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长春市兴华园社区典型案例,利用社区理论揭示了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用体制下以农村社区为载体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实现了乡村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和重组,地域空间并入城市发展范畴,城镇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城市景观和设施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包括就业非农化与生活方式市民化等,但存在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采用2015年PCT专利数据,构建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与空间分布。研究发现：拓扑结构上,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密度较低,城市节点对外联系强度极不均衡。网络为无标度网络,社团结构明显。空间格局上,全球技术合作网络中城市节点的专利总量和对外联系次数都呈一定区域性,城市节点主要通过全球知识网络获取知识。巴黎和东京无论是专利产出还是合作数量都具有领先优势,对外联系紧密,枢纽性强。网络中城市节点度中心性的空间分布上与专利产出的分布格局基本相同,而介数中心性的分布格局更为集中。
选取与制造业区位转移相关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采用LMDI分解方法定量分析制造业区位转移对国际制造业CO2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测算其对各国制造业CO2排放的贡献。研究发现,2000~2014年,制造业区位转移促进了国际制造业CO2排放总量增长,且其对各国和地区制造业CO2排放变化具有一定影响,不同程度上增加中国大陆、印度等新兴工业体的CO2排放,而减少了美日英德发达工业体的CO2排放。
从城市群规模效益、距离效益和空间联系效益3个方面出发,运用ArcGIS和城市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环洞庭湖城市群在外在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以及城市数量较大,但城市群的紧凑度不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不够明显,空间可达性较差,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呈现“大而散”的特征;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及用地较小,但其紧凑度及规模效益较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城市的“一心两圈三轴”结构体系。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基于城际间的专利转让数据,从技术转移体系一体化的视角阐释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得出以下结论：①在总体层面和技术供给链层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皆未实现,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依赖于区内技术转移网络,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次之,但朝着一体化相反方向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愈发依赖于外部技术转移网络;②在技术销售链层面,仅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了区域一体化,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化技术转移体系正加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技术销售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外部,而京津冀城市群则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内部;③三大城市群的技术流动越来越多地跨越边界,区域内技术转移网络越来越无法满足城市群的技术发展需求。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对网络大数据和社会调研数据的融合、挖掘,构建洛阳市区各景点间游客流动的关系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洛阳市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结论如下：①洛阳市区旅游流网络呈现出东南龙门石窟和东北白马寺旅游区极为密集,中心老城区网络联系较为紧密,北部邙山旅游区相对稀疏,西部旅游区几乎孤立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明显的四大旅游集群的态势。②洛阳市区旅游流网络是典型的核心-边缘网络,且核心景区对边缘景区的“涓滴效用”有限。③洛阳市区旅游节点分为4个系统,分别为一级旅游核心、次级旅游核心、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④ 一级核心景点涉及面较广,对整体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而边缘节点主要受到一级和次核心节点的约束。
快速城镇化在改变城市空间形态与布局的同时也对公众健康产生了间接影响,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模式的研究,一直是预防医学、地理学与环境科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以居民日常体力活动为中介变量,围绕“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这一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方向,提炼了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的概念模型与作用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成环境客观组织-居民主观感知-体力活动促进-健康效应产出”系统性研究框架,并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内容3个方面阐述了具体研究思路,认为通过居民活动识别空间利用与方案优化是未来微观尺度健康地理研究的重要结合方向,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范式借鉴,同时也为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评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遵循城市与海洋经济协同的发展理念,构建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评价体系,运用复杂系统时空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并分析2008~2016年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通过SaTScan软件分析其时空聚类区。研究结果显示：①海洋经济各系统发展水平中,社会系统呈大幅度分散上升趋势,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与综合系统呈小幅度集中与分散交替上升趋势;协调等级时序变化稳定型城市主要是大连、潍坊、青岛、烟台、威海。②协调度时空聚类区既有空间分异又有重叠交集,社会系统、综合系统、经济系统聚类区依次相互覆盖,生态系统与其它三系统既有重叠区也有独立区。③聚类区内部,社会系统最为稳定,综合系统、经济系统次之,生态系统最为薄弱。
以浙江省69个县域为分析对象,选取了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重构“四化同步”和居民幸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ESDA、耦合协调模型和GWR模型等方法,对浙江省区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以及形成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2005~2015年,“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居民幸福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展现了“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演进趋势,空间集聚的强度以倒“V”型变迁。已形成由杭州湾为核心的连绵区域,不断向外扩散最终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双核心分布的热点区域,浙西南散点分布的冷点区域。“四化同步”演进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影响因子作用强度自信息意识、市场机会、居住环境、经济机会、文化价值和开放共享依次递减。
以青藏高原北部牧区那曲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时相高清遥感影像精确提取的2005、2010和2017年3期聚落斑块数据,综合运用GIS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那曲县聚落演化的总体特征和空间指向特性,并进一步探讨了聚落格局及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7年,那曲县聚落规模和密度均呈增大态势,由数量增长型扩张转变为规模增大型扩张;聚落形态演变表现出阶段性差异,由空间无序向规整有序转变;聚落以小型为主,面积小于1 hm 2的斑块数占比高达69%,在时间演化上小聚落向大、中型聚落晋级趋势明显;聚落规模空间相关性显著,大斑块集聚区以县城所在地为中心沿青藏公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小斑块集聚区长期围绕那曲镇外围呈“环形”分布。②特殊的自然本底塑造了那曲县聚落低山缓坡趋向和亲水近路特征,受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影响,聚落布局呈现避灾特性,聚落演化的优质草场指向性明显,随着高原乡镇经济职能的日益强化,聚落演化逐渐呈现出与内陆城镇化地区类似的乡镇中心地指向。③高海拔、破碎地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草场禀赋差异及水系纵横等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那曲县聚落大范围小规模沿河谷阶地零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政策、市场化与人口增长、区位条件、管理制度及文化观念等社会人文因素是推动聚落演化的主要动力。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内在联系,继而将地区收入水平和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影响。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的重心在移动方向上背向而驰,工业污染重心整体向北移动,劳动力重心整体向南移动,工业污染与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与二者相应的重心移动轨迹相契合。②工业污染会造成劳动力集聚水平降低,且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高污染水平导致劳动力集聚水平下降的现象愈发明显。③以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全国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集聚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特征,中部地区为逐步升高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则是逐步降低的负向效应。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事关国家安全,影响世界格局。通过对地理要素的综合考量构建了地缘影响力模型,并基于博弈论建立了钓鱼岛问题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树,对中美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钓鱼岛问题4种博弈走势提出了战略应对参考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在中国大陆主导时,各国保持合作将共赢,一旦动武,若美俄地缘战略决策指数不高,形势对中国大陆不利。②当美国地缘战略决策指数较小,俄罗斯较大时,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战略良机。③中国台湾是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要灵活把握与处理。④ 在4种战略博弈形势下,均存在中美战略博弈的纳什均衡,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有一定概率铤而走险,要保持警惕并做好战略应对。⑤ 博弈分析结果较为客观的反映了钓鱼岛问题的多种战略走向,并与当前相关大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战略基本吻合,印证了地缘影响力模型对地理要素量化的可行性以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分析方法的合理性。
在经济学弹性基本概念的基础之上,采用数学推导的方式重点探讨3种生态系统服务弹性敏感性评价模型的合理性与决策属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Kreuter敏感性系数大小始终为0~1;在极限形式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率函数与Kreuter敏感性系数具有相同的数学表达式与值域;所以这两种敏感性评价模型把1作为是否敏感的评价标准并不合适。生态系统服务交叉敏感性系数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交叉敏感性”的概念,并且其计算公式不符合弹性的基本定义。② 弹性敏感性计算方式适用于随机变量间的研究,不适用于具有确定性关系的变量;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下的3种弹性敏感性系数均建立在具有确定性关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的基础之上,导致其敏感性计算结果缺乏深层次的决策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