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尺度上评价1988~2030年中国高速公路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演化。基于交通旅行时间和最短时间路径的可达性模型设计,刻画了中国高速公路网的扩张过程,评价各时段中国高速公路网的通达性及演变,包括连通城镇、交通时间和时间区位系数等,分析各地区可达性的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以及各时段内可达性的变化差异,重点识别可达性与区位受损和收益的突出区域;结合人口和经济等属性指标,评价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潜能及变化。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拉近了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时间距离,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并没有改变各城市的区位优劣水平,而且导致城市间发展潜力的差距更加不平衡。
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②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③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
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揭示了中国迄今这方面工作在研究内容、数据来源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未来发展,认为今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获取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过程历时数据的基础上,分阶段系统考察人口迁移流动各具体环节及相关就业、住房、家庭等特征的时空变化及其机制,填补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研究上的缺漏,并把对各单个流迁阶段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对整体流迁过程的新的规律性认识。这将拓展和深化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推进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相关理论的发展。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
冲积河流平滩流量既反映了河道尺度上的水文-地貌耦合关系,又与流域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一概念出发,以黄河上游内蒙古河段为例,研究了平滩流量的变化,并在流域层面与河道层面上对其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水库调节改变了出库流量过程,使汛期流量大幅度减小,泄流过程均匀化,因而平滩流量减小。在龙羊峡水库修建后洪水流量减小导致漫滩机遇降低的情形下,泥沙淤在主槽内,也是平滩流量减小的重要原因。泥沙冲淤对于平滩流量的影响存在着某种累积或滞后效应,巴彦高勒平滩流量Qbf,BY不仅与当年的冲淤量有关,还与以前冲淤量有关,前4 a平均淤积量对平滩流量的影响最大。建立了平滩流量与前4 a累计淤积量、年均流量、年最大日流量的多元回归方程,该方程表明平滩流量既与当年的流量特征相联系,也与一定时间尺度上河道冲淤造成的后果相联系,反映了某种水文地貌耦合关系。研究还表明,存在着以下因果关系链：龙羊峡水库修建→汛期来沙系数增大→河道淤积加强→平滩流量减小。因此,通过改变龙羊峡水库的运用方式,增大汛期下泄流量,可以减小河道淤积、增大平滩流量,从而增大下泄洪水的能力,降低凌汛期间的防洪压力。平滩流量的变化是流域因素变化的结果,所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表明,在50 a的时间尺度上,暖干化指标的增大、引水率的增大、水库总库容的增大和天然径流系数的减小,是黄河上游平滩流量减小的原因。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重力模型、潜能模型、隶属度模型等方法,以东北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1992~2012年东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联系强度与区域空间结构关系密切;东北地区经济联系强度南方高于北方、中部地区高于两侧,时空差异明显;近20 a来,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代表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区域中心城市没有变化,但最大引力联结城市变化明显;最后,提出了流域型城市及其格局的概念,并进行了具体分析。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密度分析、最近邻距离分析及区位熵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零售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单中心集聚与多中心分散特征,商业业态空间分化逐渐显现,不同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较大;② 零售商业网点规模容量呈现老城区小规模密集分布,外围开发区大规模离散分布特征,且商业网点的规模容量等级结构较为合理;③ 不同区块的零售行业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成熟区块表现出多行业、多功能复合特征,发展中区块单一功能特征较为明显;④ 商业业态演进及其内在特性选择、居民消费结构与行为因素影响、集聚经济效应驱动及公共政策的宏观调控共同影响零售商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以湿地变化较为剧烈的小三江平原为研究区域,以1955~2010年的地形图和Landsat TM遥感数据为数据源,采用网格分析法研究景观指数的时空分异规律,并分析不同时期人为干扰度对景观格局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时间上看,1955~2010年小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面积和最大斑块逐渐减小,斑块占景观比从52.87%下降到10.41%,最大斑块减少了47.6%,破碎化和分散性逐渐增加,连接度从1.02%增加到2.88%后下降为0.79%,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斑块的形状由复杂变得简单后又变得复杂,人为干扰度逐渐增加,从0.31%增加到0.6%;② 从空间上看,1955年研究区沼泽湿地景观由西南向东北破碎化逐渐减弱,1986年后变为由西南向东北破碎化逐渐增加的格局。沼泽湿地斑块类型所占景观面积比例和连接度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和东北部。人为干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弱;③ 1955~2010年人为干扰对小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邻近与连接程度的影响逐渐减弱,对沼泽湿地边缘密度影响逐渐增强,人为干扰对沼泽湿地斑块密度的影响主要受沼泽湿地面积的影响,人为干扰对沼泽湿地斑块的形状影响较小,沼泽湿地的优势景观控制力逐渐下降,人为干扰是小三江平原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以鄱阳湖流域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五河）和鄱阳湖为研究对象,利用水文控制站的水文资料,分析了各流域内主要河流的入湖泥沙和鄱阳湖出湖泥沙特征,对鄱阳湖泥沙收支平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1955~2010年五河总入湖泥沙811.69 Mt,其中赣江（占59.7%）>信江（占13.7%）>修河（占10.2%）>抚河（占9.7%）>饶河（占6.7%）;② 径流量是影响入湖输沙量的最主要因素,入湖泥沙与入湖径流的季节特征一致;③ 水库的蓄水拦沙作用是五河入湖泥沙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水库对入湖泥沙的影响强度与水库库容和集水区的植被覆盖状况有关;植被覆盖变化对赣江、抚河、饶河和修河的入湖输沙量的影响明显;④ 1955~2010年,鄱阳湖总出湖泥沙560.10 Mt,其中1955~2000年出湖泥沙量呈降低趋势,但受鄱阳湖采砂影响,2001年以来出湖泥沙显著增加;丰水季长江水对鄱阳湖的顶托和倒灌,使出湖泥沙与出湖径流在时间上不同步;三峡工程的运行改变了（长）江（鄱阳）湖之间的水动力关系,长江倒灌泥沙显著减少;⑤ 受鄱阳湖采砂的影响,鄱阳湖泥沙平衡系统由净沉积转变为净侵蚀,1955~2000年入湖泥沙大于出湖泥沙,年均泥沙沉积约为1.41 mm;2001~2010年出湖泥沙大于入湖泥沙,加上采砂输出沙量,2001~2010年鄱阳湖泥沙净减少2 213.65 Mt。
对黄河内蒙古段河道大断面进行了连续4 a的测量,分析了断面泥沙冲淤与形态调整的变化过程;通过对河床形态指标变化与水沙条件的相关分析,揭示了河床调整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近4 a内不存在河槽萎缩的现象,整个河段河道存在总的冲刷降低的趋势,继承了自2004年以来该段河道以深度加大为主,河槽逐渐缓慢扩大的变化方向。整个河段平均从2011年汛后至2014年汛后,全断面冲刷了64 m2,河槽河底降低了0.16 m,河槽断面面积增加了4.4%,平均深度增加了4.9%,河槽宽度只增加了0.88%,河槽宽深比减小了4.8%。河槽冲刷和形态调整主要发生在2011年汛后至2012年汛后期间,与2012年较大的洪峰有关。分析河槽冲淤和断面形态变化与水沙条件的关系,结果显示滩唇高度、河槽过水面积、平均深度及宽深比变率与流量大小关系密切。滩唇高度、河槽过水面积、平均深度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增加,宽深比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减小。相反,河床断面面积和主槽宽度的变化与水沙条件的关系不显著。除了滩唇高度与平均含沙量有关外,平均含沙量和来沙系数与河床冲淤以及河槽形态变化之间关系都不显著。揭示出近年来内蒙河道主槽以垂向冲淤为主,并且流量变化控制着河槽冲淤与形态调整过程。
基于Landsat遥感影像和社会经济数据等,重建1963~2009年间西北干旱区酒泉金塔盆地(酒金盆地)绿洲空间分布图,采用转移矩阵、绿洲动态度和通径分析法等开展酒金盆地绿洲时空变化过程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子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近50 a来,酒金盆地绿洲面积呈现增加趋势,表现为酒泉绿洲连续增长和金塔绿洲的波动式增长。酒泉绿洲扩张主要表现为绿洲边缘区的外延扩张,金塔绿洲主要表现为绿洲边缘区和季节性河道两侧绿洲波动变化。酒泉绿洲稳定性较金塔绿洲的高,水资源的持续供给与否决定着绿洲边缘稳定的关键,尤其在金塔绿洲。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和政策响应程度及经济水平的差异是造成2个绿洲时空变化差异的内在影响因子。
通过界定敏感性参数的含义,认为参数的敏感性是系统对某一指参数的变化的敏感程度,以此为依据建立M-YAS模型分析参数的敏感性。以佛山市为例选取37 项影响水资源可持续的参数,分析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参数敏感性问题,结果表明：37项反映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参数中,仅13 项参数（生活用水定额、林牧渔畜用水量、工业用水定额、农田灌溉用水量、工业用水量、耕地灌溉定额、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火电冷却用水量、城乡生活用水量、工业节水、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生活节水和农业节水）对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目标层而言是敏感性参数,且13项参数均来自用水结构与效率的准则层,说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性的目标层对用水结构与效率的准则层较为敏感。
基于黄河中游4个水文站1919~2010年还原的天然径流量、1873~2011年的夏季风强度指数、北大西洋涛动指数（NAO）和西太平洋副高指数等资料,利用Morlet小波方法分析了黄河中游河口镇-龙门区间（简称河龙区间）,龙门-三门峡区间（简称龙三区间）和三门峡-花园口区间（简称三花区间）径流量的周期变化,并探索了夏季风、中纬度西风与西太平洋副高等环流因子对黄河中游3个区间径流量周期性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黄河中游3个区间径流量的变化对夏季风、中纬度西风和西太平洋副高存在差异性响应,季风对于黄河中游的径流量不仅在时间上具有趋势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存在周期性的控制作用,在80 a长周期上对于整个黄河中游都有控制作用,但影响黄河中游降水-径流过程的不仅仅是夏季风,相关统计结果表明还受到西风带和西太平洋副高周期的影响。3个区间都存在一个中等尺度(25 a)的周期,这个周期在夏季风上没有得到体现,河龙区间和龙三区间的25 a周期是受西风带影响所致,而三花区间的中尺度25 a周期是西太平洋副高指数的强度和西界的作用所致。
对巴丹吉林沙漠东南缘查格勒布鲁剖面该层段的CGS3a层段（Chagelebulu Section 3a）139个样品的主元素——SiO2、Al2O3、TOFE（Fe2O3+FeO）进行分析,划分出与地层旋回对应的5.5个化学元素旋回。研究认为：沙丘砂和黄土中SiO2呈现的峰和Al2O3、TOFE、(TOFE+Al2O3)/SiO2和CIA呈现的谷是类似于现代干冷的冬季风在过去多次作用的结果,而嗣后的湖相SiO2呈现的谷和Al2O3、TOFE、(TOFE+Al2O3)/SiO2和CIA的呈现的峰是类似于现代暖湿的夏季风在过去多次作用的结果。即35 000~25 000 a B. P.该沙漠经历了5次冬季风和6次夏季风交替的气候波动,这些气候事件与GRIP冰芯氧同位素记录的D/O（Dansgaard/Oeschger）事件相对应,Heinrich事件也在其中有很好体现。CGS3a层段所记录的千年尺度的气候波动可能是受到了北大西洋气候突变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灾害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灾害范式也在不断的演进,可以归纳为：荒政范式、工程范式、行为范式、社会范式和可持续范式5种灾害范式。通过分析这些灾害范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灾害的基本观点、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减灾防灾的主要对策和措施,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② 灾害范式与减灾实践的发展是互动生成的;③ 范式的产生与转变都有深刻的社会动因;④ 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的主流灾害范式,但其他灾害范式的影响依然存在。
通过反演方法,利用已有的影响亚洲季风变化的相应资料,通过动力模型建立了近千年亚洲季风变化的驱动力方程,根据各指标的具体数值反演出方程中各项系数和对应的贡献率。分析方程中各气候代用指标对亚洲季风变化的影响程度,发现近千年亚洲季风并非只受到这些气候要素的线性作用,而是受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驱动力作用,其中大气中CO2含量、印度洋海表温度、前一期季风强度、南方涛动指数、CH4气体含量、格陵兰温度、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北半球温度等在驱动近千年亚洲季风变化中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而在长时间尺度上对季风变化有重要影响的太阳活动,近千年中其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这也可能是指标精度的原因。
通过对青弋江上游泾县段阶地砾石层进行砾组分析,讨论阶地砾石层的沉积环境及其对青弋江发育的启示。结果表明：① 砾径以中砾和粗砾为主,砾石沉积时水动力条件较强,流速基本为2 m/s左右,最大可达到3.5 m/s,特别是T3砾石层形成时期;② 砾向在T3和T2砾石层形成时期分别为南南西（SSW）和南西西（SWW）方向,古流向变化不大,呈自南而北的基本流向;③ 砾态以次圆和圆为主,其总含量超过70%,较高的磨圆度暗示砾石经历了较远距离的搬运;④ 砾性主要有石英砂岩、砂岩、脉石英和石英岩,其总含量达到90%以上,且砾石物源区变化不显著;⑤ T2砾石层和T1砾石层是典型的河流沉积,而T3砾石层可能是河流沉积和泥石流沉积叠加作用的产物,并且T3砾石层的沉积特征对于分析古青弋江的发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利用2000~2014年的MOD13Q1-NDVI数据,对内蒙古灰腾梁风电场及该电厂50 km缓冲区内的植被生长情况进行了分析。结合气象数据,重点探讨了风向对植被生长的影响。与2000~2008年风电场建设完成前植被生长相比,2008年后风电场运行对植被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影响范围和强度是不均匀的,结果表明：① 风电场运行对风电场区域内/外植被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风电场区域内不利于植被的生长,而上/下风区域却有利于植被的生长;② 相对于风电场建成前,风电场建成后的2008 ~2014年缓冲区和风电场区域植被恢复比例分别上升了26.66%和13.14%,但上风区域却上升了51.83%,下风区域上升了41.07%。可见风电场上/下风区植被恢复比例,尤其是上风区植被的恢复比例要远高于其它区域;③ 距离风电场中心30~40 km的上风区很可能是受风电场影响最为明显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