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文献归纳和理论思辨法，对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征和非表征表达、关系转换及权力政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认为，表征的本质是作为替代品指代实物符号化的实践，非表征是动态性隐蔽对象显性化的实践。表征与非表征是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重要维度，两者具有同构性和互补性；出于差异化的逻辑抽象方式，两者又存在较大的表达区分。表征主要是对特殊意义“知识节点”的关注，具有共享性、社会性、说明性和稳定性；非表征主要是对非稳定性流动知识、活力性知识和关联性知识的关注，具有经验性和情境性、具身性和体验性、结构性和交互性；表征与非表征不仅具有内在关联性，也存在转换的必要性，这是人们积极应对社会文化地理知识认识论危机的一种可能方案，也是人们更加精确认识地理知识生产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后现代地理学语境的兴起，以及人们对话语、身份等要素的关注，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征与非表征方式受到了权力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使表征和非表征实践具有了表达协商的意蕴，这一研究发现将创新并拓展对表征和非表征的传统理解。未来研究应多聚焦在表征和非表征的内涵解读、内容和方法呈现层面，这既有利于丰富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达方式，也有利于人们科学指导地理实践。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以2001—2015年中国47个主要港口城市为研究样本，探讨多功能视角的沿海港口城市体系位序规模特征及其层级结构，以航运物流为基础功能划分其多功能发展的耦合类型。研究表明：① 2001—2015年，沿海港口城市体系中制造业功能位序规模分布的无标度区出现双分形结构，层级分割特征显现，其余功能则为单分形；从长期演化看，仅航运物流功能位序规模分布由集中化向均衡化发展，商贸功能、制造业功能（无标度区一）、现代服务功能和人口集散功能则处于集中化态势。② 沿海港口城市体系层级结构由金字塔结构逐步向纺锤状结构过渡，普遍形成了全国性枢纽、区域性枢纽、区域性副中心、区域性节点与地方性节点5个层级。③ 从多功能耦合类型看，港口城市传统功能普遍超前而高端服务功能滞后，城市类功能提升速度较慢且趋于平缓，表明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多功能发展仍处于低水平，产业体系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④ 从不同层级港口城市来看，区域性枢纽城市、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各功能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区域性节点和地方性节点城市则仍处在工业和商贸等传统功能增长阶段。
南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对中国海南省渔民的实地调研，探讨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南海的领域化过程及其中渔民的能动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的南海主权边界明晰，具有历史延承性，但近代空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多重领域相互叠置，使得南海的领域矩阵呈现出多尺度复合性和权力逻辑复杂化的特点，进而诱发不同层次领域间的潜在冲突和不稳定性。着眼于其中渔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探讨渔民基于生存动机和日常生活实践，对南海家园式的领域化，这种行为使渔民成为国家领域空间秩序的维护者，也因其特有的族群惯习，对国家的领域治理结构形成挑战。
以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实现脱贫的154个贫困县为样本，构建脱贫力指标以衡量全国脱贫县相对脱贫效果，系统分析贫困县脱贫力的空间格局特征；利用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自然环境特征、区位交通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5个维度共19个驱动因子对脱贫力的作用程度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贫困县脱贫力可划分为高度脱贫力、次高脱贫力、中高脱贫力和基本脱贫力4个等级，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态势，且脱贫率与脱贫力不同步；坡度、到主要干道距离、到最近地级市距离、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人均财政收入等5个因子与贫困县脱贫效果显著相关，共同作用于脱贫力的空间分异，且对4个等级脱贫力影响程度差异显著。
移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融入社会生活，导致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和距离，重塑了城市居民行为活动模式。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共享”的新型出行方式改善了居民的出行方式。但既有成果对共享单车的研究尚不充分。使用摩拜单车1周的骑行数据，剖析广州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轨迹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建成环境的功能密度因素对共享单车出行的影响及程度。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行均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特征。公共交通站点POI密度、功能混合度、机动车道密度等因素的边际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研究能为共享单车企业提升运营水平和政府优化慢行交通环境提供参考。
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和响应度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6年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关系演化特征。发现：① 2000年以来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和工业转型整体上呈提高趋势，但工业系统脆弱性依然较强，创新能力也较弱。②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但有提高之势，东、中部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而西部、东北则处于失调状态；非金属、金属、能源、综合4类城市二者耦合协调性呈增强趋势，森工城市失调性加剧；大、中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改善明显，小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协调性较低且持续减弱。③ 创新能力对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近年来呈减弱之势。不同类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对创新能力变化的响应程度各异。
基于2000—2017年东北地区县域尺度生产要素与GDP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法，考察东北地区要素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的时空特征和空间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要素集聚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 要素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由以中心城市为主的高值区，逐渐演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及其临近地域组成的城市群高值集聚区。二者空间耦合性较好，形成了中南部地区要素集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高度一致性；但北部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别是北部地区的鹤岗、伊春等市的市辖区虽然要素集聚度高于其他地区，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处于中低水平。可以看出，以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为主的城市群，正日渐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区。③ 区位差异、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主导了东北地区要素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分异。
在充分考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新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包含4个准则层、10个因子层、22个指标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大运河27段遗产河道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进行评价。研究显示：① 从评价结果来看：大运河27段运河遗产河道的游憩利用适宜性排名情况比较客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于评价大运河遗产河道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较为可信，对于评价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游憩利用适宜性同样具有借鉴意义。② 从游憩利用适宜度来看：11段游憩利用适宜度较高的遗产河道全部位于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的通水、通航河段。4段游憩利用适宜度低的河道均处于大运河已断流区域。浙江、江苏、天津、北京、河北等5省市境内的遗产河道游憩利用适宜性要优于安徽、河南、山东等3省境内的河道。③ 从影响游憩利用适宜性的各准则层来看：游憩利用适宜度高的遗产河道，其生态环境本底质量普遍较高。游憩利用适宜度低的遗产河道，其经济社会条件和旅游发展基础2个指标层的表现也普遍偏低。依托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要在对其不同区段游憩利用适宜性开展评价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游憩利用模式。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 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 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 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目视调查等方法获取扬州市主城区社区尺度居住空间的物质、社会、经济特征数据，并将之与社区服务业POI数量、密度、多样性指标进行关联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居住空间的物质、社会、经济特征与服务业空间的数量、密度、多样性特征存在关联关系，其中居住空间的建筑年代、人口数量、年龄结构为主关联因子，居住与服务业空间关联过程分为差异化居住空间形成、差异化人群集聚与消费特征形成、消费特征与服务业空间协同演化3个阶段。
运用集对分析和弹性评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东北收缩城市阜新市为例，分析1997—2016年阜新市城市经济系统弹性变化趋势及障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阜新市经济系统弹性指数在1997—2016年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弹性值大体在0.30~0.45区间波动，这说明阜新市经济系统处于中等偏低弹性状态，经济发展整体态势较稳定；同时运用回归分析法研判阜新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适应性、恢复性与弹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恢复性对阜新市经济系统弹性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进一步对城市经济系统恢复性的“障碍度”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经济集约化程度及经济外向性是恢复性提升的主要因子。据此建议阜新市通过优化发展能源产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外向性，推进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发展，努力促进绿色转型等措施提高经济恢复性，实现不断增强阜新市经济系统弹性能力的目标。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基于EM-DAT数据库1987—2016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气候相关类）灾害灾情数据及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GDP等社会资料数据，对直接经济损失、损失占比（直接经济损失/GDP）等在不同尺度上计算分析，并量化了频次、GDP、频次与GDP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全球直接经济损失随时间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损失占比先上升后下降，世界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加强，但应对巨灾能力仍然较弱；② 收入水平越高区域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越严重，但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经济损失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区域；③ 直接经济损失严重地区有欧洲、东亚、南亚、东南亚及北美洲中南部地区，而损失占比较高地区主要有东亚、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④ 初期灾次对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损失占比变化起主导作用但影响力逐渐减弱，GDP和频次与GDP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变化作用逐渐增强，不同收入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使用固定翼无人机航测丹霞山核心区长老峰游览区（航测区面积4.25 km2）获得高精度影像数据638张，用Photoscan软件拼接正射影像地图及DEM数据生产。在ArcGIS10.5软件中将正射影像图批量分割成470幅图（长和宽为100 m×100 m，比例尺为1︰1 000），在分割后的地图上目测识别并定位珍稀物种丹霞梧桐（Firmiana danxiaensis H. H. Hsue & H. S. Kiu），共获取航测区内1 515株丹霞梧桐及其位置数据，构建地理数据库。利用ArcGIS10.5的空间分析模块，将DEM数据转换成坡度和坡向数据，叠加1 515株丹霞梧桐点位置数据与DEM数据、坡度和坡向数据后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航测区内有71.2%的丹霞梧桐（1078株）分布在海拔210±90 m的范围内。有68.3%（1033株）的丹霞梧桐分布在坡度>15°的丹霞崖壁地带，与实地观察的事实相吻合。虽然，在航测区长老峰的各个坡向上都可以实地观察丹霞梧桐的分布，但定量统计表明，在南东（295株）、南（276株）、南西（244株）3个坡向上分布相对集中，占总数的53.8%（815株），这也与实地观察到的丹霞梧桐属于喜光照的向阳植物一致。小区域范围内珍稀物种的数据采集与空间分析，是珍稀物种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还可以为较大区域范围内丹霞梧桐生态保护红线更准确的落地提供参考和依据。
使用地理加权相关（GW correlation）与多因素方差分析对张家口地区土壤理化参数空间分异及其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土壤理化参数具有不同的空间自相关性，各参数之间地理加权相关系数存在正负或大小差异。林地土壤养分含量与饱和导水率显著大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P<0.05）；土壤理化参数之间相关性主要表现为坝上高原>坝下区域、栗钙土>其他土壤类型（P<0.05）。这表明，土地利用是影响张家口地区土壤理化参数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地貌和土壤类型是影响土壤理化参数相关关系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结果可以为认识区域土壤地域分异规律及制定生态脆弱区水土涵养措施提供数据参考。
通过对考古资料和古文献的查询、总结，阐释了黄河下游地区堌堆遗址的形成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地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了该地区堌堆遗址分布与黄河洪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堌堆遗址时间分布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与汉时期，且主要分布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向黄河下游迁移及洪水相对频发的情势；汉代以后由于国家和黄河两岸居民抵御黄河洪水的策略转为筑堤，且此后一段时期黄河长期安流，致使堌堆被逐渐废弃。堌堆遗址空间分布为鲁西南，豫东北地区，位于历史时期黄河频繁改道与泛滥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地势较低，容易发生洪水泛滥事件。研究认为黄河洪水是影响堌堆遗址分布的主要因素，洪水的出现迫使人类避往高处，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居民主要采取加高居住地的策略避洪，从而形成了堌堆——今日的堌堆遗址。
为评价气候变化对玉米生长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选取1969—2018年18个气象站点的逐日实测气象数据，利用模糊数学法建立春玉米气候适宜度评估模型，以地理信息技术为依托，探究春玉米气候适宜度的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玉米气候年景的综合评估。结果表明：① 辽宁省春玉米全生育期内日照、温度、降水适宜度波动幅度较大；然而春玉米种植气候适宜度的空间差异性较弱。② 春玉米各生育期气候适宜度由高到低为：出苗期>开花期>成熟期>播种期。全生育期温度适宜度最高，日照适宜度次之，降水适宜度最低。③ 春玉米播种期、出苗期、开花期和成熟期的气候适宜度最高值分别出现在辽阳、葫芦岛、营口和铁岭。④ 春玉米气候年景准确率达64%，表明该评估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气候年景。近50 a辽宁省春玉米偏好的年景有4个年份（1971、1979、1993、1998年），较差的有1969年（4.98%）及1973年（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