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研究的历史进程基础上,诠释了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政治战略,梳理了主要的中外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政治战略,明确指出地缘政治战略决定着大国竞争方向。中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环境最复杂的国家,在中国周边长期存在着一个“V”字型地缘政治热点线,“V”字型地缘政治热点线贯穿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北亚、中亚五大地缘政治战略区,构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大棋局”。东南亚中国南海之争直接威胁到中国领土安全;目前东北亚已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关系热点中的热点;南亚存在着中印陆海长期之争;北亚俄罗斯将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中亚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将长期影响着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研究表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对于中国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① 对下好中国的地缘政治“大棋局”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② 是“一带一路”战略破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构成要素;③ 对遏制东北亚局部战争、确保国家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是一项世界级的大工程,投资建设的成本大,效益也大,同时风险也大。基于此,要汲取国内外世界级大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研究相关问题,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上马。
基于2003~2013年城市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趋势面分析、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能力高的城市高度集聚在沿海三大区域及内地的区域中心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推动了创新的区域扩散和空间溢出。② 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空间集聚程度依次提高,空间相关性依次提高。③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该市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工业基础、高等教育资源、创新投入、经济外向度显著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且政府支持和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出现增强趋势。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定量刻画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并诊断和确定在不同阶段的关键驱动要素及其贡献度。结果表明,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但“以高铁站点为中心的向心集聚”在高铁开通初始阶段尚不明显,开发强度并不随着与站点距离增加而降低,核心区的开发强度小于影响区。除了圈层空间分异之外,产业分层集聚态势凸显,与高铁乘客的商务特征相对应的商务服务业在高铁开通后空间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几类产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与高铁开通相关性不明显;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作为交通站区的基础服务产业,相关程度介于以上两类之间。从内外两方面驱动因素构建的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模型分析得出,除了交通条件、外部规模经济等传统区位因素外,产业属性、地价对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基于“生态优先”理念,提出一种利用生境质量评估策略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结合ArcGIS和InVEST模型,通过综合评估生境自身及其在威胁情境下的质量,模拟各市独立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再分配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三类建设用地扩张情景,分别划定2024和2034年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边界。结果表明：研究区生境质量总体呈南高北低格局,平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密度为10 770.604元/（hm2·a）,高质生境位于西南地区;根据指标再分配及一体化发展情景模拟的2024年研究区建设用地总量分别为10 583.273 km2和10 489.090 km2,2034年达到13 603.535 km2和13 252.370 km2;模拟的建设用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向北部及环杭州湾区域拓展;建设用地指标再分配能从整体上减少建设用地对优质生境的占用,区域一体化发展则能进一步降低城市发展造成的生态压力。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回顾了LUTI模型概念、起源和发展过程,对模型的一般架构和实现技术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LUTI模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作为模拟城市空间发展过程常用的数学模型,LUTI模型是基于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规律,从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角度模拟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根据LUTI模型,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是土地利用系统和交通系统不断的相互作用过程,其中交通模型根据城市活动空间分布及交通设施评价城市交通状况,而土地利用模型根据交通可达性和其他影响因素预测城市空间发展趋势;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活动空间分布在交通的作用下发生改变后,将改变城市房租、交通状况等因素,进而再次导致城市活动空间分布随之变化,如此不断相互作用、趋于平衡。LUTI在国外被广泛用于城市空间政策检验、辅助决策。就LUTI模型的发展而言,已有研究更多地侧重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对模型的理论结构关注较少,导致模型的发展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应用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要求LUTI模型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将LUTI的工作原理植入城市研究的背景中,旨在让读者对LUTI模型原理、结构、实现技术及面临的问题有深入了解,推进LUTI模型在中国应用与发展。
以广州市为例,从公交覆盖度、线网密度和覆盖效益3个方面考察广州市常规公交的空间演变特征,结合趋势外推法,预测广州市未来公交发展态势,总结常规公交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建国以来,广州市内的常规公交经历了由“低效公平”的低级均衡向出行效率变高、公平性变低的转变,随后又出现了非均衡状况缓解、公平性上升的状态;② 结合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发现它有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状态演变的趋势。比较广州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可以推论中国类似于广州这样发达的超大城市,市内公交状况大多处于上述演变过程的后半期,而大多数城市则处在这一演变过程的前半期。
通过回顾国外多中心经济绩效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单中心与多中心绩效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城市之间可以通过“互借规模”、发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比较优势,加之较小的城市规模可以相对避免集聚不经济的产生,多中心空间结构理论上可以获得同等规模单一城市享有的集聚经济;受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地理空间尺度、功能联系、行业构成的异质性等因素影响,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表现不一。最后提出了深化国内研究的方向以及相关政策启示。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大中型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产业转移承接指数、地区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从时间、空间以及行业-区位等维度对河南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时间趋势上,河南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规模持续增大,承接行业类型显著增多;轻工业比重高于重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明显增加。② 空间格局上,基本呈现出以中原城市群为中心的核心-外围模式,豫北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规模逐渐降低,而黄淮地区显著增强。各地市在制造业总体、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承接上,呈现出增强型、减弱型、补缺型、抵消型等不同的特征;专业化和多样化承接的组合类型城市之间也明显不同,地市间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行业存在雷同,但多数转移行业受地理临近性的影响不显著。③ 行业-区位组合上,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明显,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区位优势的指向性很强。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③ 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分析世界遗产地西湖各小景点的景观功能性差异和西湖申遗成功后主要收费景区客流的时空分布特征,梳理出4类观测点,分别测算出其物理拥挤度和心理拥挤度,探讨两者的关系以甄别中国国情下的旅游心理拥挤的关键性物理影响因子。得出结论：① 世界遗产地西湖的物理拥挤和心理拥挤的表征关系为一个近似的坐标轴的关系;② 遗产地西湖在拥挤管理上应实行分象限管理。③ 中国情境下,世界遗产地西湖的游客心理拥挤的主要物理影响因素为景区面积和景区引导标识系统。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手段研究中国省际间生猪流通问题,用GIS将整合后的多源数据进行数据可视化,研究中国19个省（市）的区域间生猪流通现状。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前人研究成果,将区域间生猪流通现状与中国城市群可视化结果结合进行分析,归纳各城市群生猪流通现况,获得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生猪空间流通模式,从空间角度分析中国整体生猪空间流通格局存在问题。结果显示,中国总体生猪流向有明显的“西猪东运,北猪南运”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主要3个吸纳外埠生猪供应地区,是中国整体生猪流通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数量呈现不均匀分布态势,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核密度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核密度高值分布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西北部地区则呈现极低密度状态;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主要在安徽、浙江、福建一带呈明显的集聚效应;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区域综合运输能力和进出口总额。
以西塘古镇为案例地,利用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重游意愿的形成机制以及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差异。结果表明： ① 满意度和地方依恋对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均有显著影响,求新动机仅对长期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而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未达显著水平。② 求新动机对目的地形象与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即随着求新动机增强,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作用得到加强。③ 求新动机对满意度与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即随着求新动机增强,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作用削弱。④ 求新动机对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的关系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海岸带滩涂开发类型选择与空间布局是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海岸带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条件与滩涂开发类型对应关系透视为基础,结合南通海岸带滩涂条件、开发类型演变和区域发展背景分析,提出该地区生态旅游、农业和港口–工业–城镇多元化的滩涂综合利用模式,集成适宜性评价与分区、多部门规划冲突与协调等方法,探讨了南通海岸带滩涂地区生态与旅游、农业和港工城等功能区的空间配置路径。南通海岸带地区三类空间适宜比例分别23.5%,32.7%和43.8%,可以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政策制定的参考。
选择柴达木盆地马海盐湖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区布置给水度采样点11处,采样深度1.61~148.5 m,采集给水度样品75件。结合研究区以往37处采样点的72个测试数据,共计取得48处采样点145个测试数据。根据给水度实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柴达木盆地马海盐湖卤水层给水度分布变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① 给水度在水平方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卤水层WⅠ至WⅤ的给水度分别介于0~0.263 5、0.009 4~0.209 9、0~0.277 8、0.006 2~0.135 9、0~0.107 7。在采样点MHK-022~MHK-026处,各卤水层给水度值较小,均小于0.06。在盐湖东北部,各卤水层给水度值较大,均大于0.08。② 给水度在垂直方向上受地层静压力的影响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上部卤水层WⅠ的给水度均值为0.105,下部卤水层WⅤ的给水度均值已降至0.038 7,不足卤水层WⅠ给水度均值的40%。③ 给水度在垂直方向上还表现出旋回性的变化特征,这种沉积旋回的出现可能是对成盐期间气候波动的反映。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颁布的华南前汛期业务监测标准,采用小波分析、合成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了1961~2014年华南前汛期入汛日期、出汛日期、持续时间及前汛期累计降水量异常的变异特征。结果表明：华南前汛期入汛日期的年际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7~8 a及准2 a周期,年代际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20世纪60至70年代入汛偏晚,80年代入汛偏早;华南前汛期出汛日期的年际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6~7 a周期,年代际变化特征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出汛偏早,70年代中期以来出汛偏早。华南前汛期入汛早晚对其持续时间及累计降水量有很好的指示意义,表现为入汛越早,华南前汛期持续时间偏长的可能性越大,对应前汛期累计降水量偏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