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机管理研究多从公共管理、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揭示恐慌发生的规律，鲜有研究揭示其地理时空特征。因此，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利用百度搜索指数，探索公众恐慌心理的基本空间结构和变动特征，并尝试捕捉心理韧性的空间影响因素。主要得到3点结论：① 在当前互联网高度通达的背景下，危机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已无明显空间扩散过程，而是瞬时传播至全国范围，且未出现明显的信息盲区；② 距危机发生地的距离显著影响公众心理韧性，随着距离的增加，公众面对危机的恐慌心理没有呈现出距离衰减的空间规律，也不完全符合“心理台风眼”假说，而是呈现出以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为多个中心的涟漪状起伏的圈层结构，恐慌波动指数（PR Index）在1.112~1.947变动；③ 公众恐慌心理对危机信息的韧性差异，受信息类型和空间距离交互影响，表现为紊流状的空间异质结构。建议未来危机信息管理需要重视政策措施的空间区划，根据与危机发生地的空间关系，来决定重点发布何种信息，从而最大效度地减少公众恐慌。
使用基于Rhino平台的UNA工具包，从住宅楼层面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幼儿园、小学和初中3类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布局优化措施及新增选址方案。主要结论如下：① 各类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存在重复与缺失并存的现象；设施与住宅楼空间分布“错位”现象严重。② 各类基础教育设施均存在服务范围内住宅楼数量较少的问题，学区内的学生上下学需要耗费较长的路程与时间，若设施仅服务于规定服务范围内的居民，则部分设施会存在利用不足的情况。③ 在规定服务范围内，初中的可达比重最大，其次是小学和幼儿园。在规定服务范围外，幼儿园可达性为差及以下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初中和小学。④ 设施布局主要存在2个问题：设施供应不足和设施利用不足，对此提出相应的优化思路。并在考虑可达性和供需的情况下，提出2个新增设施参考选址方案，以改善设施可达性。其中方案一增加140所，方案二增加107所。
选取芋头村、皇都村、高上村及坪坦村4个典型侗族传统村落，以探究不同区域间图式语言的空间嵌套为目的，对侗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研究显示：① 不同侗族传统村落图式语汇类型多样，但互相之间存在共通性。通过对坪坦村进行图式语言空间嵌套，验证了侗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的有效性和普适性。② 侗族传统村落始终坚持“顺其自然，因地制宜”的基本理念有序发展，多呈现“水域空间–居住空间–连接空间–公共空间”的空间序列。③ 侗族传统村落整体上表现为以公共建筑为核心，周围建筑呈向心内聚式分布的特点。④ 侗族传统村落发展扩张中始终遵循本土性和秩序性的语法原则，空间要素的设计和布局多以传统风水观为指导。⑤ 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对于同类型村落的空间修复与更新具有积极作用，其语汇、句法及语法的空间普适性有利于实现传统村落景观风貌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结合东北地区的区域特色，构建有效性、稳定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6个维度的34项具体指标，测度其发展现状及空间差异。研究发现：大连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副省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居前列；高质量发展整体呈“南高北低”且沿哈大线形成“隆起带”的基本格局；协调性和持续性水平较高的地市集聚于辽中南和哈长经济区，有效性和创新性水平较高的地市主要分布于哈大交通走廊沿线，稳定性和分享性水平高的地市则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西部和中部；将各地市划分为7种类型，对应不同的发展短板和提升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产能合作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利用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量与泰国GDP数据分析双边贸易和投资，从“园中园”开发模式、区位条件、服务环境及企业特征4个方面详细探讨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发展模式，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近年来园区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① 泰中罗勇工业园是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兴业的第一平台，也是中泰产能合作的有效载体；② 泰中罗勇工业园采用“园中园”开发模式，是中国海外园区一个有效的发展模式；③ 2012—2018年泰中罗勇工业园园区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园区效益较好，其中，2016和2018年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基于此，总结泰中罗勇工业园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启示：“园中园”模式完善招商环境、提高投资效率，结合自身与东道国优势、构建合作区完整产业链，实现合作区本土化、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
针对2001—2016年中国地级市地方品质驱动创新力时空演化格局的研究表明：① 2001年来地市创新力差异趋于持续扩大，且呈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创新力差异自2008年来趋于缓慢下降，而创新力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② 东部沿海地市存在稳定提升创新活力的多邻域创新极，中西部高创新力地市多位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中心。③ 地市创新力演化存在固着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且呈现出时变的累积与惯性效应，创新高增长协同发展态势整体较弱。④ 地方服务品质、消费品质、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品质对创新力具有重要影响，地方环境品质、交通便利和吸纳外资品质的影响程度较弱。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地级及以上行政区数据和2015年中国各省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泰尔系数、基尼系数测度中国高学历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并采用面板数据Tobit随机效应模型，识别影响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的人才比重分布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人才比重的高低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行政区吸引了大量人才，而普通地级城市人才比重相对较低；② 10 a间人才比重的变异系数、基尼指数和泰尔指数均有所下降，表明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有所下降；③ 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城市等级、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科学事业、教育事业经费与人才比重呈正相关，中学生师比、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与人才比重呈负相关，失业率、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绿地率对人才比重没有影响。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以东北三省17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智联招聘、前程无忧、58同城招聘、携程、去哪儿、途牛、58同城租房网、赶集网、居安客、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12个网站的网络关注数据为样本，运用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构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吸引力度测算模型，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和核密度测量方法，测出东北三省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的等级特征、类型特征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不同，城市规模越大，其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就越高；相似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总体呈现出正比例关系；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都表现出较高的城市首位特征和明显的长尾特征；②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极度耦合、高度耦合、中度耦合和低度耦合的城市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2.26%、7.91%、24.29%、65.54%；各省间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差异较小，差距不明显；人口流动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63.85%、17.51%和18.64%，省际差异明显；③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空间特征表现出等级性、集聚性、洼地性特征，耦合协调性的区域分布特征，不仅与这些地区的区位有关，也与该地区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以长沙市为例，建立由20 367个建筑体块以及水体、地形、道路等要素构成的城市三维模型，通过建设、环境、交通、服务、景观5个方面的20个指标的计算，对全市1 860个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市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出“西高东低”“一走廊三高地三低地”的空间特征。湘江沿岸“走廊”以及梅溪湖、松雅湖、洋湖周边区域“三高地”的空间宜居程度较高，中心城区则存在空间宜居程度最低的“三低地”。城市综合宜居程度与景观类指标、环境类指标呈空间正相关，建设类指标呈现“中心低、边缘高”现象，而交通类、服务类指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现象。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扩张与居住区建设速度过快，居住区对景观资源依赖性强，老旧小区搬迁改造推进缓慢，新建城区配套服务不足。应该从控制城市周边居住区的新建、推动旧城改造、加强景观营造、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基于投入?产出研究框架，分别采用传统SBM模型、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及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分析2000—2015年中国各省区市的资源生产率、生态效率及两阶段系统下的资源生产率和环境效率，以期全面刻画中国各省的投入产出效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 中国资源生产率总体呈东?中?东北?西逐渐下降的格局。② 考虑环境约束后，不同省市生态效率排名变动情况不同，反映出环境污染对区域投入产出效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③ 大部分省区市的资源生产率、环境效率非均衡特征明显，且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除京津外普遍呈资源生产率较高而环境效率较低，东北地区资源生产率中等偏高、环境效率中等偏低，中部资源生产率中等偏低、环境效率显著偏低，西部资源生产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环境效率水平相对较好。
在构建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模型及其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以云南省为典型案例地，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等分析2009—2018年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和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① 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相关系数大于0.8，回归系数为正，两者显著正相关，存在较强的耦合协调关系。② 整体上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但各州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较大，具有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③ 除接待服务和政策环境因素外，自然环境、旅游交通等正向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影响程度“旅游交通与接待服务>人力资本>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旅游宣传”。④ 针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类型，研究提出完善旅游产品开发、提高旅游交通便利性和加强旅游宣传等促进旅游旅游资源与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法、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和局部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地带性差异显著；空间相关性愈发明显。② 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SEM）和空间自回归混合模型（SAC）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制度变迁、资本因素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③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估计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作用明显，产业结构由东南和北部边缘地带向内陆递减；资源禀赋以西北部为核心逆时针扩散；制度变迁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一高一低”两极对峙；资本因素沿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顺时针递减。④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资本驱动力和制度变迁调控力。
关注滨海城市竖向避难场所的选址可靠性问题，首先深化确立“竖向避难场所”概念；然后构建竖向避难场所选址可靠性评价模型，综合自然地理要素和建成环境要素，从与灾害直接作用相关的选址暴露性、与应急交通相关的选址敏感性、与应急服务相关的选址适应性3个维度展开，搭建3级评价指标体系；再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聚焦滨海城市潮洪灾害和人口安全矛盾的集核——临港城区展开实证研究，借助ArcGIS分类与可视化发现：高低可靠性选址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可以分解为灾害暴露性的“近岸高?远岸低”分异、交通敏感性的“外围高?中心低”分异、服务适应性的“中心与沿河高?外围低”兼“近港高?远港低”分异。同时发现：商业设施用地选址价值较高，在高可靠性选址中占比第一；中小学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选址价值最高，在高可靠性选址中占比第二；文化科研和娱乐康体设施用地在高可靠性选址中占比最小。针对临港城区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滨海城市竖向避难场所选址及可靠性提升对策。
运用协同度模型、空间ESDA、趋势面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2001—2017年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偏低，不同板块间协同水平差异显著且有扩大倾向；具有“集聚–分散–集聚”空间循环过程，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形成邵阳板块的显著热点区和湘西自治州板块的显著冷点区；协同发展“东高西低”空间分布格局更趋明显，“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减弱；两者协同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协同减贫的空间正外溢性显著；实施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双轮”协同驱动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高质量脱贫方略的重要支撑。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采用超效率DEA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动态面板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对2010—2017年黄河中下游沿线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黄河中下游沿线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由2010年的0.70波动下降为2017年的0.67，且区域内70%以上的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变动趋势与其一致；② 黄河中下游沿线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呈“U”型区域两侧相对较高，中间区域相对较低的空间分布态势，且空间分布重心始终位于地理重心的北方；③ 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技术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镇化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呈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国内外4类常用的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EDGAR：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CEDS：社区排放数据系统；MIX：亚洲排放清单；PKU-FUEL：全球燃料排放数据），对东北区域5类人为排放源（工业源、能源、交通运输源、生活民用源和农业源）的8种污染物（PM2.5、PM10、SO2、NOx、NMVOCs、NH3、OC和BC）从排放总量、来源贡献和时空分布特征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东北污染物排放主要以SO2、NOx和NMVOCs为主，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为主要贡献源；PM2.5和PM10主要来自生活民用源和工业源，贡献率前者大于后者。辽宁省污染物（除NH3外）排放最大，其次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东四盟市，冬季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季节。NH3主要来自农业源，排放峰值发生在5~7月；各清单间排放总量和来源贡献差异明显，EDGAR和PKU清单对NH3估算差异度为170.3%；SO2、NOx、BC和OC的排放差异度均在30%以上。不同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使用是造成清单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可以掌握东北污染状况，了解清单差异，为本地化清单工作开展提供研究方向，同时也可为模式模拟合理选择清单数据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