响的工作，对考虑气候变化影响的未来西藏县（区）级尺度粮食供需平衡状况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 西藏粮食产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一江两河等河谷地带，西藏粮食需求量较大的地区主要在人口较多的县市，未来肉类消费增加将会消耗更多的饲料用粮。② 西藏粮食供需平衡状况南北分异明显，南部河谷地区相对较好，北部羌塘高原较差。③ 当前西藏不能实现考虑口粮、饲料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5种需求总和的粮食供需平衡，全区自给率为70.58%，2030年和2050年分别下降至62.59%和53.55%。虽然西藏总需求不能完全自给，但仍能保障口粮自给。④ 气候变化整体上对自给率为正面影响。到2030年和2050年，气候变化将使自治区粮食自给状况提升2.45%和2.09%。研究有助于掌握未来西藏粮食安全状况，规划农业布局，以期保障边疆粮食安全、促进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第二次青藏科考过程中，作者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邱桑村的古泉华沉积上新发现了由5个手印和5个脚印组成 “岩面艺术” （parietal art）。对这一“岩面艺术”进行解剖学测量、3D 模型模拟、铀系测年和手脚印形态分析后，得到以下认识：① “岩面艺术”是在泉华没有成岩之前由古人类有意压上去的；② “岩面艺术”所在岩层的U/Th年代为226~169 ka B.P.，这其中包含一个手指印岩层的表面直接年龄（207~188 ka B.P.）；③ 这一发现是迄今为止发表的古人类在青藏高原上活动的最早记录之一，也为古人类适应高寒、低氧环境提供了新的证据；④ 此岩面艺术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艺术，上面的手印也是古人类留下的最早的手印；⑤ 这一原始的岩面艺术表明，创作它的古老人种可能具有一定的认知和空间感知能力，此岩面艺术的发现也将有可能改写人类艺术史，并且加深我们对已消失的古人类认知水平的认识。
以四川省阿坝县为例，采用伤残所致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指标，分别测算不同年龄组、性别和病情程度的大骨节病健康寿命损失，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拟合、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其在县域乡镇级尺度的时空集聚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阿坝县总YLD为1783.58人年，YLD率为31.25人年/1000人，高年龄组和女性YLD率较高，II度大骨节病所致YLDs占比最高（40.8%），患病率与健康寿命损失之间未呈一致趋势。空间上YLD率呈北低南高的集聚特征，土壤类型是影响其分布最主要的环境因子，解释了64.7%的健康寿命损失空间分异，社会因素中土地利用类型的解释力最大（62.0%），气候与地形土壤、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交互产生的因子解释力增加更为明显。时间上YLDs集中分布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呈稳步下降态势。大骨节病健康寿命损失的时空集聚特征受自然、社会、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空间上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而时间上则主要受病区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以中国长城平台为例，探索中国媒体全球网络建构格局、过程与机制，以城市为网络建构的地点、国际电视媒体为纽带、19个中国城市及30个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全球化与世界城市）为研究对象，集成联系强度、城市媒体影响力指数、媒体传播方向异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电视媒体输出至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电视媒体输入至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双向互动过程进行地理学空间可视化分析，探讨长城平台全球网络建构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城平台中国境内媒体来源整体呈一核三区多节点格局；② 长城平台海外输出网络反映了中国城市与世界城市间的媒体网络联系，以北京、香港与GaWC中Alpha级（世界一线城市）纽约、吉隆坡、曼谷及Beta级（世界二线城市）河内、内罗毕等世界城市形成逐级扩散网络；③ 中国港澳台地区作为境外媒体输入的重要节点，主要与北美、东南亚、西欧形成空间关联。
基于长时序列车时刻表数据，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内铁路客运网络可达性、铁路日流量时空特征展开分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对铁路客运网络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成渝双城经济圈铁路客运网络发展经历了双城割裂、廊道构筑与网络完善3个阶段，可达性呈现出沿双城廊道收敛的“哑铃式”空间格局，运量主轴带集聚作用显著，呈由北向南转移态势；② 经济圈铁路客运组织模式由双核扩散转变为廊道集聚扩散；③ 双核凝聚子群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圈铁路客运网络一体化水平大幅提升。
对比分析了2008年和2018年长春市犯罪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而构建了贝叶斯时空分析模型，整合了犯罪时空格局演化中的固定效应、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基于R环境中的INLA程序包对模型的各个参数进行了拟合，结合GIS制图，识别出异于总体趋势的犯罪相对风险高值区，并进一步解析了犯罪格局形成和演化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犯罪总量在10 a间显著下降，犯罪数量较高的警区数量明显减少。长春市周边地区犯罪率有所提高，而城市中心区域的多数警区则明显下降。贝叶斯时空模型表明，虽然城市犯罪相对风险的平均水平较低，但其总体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核心区域，特别是传统的商业网点或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警区。时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地区，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所在的警区。综合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城市中心区域存在既是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也是时间效应高值区的时空共同高风险区。贝叶斯方法在数据整合、区域异质性识别以及灵活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犯罪时空格局形成和演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上均有所助益。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立足于粮食主产区，并引入非主产区作为对照，通过评估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粮食增产对农业生态污染的影响，探讨粮食增产与农业生态变化关系。结果表明：① 粮食产量与农业生态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两个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在时间上存在异质性，这就意味着空间同质性假说不再适用，传统的关于粮食增产影响生态污染的研究可能存在局限性；② 粮食增产并未加剧农业生态恶化。粮食主产区的设立本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其结果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非粮化”的趋势，还削弱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③ 粮食增产并未加剧农业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粮食生产规模比重的增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降低了粮食主产区的化肥施用强度，而农业机械化投入对农业生态污染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大中型农机跨区服务可能有利于减少主产区农业生产对生产环境的污染程度。上述结论意味着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未来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应激发农业机械化抑制农业生态恶化的潜能；考虑到空间效应的影响，应建立邻近区域农业污染治理联动机制。
以贵州旅游地空间数据为基础，运用平均最邻近、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贵州1990—2018年4个时间截面旅游地空间格局，分析该时期旅游重心演化进程，探讨旅游地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要素间关系并开展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① 4个时期旅游地均为凝聚状态分布，总体呈现点、团向面状、带状聚集转变；② 全省旅游收入演化比客流量演化更为敏感和剧烈，二者均以经向变幅为主导，且呈现西部比重大于东部的态势；③ 旅游地在海拔高程垂向上表现为近似正态分布，碳酸盐岩类区旅游地资源多为自然类景点、碎屑岩类区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类景点的聚集分布，断层线5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布90%左右的旅游地、其空间展布总体与断层线走向吻合，三叠、寒武及二叠地层是旅游地的主要分布区，旅游地沿省道特征分布明显；④ 全省旅游地分布主要受旅游地到河流沟谷距离、县级行政中心距离、高速公路直线距离、陆上交通路网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密度、断层线距离、河流沟谷密度等7项因子驱动；而距河流沟谷、距县级行政中心、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以及交通路网密度水平等因子的组合效应集中控制了当前贵州旅游地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
运用核密度估计、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老龄化、养老资源配置、养老资源配置与老龄化适配度的演化格局进行了探讨，并揭示空间适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且呈现“东高西低”空间特征；② 中国养老资源配置整体水平提高，空间分布上离散程度上升，各省（区、市）之间的绝对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扩大态势；③ 各省（区、市）养老资源与老龄化的空间适配度明显改善，适配度呈现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的发展格局，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④ 养老投资、政策关注度、养老相关志愿者、老年人抚养比均推动本地养老资源与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适配，养老相关志愿者、老年人抚养比还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而老年人协会则抑制周边地区养老资源空间适配。
随着各种“城市病”问题层出不断，以及重大公共事件突发的不确定性，弹性城市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利用熵值?综合指数法测算该地区41个城市2003—2018年弹性建设水平，并利用空间分析法考察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内各城市综合弹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各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基本形成沿长江、环杭州湾和浙南地区高水平弹性城市格局，但皖北、苏北等长江三角洲外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较低弹性水平；② 各城市弹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高?高”集聚于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低?低”集聚于皖北、苏北地区，而湖州、宣城等市表现出“低?高”集聚特征；③ 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的分布与变化特征相对一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水平较高，而研究区内的城市生态弹性水平普遍较低。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建设应着重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本底较好地区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维护，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微观尺度研究不足和交通成本估计失真等问题，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和基于手机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定位的人口数据作为供需数据源，基于住房分类数据以城中村、保障房、商品房居民划分社会群体，利用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得到居住小区尺度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情况。研究发现：① 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社会分异：商品房和城中村可达性较好；公租房和安居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人才住房仅对社区公园可达性高；② 驾车可达性最均衡，公共交通方式下不同住房群体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研究补充了中国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研究的不足，改进了小尺度可达性研究的数据与方法，为公园绿地规划体系提供反思，并可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采用实地考查、信息采集、测绘数据、文献整理等研究方法，以越南阮朝顺化皇城修复的主要宫殿为例，从文化地理学和设计学的角度提取识别越南顺化皇城空间格局、装饰题材、色彩配置的景观特征，揭示其与中国岭南嵌瓷装饰的内在关系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顺化皇城嵌瓷在岭南建筑装饰中融入本土文化，之所以形成越南官署嵌瓷样式，是因为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建筑陶瓷的区际辐射和阮朝统治阶层的青睐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嵌瓷装饰的文化表征集巧丽繁缛于一体的，彰显出宗法礼教与国家意志的皇权空间特质，成为东南亚王宫建筑景观的典范。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活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遗产提供参考。
以甘肃省为例，在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 (GEE)平台实现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土地变化监测的基础上，利用贝叶斯层次时空模型(BHM)分析土地利用程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间内甘肃省土地利用程度呈增长趋势，其中1995―2000年和2010―2015年增长速度较明显；② 土地利用程度空间格局“东高西低”，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陇中、陇东和陇南地区；③ 土地利用程度局部变化呈现明显区域差异，整体表现为“东弱西强”，局部变化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④ 影响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其中经济因素影响程度最高。
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热环境关系紧密。以西安市为例，采用遥感影像数据，从规模?结构?形态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西安市热环境变化特征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土地利用规模、结构和形态变化与热环境变化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结果如下：① 2000—2016年，随着建设用地的增长，西安市平均地表温度呈上升趋势，耕地与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变化与地表温度变化呈正相关性，林草地与水域面积占比变化与地表温度变化呈负相关性；② 林草地、水域的斑块优势度越大，形状越复杂，集聚度越高，越有利于改善热环境，而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斑块景观优势度大、集聚度高，则会导致地表温度升高和热环境恶化；③ 集聚度和连通度高的大斑块林草地和水域具有更突出的降温效果，相反，高度集聚的建设用地形成的不透水面具有更强的升温效果。可为从土地利用视角改善城市热环境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