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地区差异明显。以沿海1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2个角度,运用变差系数及加权变差系数来表现1996~2010年沿海省市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成倍增长,总体差异在波动中减小;采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对海洋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演化进行分析,得出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进,海洋产业集聚规模有所减弱,各产业趋于均衡发展;具有资源属性的海洋产业集聚程度最高,海洋第三产业集聚程度降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将其分为3个梯队;使用R/S分析法对沿海地区差异情况进行预测,显示未来差距有增大的趋势。最后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等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摘要：采用首位度指数、城市规模基尼系数及马尔可夫转移矩阵描述中部地区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特征与变动规律解析城市体系演进的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结果显示：①1985~2010年中部地区城市首位度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武汉市的首位城市地位未变但呈弱化趋势;②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动过程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相对均衡但近年来差距呈微弱的扩大趋势。③中部地区城市体系发展总体处于上升期不同类型城市之间转换较为平稳重点城市的地位持续强化。④中部地区城市体系的演进受到以要素集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等为代表的自组织机制和以政府调控为代表的他组织机制的共同作用。
伴随着亚太地区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焦点地区,周边国家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周边国家是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中国同周边国家地缘相近,文化相联,彼此在重大的国家和地区问题上有较多共识,经济合作便利,且成本较低潜力巨大。中国地处沟通亚太沿海与内陆的重要通道位置,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发展较早已具备一定规模,在近年国际重大事件的影响下,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商品出口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发展态势。研究表明：① 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环境呈现出全球化日益明显、国际经贸发展恢复缓慢、国际货币体系初现变革以及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加快的新形势。② 通过贸易结合度指标分析周边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并通过地理集中度指标分析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商品出口空间格局在国际贸易环境新形势下出现了商品出口规模差距显著、主要出口商品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区域性较为明显以东南北为主,沿地缘通道展开辐射的特征。③ 预测中国对周边国家商品出口空间格局发展态势为,中国对中等贸易规模国家商品出口发展迅速、主要商品出口地理集中程度减弱、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主要商品份额增大。
摘要：绿洲城市不同道路扩展轴上景观梯度变化是理解城市化对干旱区城乡景观格局及其生态过程影响的重要途径。基于遥感与GIS技术支持结合景观格局指数与梯度分析对比分析了干旱区绿洲城市酒泉市肃州区不同道路扩展轴上的城市景观格局梯度动态变化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996~2010年肃州区各道路扩展轴沿线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建设用地和城市绿地增加迅速未利用地、灌丛草地和耕地等明显减少;城市化过程表现为沿交通干线轴向上“团块-轴向”的扩张特征。城市化进程造成酒嘉和酒西公路扩展轴方向的景观异质性和多样性增加景观形状更为复杂景观类型由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未利用地逐渐转变为以城市工业建设用地景观为主。酒清和酒金公路扩展轴上靠近城区中心的景观破碎化程度和景观形状复杂性指数较高而远离城区中心的各指数值较低逐渐趋向于多种景观均势并存的景观格局。总体上不同等级城市道路扩展轴上城市化及其城市景观梯度变化特征不同国道酒嘉公路样带>省道酒西公路>国道酒清公路>省道酒金公路;在空间尺度上各扩展轴上城市郊区景观指数变化明显大于绿洲农业区。
以江苏省为例,利用1985年、1995年、2005 年和2008 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转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研究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空间转型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规律。研究表明：① 1985~2008年,江苏省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用地面积的减少,生态用地、生活用地面积的增加。主要的转化类型为农业生产用地转化为农村生活用地、城镇生活用地,牧草生态用地转化为农业生产用地。② 1985~2008年,农业生产用地、生态用地、农村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工矿生产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有所缓和,城镇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经历了先加剧后有所缓和的阶段。③ 1985~2008年,江苏省的生态环境质量稍有下降,其中农业生产用地被农村和城镇生活用地大量占用是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主导因素,农业生产用地转化成水域生态用地是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
摘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受到人类活动高强度干扰要实现耦合的协调发展与脆弱性的减少需要一定内外力的强力支撑。在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概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协调性与脆弱性是在自然条件与孕灾环境、人口素质与城市文明、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与管理科学、系统自身的恢复力等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通过挖掘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脆弱性与协调性之间的的宏观作用机制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为提高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科学参考。
运用DEA模型测度了2000~2010年黄淮海平原县域单元的农业综合效率,并将之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探讨农业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因素,为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提高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综合效率总体上处于中低层次,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高效率县域多分布在城郊县,这可能与城郊县域多发展都市农业有关。② 研究时段总体上下波动明显,无增长趋势;变异系数在沿黄两岸的一些县域较大,其值在0.060以上。③ 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多数县域规模效率达到有效状态,且规模效率大于纯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及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④ 纯技术效率较高的县域逐渐由东向西转移,城郊县的纯技术效率相对较高;纯技术效率较低的县域逐渐由北向南转移;纯技术效率一般的县域逐步转移至海河平原上游区域。⑤ 规模效率较高,且分布较为均衡。⑥ 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效率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研究以多时序土地利用、遥感数据为基础,以大连市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为例,通过景观生态学和CA-Markov模型模拟方法,系统分析了1998~2009年研究区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对2020年景观格局的情景进行了模拟预测。结果表明：① 1998~2009年金石滩的景观格局变化主要表现为：整体上,旅游景观总面增加2.30 km2,辅助性旅游景观总面积增加2.22 km2,非旅游景观总面积减少5.27 km2,非旅游景观向旅游景观和辅助性旅游景观的转变趋势明显;② 金石滩景观格局变化过程表现为,逐步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向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娱乐、观赏、商业等复合型景观转变;变化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自西向东的龙山村、满家滩村、陈家村以及东南部的庙上村,变化类型以“传统农业→人造娱乐休憩”类型为主;③ 在对CA-Markov模型的可利用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后得到金石滩2020年景观格局模拟结果：人造娱乐休憩景观、公共基础设施景观、传统工业与居民用地景观面积增加,同时自然态生物景观、传统农业景观、其他景观面积也相应减小,此外,水域景观和交通运输用地景观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变化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中部自西向东的龙山村、满家滩村、陈家村以及东南部的庙上村。
在流域粮食增产与水环境约束双重背景下,采用DEA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1年淮河流域35个地市的农业生产效率及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2000~2011年淮河流域农业生产效率普遍较高,技术效率在流域综合效率提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决定综合效率最优的规模效率却有微弱下降;② 农业生产效率空间分析发现,流域生产效率呈现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梯度分布格局;③ 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时空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1年流域综合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其中流域西部下降最为显著,而技术效率与生产率却呈现提高趋势,其中东部提升最为显著;④ 依据综合效率计算结果和时间变化特征,将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划分为5种基本类型,发现综合效率持续不变的a类型地市最多,是流域农业生产效率变化的主要类型。
贫困人口及其分布区域的有效瞄准和识别是新阶段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实质并进行多维贫困的具体度量和分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在系统设计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及多维贫困测算算法流程的基础上,以河南省南阳市连片特困区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区域,构建基于“双临界值”的“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县级-村级”的贫困人口多维贫困量算和分析;借助Kriging法对村级多维贫困测算结果进行空间插值处理,系统分析研究区多维贫困状况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研究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西高东低”趋势,其中,内乡县和淅川县的综合贫困指数MPI最大,镇平县MPI最小。其主要致贫因素为收入和健康,收入指标对贫困的贡献度在空间上呈现“西北-东南”条带状分布,健康问题集中在镇平县;次要致贫因素为教育年限、儿童入学率以及燃料类型。此外,淅川县山区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县城附近的MPI相对较低。
深入认识农户生活能源选择与区域地理特征的关系,有助于科学制定农村生活能源政策,合理引导家庭用能发展。基于临渭区的问卷调查数据与遥感影像资料,利用ArcGIS软件及贡献率模型,探究了渭河下游农户生活用能对区域地理特征的响应,结果表明：① 地理特征影响区域用能结构。平原型地区交通便利,化石能源使用量大;台塬地区种植业发达,清洁生物能源沼气利用多;丘陵地区林木丰富,薪柴使用占绝对主导地位。② 不同能源对地理特征响应不一。作物秸秆利用与公路覆盖、地形（高程、地形起伏与坡度）负相关,与耕地相关性弱;薪柴消费对地形、建设用地、耕地等因素响应明显;煤炭与公路覆盖、建设用地、耕地等因素正相关,坡度大、林地多,用煤受影响;沼气在交通好的地方或林草地多、高程与地形起伏大的山区发展受限,在耕地与人口多的地方,有采用优势。③ 优势能源类型的功能分区可有效服务于政策调控。山区内部单独使用薪柴的可能性高,平原与台塬地区更适于发展沼气或煤炭与沼气混用。④ 农户生活用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地理特征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尤其对于不同类型区域。土地利用、交通条件等发生变化可直接引起区域用能的结构调整。
在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背景下,全球许多海岸已经成为承受巨大压力的生态系统。应用海岸敏感性指数(Coastal Sensitivity Index, CSI)对中国环渤海海岸进行敏感性分析,采用岩性、海岸坡度、地貌、岸线变化速率、相对海平面上升水平、平均波高以及平均潮差多种变量的不同组合计算环渤海海岸479个单元格的敏感性数值。结果表明,增加变量数目或以岩性代替岸线变化能有效提高敏感性指数的区分能力,但不同组合下环渤海海岸敏感性宏观空间格局无较大差异。总体上,胶辽隆起带与大兴安岭-太行隆起带的山地丘陵基岩海岸敏感性相对较低,而以辽东湾辽河口附近沿岸平原海岸和渤海湾-黄河三角洲-莱州湾南岸平原海岸为代表的渤海、华北沉降带表现的敏感性相对较高。研究结果有助于海岸管理与规划人员在全球变化背景下识别海岸敏感区域,从而有选择性地采取应对措施缓解海岸带压力,并且为开展河口海岸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奠定科学基础。从长远来看,海岸敏感性分析如果与社会因子相结合更能有效提升海岸带系统整体的脆弱性研究水平。
以地处四川盆地成都1 h经济圈内的资阳市雁江区为例,利用ETM影像和ALOS影像,通过决策树分类的方法,获取了区内2005年和2009年2期土地利用图。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选取与土地利用变化有关的社会经济因子和自然地理因子,运用CLUE-S模型对研究区2005~2020年的土地利用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并对2009土地利用模拟数据进行验证,Kappa系数达到0.887,表明模拟成果精度较高。结果显示,CLUE-S模型模拟结果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空间分布格局比较吻合,能为成都平原地区县级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于2010年7月在那什那泡采集柱状沉积物样品测定了那什那泡沉积岩芯总氮、总磷以及有机质等指标的含量分析了TN、TP、OM、TOC/TN的垂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NSN中TN含量变化范围为1,156~4,191mg/kg平均为2,891mg/kg;TP含量变化范围为358~509mg/kg平均值为442mg/kg;OM含量变化范围为1.29%~3.64%平均值为2.03%。沉积物中OM含量变化幅度不大TN和TP波动明显但三者含量从底层至表层大体上都呈上升趋势。TOC/TN为2.50~7.94平均值为4.35沉积物中有机质主要来自湖泊内源的水生生物、浮游动植物和藻类。通过有机指数与有机氮指标评价表明那什那泡2001~2009年存在有机污染;从有机氮指标来看所采的柱状沉积物在整个沉积过程中有机氮含量都很高那什那泡存在有机氮污染。
为了解近年来陕西省碳足迹的状况,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中国《省级温室气体编制指南》推荐的方法测算了陕西省及其各市的碳足迹。结论如下：1995~2009年,陕西省碳足迹从4 129.38×104t上升到22 460.23×104t,增加了443.91%。从空间上全省碳足迹可分为3类：陕南始终为负值;陕北和渭南市较高;关中除渭南市以外的地区较低。14 a间全省人均碳足迹由1.18 t增加到5.95 t;各市人均碳足迹,陕北较高,关中较低,陕南为负值。全省碳足迹密度从2.00 t/hm2增高到10.90 t/hm2。陕西省的人均和单位面积的碳足迹远高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但空间上差异很大。以2009年为例,全省人均碳足迹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2.98倍,而陕北则超过10倍,高于美国;关中为1.29~4.57倍。全省2009年碳足迹密度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4.89倍;渭南、咸阳、西安3市高达9.63~16.95倍;榆林、铜川、延安和宝鸡4市为3.54~7.10倍;陕南植被的固碳作用消除了当地的碳排放外,还有剩余碳汇,但尚不能抵消陕北及关中的较高的碳足迹,因此总体看,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陕西的碳减排任务仍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