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省煤炭资源输出、输入量为分析指标,将有资源输出的省份列为源地,有资源输入的省份列为汇地,分别利用重心模型和统计地图方法,从动态和静态2种视角探讨中国煤炭资源流源、汇地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同时,利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揭示源、汇地内部空间差异的变化特征,预测其未来空间格局的走向。结果表明：① 中国煤炭源地重心分布于山西省中东部境内,移动轨迹大体呈“U”字型,汇地重心分布于鲁、沪、皖三省交界处,移动轨迹呈东北-西南向“1”字型。源、汇地重心都呈现向西移动的趋势,但源地重心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再向北的转移过程,而汇地重心突出地表现出南移的趋势。② 中国煤炭资源流源、汇地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源汇地整体位移方向以西北、西南、东南3个方向为主。③ 全国煤炭供应基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并形成多个较大的输出源地;煤炭汇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山西、重庆、贵州四省（市、区）一线以东地区,空间结构呈现西南转移的趋势。④ 煤炭源地绝对差异的总体发展趋势为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为不断减小;煤炭汇地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总体发展趋势变化不大,较为温和。⑤ 加强新疆煤炭外运通道建设以及西北与西南、华中煤炭运输通道的连接建设应成为国家煤炭运输规划的重点与当务之急。
旅游区划对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基于景点地理位置与交通可达性进行旅游区划,实质是对客源地与目的地空间关系的研究。以中国A级旅游景点所在地理位置和交通可达性为依据,探讨基于可达性格局的旅游区划问题和基于GIS技术的旅游区划分方法。以可达性空间表达技术为基础,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所有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分别计算了各自的服务区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间阀值下服务区范围变化的判断,进行旅游景点腹地范围的空间合并,并对各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将全国分为9个一级旅游区、22个二级旅游区和177个三级旅游区,形成了中国旅游区划等级体系。
近年来中国港口不断发展,竞争日益激烈,腹地重叠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明确港口所能吸引的腹地范围,对于港口和腹地的未来发展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港口腹地划分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实现港口腹地的准确细致划分,不利于港口发展方向的确定。在分析总结现有方法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引入烟羽模型,提出了一种港口腹地划分的新方法——腹地烟羽模型,并对辽宁省各港口在东北地区的腹地范围划分进行了实例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营口港的腹地有鞍山、辽阳、本溪、铁岭、抚顺、辽源、四平、吉林、长春,盘锦港的腹地有沈阳、通辽,锦州港的腹地有阜新、朝阳、赤峰,丹东港的腹地有通化、白山,大连港的腹地为东北地区的剩余城市。
基于全国11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格局,在格局中心与行政归属、交通可达与空间破碎度、时间成本矩阵与最优市场选择等关键性指标和分析方法上,对行政条件、交通条件、市场条件影响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心性、中心职能、中心格局、服务市场范围进行解释和分析。结果发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受制于全国范围内多中心分布和县级、地级的行政归属,其发展格局呈现大范围离散和小范围集聚版块的景观形态,地级名城格局中心向东部地区稍有偏离,县级名城格局中心向西部地区明显偏离。交通条件影响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格局呈大范围集聚和局部离散的面状形态,格局中心虽然也因时间距离差异出现东部偏离、南部偏离的特征,但偏离的波动情况远远低于行政条件的影响水平。市场原则影响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格局发展呈现错综复杂的网状形态和地域相关的区位特征,格局中心或区域中心性在全国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名城格局中心在不同要素下分布的不同特点是名城发展中区域自发集聚与行政手段管理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等相互博弈的结果。行政职能下降,交通职能、市场职能增长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广东省88个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综合运用了总体差异指数、空间自相关、空间多水平回归等方法,分析了广东省1990~2010年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变。① 总体差异指数测度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广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在地区尺度、地级尺度、县级尺度和城乡尺度均表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地理尺度和空间组织对区域经济差异有很大影响。② 基于GIS应用,空间自相关检测发现广东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集聚“俱乐部趋同”现象,潜在地加深了区域经济差异。③ 空间多水平回归分析表明,全球化、简政放权、固定资产投资是促使区域经济差异加剧的主要原因,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区域经济差异,城乡分异和地形因素也是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但显著性较低。
以转型中的经济大省广东为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常系数模型,分析广东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结论表明：① 广东省各地级市KIBS产出总体上以珠三角城市最高,但各行业存在空间差异;② 广东省地级市KIBS呈空间正相关特点,但空间结构极不平衡,呈“总体分散、局部集中”分布格局,珠三角内诸城市属于KIBS热点区域,是高值集聚区,粤东西北的大部分城市是位于冷点区域,4 a间没有突破低值集聚的现状,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内相邻城市的KIBS具有竞争性,尚未形成有效的扩散-协同的发展格局;③ 广东省KIBS空间格局的动力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经济外向度和交通通达性均对KIBS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市场需求对KIBS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都市圈地域范围的界定是都市圈研究的基础。科学地确定都市圈的空间范围是保证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与周边乡镇的资源的整合,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土地利用一体化,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长春都市圈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中心区域,具有雏形期都市圈的基本特点,都市圈的构建对于推进吉林省域及东北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内外相关的都市圈范围界定方法,以日常生活圈为视角,科学合理的确定出长春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距离、引力模型、通勤率等指标,对长春都市圈周边乡镇与中心城市之间的隶属关系进行验证,同时划定出长春都市圈的地域范围和空间结构。希望通过都市圈的构建,淡化行政区划,保护绿色开敞空间与土地资源,建设紧凑型的城市形态与相对分散的功能化区域,积极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
以吉林省各县域（市辖区）为基本单元,借助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讨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国有动力、非国有动力、农业动力及外向动力等因素的空间相关关系,并以此解释人口城镇化分县域（市辖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有动力对吉林省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影响强度由中北部向西南、东南两个方向递减;农业动力和非国有动力分居二、三位,但差别不明显。其中农业动力的影响强度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减,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强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外向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力较弱,影响强度各地区差别较大。吉林省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应重视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和农村现代化的作用;关注人口城镇化动力多元化,考虑实现错位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通过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型,采用Kernel密度曲线等深入分析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河南省126个县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及其时空规律,并采用双重自组织模型进行耕地集约利用分区。结果表明：① 县域耕地集约利用度的Kernel密度曲线呈现典型的单峰分布模式,分布曲线由“尖峰形”向“宽峰形”发展并整体向右移动,表明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上升,县域差异扩大。②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平原区高,山地丘陵区低”的特征明显;大多数县域耕地集约利用度随时间变化稳步提高,但提高水平差异较大;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幅度较大,耕地利用强度和可持续性状况提升较慢。③ 采用双重自组织模型将126个县域划分为东部黄淮平原区、北部平原区、东南丘陵平原区、中南平原区、西部山地丘陵区等5个耕地集约利用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利用系统聚类方法和经验正交函数分解（EOF分析）2种方法,分别提取了北半球中纬度地区1982~2011年秋季（9~11月）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NDVI）变化的主要模态,辨识了植被绿度变化的区域差异;并采用奇异值分解（SVD）的方法,综合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上的变异信息,揭示了植被绿度变化的气候背景。结果表明,北半球中纬度秋季植被绿度变化有2种基本模态,一种是持续增加模态（模态I）,该模态广泛分布于北美大陆、亚欧大陆的北半部（大约在55oN以北）和东西两端,NDVI平均增速为0.014/10a;另一种是趋势转折模态（模态II）,NDVI先增加,后减少,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994年,该模态主要出现在亚欧大陆中部,NDVI变化的平均速率分别是0.027/10a和-0.017/10a,其中以40oE~80oE最为典型。植被绿度变化与温度变化的时空特征基本一致。模态I区域的温度变化以持续性升高为主要特征,模态II区域的温度变化则以先增加后降低为主要特征,转折年份与NDVI变化的转折年份基本一致。SVD分析的第一模态NDVI与温度的时间系数相关系数为0.82,第二模态为0.92。由此表明,植被绿度变化主导模态可能由温度变化模态所致,在区域-大洲尺度上,温度变化的区域差异导致了秋季植被绿度变化的区域差异。
基于FAO Penman-Monteith 公式计算了辽河三角洲区域19个气象站1961~2010年逐日参考蒸散发（ET0）对平均气温、风速、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的敏感系数,结合各气象因子的多年变化定量分析参考蒸散发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气温对ET0变化为正贡献,风速、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为负贡献;综合考虑敏感性分析和趋势分析的结果,滨海干湿过渡区气象因子对参考蒸散发变化的贡献由大到小依次是风速、平均气温、太阳辐射和相对湿度;半湿润亚区由大到小依次是风速、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半干旱亚区由大到小依次是平均气温、太阳辐射、风速和相对湿度。
以广东北江流域18测站1965~2007年的月降水数据为基础,统计发现该区域降水前汛期突出,后汛期不明显,年内降水呈明显的“单峰型”分布。Mann-Kendall趋势检验表明,4月、5月降水主要呈下降趋势,6月降水主要呈上升趋势。考虑到前期海温及遥相关指数对降水具有预测性的指示意义,本文将流域前汛期各月份降水经验正交函数(EOF)分析的第一模态时间系数与同期及前期1~12月全球海温及10种遥相关指数进行时滞相关。结果发现影响前汛期各月降水的海温异常关键区并不局限于广东近海,各月的海温异常关键区、遥相关指数及其影响时段存在较大差异。海温异常关键区面积各月均表现为负相关海域大于正相关海域;4月、5月正相关海域主要分布在南半球,6月正相关海域主要分布在北太平洋海域;有些海区在滞后0~12月均与前汛期降水相关显著。研究有助于减少广东北江流域前汛期降水预报的不确定性,为指导工农业生产及防灾减害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也可为研究区域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一种思路。
以广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土壤剖面数据为基础,结合广西1:50万的土壤图以及相关的地形DEM图和行政区划图,在GIS平台下对广西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和储量进行了估算,对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区域的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将结果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广西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分布不均,呈现桂北高,桂南低的空间分布特点;中等海拔地区高,低海拔地区低;黄壤高,砖红壤低。有机碳密度均值为3.33 kg/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70 kg/m2;表层土壤有机碳库储量为6.42×1011kg,占全国表层土壤有机碳储量的1.5%。
对不同开垦年限绿洲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探讨绿洲化过程中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对土壤环境演变的响应及适应机制。天然荒漠草地开垦为绿洲农田后,新垦绿洲农田大型土壤动物密度和类群丰富度增加为天然荒漠草地的1.95倍和1.54倍,百年绿洲农田土壤动物密度和类群丰富度增加为天然荒漠草地的3.54倍和3.00倍;但群落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变化较小。不同动物类群随着绿洲农田开垦年限增加,其变化规律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地蜈蚣科（Geophilidae）、线蚓科（Enchytraeidae）、正蚓科（Lumbricidae）和蝇科幼虫（Muscidae）个体密度逐渐增加,拟步甲科（Tenebrionidae）和象甲科（Curculionidae）个体密度显著降低,而平腹蛛科（Gnaphosidae）、夜蛾科（Noctuidae）幼虫和蚁科（Formicidae）受农田开垦以及开垦年限的影响较小。RDA分析结果表明绿洲化过程中不同开垦年限绿洲农田的土壤温度、pH、土壤粘粉粒、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机碳和全氮的变化是导致绿洲化过程中绿洲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随着绿洲农田开垦年限增加,土壤含盐量、土壤粗砂粒和细砂粒的变化是导致不同开垦年限绿洲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环境磁学方法作为沉积记录研究的重要手段,已在黄土、湖泊和陆架沉积物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将此方法应用于潮滩沉积环境的研究并不多。因此,通过测量黄河三角洲潮滩YDZ1柱样沉积物磁学和粒度参数,结合AMS14C测年数据,对末次冰盛期后黄河三角洲潮滩沉积物磁性特征与沉积环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假单畴（PSD）~多畴（MD）晶粒为主的亚铁磁性矿物主导了潮滩沉积物的磁性特征,磁学参数中的χARM,χARM/SIRM和χARM/χ可视为粘土（<4 μm）或细粒级组分（<32 μm）含量的代用指标。潮滩沉积相序自上而下为泛滥平原相、河流相、三角洲前缘相、浅海相、潮坪相和河流相,沉积环境表现为强（陆相）、弱（海相）、强（陆相）的演变过程。
根据皖西大别山5大水库水资源特征,将其水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2大类8个小类,以2010 年为评价基准年份,运用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替代工程法等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对大别山5大水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5大水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60.59 亿元,占当年六安市国内生产总值的8.95%,其中直接使用价值为19.62 亿元,占总价值的32.41%;间接使用价值为40.97 亿元,占总价值的67.59%。调蓄洪水和水资源蓄积的功能价值构成比例高,分别为34.32%和32.51%,水库在防御洪涝灾害和涵养水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采用最近邻距离模式、连接度、通达度、紧密度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内空间分布结构2方面对池州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行分析测定,发现池州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距离较小,呈集聚型分布;β指数为1.56、 γ指数为0.53、平均径路长为3.26,旅游景区间交通网络的通达度较低,交通网络联系程度较弱,尚未形成稠密的旅游交通网络,旅游资源整合水平较低;紧密度指数C为0.55,紧凑程度处于中等,为区内旅游交通建设,提高区内旅游资源网络连通性、通达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