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视角下对多元教育空间的理解需要反思教育与不同地理空间和过程间的相互塑造，以及教育流动过程的关系化本质。以广州某典型国际学校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跨国教育空间构建过程中全球与本土、流动与驻留（stillness）间的张力。研究表明：知识、人、空间等要素以相互依托和嵌套的方式进行跨国流动，将国际学校打造为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国“教育飞地”；同时，流动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是对驻留的否定，两者同时塑造着学校空间。一定程度本土要素的加入并没有动摇学校作为国际教育机构的根基。总体来看，教育资源的整体性跨境流动在物理空间、社会服务和阶层意义上形成了与本土间的隔离。构建于本土的跨国教育未能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互动和联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差异和边界的形成。研究对教育地理学的丰富和国际化背景下城市特殊空间的研究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单元占比均较低。② 中部地区人口收缩区城镇人口增长普遍较快，东北地区城乡双收缩的特征较为突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分异。③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的影响最为显著，城镇化水平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收缩区越可能出现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城乡双收缩。④ 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和文献分析，重点评述当前国外地理学对知识移民研究的主要脉络和议题，发现：① 国外对于知识移民研究相对细化，早期主要是教育地理学对于青年知识留学生迁移的系统研究，以及经济地理学对于知识移民及知识转移与全球城市发展关系的系列研究；② 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地理和人口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知识移民的跨国和跨地方流动，并对其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跨地方关系网络、流动过程和特征等议题进行了探讨；③ 新型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知识移民与城市创新发展、以及回流移民（包括北南移民）现象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移民政策和移民-城市关系成为重要关注点。
以教育部公布的581家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为研究样本，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度指数、不均衡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联系率、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学旅行基地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地区，具有“环城”“沿路”“近景”分布特征；空间分布密度不均匀，高密度区位于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总体呈“东密西疏”空间格局；在全局空间上存在显著自相关性，热点区位于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政策制度环境、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禀赋及教育发展水平是影响研学旅行基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行政区划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区划指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广义的则指一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区域，包括一些未被列入正式行政区划体系而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准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为中国统一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因地制宜和灵活多变的政策工具，很多还逐步发展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然而，目前对准行政区划的研究较少、重视不够。为此，结合古今典型的准行政区划案例，对准行政区划概念和类型进行了科学界定和系统归纳，划分次行政区划、虚行政区划和半行政区划3种类型；基于政治地理学中的尺度和领域等理论，构建了理解准行政区划形成演变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准行政区划研究的若干议题。
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多维度挖掘，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绿色建筑技术始终主导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演化发展；② 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格局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地区主导，并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推进的发展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③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水平、城市规模、第三产业比重和环境质量皆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为探究中国城市医疗资源配置的演化动向及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适配的影响机制，运用标准差椭圆、经济重心、泰尔指数、探索性数据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展开研究，发现：① 医疗资源分布空间异质性明显，医疗资源配置优化和空间再组织使得城市群成为医疗资源区块式聚集形态载体。② 医疗资源空间错配现象逐渐改善，适配呈逐步均衡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外部性带动的适配组团化现象逐渐明显。③ 福利效应、需求驱动及政府引导均推动了医疗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适配，而市场导向对邻近区域的影响更强。
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单位，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评价2010—2017年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泰尔系数和差异系数法分析了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并划分各省协同类型，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考察了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先后经历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再缓慢下降、上升过程，呈现出明显的“W”型演变趋势；② 中国各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呈下降趋势；③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三级阶梯递减的时空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高协同水平区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演变；④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省份中促进作用越明显。
采用“理论演绎-案例实证-机理阐释”的研究逻辑，从空间视角提出理论假设，分析港口体系在运量、航线与后勤3个维度的集散及转型规律，并以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体系为例进行假设验证。结果表明，运量和航线总体上表现为空间分散化态势，低端后勤要素亦由中心枢纽港城市向外围边缘港城市扩散，但高端后勤要素在空间上呈现出进一步向中心枢纽港城市集聚的趋势。通过数理模型研究发现，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外部因素以及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促使运量和航线趋于集聚分布，腹地经济实力、传统交通因素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服务化水平等推动运量和航线趋于离散分布；同时，腹地经济和交通等传统因素对港口后勤要素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而全球化、市场化、服务化等外部因素以及信息化、金融发展水平等新兴因素的影响程度明显上升，尤其对高端后勤要素的区位决策影响更显著。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 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企业以“T”字形铁路沿线为轴线逐渐向两端扩展；② 沈阳市区始终保持东北三省企业资本规模领先地位，哈尔滨、长春、大连市区资本规模增长迅速，并与沈阳市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③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单核心热点型、中心城市集聚型和“大集聚-小分散”型3种类型；④ 市场规模、城市等级是影响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两大核心因素，外商投资水平次之；⑤ 不同区位影响企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一定空间差异。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省内流动能够降低距离对流入地选择的负面影响；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强度存在群体差异，女性对知识邻近性更加敏感；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正式制度和信息邻近的城市有更强的偏好，但受知识邻近性的影响较弱；高学历群体更能远距离、跨省迁移并受到城市间互联网信息联系更强的影响；而有过流动经历的劳动力再流动时更能克服地理、文化和知识距离的限制。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网络、信任和规范3个维度，建构社会资本与名镇保护间的一个分析框架，剖析保护背后的社会资本困境及其内在根源。基于对苏州周庄等3个名镇的实证研究发现：① 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其3个关键要素从组织基础、制度体系、精神动力对名镇保护沟通机制、约束机制与合作机制进行作用；② 当前名镇社会资本呈现网络弱化、信任缺失、规范不足现象，致使名镇保护中各多元主体协商遇冷、合作受限、行为失范；③ 提升社会资本、推动自下而上参与模式，是解决名镇保护的社会问题、走出保护困境的有效途径。
基于多维度测度框架，利用8 468份调查问卷数据对黑龙江8个省级贫困县的脱贫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脱贫质量包括区域脱贫质量和人口脱贫质量，主要受减贫程度、经济状况、配套设施、收入水平和政策入户等5个方面因素的制约。② 8个县的脱贫质量总体情况较好，均达中等及以上水平。整体脱贫质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巴彦、杜蒙、绥棱、依安、克山、勃利、木兰和孙吴县。③ 区域脱贫质量比人口脱贫质量相对滞后，配套设施、收入水平、政策入户和减贫程度方面发展较好，经济状况方面则相对不够理想。④ 当前制约脱贫质量的主要问题包括：县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集体收入增长乏力、债务较高，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等。
关于乡村旅游体验的研究，多以“乡村性”为主题，鲜有基于“真实性”视角的深入探讨。文章基于真实性视角，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构建乡村游客真实性体验模型，并进行验证。首先，通过质化研究，构建出“真境”“真情”“真智” “真我”4个维度的概念模型；其次，采用量化研究，验证了“真境”“真情”“真智”“真我”4个维度的合理性，4个维度存在中等程度的关联性，进一步验证表明，4个维度可以收敛在二阶变量“真实性体验”上。乡村游客真实性体验模型既拓展了真实性理论的应用范围，又进一步发展了真实性理论的内涵，为指导乡村旅游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真实性也是乡村游客深层动机的核心元素之一，即可作为乡村性的一个维度，也可独立应用于乡村旅游研究之中。
运用大数据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式，以山西旅游景区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类后，研究其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分布方向以及具体地市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山西旅游景区总体分布格局呈现晋中地区集聚特征，具体各类旅游景区的集聚形态与程度有所差异。其中，地文景观类旅游景区集聚于晋中、晋东南和晋北东部地区；水域风光类旅游景区以晋中、晋南和晋北东部地区为轴呈条带状分布；生物景观类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菱形”状集聚形态；遗址遗迹类旅游景区集聚于晋北和晋东南地区；建筑与设施类旅游景区呈“三角形”状集聚特征；娱乐购物类旅游景区在全省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方向与山西省区域形状吻合，除娱乐购物类旅游景区分布方向性和向心性不明显之外，其他类别旅游景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集聚特征；各地市旅游景区分布情况中，水域风光类旅游景区在各市域间分布较为均匀，地文景观类和建筑设施类旅游景区热点区域出现在阳泉市，冷点区域出现在晋城市，但其集聚程度均较低；生物景观类旅游景区热点区域位于长治市，冷点区域位于临汾市和运城市，其集聚程度较高。最后，从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两方面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
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住宅小区空间矢量数据和多源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圈层缓冲区分析、扩展强度指数、景观格局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GWR,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方法，对近20 a重庆市主城区住宅小区的空间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重庆市主城区居住用地现状布局呈现中心-外围结构，且从中心到外围斑块逐渐大型化发展。② 居住用地空间演化经历快速增长和增速下降2个扩张阶段，其中1999—2003年城市居住用地扩展强度最大。居住用地扩张以南北向为主，近些年东西向扩张趋势明显。③ 城市规划、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地形因素共同对城市住宅小区用地扩展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总体上为：到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路网密度>轨道交通站点可达性>医院可达性>坡度。④ 同一驱动因素在不同区位对住宅小区扩展的影响具有较明显空间异质性。
以黑龙江省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5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GIS手段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1980—2015年4个时期黑龙江省耕地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各时期耕地数量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以1990—2000年耕地数量变化最多。各时期耕地变化空间差异特征明显。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各时期驱动因子的解释能力不同，人口数量、政策因素、GDP以及城镇化水平是解释能力较强的驱动力因子。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各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针对2003年以后Landsat-7扫描线纠正器失效问题，提出一种利用回归分析和三次样条插值对图像缺失像素进行恢复的算法，该方法无需使用参考图，并以非监督分类结果为准则。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条带定位、非监督分类和局部平均灰度计算；然后，利用回归分析计算在每个条带像素的3个方向上条带外侧像素的灰度变化趋势；在非监督分类准则下，通过判断各个方向条带两侧像素类型异同的策略确定条带当前像素的填充方向；随后，对条带边界点和非边界点采用不同算法分别填充。对非边界像素，在填充方向上利用三次样条插值计算当前像素的灰度插值；最后，对条带进行自适应滤波处理。实验结果表明，在不需要参考其它遥感影像与数据的条件下，研究方法与常用的有参考图方法相比较差别不大，而其均方根误差值17.590 4接近于最优的权重线性回归方法的17.400 6。
以黄淮海平原为研究区，基于59个气象站点的逐月降水数据，采用相关系数（R）、相对误差（BIAS）和均方根误差（RMSE）对TRMM 3B43降水产品的精度进行系统评估，揭示黄淮海平原降水的时空变化规律。研究表明：① TRMM 3B43产品对研究区内大部分气象站点存在轻微高估现象，总体上TRMM产品和站点数据在黄淮海平原的拟合效果较好，且月尺度的精度较年尺度高；② 1998—2016年黄淮海平原年降水和秋季降水增加明显，其余季节降水呈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③ 研究区降水在空间上呈从南到北递减的趋势，且南北降水差距较大。研究结果为卫星降水产品在中纬度地区水资源评估、农业生产和洪旱灾害等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利用Landsat和MODIS遥感数据和InVEST模型，评估了1990―2015年大兴安岭天保工程区实施前后生态系统土壤风蚀量、生境质量和碳储量的时空变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分布与趋势进行驱动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分析。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来看，额尔古纳市南部、鄂温克族自治旗西北部、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土壤风蚀量大，生境质量差，碳储量低。② 2000年天保工程实施之后，森林面积显著增加，土壤风蚀量减少1.14%，生境质量增加0.49%，碳储量减少幅度为0.12%，低于2000年以前的0.64%。③ 土壤风蚀量主要受植被类型、土壤类型的影响，生态系统类型、植被类型对生境质量、碳储量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因素，海拔、坡度2种地形因子对土壤风蚀量、碳储量的解释能力很小。温度、降水2种气候因子对土壤风蚀量、生境质量和碳储量的解释能力不固定，但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