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省、市域1996~2010年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ESDA、重心、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空间分析,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作用。结果表明：1996~2010年总体上省域旅游经济表现出随机分布的空间态势,空间差异有所缩小,其中东部旅游业发展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中国省域旅游经济重心向西北发生偏移,长三角及周边地区为中国旅游经济的扩散效应区,广大西部地区是旅游经济的低速增长区。中国市域旅游经济的高值区大致分布在“黑河-腾冲”线的右侧,主要集聚在四大板块,与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相比,市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更加显著。区域旅游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空间差异的两大因素,区域发展客观规律与政府的政策制度,对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有重大的影响,特殊事件对原有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不能从总体上改变空间差异的格局。
从人居环境系统视角出发,以大连沙河口区199个典型住宅小区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及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 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六大主因子为居住质量、邻里关系、自然环境、生活便利度、轻轨交通、教育医疗;② 以六大因子与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居活动交互作用为依据把大连沙河口区人居环境分为低收入群体——居住质量差型、中等收入——居住系统均衡型、高收入——居住质量高和公共设施良好型、高端人士群体——自然环境优越型,以及非自由选择分配住房的单位制居民——邻里关系密切型;③ 5种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同质”集聚与“异质”集聚并存,形成以海岸线三圈层结构为主的南高北低态势,辅以中东部商圈高收入居住区,中西部混合异质区的复合圈层空间格局。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利用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对长三角装备制造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进行检索,绘制了长三角地区企业、厂、公司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创新网络,从节点、部类、城市、区域等4个层面,采用中心度、网络密度等网络结构指标,对1985~2010年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的结构及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心度较高的成员多为高校,区域内各城市的产学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理邻近、行政邻近及知识规模邻近是影响行为主体建立创新合作联系重要的因素,网络建构处于初级阶段。
将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由“线”→“点”→“面”的分析思路,运用引力模型、潜能模型与潜能得分模型、经济隶属度模型等各种模型,定量分析1990~2010年间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结果表明：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的时空差异明显。“线”层次上,城市间的引力和城市联结线数目的增多,逐渐形成辐射网络,引力和联结线数目的变化存在时空差异性。“点”层次上,通过“线-点”叠加分析,城市最大联结线数目增多和城市潜能等级提升的时空差异性明显。而且1990~2010年间各个城市潜能等级跃迁的时空差异明显。“面”层次上,近20多年来,区域中心城市没有变化,但4个中心城市的腹地变化明显,核心组团——郑州组团1990~2000年北扩,2000~2010年东扩;1990~2010年,潜能高值区域的空间收缩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对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受传统城镇化影响严重,要加强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以及创新与研发方面的建设。② 济南、青岛、威海、淄博为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东营为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烟台、莱芜为新型城镇化中等水平区,泰安、滨州、日照、潍坊、枣庄为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济宁、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为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运用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农业多样化指数、多部门经济分析模型、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等方法,对1978~2011年榆林市农村转型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① 1978~1991 年,榆林市三次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为 0.123,产业结构缓慢转换;1992~1997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产业结构逐步优化;1998~2003年榆林市产业转换速度达最大值0.276;2004年后,以能源经济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换速度有所回落。1991~2011年,榆林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平均为3.94%,GDP增长的29%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② 1991~2011年榆林市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维持在1.8左右,能源资源开发44.44%的价值外溢。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均说明了榆林市农业生产效益较低,以能源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③ 1990~2011年,榆林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3.07%下降到36.70%,传统食物消费模式逐渐转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加快能源资源区农村转型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互促发展成为榆林市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框架,从人口与产业集聚匹配性的视角分析了新疆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通过引入内含空间因素的测度指标,对新疆地区差距现状及其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差距是集聚机制作用下人口与产业（进而产出）集聚不匹配的结果,在此机制作用下,新疆地区差距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各梯度之间差距明显,其中第一梯度和第四梯度地区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不匹配是新疆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动因。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未来新疆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其特殊区情,先“动钱”、再“动人”,通过集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基于eCogntion、ArcGIS 和IDRISI 软件,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8~2009 年景观类型数量及空间格局的变化;运用CA-Markov 模型模拟流域2010年的景观格局,预测2021 年的景观格局。结果表明,研究区森林景观类型以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为主;景观破碎度增加,斑块复杂程度提高,各景观类型的分布更加趋于复杂化;CA-Markov模型预测表明,2010~2021 年景观破碎度有所降低,多样性增加。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差异和变化。在阐述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容量耦合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1~201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达0.499,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46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上,耦合度达3.35%,大于耦合协调度的3.05%。表明生态承载力内部系统耦合作用和协同效应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② 空间分异上,17个县域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3种状态,3种耦合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其变化状况基本上与耦合度类似,但从协调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分布特征基本相似,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由西南向东北大致呈现较低-高-低-高-较低的“M”型基本格局。③ 空间组合上,17个县域出现了低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中协调区、高耦合中协调区和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空间组合类型,其基本空间格局是,低耦合低协调区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中部和西南部,高耦合高协调区则沿京广线、石长线和常岳高速三线呈“三足鼎立”布局,其它不同组合类型则集中于高耦合高协调区外围呈“零星状”分布。
采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土地集约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运用Perloff的产业结构测度模型,对安徽省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MIX）、竞争效应（DIF）进行了测算;借鉴STIRPAT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的结构效应、竞争效应考察了其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结果表明：① 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递增态势,1996~2006年,城镇土地利用指数均值为53.09,2007~2011年,均值为75.2;②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构成效应指数均值为0.012 4,其变化轨迹呈“N”型,而竞争效应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均值为0.012 8;③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构成效应、竞争效应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弹性系数分别为-0.002 5和0.004 9。
针对气象记录缺失的普遍现象以及现实中对完整记录的迫切需求,提出一种新的融合时空特性的气温缺失记录重建方法,并与线性插值、基于DEM的普通克里金以及标准比率法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线性插值法和基于DEM的普通克里金法仅考虑气温的时间或空间特性,重建精度较差;标准比率法部分地考虑气温的时空分布特性,因此在部分月份具有较高的重建精度;然该方法稳健性较差,致使其整体重建精度较低。
基于中国西北干旱区1960~2010 年70个台站逐日降水资料,采用欧盟组织(STARDEX)定义的降水极值指数,分析结果表明: ① 研究区近51 a来强降水发生频次、湿期平均长度表现出增多和增长趋势,干日数和干期平均长度表现出减少和变短趋势; ② 单次强水的强度在增加,表现为：湿日数减少,而降水的总量却显著增加。③ 湿日数减少主要是0~6 mm强度的降水日数减少,12~24 mm强度的降水日数显著增加,后者对降水总量的增加贡献较大。④ 绝大部分站点强降水（>12 mm）的雨日（量）都以上升趋势为主,表现为下降趋势的站点极少。
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
根据渭河流域关中段11个主要代表气象站点1955~2012年逐日气象数据,以FAO Penman-Monteith 公式得出潜在蒸发量,分析渭河流域关中段潜在蒸发量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渭河流域关中段年平均潜在蒸发量在1 073.9~1 284.1 mm,流域内多年平均蒸发量随着海拔的降低逐渐增高。② 夏季潜在蒸发量在327.6~547.2 mm,占全年的34%~42%,变化趋势与全年潜在蒸发量变化趋势高度一致。③ 渭河关中段随气温上升,潜在蒸发量减少。④ 年均潜在蒸发量与日较差、平均气温、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呈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和水汽压呈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