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互联网+”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探究中国“互联网+”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的空间关联呈现显著网络特征，可划分为“净溢出”“经纪人”“主受益”以及“双向溢出”四大类型板块，并且板块内部具有较明显的“等级”属性。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市场发展、对外开放对“互联网+”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存在正向影响。地理距离对“互联网+”空间关联网络存在抑制作用，随着地理距离的不断增大，“互联网+”的知识溢出和流动效应逐步衰减。
城市基础设施效率研究是科学评价基础设施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在构建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助MaxDEA软件，运用DEA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和分解，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ESDA方法分析其空间关联格局。研究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总体投入产出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呈现增长趋势，并且高效率等级城市也在均速增加，逐渐改变以规模投资为主，技术效率缓速提高。② 空间分布特征鲜明，大致呈现东高-中低-西高的分布格局，具有多数分散，小部分集中的特点。③ 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效率空间关联集聚范围出现了位移，热点分布与其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以闽江上游地区为例，在传统指数的基础上，提出并采用改进后的道路网络线密度和道路网络影响域面密度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从线上和面上综合探索道路网络对生态干扰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指数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 道路干扰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研究区中部、东部和南部存在空间集聚效应；② 考虑到坡度影响，同等级的道路缓冲带宽度并不是一个固定值；③ 所有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同类指数相关性大，不同类指数相关性小。若仅采用单一的线密度或面密度指数，则将导致信息不全；虽然同类指数间相关性很大，相互印证，但改进后的指数更加符合客观事实，建议采用。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决定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各地政府发起的人才争夺战日益白热化，中央政府也一再强调应当引导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人才社会性流动。基于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和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毕业生择校迁移与择业迁移模式并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表明：① 南京市高校毕业生中近84%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而择业迁移进一步向东集聚。② 毕业生整体迁移路径呈“东西非对称U型”格局，长三角城市群构成毕业生流动的核心区域；就业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生源地且往往与生源地邻近。③ 个体的教育背景、家庭和社会网络和对就业机会的评估都会显著影响毕业生的流动类型选择。
采用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三角的有向城市网络，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区域性核心-局域性核心-人口扩散型城市”联动发展的多核心、等级化、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该地区同时存在“同城化”“核心-边缘”空间发展模式。长三角41个城市可划分为7种发展类型，其中资源集聚型城市对人口资源存在普遍争夺的情况。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有向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发展特征，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长三角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以发展较为成功的中国?印尼经济贸易合作区（简称“中印合作区”）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成功发展经验与“园中园”发展模式。中印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设立的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采用“园中园”发展模式。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的方法，构建“园中园”发展模式分析框架，从构建多主体间的合作网络、根植地方的制度文化环境、提供优质的园区环境这3个维度重点分析了中印合作区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归纳总结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未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提供案例借鉴与理论参考。
基于2003—2016年电子竞技企业数据，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① 中国电竞产业发展经历从“非法”到“合法化”的曲折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可分为“波动发展-蓄力扩散-集中爆发”3个阶段。② 电竞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集聚空间存在2级集聚中心，集聚模式经历了从“双核”到“单核”的结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竞产业向中南、华南地区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程度最高。③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政府政策、创新环境、经济外向度、用户规模是影响电竞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依据江苏省2011年、2014年和2017年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大数据，选择客车通行数据，通过构建O-D流网络和县域联系网络，揭示了客流空间格局和网络组团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客流的空间分布呈现以市辖区收费站、省界收费站及跨江大桥收费站为高值区域的特征，整体上苏南和苏北差异显著；O-D流网络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征，组团结构表现为沿高速公路线路分布的特征；县域联系网络节点的位序-规模呈现首位分布态势，网络可以划分为8个组团，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组团结构特征明显。基于联网收费大数据从流动性视角挖掘公路交通的客流特征与空间结构，可为动态化、精细化和定量化分析交通网络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工具，为有效揭示公路客流的时空规律、优化公路交通与相关设施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三生”用地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特征是指导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基于1998年、2008年和2018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解译数据，构建黄河三角洲“三生”用地分类体系，通过土地利用转型图谱、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重心转移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分析研究区“三生”用地转型特征、生态环境效应及其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 1998—2018年黄河三角洲“三生”用地转型表现为生产用地占比大幅增加（+13.50%），生态用地占比大幅减少（?17.19%），生活用地占比小幅增长（+3.69%）。1998—2008年，“三生”用地转型以生态用地向生产用地转型为主。2008—2018年，无绝对优势转型类型，转型过程复杂化。② 1998—2018年，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指数由0.390升至0.395，较高质量区与高质量区占主体地位。研究区中部及黄河入海口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东南及东北沿海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所降低。③ 植被覆盖度、微地貌类型、土壤类型是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区位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对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贡献率随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而降低，生态保护因子对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基于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分析 2008—2017年安徽境内大别山区12个贫困县（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时空演变过程，采用障碍度模型揭示恢复力影响因素和特征。研究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中低阶段。其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整体微升，局部年份有突变；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发展逐年提高；生态子系统恢复力“上升-下降-上升”反复波动，整体呈下降趋势；② 空间变化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上呈“极低-较低-中等”递进发展，各县（市）由分化到趋同，中部最快，南北均衡并进。其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相对较弱，部分相邻区域阶段一致，总体北部快于南部；经济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较强，连片提升，进度相似，总体南部快于北部；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居中，部分区域短时间内步调一致，总体南慢北快。③ 旅游发展、人地关系、生态环境是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县（市）越临近，影响因素相似度越高，但随地势复杂性增加，相似度由北至南递减。
基于专利合作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借助UCINET对安徽高沟镇电缆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进行量化分析，揭示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构成与演化特征，并运用多维邻近性理论探究其演化机理。研究表明：①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是由网络主体、网络联结和网络结构三大要素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② 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时间久，经历了初生期、结成期和发展期3个阶段，创新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联结方式由非正式转向正式、联结强度由弱变强、联结结构由星型转向网状；③ 受地理位置、产业性质及经济基础的限制，地理邻近在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认知邻近存在滞后性，且其作用发挥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邻近制约；由于镇域传统产业集群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创新网络对政府及合作组织的依赖性更强，制度邻近及组织邻近作用有待进一步凸显。
依托南京市郊区近千户城市拆迁安置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对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过程及形成原因开展统计分析，利用生命历程理论构建就业变动纵贯数据库，使用事件史分析模型动态模拟了被迫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就业变动经历，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90%以上的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经历了就业变动，就业变动集中发生在搬迁后的前4 a，研究期内人均变动1.5次；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类型多样、原因复杂，呈现明显的阶段差异，并非所有的就业变动都和被迫搬迁有关。② 性别、年龄、学历等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搬迁前后的职住空间关系对就业是否发生变动具有显著影响，搬迁时年龄越大、学历越低、女性、搬迁前职住距离较小、搬迁后职住距离较大以及前一年在中心城区工作受访者，就业发生变动的概率越大。③ 家庭搬迁年份较晚，社区周边就业机会增多以及新的地铁线开通，对个体就业变动发生呈现明显诱导作用，即就业岗位及其可达性对就业变动发生具有显著性影响。④ 前一年的职业类型对就业是否发生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自营职业者比工作单位员工更不可能经历工作变化，意味着自营职业者的就业状态相对稳定；此外，家庭入住年数对受访者就业变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即随着时间推移，个体就业发生变动概率在降低，安置居民的就业状态趋向稳定。
以郑州市为例，基于居民依赖度和要素属性值对POI要素热点分析结果进行空间加权叠加，分析城市多中心空间静态结构；运用词向量和数据场理论，在表达居民出行偏好的基础上，利用轨迹数据分析城市多中心对动态目标的吸引强度，并挖掘多中心网络的动态交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城市静态要素呈中央集中、外围分散的圈层空间分布形态，部分多中心已形成了一定吸引聚集能力，而另一部分虽然规划前景广阔，但还远未形成副中心应有的分散疏解作用；② 城市多中心对动态目标的吸引强度不均衡，出租车和电动车轨迹显示的多中心吸引强度和空间交互关系虽有差异，但均体现出城市为典型的外溢型结构，核心城区仍然是空间交互的主要方向。因此，还需通过政策导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增强外围多中心的吸引聚集能力，实现城市空间均衡发展。
通过野外考察，并结合地质资料和样品分析，对陕北丹霞地貌形成的地质构造背景、红层岩性、形态特征、演化过程等进行系统阐述，并与中国东南部湿润区及国外的典型丹霞地貌进行对比，总结其共性和差异。结果表明：陕北丹霞地貌形成的构造环境为大型内陆坳陷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主要成景地层为洛河组紫红色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形成于早白垩世的干旱沙漠环境，发育大型交错层理，其碎屑颗粒分选性和磨圆度较好，但结构松散，胶结程度较弱，颗粒表面有碟形撞击坑等典型风成砂岩特征。陕北丹霞地貌最显著的特征是顶部有第四纪黄土盖层，形成覆盖型丹霞，地貌发育总体上处于青年期，整体为高原-峡谷景观，发育密集的沟谷群和连续的丹霞崖壁，但孤立的单体地貌较少。陕北丹霞地貌演化过程可划分为早白垩世红层沉积-晚白垩世红层盆地构造抬升和古丹霞发育-古近纪以来间歇式抬升-第四纪黄土覆盖等4个阶段。国内外对比方面，陕北丹霞与中国东南部湿润区的丹霞地貌在构造环境，物质基础，地貌特征等方面差异较显著，但与美国西部的丹霞地貌存在许多相似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向网络空间渗透，网络诈骗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犯罪，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基于裁判文书网数据库的25 597份网络诈骗一审判决书，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了2017—2020年中国县域尺度网络诈骗案件，分析了网络诈骗的时空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网络诈骗案件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福建以及广东一带。随着时间的变化，2019年安徽、河南的聚集区逐渐消失，而湖南、重庆等地形成了明显的聚集区。网络诈骗犯罪者主要来自福建、湖北、河南、广东、湖南，不同省份的网络诈骗犯罪者分布模式有显著差异，江苏、浙江的网络诈骗犯罪者来源较为分散，广东、福建、河南的网络诈骗犯罪者来源相对集中。
通过夜光发展指数（NLDI）、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位序规模法则3个维度进行分析，评估不同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研究表明：① 21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在逐年提升，但是人类发展水平整体上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区域内部人类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东南部夜间灯光强度比较高，人口分布集中；② 青藏高原民族多样性较高区域主要沿着藏彝走廊和河西走廊延伸和扩展，多元文化交融地区的夜间灯光强度高，人类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③ 采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由夜光强度构建的城市规模，最大城市规模太小仍然是青藏高原地区城镇体系的突出问题。
根据阿拉善高原8个气象站观测资料，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式计算风蚀气候因子指数值（C值），分析气候侵蚀力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阿拉善高原C值为15.0~160.0，平均为67.7。② 从空间分布来看，C值由拐子湖分别向东南、西南减小；拐子湖站高达156.1，而阿拉善高原东南部的腾格里沙漠南缘C值为20~30；西南部合黎山一带C值下降至30~35。③ 季节变化明显，春季最大，夏季次之，秋季最小；春季和夏季的C值之和约占全年的62.6%。Mann-Kendall（M-K）检验分析表明，风蚀气候侵蚀力在1990年发生突变。拐子湖站年C值增加趋势显著，其余各站年C值均显著下降。风速是阿拉善高原风蚀气候侵蚀力的决定性气象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