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生理论,以临京、临沪地区为例,利用Logistic共生函数对北京、上海与其周边城市共生关系进行识别,然后从共生环境、共生界面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探讨区域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① 与北京相比,上海与周边城市协调发展度更高,两大都市与周边城市均呈现互惠共生和寄生2种共生关系。② 行政等级管理体制的不对等是制约临京、临沪地区跨界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两区域共生关系不同的重要原因。③ 临京、临沪共生界面要素联系格局均呈现明显的“交通廊道”特征。与其它周边城市相比,交通廊道重要节点或沿线城市与北京或上海的要素流联系更强,协同共生程度更高。
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从景观基因理论视角对张谷英村进行空间要素识别和空间解构,构建张谷英村空间布局的图式语言体系,通过对空间布局的秩序、语法和意义的研究,探索了空间布局的嵌套结构、过程机理及逻辑脉络。研究表明： 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可划分为居住空间、连接空间、附属空间和复合空间,归纳提取 “字”“词”和“词组”共86种图式语汇,构建了空间布局的图式原型数据库。 建立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该体系具备完整的图式语言逻辑,其发展模式和空间秩序始终遵循着宗法礼制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 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图式语言具有完整而稳定的设计句法和语法,图式语汇丰富,句法组合类型多样,语法结构则相对单一,形成了局部复杂多变,整体相对单一的村落空间布局。 村落空间结构及元素细节在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正和改变,空间布局表现出极高的整理性、顺应性和一致性。 村落空间构建元素和设计理念地方特色鲜明,图式语言的语汇及空间法则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基于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人才流动的数量和路径在迅速增加。②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呈“由中向西,自南到北”的空间格局特征,中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西流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北流向中国内地。③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分化为独联体社团、中国东盟社团、西亚北非社团、中东欧社团、南亚社团等5个社团。④ 中国内地和俄罗斯处于沿线人才流动网络的核心位置,东南亚、西亚和东欧部分国家处于边缘地带。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纵深拓展,电子商务随之发展壮大,县域物流的空间结构也加速演进,研究基于空间联系视角,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刻画了浙江省县域物流空间联系特征及其网络结构,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格局清晰,最大引力线核心区域结构较为稳定,边缘区的竞争演进仍在继续,而且空间联系格局层级性较为明显,浙北、浙东及浙中的网络复杂度稳步提升;② 物流空间联系势能的空间分布呈现从南到北逐渐集聚的趋势,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拟合度较高;③ 物流网络多中心性格局演化呈稳定均衡化发展,在电子商务发展影响下,逐渐形成以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义乌市、温州市辖区等为主导的四大县域物流圈。
基于街道/乡镇尺度人口普查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从规模、占比、密度和集聚度等4个层面分析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特征,并揭示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2000~2010年北京城区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增加,但流动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和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度下降,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扩散态势。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呈“核-边扩散”格局,城市核心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城市边缘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逐步上升。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的“核-边扩散”格局是经济因素的直接推动、城建因素的间接推动、交通因素的硬性诱导、制度因素的软性诱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构成了一张动态的空间网络,流空间视角下的客源网络研究有助于更为真实地反映客流空间结构和客源地区位结构特征。以南京市51个景区的监测客源大数据为例,分别选取元旦、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和中秋节5个时段的游客数据,采用社会空间网络聚类分析方法和空间区域划分模型,从地级市层面展开客源地网络层次结构和区域分异模式分析。结果表明：① 地市层面的客流强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层次结构特征,高等级节点主要位于南京的最邻近区域和次邻近区域,外生网络效应明显;② 不同小长假客源网络节点在全局上呈现相似的层次结构和分布模式,局部区域差异显著;③ 区域化的客源流量表现为南北分异模式,而区域化的客流强度则呈现东西分异模式。
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市、区）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案由与复议结果等数据,定量探究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分布特征、格局演变与宏观驱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年度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整体呈连续增加态势,行政相对人复议成功率先下降后上升。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宏观人口-经济格局基本匹配,整体具有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异特征,以中部主要省份为核心,经历了先向东部沿海、后向西北与西南地区蔓延的演进过程。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时空格局演变由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建成区面积、土地财政收入状况、土地市场化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共同驱动。
以杭州市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城市更新对房地产市场的时空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 城市更新在不同阶段对周边住宅价格产生的影响效应不同,项目建设和运营期分别对周边房价产生28.6%和32.0%的推升作用; 城市更新对周边住房价格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对城市边缘区的提升作用比核心区高23.0%; 城市更新对周边房价影响随着距离增加显著降低,距离城市更新项目中心2.0 km以内、2.0~3.5 km范围对房价的推升作用分别为41.9%、24.9%和9.1%。最后建议政府完善房地产市场微观调控,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选取全行业企业的投资数据,通过逐一计算海量企业股权联系的所有可能链接路径,提出了利用企业之间联系研究城市网络的新思路。对长三角地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向网络中,上海、杭州与合肥是区域资本集散中心。其中,上海是整个区域的链接枢纽,对江苏的辐射影响尤为突出。无向网络中,上海与杭州的核心地位明显,但淮北、衢州等边缘性节点的网络层级也大幅提升。上海、杭州与合肥加速了整个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南京的网络地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以徐州市为例,基于0.25 m空间分辨率的Google影像与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空间绿地与居住小区人口;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评价小区尺度的绿地供给情况,结合相关标准分析其空间供需状况;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地供给不达标小区数量,用空间启发式算法搜索合适的低效工业地块转换为绿地得到优化的绿地布局。研究发现：徐州中心城区绿地供需存在空间不公平,39%的小区绿地供给小于20.1 m 2的需求标准,供给饱和区主要在云龙湖与泉山森林公园片区,不足区则主要在老城与金山桥片区;绿地空间配置应与人口空间分布保持一致,因此要在高层住宅集聚区配置大中型公园绿地;在空间上选取合适数量与位置的低效工业地块转换为绿地,转换431 hm 2的工业地块可使绿地不达标小区数目减少37个,而得到优化的绿地空间布局。
新流动性范式下,与交通行为相伴的流动不再只是旅游者到达目的地的方式,转而成为深刻嵌入于旅游通道空间中的独特体验。通过在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的过程中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川藏公路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的多元体验及体验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流动性体验构成了道路旅行者旅游体验的核心,并涉及中介、身体与情感的融合与互动。物质性中介塑造了道路旅行者的中介体验,在构建“连结”和制造“分离”中影响旅行者在人地互动中的身体体验。同时,流动过程塑造了旅行者从视觉到多感官的具身性体验,包含正面与负面体验的交替与综合,且时常涉及危险与疼痛的极致体验。最后,中介与身体体验形成向情感的投射,道路空间环境与流动状态的转换塑造情感体验的多变性。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地方情感作为游客游憩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是近年来游憩地理学的热点论题。以安徽黟县西递、宏村和江西婺源县江湾景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方法,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自我调节理论和目标导向行为模型进行拓展和重塑,建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建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的解释与预测配适度指标良好,且模型具有复核效化的稳定性;地方情感对游客游憩行为意向的作用效果最显著,其次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游客在乡村旅游地选择意向总效果呈现不同的影响趋势;通过对态度因素进行重塑,提升了整体模型的解释与预测力;加入愿望（欲望）因素,相当于地方情感、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通过态度诱发具有情感性动机的愿望（欲望）,扮演了催化愿望（欲望）的角色,进而产生了游憩行为意向。
以河北省436家休闲农业品牌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算、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河北休闲农业品牌总体呈显著的聚集型空间分布,并逐步演化为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休闲农业品牌呈现“沿路”“傍水”“环城”“近景”“依产”分布特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旅游市场条件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为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针对河北省休闲农业提出发展建议。
居民不规范行为危害性极大,传统相关研究多基于社会交换视角,存在一定局限。相对剥夺理论在研究人们的不规范行为上存在一定优势,但鲜有应用于旅游研究。以社区问题明显的李坑、思溪两村落为例,结合相对剥夺理论对居民不规范行为的成因和形式等进行了定性分析。与传统研究不同,发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其对旅游负面影响的纵向感知并无直接关系,而主要与横向剥夺感相关。研究表明,相对剥夺理论或可作为居民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并在预防和管控旅游地社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构建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发现：① 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上,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稳步提升,发展速度与水平基本同步,两者较为均衡。② 耦合协调时序变化上,耦合度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不明显,说明交通发展有效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交通系统协同程度不高,整体处于中度失调阶段。③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演变上,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且同一年份处于同一水平,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由交替波动向交通发展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态势转变,交通系统发展逐渐落后于旅游经济发展。最后,从旅游空间结构、内外交通网络、全域旅游、智慧旅游4个方面提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1∶5万地形图和高清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系统研究了贵州省面积在1 hm 2以上坝子的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发现：① 贵州省1 hm 2以上的坝子,仅占贵州省国土面积的3.99%,低于山间坝子占全省总面积7.51%的传统认识;② 以10~20 hm 2的坝子个数占比最高,随坝子面积增加,坝子个数占比也逐渐降低;③ 贵州坝子集中于贵州省中部,沿东北到西南一线;④ 贵州坝子体系等级结构较松散,相互之间等级规模差异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