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针对犯罪地理目标模型（CGT模型）在系列案件嫌疑人落脚点预测中未考虑地理环境因素影响,预测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顾及地理环境因素的犯罪地理目标模型优化方法（GEO-CGT模型）。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与灰色关联分析,刻画嫌疑人落脚点的地理环境相关性;参考多分类器系统理论,将地理环境因素与CGT模型进行非线性组合优化,并从搜索距离、面积误差对预测结果进行精度评估。以清远和韶关两市系列财产犯罪案件为样例数据,对模型预测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于CGT和GEO-CGT模型均有显著提高。研究拓展了系列案嫌疑人落脚点预测方法,有效地提高了预测精度,对于警方缩小搜索范围,增大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概率具有重要应用意义。
利用ZG市老城区2015~2016年具有个人属性的诈骗警情数据,分析女性和男性遭受非接触型诈骗相对接触型诈骗的发生概率,建立多层次Logit回归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两性别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的相对发生概率均受制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因素的影响,且社区层次均发挥主要作用。其中,女性和男性在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类似,表现为本地户籍的高水平受教育者在白天更易遭受非接触型诈骗的侵害。但在社区层次的影响因素迥异,在外来人口少、银行网点少、离婚丧偶率低、有高校的本地年轻人为主的社区,女性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相对发生概率高;而在租房比例高、农业人口少、大型零售商业网点少、低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少的外来中高收入白领为主的社区,男性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相对发生概率则更高。
以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分析工作日地铁扒窃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结合日常活动理论,探讨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时空分布上,地铁扒窃案件存在早晚2 个峰值,但滞后于地铁客流量高峰;白天,地铁扒窃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在早晚时段,除中心城区外,地铁扒窃在城郊地区也有较多分布。② 影响因素上,地铁扒窃主要受到客流量及建成环境的影响,不同时段影响的因素存在差异。客流量及换乘点在地铁运营的任意时段均对地铁扒窃有正向的影响,地铁站周边的休闲场所对地铁扒窃犯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9:00以后的时段。居住地及工作地虽然整体上对地铁扒窃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他们对地铁扒窃案件的作用方向在各时段模型中的作用力度均相反。③ 影响强度上,客流量在不同时段对地铁扒窃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而换乘点及休闲场所在显著的时间段对地铁扒窃的影响力度并无明显差别。
以Walk Score、CGT模型为测度,用Pearson相关系数、广义线性模型、广义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H市城区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H市城区可步行性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可能以正相关作用为主,可步行性越好,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可能越高。② 步行环境对于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和嫌疑人居住地概率的影响可能均有空间异质性。在不同区域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的影响各异。主要交通枢纽站及交通干道沿线区域步行环境较好,模型结果显示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也较高。具有较健全的安保系统,且对人员出入进行控制的高级酒店、商厦、旅游景区等区域步行环境较好,模型结果显示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较低。
将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发布的168个学科领域期刊论文数量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专业化水平总体偏低,多样化水平较为明显;知识专业化水平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随城市行政等级依次升高,即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具有资源优势的城市,其知识专业化领域高度集中在以资源为基础的领域;中小城市的知识专业化领域相对较少,专业化程度高;大中城市知识专业化领域多,多样化趋势明显,但各领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从城市等级上来看,知识专业化程度表现为五线城市>四线城市>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② 知识专业化水平主要受科教经济因素、人才潜力和服务业因素、工业基础因素、人口规模因素四大因素影响。③ 知识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整体呈现倒U形关系;但各区域随发展阶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可以分为U形、倒U形、M形和W形4种大类型。
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两阶段隶属联系模型构建中国城市网络,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空间格局,并通过计量方法识别了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关键影响因素,解析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网络出度和中介度的空间分布呈现核心-外围结构特征,入度中心性空间分布的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国城市的网络功能开始出现层级分化,城市网络的功能结构区别于中心地体系下的等级关系;经济规模、知识资本、航空设施和政治资源是城市网络中心性空间格局的关键影响因素,择优链接是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重要内在动力。
基于国家级众创空间认定分析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发展阶段,运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刻画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该地区众创空间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该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快速呈现出凝聚型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三核,以合肥都市圈、苏锡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为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城市金融资本、开放程度、经济规模、信息化程度和创新活力5个因子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城市科技创新投入、交通便捷度、政府支持力度、产业结构、科研实力、人口多样性、创业主体数量以及创新载体。
以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哈长城市群1990、2000、2010、2015 年4 个年份的建设用地信息,采用年均扩展指数、景观扩展指数、多距离空间聚类函数、空间分维度等对城镇用地扩展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5年间,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增加57 321.47 hm2,增长率为21.05%,整体扩展强度呈上升趋势;空间扩展表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展模式,边缘式增长在各个时期均为主导增长方式;空间扩展聚集性总体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趋势,整体空间结构相对稳定。国家宏观政策、非农业GDP增量和第三产业GDP增量是影响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重要因素。GDP增量、非农业人口增量、第二产业GDP增量对城镇用地的扩展起阶段性作用;人均GDP增量与城市用地扩展相关性不显著。
选取浙江省189个特色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指数等方法研究特色小镇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特色小镇类型丰富,可以划分为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以及历史经典8个类型;② 浙江省特色小镇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空间结构属于凝聚型;③ 八大类型中信息经济和金融类特色小镇集聚程度高,高端设备制造和旅游类特色小镇数量多、布局分散;④ 经济基础、人口密度、产业集群创新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特色小镇分布的主要因素。
以脆弱性理论为基础,提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的概念,从“内损性-暴露性”2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新田县的3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3个案例村落的景观脆弱度均为中等脆弱等级：谭文溪村脆弱性最大,河山岩村次之,黑砠岭村脆弱性最小。② 从脆弱度得分贡献来看,系统内部结构是影响传统村落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暴露性是次要因素。内部结构因素中,民俗文化和传统建筑是主因;外部扰动因素中,旅游开发是主因。③ 从各要素的相对脆弱率看,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分列前3位,是当前传统村落脆弱性最明显、脆弱程度最深的影响因素。④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说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界定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基于上海市科委高技术企业年报系统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4类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影响路径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影响力等因子的核心影响,且为正向促进作用;② 高新技术产业不同行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存有较大差异,如政府干预因子对新材料产业创新结网影响较大,且通过投入创新活动资金的形式干预创新网络构建,但对其他产业创新结网影响相对较小;③ 所有制、空间区位和中介服务等影响因子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影响均较小,甚至不产生作用。通过4个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影响因子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形成机制。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双重压力。以湘北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探索了传统村落功能转型的一般态势和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从功能转型来看,张谷英村正经历着传统生活功能向现代生活功能的转变、农业功能向旅游业功能的转变以及传统空间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变 ;从空间发展来看,张谷英村空间结构经历了空间缓慢发育、空间快速扩展和空间有序跃升3个阶段;从适应性来看,张谷英村正面临着村落文化冲突显性化、聚落空间结构空心化、道路结构系统衰退化以及村落土地利用粗放化等一系列问题;从发展对策来看,构建了集视角层、功能层、规划层和目标层于一体的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调控机制。
阐述主要粮食作物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对中国粮食安全决策意义重大。基于河北省县市近15 a (2001~2015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分段线性趋势以及生产指标-产量波动系数来分析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对河北省粮食作物进行安全评价。结果表明：从产量与播种面积来看,近15 a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变化趋势经历了由波动减少到稳步增长2个阶段,且变化趋势显著;从空间格局变化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规律分布,其中不同农作物分布规律各有差异;从粮食安全方面来看,河北省70%以上年份粮食波动系数均超过中国粮食安全平均水平,粮食波动系数较高,粮食安全风险较大;但从人均粮食产量来看,安全程度相对比较乐观,粮食安全状况渐趋于平稳。研究可为河北省粮食生产时空布局的优化、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将中国省级行政区作为分析单元,以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质量、社会系统支持、公共服务投入、生态环境质量五大子系统构建旅游经济系统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经济失配度进行系统评价和空间格局测度,并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省级行政区旅游经济失配呈现极差化与相对差异较大的特点,广东省为失配度最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失配度最高区;② 2015年中国旅游经济失配以低度失配为主,主要影响因素有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劳动生产率、等级公路网密度、互联网普及率、森林覆盖率等;③ 旅游经济系统失配空间分异的主要机制：旅游资源禀赋与开发质量是基础动力,旅游市场经济环境是直接动力,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质量是外在动力。
以公众环境行为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BN）以及计划行为论（TPB）为基本借鉴理论,融合旅游活动特性,构建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地,以结构方程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受到特定环境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以及旅游地意象3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特定环境态度的影响最突出,感知行为控制次之,旅游地意象略弱;主观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在受到环境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作用于游客特定的环境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旅游地意象要素直接影响特定环境态度与游客环境行为意愿。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孤立湿地是湿地的一种主要类型,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态功能。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孤立湿地面积和数量逐渐减少。对于孤立湿地的定义、类型及特征已有一定研究,但孤立湿地功能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而孤立湿地的功能研究是孤立湿地保护与恢复的前提。基于文献调研,从孤立湿地的水文、生境以及地球化学循环等功能及其功能间的关系综述了孤立湿地功能的研究进展,并分析了孤立湿地功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发展趋势,为湿地恢复、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通过在亚热带季风区内的洞庭湖流域对降水事件取样以及气象资料的收集,采用降水同位素对流域下落雨滴蒸发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流域不同季节大气水线的理论斜率均高于观测斜率,由此可判断形成流域降水的雨滴在下落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蒸发。进一步计算表明流域下落雨滴的蒸发比率介于0.21%~19.29%之间,蒸发比每增大1.0%,过量氘（d）将减小1.38‰。从主要影响下落雨滴蒸发的气温、湿度和雨滴直径来看,流域下落雨滴蒸发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与相对湿度、雨滴直径呈显著负相关。另外,流域下落雨滴蒸发随降水量增大呈指数函数递减,其并非指示降水量直接影响雨滴的蒸发,而是湿度、雨滴直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GIS技术、景观格局指数、主成分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定量分析了1990~2014年甘肃白龙江流域的景观破碎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990~2014年甘肃白龙江流域景观破碎化程度先增加后降低;研究期间流域东南部的景观指数变化最为剧烈和复杂,主要是文县和武都区;人类干扰（人类活动强度和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因子（高程、坡度和坡向）对景观破碎化空间分异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人类干扰是景观破碎化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
基于中国天山地区35个气象站点1960~2015年逐日最高、最低气温实测资料,应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等研究了极端气温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气温指数的环流背景因素。结果表明：① 近56 a来,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均呈上升趋势,而日较差呈下降趋势; 暖指数和日最低(高)气温极小值均呈上升趋势,而其他冷指数呈减小趋势;从季节变化看,除暖昼、暖夜之外,大部分气温指数的冬季变暖幅度均明显高于夏季。② 空间分布上,天山山区年平均最低气温和日较差以及大部分冷指数的变暖幅度大于南北坡,而暖指数则表现为南坡大于北坡和山区。③ 高温和低温指数变化幅度表现出明显不对称性变化,年平均最低温的变暖幅度明显大于年平均最高温,冷指数变暖幅度大于暖指数,夜指数变暖幅度显著大于昼指数。④ 天山地区年平均最高(低)气温和极端气温冷指数受环流指数北极涛动(AO)、北大西洋涛动(NAO)和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的影响较大,而北太平洋涛动(NPO)、东亚夏季风(EASMI)、南亚夏季风(SASMI)和南海夏季风(SCSMI)是暖指数变化的重要因素。
以辽南地区石槽剖面与城山头剖面的红色风化壳为研究对象,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风化壳剖面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剖面中各采样点样品的主要化学元素含量自剖面底部到顶部无规律性变化,显示了主要化学元素在风化过程中的地球化学行为较为一致,符合风化壳沉积类型特征;剖面的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Fe2O3,结合各采样点样品的主要化学元素含量及SiO2/Al2O3及SiO2/R2O3系数,可以认为这套红色风化壳应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下风化作用的产物。通过与山东庙岛群岛风化壳的对比及风化壳厚度的计算,可以认为该套风化壳的形成时代应在上新世或更早。依据风化壳在滨海地区的残存高度可以推断,自第三纪晚期以来辽南地区最高海平面高度未超过今天的海平面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