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环境是与人居活动、人居文化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总结了国内学者开展人居环境研究的现状,尝试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地理尺度进行划分,对不同地理尺度下人居环境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以及人居环境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① 人居环境的研究方向日益综合化、系统化、微观化;② 人居环境的资料搜集、数据获取、模型方法日益现代化、信息化、虚拟化;③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概念并不统一、人居环境的过程与机理研究不足。据此提出了未来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研究动向及前瞻趋势。
利用ESDA-GIS、空间变异函数、重心迁移与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2001年和2011年全国3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含金量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单元GDP含金量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北方>南方>中部的趋势,具有全局正相关关系。10 a间,GDP含金量的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黄河以北和长江以南区域的含金量显著减小,而东部沿海和西部沿边地带的含金量显著扩大;GDP含金量的冷点区大幅扩张而热点区大幅收缩。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来源、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初次分配结构是影响GDP含金量的主要因素。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和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建立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基础上的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既可以表示农村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可以表示流动的强度,更可方便地进行区域比较,是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科学方法和指标。② 农村人口有效流动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向沿海、沿边流动的总趋势,有效流动率在全局上具有弱相关性,局域上的低-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云等地。③ 农村人口流动指数的正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京津和新疆等地区,负值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由负值区进入正值区的农村人口流动构成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和路径。④ 农村人口流动指数与人口总量、流出存量显著负相关,与经济总量、流入存量显著正相关。农村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应对人口压力的现实反应,在流动目的地的选择中,流动网络和流动惯性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
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聚落区划、特征识别和旅游规划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该理论还缺乏有效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针对前述问题,结合实践探讨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和识别模式。首先,分析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方法并结合面向对象的思想提出了面向对象的景观基因分类模式（OOCPLG）,这为构建特征解构提取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景观识别的要求,结合现有的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含义提取的不足与优点,建立了特征解构的基因提取方法。最后,总结了景观基因的识别模式和基本操作流程。
针对国家战略经济区环境承载力的突变特性,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和突变级数法,构建包括自然-经济-社会（N-E-S）3方面的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障碍度诊断模型,对2000~2011年研究区环境承载力的时序变化特征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0~2011年研究区环境承载力水平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弱承载力上升到适中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水平的提高与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相关性较大。② 环境保护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工业废水排放量、耕地化肥使用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及经济密度等成为影响研究区环境承载力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探索凸壳原理在城市扩展形态识别中的应用价值,并借此分析杭州市主城区1985~2010年间城市扩展形态演化规律及其机理,以期为控制城市扩展形态,指导未来城市土地开发活动提供借鉴。研究发现,凸壳原理在城市扩展形态识别上简单而明确,通过确定已有城市建设用地的凸壳,将城市所有可开发用地明确区分为凸壳内用地和凸壳外用地2类,为采取差别化的空间管理政策提供依据。构建了基于凸壳原理的城市扩展形态计算机识别方法,有利于在城市扩展模拟中实现城市扩展形态影响因素的定量化表达。1996年之前,杭州市建设用地和凸壳面积增长缓慢,城市形态相对紧凑;1996年之后,建设用地快速增长,城市不均衡扩展加剧,凸壳面积陡增,城市形态紧凑程度下降。总体来看杭州市城市扩展类型属于外延型,随着凸壳面积的增加,城市填充潜力随之增强,为促进杭州市城市紧凑化发展,应该严格控制凸壳外的城市土地开发。沿主干道的城市开发是城市形态外延式发展的主要因素,已有建设用地周边以及城市内部次要道路沿线的城市开发,以及城市中心的集聚作用和规划对城市开发的控制是城市形态填充式发展的主要因素,而郊区化发展和“东扩西进”等城市空间发展政策促使特定时期城市外延式发展。
以第3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了1982~2000年近20 a间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近20 a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子、社会区类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1982 年合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简单,主要分布在一环以内,其中环城路（城墙遗址）内老城区的社会区高度同质,环城路与一环路之间的社会区呈扇形分布,形成以老城区为核心的“单核+扇形”模式;2000 年城市社会区分异趋于复杂,社会空间重构显著。老城区的社会区分异显著,多个新的“飞地型”社会区出现,形成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圈层+扇形+飞地型”模式。最后从合肥省会效应、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工业化与市场驱动力、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形成机制。
文化产业发展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国内对文化企业微观区位及政府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分布信息,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等方法,分析文化企业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政策干预下,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长,行业结构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独大转向均衡化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向古城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微区位上,文化企业向主要道路沿线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但不同行业的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影响机理分析表明市场是影响微观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力量,政府干预降低企业选择特定地价圈层区位的成本并提高其隐形效益,改变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成本-效益权衡,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引致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距离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等模型分析江苏省射阳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研究表明：在可达性成本上,镇中心半小时经济圈为5 km,成本从中心沿公路网向外围呈增长态势;村中心半小时经济圈半径为1 km,呈现“满天星”分布格局;耕作成本一般为5 min,西部村庄可达性高于东部。在点格局上,农村居民点分布集聚,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格局特征。在规模空间格局上,农村居民点规模普遍较小,具有“太极”状结构。在可达性空间格局上,镇中心平均可达性呈现“双管”结构,高值区在射阳县西部和中部形成条带状分布;村中心平均可达性空间上类似“树枝”结构,呈现中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连片分布的格局;耕作平均可达性具有南部高值、东部低值连片和中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可达性可划分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和可达性低值区三级,射阳县可达性以中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公路沿线”布局特征。
基于2008~2012年中国水资源-经济-环境（WEE）系统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WEE系统的整体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收益情况;构建基于万有引力定律的空间权重矩阵,着重分析整体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异规律。探讨3种WEE效率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误差模型（SEM）分别对这些效率间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提升WEE整体技术效率的瓶颈在于纯技术效率;② 区域间的3种WEE效率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误差相关;③ 技术创新性、外资依存度、产业结构、产权结构通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不同的作用形式对WEE整体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④ 水资源禀赋和政府重视度对WEE整体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为了解全球红层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地貌发育的差异,对国内外红层的分布、形成年代、地质构造背景、古地理环境、岩性和地貌特征等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红层主要分布于东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形成年代主要为中生代,尤以白垩纪为主,构造环境主要为古陆块活化时形成的断陷/拗陷盆地;沉积环境几乎全部为陆相,形成于干旱或半干旱古气候条件;岩性复杂,兼具砾岩、砂岩、粉砂岩和泥岩,发育了丹霞地貌、红层高原、红层山地和红层丘陵等多种地貌类型。国外红层的形成年代跨度很大,从前寒武纪到新近纪均有发育,呈现出从老陆块向新陆块扩展的趋势;构造环境分为山前/山间拗陷堆积、地台拗陷堆积、裂谷盆地堆积和弧后盆地堆积;沉积环境以陆相为主,兼具滨-浅海相和海陆过渡相,也形成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岩性以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为主,砾岩较少;发育的地貌类型相对单一。
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
自吉尔伯特和戴维斯的时代开始,地貌学的研究即已遵从理论优先的观察背负模式。从以描述为主的侵蚀循环学说、强调定量分析的地表过程、水力几何学到目前系统地貌学的研究,此中充盈着大量的范式、原理和基本概念,它们是地貌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在课堂教学与课程发展层面上,从地貌学史的角度注重对基本范式的归纳和讲授,是培养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专业素养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经典文献的研读,学生可以从中直接学习到详尽地描述和思辨方法,同时还会意识到对地貌学思想的传承和理论的接受应该批判地进行。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基于范式研究是利用共同的学术语言融入国际地貌学界的前提,凝练学科整体关心的科学问题,开展有组织持续有效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复兴国内地貌学的最佳途径。
针对蒸发悖论这一科学问题,对1960~2005年的蒸发皿蒸发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全面分析中国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特征、探究中国各气候区蒸发皿蒸发变化的敏感因子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① 利用模糊聚类FCM算法,将中国分成3个蒸发皿蒸发量变化差异区：东中南分区（中国南部、中部、西南部以及东部）;西北分区（中国西北部）和中国东北至西南的狭长分布带;② 蒸发皿蒸发量变化趋势分布具有明显区域性：中国南部、东部、中部及西北部,蒸发皿蒸发量以显著下降趋势为主,其中显著上升站点零星分布于东南沿海、西南、洞庭湖及西北地区的西北部;中国东北部至西南狭长分布带中密集分布显著上升及无明显变化趋势的站点;③ 对蒸发皿蒸发量与4种气象要素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东南分区、西北分区和狭长分布带的敏感因子均为相对湿度。由此可知,相对湿度是影响中国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的关键因子。
基于MODIS数据,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盐分指数的二维特征空间关系建立土壤盐渍化遥感监测模型,对北疆农区2000年以来的土壤盐渍化状况及其空间动态变化进行了监测分析,并探讨了典型区土壤盐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土壤盐渍化遥感监测指数可以从宏观上定量刻画北疆农区的土壤含盐量;② 北疆农区土壤盐渍化空间特征呈现出总体上逆转、局部严重发展的态势;③ 土壤盐渍化等级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或逆转的方向主要由中度向重度及重度向盐土间的相互转化,其中重度盐渍化农用地的转化幅度最大;④ 不同土壤盐渍化等级中盐土的形成与农区降水量和干燥程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未盐渍化（正常）和中度盐渍化与农区有效灌溉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分别呈相关系数较高的正相关和负相关。
基于MODIS NDVI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动态阈值法提取秦岭山地2000~2010年的物候参数,并结合实测物候资料进行验证,在宏观尺度上量化了气温升高对植物物候的影响程度。研究得出：基于NDVI的物候变化趋势与实测物候资料结果一致;2000~2010年间物候始期提前的速率为0.165 6 d/a,末期推后速率为0.109 1 d/a;空间上,秦岭山地北部区域的植被物候始期主要发生在第120~130 d,相对于南坡较晚,物候末期主要发生在第300~325 d,北部区域物候末期的到来较迟,南部区域相对较早;物候始期NDVI与有效气温、春季、生长期气温相关性较好,末期NDVI与夏、秋季节气温相关性较好;气温对生长季开始阶段的NDVI在时间上存在2~3旬的滞后效应。
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极为紧缺,理解农户对水资源紧缺的感知及适应策略选择倾向对于制定科学的水资源管理政策至关重要。以石羊河中下游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水资源紧缺的感知及适应策略,并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户的水资源紧缺性感知对其适应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农户感知到的水资源紧缺可能性、严重性、适应功效及适应成本均较高,但感知到的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② 水资源紧缺风险感知与适应功效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呈显著正相关,其与自我效能感知虽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③ 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达2.80,水资源紧缺严重性感知、适应功效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呈显著正相关;④ 随着风险感知与适应功效感知的增强,农户首选收缩型策略的概率增大,但随着自我效能感知的增强,农户首选收缩型策略的概率降低。最后,提出了增强农户适应能力的对策建议及未来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在全新世时间尺度内,沉积记录主要受控于沉积物供给、输运和堆积过程等因素。对废黄河沉积记录的深入分析可以反演黄河南流夺淮过程中沉积物的“源”-“汇”关系。基于废黄河故道沉积记录中重矿物和地球化学元素特征,并结合与现代黄河沉积物的对比,揭示废黄河沉积记录中物质来源的信息。结果表明,废黄河故道沉积物中重矿物平均含量为0.19%,种类多达15余种,以稳定矿物为主,不同矿物的时空变化差异较大。废黄河故道泥质和砂质沉积物中,地球化学元素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随深度递增元素含量可分为降低、稳定和增加趋势。对比现代黄河沉积物,发现废黄河故道沉积物中稳定和极稳定矿物相对含量较高,泥质沉积物中更多地富集Zn,Ni,Al,Ba,Cu,Li,K等元素。这一差异性反映出其它不同河流物质补给而产生的影响,淮河沉积物中重矿物和地球化学元素的研究为该论断提供了佐证。
基于北京1960~2014年逐日最高温、最低温、平均气温实测数据,采取RHtest方法对气温序列进行均一性检验和修订。在此基础上选取16个极端气温指标,分析了北京市极端气温变化趋势和突变特征,探讨了冷暖极端气温指数对北京气候暖化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1960~2014年北京气温暖化趋势明显,最低温增温速率远快于最高温,修订后增长速率为：最高温(0.17℃/10a)<平均温(0.30℃/10a)<最低温(0.51℃/10a);② 冷昼日数、冷夜日数、霜冻日数、冰冻日数、冷持续日数分别以-1.43 d/10a、-6.56 d/10a、-3.95 d/10a、-1.18 d/10a、-4.83 d/10a的趋势减小;③ 暖昼日数、暖夜日数、夏季日数、热夜日数、暖持续日数、生物生长季以2.12 d/10a、5.27 d/10a、1.22 d/10a、5.43 d/10a、0.84 d/10a、1.96 d/10a的趋势增加;④ 日最高 (低) 气温极高值、日最高(低) 气温极低值和气温日较差的倾向率分别为0.21℃/10a、0.34℃/10a、0.31℃/10a、0.73℃/10a、-0.33℃/10a;⑤ 极端最低气温的变暖幅度大于极端最高气温,夜指数的变暖幅度大于昼指数,冷指数的变幅大于暖指数。极端气温冷指数、夜指数、低温指数的快速变化是近年来北京市气候暖化的最直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