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凝结阶段和市场转化阶段,运用网络DEA-SBM模型、核密度分析、自然断裂点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5年中国省际创新总效率及两阶段效率演化动态及其成因,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创新总效率、知识凝结效率和市场转化效率整体处在低位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近年来增速放缓; 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和区际差异,创新知识凝结、市场转化、总过程的效率值分别呈现低值集聚、离散发展和多峰分异格局,在空间上自东向西大体呈阶梯式递减分布,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科研队伍水平、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与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持续增加对创新效率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市场化发育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现阶段亟需解决企业自身研发能力不足,高校、研究机构科研评价体系不健全与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和区际间知识生产能力与市场吸纳能力不匹配等问题。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根据城市统计中存在大量属性数据的特点,基于无尺度网络方法,根据2002~2014年中国城市医疗统计数据变化的相似性来建立城市之间的联系,得到中国城市医疗软件网络和硬件网络。在对两个网络对比和测试分析后得到：① 中国城市医疗网络是由20%高度城市代表的具有圈层聚类结构的无尺度复杂网络。② 中国城市医疗硬件网络比软件网络复杂和稳定。③ 中国城市医疗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主要由强关系城市决定,弱关系城市对网络没有实质影响。可见,以无尺度网络方法来分析城市网络可以发现很多隐藏的问题。
以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投资为研究变量,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投资演化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存在与旅游发展总体协调、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多样和部门差异明显的特征;省域旅游发展响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投资的“时间磨蚀效应”和“绩效累积效应”;在“空间牵引效应”作用下,中国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特征由离散型“核式极化”向连续型“域状扩散”转变。最后,提炼了旅游发展对旅游投资空间响应的实质：以投资为驱动,依据循环积累因果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增长。
以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域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最高的集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发展一般,西北、西南地区发展水平较低,总体呈现从东向西递减的梯度变化,但全国整体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财政投入和信息技术水平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呈现正相关,而产业结构与广播电视产业呈现负相关,且各省地理空间的邻接上未表现出溢出效应。
近年来,有关山东中低山丘陵“古冰川遗迹”时有报道,使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再起纷争。为作澄清,通过实地考察对业已报道的“古冰川遗迹”进行质疑,指出其列举的“冰碛垄”“古冰斗”“擦痕”“颤痕”等不符合冰川地貌证据的专有属性和判别标准,冰期划分和雪线重建不符合科学发现与科学事实确证所需的充分条件,即不满足“将古论今”、地貌组合三要素系统配套、成因-环境一致性的判别原则和方法。因此认为,山东中低山丘陵不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部分学者提出“低海拔型古冰川”的论断,是基于例外主义的泛冰川论,必然会引致“雪球地球”事件进而颠覆第四纪为灵生纪的科学基础。
以宁夏西海固地区为例,在区域尺度水资源超载状态分析基础上,构建了栅格尺度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阐释了水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与人口经济要素的空间关系,并提出空间规划与发展路径指引。干旱半干旱区栅格尺度的水资源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包括5项一级指标和12项二级指标,案例实证研究与校验表明：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具有可操作性,可为空间规划与管制提供更有效的决策支撑;西海固地区栅格尺度的水资源承载力划分为强、较强、中等、较弱以及弱5个等级,强和较强等级区主要位于清水河河谷平原,是黄河扬水灌区与地下水资源富集区的叠加区域,较弱和弱等级区集中分布于黄土丘陵区、六盘山及其余脉山地区。在水资源承载力空间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空间开发指引,建立“节流为主、开源为辅”的水资源保障体系,有助于构建与区域水资源条件相适应的人口产业布局模式。
研究使用经济和环境多源大数据,建立包含人口、GDP等经济指标和空气质量等环境指标的中国经济-环境关联体系,识别各指标的热点、冷点时空变化特征,采用人工神经网络聚类方法对中国现阶段经济-环境进行综合分区。研究结果如下：① 灯光平均强度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经济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区域为主要拉动引擎,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发展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优于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② PM2.5浓度呈现先增后减趋势,高污染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中等区域;东北方向逐步扩散,污染热点地区从辽东半岛、山海关一线向东北扩张;南方地区基本保持稳定态势。③ 采用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对2015年全国各地级市OLS灯光指数、人口、城市自然边界和年均PM2.5浓度4类指标进行聚类,第I类为经济极发达-环境恶化地区,主要位于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第II类为经济发达-环境趋恶化地区,主要分布在第I类区域周边,特别是京津冀周边地区;第III类为经济发达-环境良好地区,广东、海南、江西、福建以及重庆等省市多属此类型;第IV类为经济不发达-环境优质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北部、内蒙古、甘肃、贵州、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引入技术机会理论,解释大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的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除汽车制造业外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中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开始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扩散,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远郊区。② 行业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主要由技术机会来源差异造成。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源于基础研究、产业间知识溢出、高技术劳动力,往往靠近大学或中心城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像对高技术产业那样显著;对低技术产业来说,技术机会主要源于本产业的技术反馈,创新部门更倾向于分布在郊区的制造业集群中。
基于分国别的技术引进合同数据,探讨对华跨境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美国、日本、德国、芬兰、英国和法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始终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对华技术转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对华跨境技术转移主要受技术势差、地理距离与技术通道等因素的影响。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技术势差越大、距离越近,技术溢出的强度越大;海外华人网络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作为技术通道促进了海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高龄人口比重等指标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东北地区县域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10 a间高龄化水平升级的态势明显,高龄化区域呈蔓延式扩散。高龄化在省级行政区间、城乡间、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间、贫困与非贫困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② 10 a间高龄化的变动趋势差异显著,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龄化的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③ 县际间高龄化呈现较强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明显。高龄化的空间格局具有以热点区为中心,逐渐向边缘区过渡的“中心-外围”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④ 高龄化是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继承性和迟滞性的体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是影响高龄化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可以引导和制约高龄化空间分异的程度和方向。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从行业属性、企业内部因素和城市所处的环境3个层面的耦合关系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形成演化模式和演化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在基于地理空间的行政等级体系基础上,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于城市网络的综合影响,归纳了由初始集聚阶段-非均衡扩散阶段-等级网络形成阶段-网络成熟阶段的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一般演化模式。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网络正处于非均衡扩散向等级网络阶段演化的过渡时期,表现出网络的层级特征愈发明显、水平联系不断增强、联系方向更加多样化、服务功能联系差距缩小等特征。联系便捷程度、创新要素支撑、制造业发展基础,以及城市能级推动等要素对于长三角城市网络的影响较大。
在梳理中国银行业改革历程和银行网点分布时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银行空间扩张和地方性银行兴起是中国银行业空间演化的主要动力,并将该过程分解为银行操作距离和银行功能距离。在分析银行业空间演化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地方银行业特征变量作为制约企业信贷获得的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减小银行操作距离只能改善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信贷环境,而降低银行功能距离则能有效提高企业信贷获得,竞争型的地方银行市场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获得,银行本地化进程亦能提高非国有企业信贷获得。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市场化力量能够有效扩大银行的安全信贷范围,而分权化过程有效地维护了地方信贷环境。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基于已有文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讨论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之间的关联。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乡村重构研究热点趋于多样化、分散化。“乡村旅游”作为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梳理二者的研究框架,得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从属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且突出概括农村经济重构过程。农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重构得益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动等结论。
以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为例,基于研发、商务两类人才的社会网络和空间流动,探讨不同认识视角、不同类型知识溢出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不同认识视角下知识溢出对地理距离的敏感性存在差异,知识流动相较于知识网络更加依赖地理邻近性。② 不同类型知识的溢出具有差异化的空间需求,研发和商务知识溢出在多尺度空间上表现出强度和结构的异质性。③ 以大学、研究机构、产业协会和跨国企业为中心的地方产学研合作体系,创新能力均衡的国家城市体系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商业合作推动知识网络的形成。分流教育和空间均衡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内充分的人才空间流动以及西欧北美地区的人才环流促进知识的空间流动。
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法、数量分析法以及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日喀则市藏族、汉族居民对城市空间环境认知的异同性。研究表明,藏族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得分高于汉族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得分。藏族、汉族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水平可分为高、中、低3类。认知空间呈现圈层结构与混合结构模式,可分为藏汉一致性、藏族独立以及汉族独立3种认知空间类型。影响居民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因素有共性因素和差异性因素。景观走廊质量、宜居性、基础设施两项是藏族居民关注的主要影响因素,汉族居民更关注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以及对当地文化的融入感。
运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黑河流域居民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偏好及其支付意愿,并结合Mixed logit模型和潜类别模型分别从连续和离散的视角对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黑河流域居民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偏好,且流域居民从流域水质改善中能获得最大的效用,生态导向型消费者对平均扬沙天气情况改善存在显著偏好,娱乐享受型消费者对流域休闲娱乐条件改善存在显著的偏好。② 黑河流域居民对河流水质、东居延海水面面积和休闲娱乐条件改善3个属性指标具有显著的支付意愿,且对河流水质改善的支付意愿最大,为133.91元/（a·户）。③ 黑河流域居民愿意为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整体支付意愿为473.16元/（a·户）。
以长白山区泥炭地的6种泥炭藓孢子和8种维管植物种子为受试材料,进行室内模拟实验,对比研究了沙尘沉降对泥炭藓孢子和维管植物种子萌发的影响。数据分析显示,施加沙尘抑制除锈色泥炭藓外其他所有泥炭藓孢子的萌发,在接近自然沉降的50 g/(m2·a)水平时,这些泥炭藓孢子的萌发率均下降一半以上。无论沙尘施加量如何,有4种维管植物种子均未萌发。施加沙尘抑制了狭叶杜香（Rhododendron tomentosum）和小白花地榆（Sanguisorba parviflora）种子的萌发,但却对宽叶杜香（Rhododendron palustre）和燕子花（Iris laevigata）种子的萌发呈现一定的促进趋势。研究表明,沙尘沉降可抑制泥炭地泥炭藓孢子和部分典型维管植物种子的萌发,但可能会对非典型的或喜营养的泥炭地维管植物种子萌发产生促进作用。所以,长期存在的沙尘沉降,可能通过提高泥炭地N、Ca水平和pH值的作用,抑制泥炭藓孢子定居,阻滞中国长白山区泥炭地自发演替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