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案例地,引用协同理论为指导,探讨了旅游综合体的演化过程与机制,认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由多要素组成的协同系统,经历了旅游产业要素“集聚-共生-融合”的演化过程,萌芽、成长和完善3个阶段集聚的分别是传统旅游业态要素、新兴旅游业态要素和创新旅游业态要素。演化本质是协同系统序参量的变化,不同演化阶段序参量各异,萌芽阶段体现为要素集聚,受外部经济效益驱动;成长阶段体现为要素共生,受内部要素结构调整驱动;完善阶段体现为要素融合,受创新驱动。演化动力是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通过系统内部与外部的能量交换及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反馈机制来实现。选取房价作为指标,采用均质与非均质空间比较法测定了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协同创新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优良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市场为基础,以旅游业为核心,吸引相关产业要素集聚,形成共生和融合效应,发展过程中注重外部物质能量交换和内部自组织调控。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指数）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以长江经济带沿线38个中心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结合专利授权量等相关数据,研究了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在整体上逐年增长,地理集中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反“Z”字形的波动上升态势;创新产出的热点区域由长三角-成渝“双核心”空间结构发展成长三角“单极突出”空间格局,且长三角热点区域范围有所增长,冷点区域则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带;技术溢出、政府行为、空间区位和金融支持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对下游城市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都市区已经进入多中心分散阶段,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人口规模,规模增加则导致集聚不经济上升,并促进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后的空间结构由于降低了集聚不经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因而,传统地理学中关于两者互动发展的描述得到实证支持;同时明确了多中心化的直接动力是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发现对于优化当前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1995年、2003年、2011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相关年份统计年鉴,结合ArcGIS10.2和Fragstats3.3技术平台,综合利用景观生态学方法从微观视角选取城市贫困空间、城市扩展新区以及城市单位社区对不同地域城市功能空间的耦合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市贫困空间用地组合混乱无序,工业空间、居住空间与服务空间镶嵌分布,由此造成城市功能空间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相互干扰;② 外部扩张的扩展模式导致城市扩展新区地域内城市功能空间的破碎化以及离散化程度不断加剧,并且工业空间在城市扩展新区内呈现出近域推进与广域扩散并存复杂化特征;③ 城市单位社区用地类型不断趋于合理化,用地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城市功能空间不断优化重组,城市功能空间界限开始模糊化,城市单位社区不断向社会型社区转型。最后给出了长春城市功能空间优化调控对策,即完善城市工业用地分类标准、倡导城市功能有机融合与适度分散、合理引导传统工业外围扩散。
选择城镇化进程快速、区位条件特殊的南通市作为案例,集成CLUE-S模型与Auto-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适合不同情景的建设用地扩张的动态分布模型。通过1987年以来遥感影像获取的4个时段的南通市建设用地增长时空特征分析提取先验知识规则,模拟在基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情景下建设用地增长与空间布局,通过景观学知识分析其空间扩张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1987年以来,南通市建设用地扩张剧烈,空间上围绕城区和乡镇中心快速蔓延,呈现“轴线增长-内部填充”交替的周期性波动规律。Kappa系数与模拟正确率（PCM）显示,构建的复合集成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够应用于对未来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的模拟。模拟结果显示未来建设用地扩张集中在城镇周边,其中在经济发展情景下还有向东部沿海滩涂扩展的趋势。由于扩张剧烈,在建设用地集中区呈现出融合成更大面积分布区的现象。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的斑块密度和景观形状指数均较高,景观格局趋于不稳定,破碎化相对严重。
为应对现代城市发展在用地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保护上遇到的巨大挑战,研究在综合复杂系统理论、城市经济学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学科技术的前提下,应用多智能体建模软件NetLogo构建了一个以“由下至上”运行机制为主的城市用地拓展模型,通过不同微观个体之间的互动反馈行为来实现对圣地亚哥城市宏观用地布局的模拟,并应用逐点比对和整体比对两种不同的精度检验方法来测算模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针对当前模型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进行了归纳分析。
基于2004~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②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 沪杭宁甬苏合6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联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
基于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数据,以西安市典型社区贫困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语义差别法研究生活环境感知、熵权TOPSIS 法测算主观满意度、关联网络法分析生活感受特征。结果表明：① 贫困群体对生活环境感知存在局限性,感知能力较差,大多数人群感知结果偏向于正,形成主观感知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的特征。② 贫困群体对生活质量感知较为敏感。就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而言,贫困群体主观满意度不高,离各指标的最优状态还相差甚远。4个典型地区贫困人群的主观满意度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就生活质量感受特征而言,贫困群体对其生活状况的感受整体上是消极的和负面的,生活的不满主要与工作状况、薪资水平密切相关,生活的满意感主要与邻里关系及交通条件等有关。③ 不同类型社区贫困群体感知差异显著,形成原因与典型社区的规划建设背景、所处地理位置、现有功能定位等因素有关。
基于3S技术构建城乡一体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以浙江嘉善县为例开展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嘉善县各乡镇城乡一体化程度综合指数差值不超过1.95倍,发展较均衡;2003~2015年间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了20.4%;各乡镇内部道路系统密度差异由18倍缩小到4.3倍,城乡道路网络系统由单核向多核演变;各乡镇城乡收入差距在2倍之内且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地空间布局比较均衡,城镇带动周边农村居民点快速发展。该指标体系在客观性和空间表达等方面发展了城乡统筹定量研究方法。
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招、拍、挂出让的住宅用地数据,以县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单元,建立区域住宅地价综合模型,选取地价水平、地价增长率和交易宗数作为评价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综合分析了中国住宅出让地价的发育特征,利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了各类地价发育形态的潜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出让地价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城市群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城市群内部围绕中心城市增长等空间格局特征;中西部地价高增长的单元多于东部,西北、东北中南部、四川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地价高增长的聚集区;住宅市场活跃度呈阶梯状变化,活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长三角、长江中游、辽宁中部、哈尔滨、成渝、滇中、呼包鄂等城市群。② 根据综合特征,中国住宅出让地价空间发育可分为成熟稳健型、发展完善型、成长发展型、萌芽起步型和成长受阻型5类,相邻发育形态在空间关系上表现出互为邻里的特征。③ 各类发育区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区位条件、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是地价发育成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均GDP、国土开发度提升将促进地价形态发育程度;而人口吸引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将导致地价形态发育受阻。
基于武威市1949~2013年65 a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通过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和分异指数来分析乡村性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异,并从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性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49~2013年间武威市各县区乡村性指数总体呈减弱趋势,但减弱幅度和速度存在差异。② 各县区乡村性分异指数呈波动增长趋势,2000年以后乡村性分异指数急剧增长,表明各县区乡村性差异越来越大。③ 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是影响乡村性变动的两大动因,各因素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性水平减弱、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以广西龙州县边境乡村的法式民居景观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法式民居景观兴盛的缘由,并探讨其象征意义及认同建构。研究发现,法式民居景观作为承载文化意义的符号,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又因其宫殿式形态,成为当地人幻想更大权欲以获得自我满足的源泉。此外,法式民居景观强化了当地村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建构,并唤起了他们对历史的缅怀、对家的归属感和对地方的认同感。研究既是对新文化地理学关于景观研究向社会文化意义转向的例证,也是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地方、景观与认同关系研究的回应。
以辽宁省宽甸县为例,利用1955~2012年逐日降水数据,提取年暴雨日数（D50）、年暴雨量（P50）、年均暴雨强度（I）和暴雨比（R）共4个暴雨要素,运用K-S法确定各单要素最优概率分布函数;针对暴雨要素多面性,通过引入Copula函数,构建三维联合分布并进行AIC和RMSE优度检验,确定适合暴雨要素的最优Copula函数,分析多要素联合后暴雨的概率和重现期特征。研究表明： ① 单变量拟合仅反映暴雨单个要素本身的信息,无法涉及要素间的联系;三维Copula联合可从3方面呈现暴雨要素间的内在信息,更贴近实际;暴雨本身的多要素性,为Copula函数在暴雨分析上提供了广阔前景; ② 年暴雨日数、年暴雨量和年均暴雨强度的联合适合反映宽甸县暴雨重现期;宽甸县暴雨联合重现期短,多为0~2 a,同现重现期较长,集中于200 a左右;2种重现期变化趋势一致,存在同步效应,反映了暴雨要素的不可分割性。
选取1960~2014年淮河上中游流域19个气象站点的月降水量、气温和日照时数等数据,采用气候倾向率、Mann-Kendall、Morlet小波和相关系数法,对流域年和四季降水、气温和日照时数的变化趋势、多时间尺度演变特征以及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降水在年和四季线性变化趋势不显著;气温除夏季不显著外,年和春、秋、冬季变暖趋势显著;日照时数除春季不显著外,年和夏、秋、冬季节变短趋势显著;② 降水、气温、日照时数在年和四季分别表现出多个时间尺度的相对丰枯、冷暖和长短交替特征;第一主周期尺度及其相应的平均变化周期在年和四季有的较接近有的相差较大,第一主要平均周期介于2~10 a之间;③ 气温的复相关系数均小于降水和日照时数;除冬季气温复相关系数较小外,其他季节各要素均较大。降水-日照的偏相关系数绝对值在年和四季均最大。降水-日照时数、降水-气温大部分情况呈反相关系,冬季气温和日照时数在主周期尺度28 a下呈同相变化。
基于全球库存建模与绘图研究第三代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GIMMS 3g NDVI）、土地利用和气温降水数据,利用NDVI时间序列谐波分析法(HANTS)重构了中国北部地区原始植被NDVI,用一元六次多项式拟合了植被生长曲线并结合逐像元动态阈值法提取了中国北部地区1983~2012年植被生长季始期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及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①GIMMS 3g NDVI具有较长的时序特征和较好的数据质量,经HANTS时间序列谐波分析后能很好的表现植被生长季曲线特征,可用于后续植被生长季的研究。② 北部地区生长季始期均值主要集中分布在80~150βd之间,全区30βa平均为111.6βd,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套平原、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地区生长季始期早于其它区域。③ 研究时段内北部地区生长季始期总体上呈提前趋势（R2=0.19）,空间上由西北向东北逐渐推移,明显提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平原、陕西南部和新疆天山的部分地区,明显推迟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区。④ 因植被类型的不同和区域的差异,生长季始期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程度不同,春季气温是影响生长季始期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
利用从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新疆策勒绿洲-荒漠过渡带及绿洲内部4个观测点的风速、大气相对湿度（RH）、温度、太阳辐射能、光合有效辐射（PAR）同步观测资料,分析了小气候差异并初步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不同空间的下垫面性质对小气候影响明显不同。在8月,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和绿洲内部与流沙地前沿相比,日平均风速在2 m高处分别依次降低了42.69%、50.71%和94.32%,日平均风速在10 m高处分别依次降低了7.94%、13.66%和59.59%,这表明植被覆盖度越大,防风阻沙效果越好。夏季植被能够降温增湿,冬季12月份,绿洲内部在0.5 m高处日平均温度依次高于流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1.47℃、1.20℃、2.74℃。4个下垫面的PAR与太阳辐射能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绿洲内部的PAR值相对最小,太阳辐射能在6月达到最高值。夏季晴天在20:00~09:00左右近地表层会出现逆温现象。冬季晴天白天午后易出现大于起沙风的阵风,从流沙前沿到绿洲内部气温逐渐升高,大气相对湿度先逐渐降低后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