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考察2005~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向高等级城市集聚明显。②空间重心迁移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呈现“迅速-平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空间关联格局由沿海向内陆呈现出热点区-过渡区-冷点区的梯度推移态势。③三大密集型上市公司专业化空间演变形态各异,劳动密集型呈现“单核”向“双核”模式演化;资本密集型呈“破碎化点状”极化分布态势;技术密集型呈“多核心串珠状”扩散态势。④OLS回归模型显示城市区位及规模、全球化水平、投资状况、科教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共同驱动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等多运输方式,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交通需求的差异,从国内交通和国际交通两个层面构建了区域综合交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比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交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长三角地区高于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交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不同尺度及不同交通方式上表现不同,国内交通差异小于国际交通,交通总体发展水平差异介于国内和国际交通之间;公路交通在城市群间的差异较小,水运、铁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在城市群间的差距均较大,但引致综合交通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铁路、航空和水运发展上的差距。各交通方式发展优势均不突出,且铁路发展明显滞后是引致珠三角交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了改善珠三角地区交通的建议。
根据2015~2016年对西安市区农民工调查和访谈的1 200份问卷为基础,结合渗透原理,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构建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分析城市融入动态变化规律。研究得出：①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具有渗透和排斥规律,其影响因素涉及软差异实力与硬差异实力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渗透力与排斥力相互作用;②该综合作用的阈值决定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的迁移与逗留时间;③理论数据仿真测试表明基于同心圆理论的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Logistic）符合农民工城市融入动态位移特征,对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聚焦于乡村工业用地混杂及分散化特征较为显著的佛山市顺德区,系统分析乡村工业用地演化过程和用地特征,并以政府力和社会力的交互机制为分析框架,辨析珠三角半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工业用地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顺德区工业用地的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① 1984~1991年,自下而上农村工业化,用地空间分散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主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一致。② 1992~1998年,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工业用地规模化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为政府力与社会力势均力敌。③1999~2005年,集约开发促成农村工业化集中发展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压制社会力。④2006年以后,农村工业化进入全面调整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相持。在顺德区工业用地空间演化过程中,政府力起主导作用,社会力相较于其它乡村型半城市化地区更为强大,政府力与社会力的相互作用的平衡点在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均衡。在珠江三角洲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空间优化整合的前提是平衡各级政府力与自下而上的村民及村委的社会力,社会力的引导是破解农村工业化用地破碎化和混杂性的关键环节。
构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数据库和Meta模型,分析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检验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表明：①研究方法、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植被类型、所处植被区域、受益人口数量及集聚程度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②有效性检验证明将基于Meta分析的价值转移运用在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上是一种快速且有效的方法;③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价值随时间推移而增加,涵养水源功能价值最高,提供林果产品功能价值最低。
以大连市内四区为例,将城镇地籍调查数据与互联网房产数据相结合作为基础数据,通过ArcGIS软件生成住宅小区点数据的空间分布图,对大连市住宅小区容积率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利用锡尔指数计算住宅小区容积率的空间差异量化测度指数,最后阐述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2~2016年大连市住宅小区的数量在持续发展时期最多,平均容积率展现出波动上涨的趋势。② 区：大尺度包括冷炳荣住宅小区容积率整体上呈现出不均匀性和破碎性,局部又呈现出混乱性和复杂性,东部地区小区容积率分异比西部大。③ 中山区空间差异量化测度指数最高为0.831,甘井子区最低为0.125,西岗区与四区整体格局最为相近。极低等级容积率空间分异指数最高,容积率分异指数由两极向中间递减。大连市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其对研究区容积率空间分异影响较大。④ 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下垫面性质对住宅小区建设的限制、区位的优良性对住宅类型的指向、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的导向、极差地租与容积率的相关性、小区建设成本对容积率的影响。
基于传统各学科分析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子,依据因子作用的方式和属性分成3类、阐释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制度因子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子综合分析模型;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制度视角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作用机理,提出其实质就是现有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人的行为又如何影响城市群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活动（实体因子）,进而明晰制度及其演变对城市群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机理,并据此从宏观制度变迁视角、中观机制设计视角、微观交易成本视角构建了城市群形成与演进机理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框架和具体主要研究内容的设计。
基于能力-压力模型,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广州5个社区老年人个人能力与环境压力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并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社区共分为能力较高型、能力略高型、能力压力相当型和压力略高型4种类型。②能力较高型的中大社区位于边缘区,制约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退休前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能力略高型的龙口西社区位于最舒适区,促进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和住房质量;能力压力相当型的里仁洞村和耀华社区位于最大潜能区,制约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质量和社区绿化;压力略高型的新基村位于适应不良区,制约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是月收入和有无独立卧室。③各类社区老年人能力压力状况与自评健康的关联性,符合能力-压力模型中老年人与环境适应分区。广州案例研究提供了老年人与环境适应理论研究的中国案例,有助于推进能力-压力模型的本土化探索。
从空间自相关视角厘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的空间组织关系演化规律对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集极、孤极和外围等概念基础上,运用地统计分析方法,按两级三区和三级五区结构体系分别构建江苏省全局和局部经济空间极化结构,分析其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全局空间集极范围不断扩大,孤极数量减少,逐渐形成南集极北孤极、南极北外的空间结构,其间空间自相关作用逐渐增强,区位是极化动因;② 局部空间演化走势不尽相同：沿江和沿京杭运河地区经济空间极化结构逐渐升级,而沿东陇海和沿海地区却相对恶化。因此认为当前江苏省全局空间中南北显著分化和局部空间相背演化现象值得关注。
基于对北京16个景点游客的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北京市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影响自然风光类景区和现代文化类景区游客满意度的最主要因子为服务水平;便利性对历史古迹类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最大,景区主体特征对博物馆类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最为显著,而安全水平对各类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相对显著,反映出北京市旅游景点整体安全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不同类型景区之间游客满意度和出游决策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游客满意度对出游决策有正向影响。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北京市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需强化景区主体特征,完善景区的旅游功能,加强景区类型的划分,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增强游客体验性,从而提升北京旅游的整体形象。
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本质是经济领域相互作用,城市群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从经济联系的视角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地区沪苏浙城市群的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还是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沪苏浙地区都优越于京津冀。立足现实,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借助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就改变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一城独大”式的发展模式以及带来的一系列负效应,构筑梯次良好、经济互通密切的城市空间布局提出对策建议。
通过归纳、总结前人大量的研究成果,从土壤有机碳演变的尺度约束框架、滩涂土壤有机碳的核心控制因子以及演变的驱动因素3个方面进行总结。结果表明：①目前形成的监测技术约束下的碳库研究体系,其研究的结果忽视了机理性认识的未来需要,这对于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滩涂湿地碳库变化风险稍显不足; ② 滩涂土壤有机碳演变的核心控制因子有泥沙、地貌与埋藏速率、植被与农业活动。滩涂围垦后的农业活动类型与方式是滩涂开发后影响土壤有机碳演变的核心要素,远远高于自然滩涂中的自然主导因子; ③ 不同因素在不同时空尺度上会对滩涂有机碳演变起到重要影响,其中,土地利用/覆被对于有机碳的影响机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命题; ④ 小尺度、长时间尺度有机碳循环机制的研究需要加强,同时,综合考量要素的时空尺度特性及其技术手段的提升,更加注重过程研究对于指导未来滩涂土壤有机碳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2005~2015年近10 a面板数据,在测算重庆市沙坪坝区耕地多功能基础上,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多功能间协同与权衡关系,据此构建耕地空间组织经营模式。结果表明：耕地生产功能、景观游憩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及建设空间储备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差异显著。耕地“生产-景观游憩-社会保障”功能间存在两两协同关系,且协同度均值 “生产-景观游憩”>“社会保障-景观游憩”>“生产-社会保障”;耕地建设空间储备功能与其他3项功能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据此构建了“一带两区”即山地休闲农业带、郊野农业游憩区、传统农业提升区的耕地空间组织经营模式。
通过分析三北工程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量变化,进而评价工程的防风固沙效应。结果表明：① 近35 a,三北工程区林地面积持续增加、草地面积持续减少,特别是半干旱风沙区和黄土高原区。植被覆盖度在前20 a持续增加,近15 a则呈现先下降而后略微增加趋势。②土壤风蚀模数持续减少,近15 a减幅远高于前20 a,沙地、草地、其它类型转林地或转草地区域的减幅尤为明显。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保有率呈上升态势,干旱荒漠区增幅显著。草地和沙地为工程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总量贡献了71%,且转草地区域的贡献高于转林地区域。③ 考虑到植被好转同时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以风场减弱为主的气候变化导致土壤风蚀力减弱与三北防护林等生态工程对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介于85%~89%和11%~15%之间。
通过RUSLE模型对卧虎山水库流域土壤侵蚀进行全面评价验证和总结。结果表明：① 水库流域平均侵蚀模数为462 t/(km2·a),该数值与通过水库淤积等资料推算评估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水库流域年均侵蚀量达到2.6×106t,其中高于容许土壤流失量的面积为176 km2,占到流域总面积的31.51%。从不同侵蚀级别来看,占流域面积27.77%的轻度侵蚀,对流域侵蚀总量的贡献率为54.64%; 面积占比3.74%的中度及以上侵蚀,侵蚀量贡献率达到30.94%。② 流域内土壤侵蚀空间差异较大,回归分析发现地形因子是导致各子流域土壤侵蚀模数差异的主要因素;就土地利用类型而言,旱地和农村居民点是流域内的主要侵蚀土地利用类型;流域内土壤侵蚀模数随着坡度增加呈现相应增大趋势,8°~25°坡度段面积比例不仅最大,而且侵蚀量占比最高,是水库流域的主要侵蚀坡度段。
以黄河青藏高原阿万仓和采日玛两段主河道50 km与65 km长的网状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年3期遥感影像绘制了不同流量下（176 m3/s,978 m3/s,1 610 m3/s）网状河段活动河道的分布变化图,结合DEM数据分析了现有河道在流量增加过程中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潜在定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流量大小划分出的3类活动河道,其分布规律基本是后者位于前者的两侧,据此可以推断,网状河分支河道基本是从主河道向两侧逐渐发展的。对于阿万仓河段,在河谷和河间地相对宽阔处,每个河道断面上3类活动河道数的比值为1:1.67:2.25;而在河谷较窄的地方,该比值为1:1.22:1.33。在采日玛河段,该比值分别为1:1.3:1.4和1:0.95:1.16。在宽阔的草原湿地河段,当网状河的主河道发生弯曲时,弯道内侧的活动河道数要大于弯道外侧的活动河道数。在平坦开阔的河谷地带,断面上的活动河道线密度与河谷宽度之间呈现出极好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而峡谷地带由于两侧高地形的限制,河谷宽窄不一,活动河道的线密度相对较大、且差别也较大。
选取10.55~2.7 kaBP Qunf洞的Q5石笋δ18O记录作为印度夏季风的代用指标,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多尺度分析结果揭示了印度夏季风的强弱变化和与亚洲季风减弱事件的一致性,进一步讨论了11 kaBP以来印度夏季风的逐渐增强而后减弱的发展态势。选用同时期的古树年轮14C记录作为太阳活动代用指标,调频、调幅分析结果发现印度夏季风的31 a、70 a和7 860 a尺度分量受太阳活动相应分量的调频胁迫较为显著;同时又揭示出“太阳活动71 a周期-印度夏季风31 a周期”“太阳活动1 379 a周期-印度夏季风142 a周期”和“太阳活动2 376 a周期-印度夏季风733 a周期”三对调幅胁迫。
综合环境风险区划是变化环境下开展综合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对于综合风险防范措施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以农业、生态和人群3个系统为主要受灾体,从作物产量、生态系统变迁、高温热浪对人群的影响3个方面综合评估了4种典型浓度路径（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RCP2.6、RCP4.5、RCP6.0和RCP8.5情景下21世纪末期（2071~2099年）的中国综合环境风险,并以RCP8.5情景为例编制了未来综合环境风险区划。结果表明,该时期中国综合环境风险主要出现在黄淮海地区、华南部分地区和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综合环境风险区划共分为6个一级区和43个二级区;一级区分别为西北低风险区、东北生态较低风险区、青藏高原生态中度风险区、晋陕生态-农业中度风险区、华南农业高风险区、黄淮海农业-热浪高风险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