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通常都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问题、独特的学科特征以及独特的社会服务功能。本文从3个方面论述了地理学的属性,进而认识现代地理学的时代特征。①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演化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的变化过程。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地理系统的复杂属性。②地理的要素、空间与时间相互融合构成了独特的学科问题体系,阐述了不同地理问题的本质区别,进而促进解决不同地理问题的技术与方法体系建设。③“还原论”与“整体论”并举的地理学哲学思维方兴未艾。地理学强调的综合研究在当今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新兴学科和新兴技术的支撑下,出现了地理要素和地理系统并行研究的新格局。本文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出发,总结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探讨地理学驱动机制对地理规律的组合效应。理解地理学关键特征和时代价值,有助于探索地理学的社会发展契机。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间的协调发展是科学调控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基于地租理论的微观区位决策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宏观动态交互理论基础上,回顾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发展过程及不同依据下的分类特征,对空间相互作用和重力模型理论模型、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随机效用和离散选择模型和基于行为的微观模型4类一体化模型的优劣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分析表明,具有合理理论基础、科学数据处理方法、较高模型精度和政策评估适用性的一体化模型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趋向微观化、综合化和简约化,而国内一体化模型发展相对滞后,要求模型理论与综合实证开发的进一步突破。特别是在新数据、新交通技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将从“空间”模型向“时空间”模型转变;从“宏观”集计模型向“微观”行为模型转变;从“交通-土地”模型向“综合系统”模型转变;从“样本数据”模型向“大数据”模型转变;从“交通规划”应用向“国土空间规划”应用转变。旨在对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一般结构、原理类型、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以推进一体化模型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
岸线资源是重要而特殊的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在江河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基于遥感解译、部门座谈、实地勘察和采样测试等技术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干支流岸线资源开展了系统的调查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岸线资源条件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岸线资源生态敏感程度较高,开发与保护协调困难,岸线利用对滨岸带水环境和水生态产生影响,局部岸段健康风险突出,滨江湿地呈萎缩、破碎化趋势。从岸线资源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等战略和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2014年4月至2018年8月的全球航空客运数据,运用Gephi网络分析探讨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基于定积分的基本概念构建了“联系强度-空间距离”模型,从新的视角解读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对空间距离的突破,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在2014~2018年总体呈上升态势,西欧城市群、北美城市群、东亚城市群构筑了全球城市网络骨架;② 全球城市网络对空间距离的突破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又呈现阶段性回落,反映出全球城市网络演化与重构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 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利用2017年北京市36个小区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基于POI数据测量小区尺度上步行道、公园、交通站点、商业设施、学校5类公共空间与设施的可达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区公共空间对本地居民、外来移民邻里交往的不同影响作用和机理。研究发现,在城市转型与居住分异的背景下：典型公共空间（步行道、公园）在促进邻里交往的作用上不如交通站点、商业设施等准公共空间设施;相较于外来移民,本地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更容易受到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基于2018年高铁网络OD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高铁网络、城市节点等方面探讨中国城市高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地域组织模式,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铁网络整体较为松散,东北地区网络密度最高,东部和中部地区作为整体网络的中介作用明显;②重要高铁线路的“廊道效应”突出,中心度呈现出以京广、京沪和沪昆高铁组成的“三角旗状”空间格局并向两侧城市呈不规则递减的态势;③多层级网络识别出紧密关联高铁线路和四横四纵向八横八纵格局的转变;④高铁网络的地域组织形式表现为点-轴串珠模式、双核组团模式和极核模式,高铁网络的完善使组织模式由单核趋向于网络化转变。
为应对住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峻的住房担负问题,中央政府推行了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但政策实施成效,特别是保障房住区的居住环境品质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于2015年对广州11处保障房住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基于与城市工作POI核密度的分析结果匹配发现,保障房住区在空间和社会双重孤立的区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其不宜人的居住环境,难以与低收入居民的实际需求相匹配。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部门间低效的沟通、不稳定的土地来源成为阻碍保障房供应和住区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的重要制度因素。
构建城市住宅开发模拟模型（FDM）,并以北京市为案例,模拟城市住宅规模时空演化。FDM综合考虑了政策限制和市场规律模拟开发商决策行为,分4个步骤预测城市住宅面积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过程： ①假设无政府限制条件、开发商追求最大利润的前提下,预测城市住宅开发总面积;②在政府限制条件下,对上述预测结果予以修正,预测实际住宅开发总面积;③根据各区块的利润以及政策许可对住宅开发面积进行空间配置;④确定各个区块的建筑规模总量。北京案例表明,延续近几年住宅开发模式,未来住宅规模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五环外,尤其是五环到六环的区域,而中心城区的开发程度较弱。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心地带已经被高度开发,土地利用空间较小;另一方面与政府疏解中心人口、缓解交通阻塞的政策有关。FDM模型的开发为城市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模拟分析工具,为城市空间模拟分析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针对2012~2016年中国城市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时空变动特征及驱动力的研究表明：①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整体上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异态势,较高及以上等级房租收入比地市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省会城市。②各职业房租收入比逐渐形成金字塔形结构,但职业间房租收入比差距较大。③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多呈向下和平稳混杂分布,中部地区呈向下、平稳和向上镶嵌分布,西部地区以平稳为主,向上转移为辅。④经济、人口、社会及预期因素对房租收入比的解释力依次降低,消费水平、租赁户比例、地产投资密度、人口吸引力及收入水平是影响房租收入比的关键因素。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休闲满意度研究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美好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采用Beard等编制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浙江省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宁波城市居民对休闲带来的放松体验最满意,教育功能和审美体验次之,身体和心理满意度相对较低,而社会满意度最低。②审美满意度、身体满意度和心理满意度对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审美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心理满意度和身体满意度,而放松、社交以及教育满意度对休闲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未获支持。③构建的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提升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
以西递和宏村发展路径的演变为例,借助嵌入性概念,解释了2个古村落兴衰交替的成因和影响,揭示该类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结论认为,高嵌入性可以带来较稳定的社区发展模式和和谐的利益分配方式,但是对产业升级存在双重制约作用,而低嵌入性所起到的作用刚好相反,二者的权衡在于旅游漏损的多与少、学习渠道的盈与缺之间。从动态角度看,对于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而言,学习机制比利益分配机制更重要;当学习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带动产业升级发展,从而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时,分配不均的矛盾有机会被消解。
利用中国830个气象站点1957~2016年地面气象观测资料,采用五日滑动平均法和GIS方法确定了近60 a农业界限温度（0℃、5℃、10℃）的初终日期和持续日数,并比较分析1957~1986年和1987~2016年2个时段的≥0℃、≥5℃和≥10℃农业界限温度的初终日期和持续日数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与1957~1986年相比,1987~2016年中国农业界限温度（0℃、5℃、10℃）的总体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即初日提前、终日推迟、持续日数增加,各地区变化幅度不同,东北、华北和青藏高原地区变化幅度最大。中国各界限温度的终日变化幅度均较小,初日和持续日数变化较大。≥0℃初日在东北北部和青藏高原地区分别提前3~9 d和3~15 d,持续日数在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分别增加3~15 d和2~18 d,青藏高原部分地区增加4~16 d;≥5℃初日在东北和华中地区分别提前4~9 d和6~13 d,持续日数在东北、华北部分地区分别增加4~13 d和2~14 d,青藏高原地区增加2~23 d;≥10℃初日在东北和青藏高原地区分别提前2~9 d和2~13 d,持续日数在东北和青藏高原地区变化最为显著,分别增加3~15 d和5~25 d。农业界限温度的初终日期和持续日数变化,使作物生育期延长和种植界线北移。
以河南省漯河市、周口市和驻马店市交界处为研究区,基于2000年10月~2011年12月间的101幅图像,采用谐波模型和断点识别算法拟合Landsat时间序列实现对过火像元的检测,并将结果与目视解译结果、MODIS火烧迹地产品MCD64A1检测结果对比进行精度分析。结果表明：① 随着燃烧面积指数BAI (Burned Area Index)异常值阈值增大,焚烧火点误判误差减小,漏判误差增大,火烧迹地制图的总体精度先增大后减小;② 当BAI异常值阈值2.9×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时,该方法总体精度达到最高93.25%,MCD64A1产品总体精度为70.25%;③ 本文算法的漏判误差和误判误差相对平衡,而MCD64A1产品的漏判误差远大于误判误差。研究表明,相比MODIS火烧迹地产品数据,Landsat时间序列火烧迹地法可更有效地检测农田火烧迹地。
城市内涝灾害频发,对居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提高城市内涝灾害受灾人口评估精度,提出一种更为精确的受灾人口评估方法。以哈尔滨市道里区为研究区,以城市内涝灾害受灾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一、二维非恒定流为主控方程,构建城市内涝数值模拟模型,并结合受灾人口分布特点,综合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人口随时间变化的计算模型。实现在模拟内涝灾害影响范围基础上,利用受灾人口计算模型提取白天与夜晚受灾人口分布情况。结果表明：研究区在百年一遇降雨情景下,有25条街道会发生不同程度积水,积水深度范围值为0.10~1.42 m;此级别内涝灾害在白天11条街道受灾人口数量最大值达到3 500人,夜晚10条街道受灾人口数量最大值为7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