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居家服务系统的越来越完善，不愿或不能出门实现旅游目的的人群越来越庞大。对于数量巨大的不愿或不能外出旅游的“宅居”人群来说，通过网络实现虚拟旅游是最理想的方案。网络虚拟旅游在中国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快，已表现出产品多样化、技术集成化、需求娱乐化、用户大众化、功能休闲化等特点。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集中在：① 3D高清动态仿真效果提质的技术实现问题；② 运用AR等新技术优势解决现场体验感不足的问题；③ 解决景区如何在网络虚拟旅游中受益的问题。未来的网络虚拟旅游方向是：① 在线产品越来越真实化和高清化；② 客源市场越来越大众化和多元化；③ 产品内容越来越多样化和分众化；④ 展示平台越来越普及化和共享化。
分析1982—2019年中国核心学术刊物和著作，梳理地理学和政治学对于“地缘政治”概念和研究范式的不同理解。研究发现：① 地理学和政治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对“地缘战略”等概念的关注，对“大国安全与崛起”等议题的探讨，以及在分析框架中对案例和质性分析方法的强调等；② 地理学和政治学有各具特色，地理学衍生“地缘环境”等概念，政治学也衍生“地缘安全”等概念；地理学在议题上更具空间和系统思维，对海洋地缘政治等话题更偏好，而政治学更强调时事性，侧重于分析时事政治及其地缘政治逻辑等；在分析框架上，地理学受计量革命的影响深远，对质性和定量分析都有所关注，而政治学对案例分析和质性分析的依赖度更高。这些发现说明了当前学科分工并没有改变地理学中的“地缘政治”概念和政治学中的“地缘政治”概念源出一脉的事实，同时也发现，其中的差异正是学科壁垒形成关键所在。
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历来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研究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的空间布局，有助于发现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不同等级城市的跨制度边界分布规律，并对揭示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服务业合作关系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 050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POI点数据，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定量方法和GIS技术，研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及局部区位特征，并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揭示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整体空间表现为集聚型，形成了“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分行业来看，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具有空间多中心特征外，其余服务业企业均形成了以广、深为核心的空间分布结构，且4类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均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集聚特征最为突出；③ 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外，其他类别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
运用基尼系数法对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个数、每万人床位数、每万人医生数及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差距进行测定；同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医疗卫生支出的综合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研究，并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效率的时空演化。研究表明：长三角各市医疗卫生行业各项指标差距总体呈现缩小态势，且不同省份之间仍有一定差异；2007—2016年长三角各市医疗卫生支出综合效率均值为0.720，效率不高，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综合效率差异明显，传统的经济强市并非是效率高值的集聚区域，高?高、低?低效率的集聚仅表现在初始年份，后期集聚效应则明显减弱；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0.842，生产率年均下降15.8%，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的下降所致，不同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表现出不同特征，整体呈上升趋势，且空间集聚效应在减弱。
基于2009—2017年湖南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分析高铁网络演化特征，结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湖南省高铁网络发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高铁时代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升高，协同发展水平稳步上升；② 湖南省高铁网络的逐渐优化对本地协同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对其他地区却存在负向的间接溢出效应；③ 高铁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市场、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产生双重影响，形成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刃剑”特征，即高铁网络对本地的市场、产业、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既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溢出的马太效应，在促进网络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的边缘城市发展。
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其中收缩型城市中又以资源型城市较为典型。研究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优化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径以及制定合理的规划策略。本研究以黑龙江省鸡西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为研究案例，从城市比较研究的思路入手，利用均方差决策法、偏最小二乘法等方法定量化表征4市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4市并不是处于持续收缩的状态，而是增长与收缩交替进行。② 从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的影响因素方面看，鸡西市主要受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影响，鹤岗市主要受产业及投资影响，双鸭山市主要受制造业和外部投资影响，七台河市主要受煤炭产量影响。③ 从差异性角度分析，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由替代产业选择差异、城市间竞争、外部性影响所决定。
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通过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股东技术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探讨资金流带来的技术溢出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与股东呈现出分离的空间布局特征，其中股东和资金流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股东技术水平对被投资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并表现出稳健的结果；同时，股东作为区域外联系的对象，其投资行为使得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门槛更低，通过建立通畅的知识人才互动管道和更低的研发合作门槛，实现了技术溢出。并做出以下建议：资金流带动的技术外溢增加了技术学习的新路径，创新落后地区在引入高新技术企业限制的情况下，可引入携带技术的资金以达到补充效果。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以广东省为研究范围，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香农信息熵模型和差别指数模型，从21个尺度分析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与经济普查数据中的企业数、企业从业人员数、营利收入以及资产总值的相关性。结果显示：① 夜间灯光数据对经济活动的预测精度随尺度的增大而提升，在预测能力上，城市尺度高于镇街尺度，镇街尺度高于500 m网格尺度。② 在更为精细的19个网格尺度分析中发现，1 km网格尺度出现预测精度的显著提升，在10 km网格尺度预测精度提升相对较高并达到了0.69，在35 km网格尺度预测精度开始趋于稳定，不再随着网格尺度显著增长。③ 在0.5~50 km网格尺度之间，网格尺度越精细，产业类型越呈现单一和不均衡分布的发展特征。随着网格尺度的增加，研究区内的产业类型越趋于多样化和均衡分布的发展特征。
适度的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生产、改善资源利用方式、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与限制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对2011—2015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类型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农产品主产区；②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梨树县、伊通县、长岭县、乾安县、扶余县、抚松县、安图县等7县位于有效状态，其余大多数县（市、区）处于效率损失状态；③ 产业集聚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④ 城镇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承载力等控制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根据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以2008年和2013年佛山市30个专业镇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其在经济冲击抵抗期的经济韧性。分析结果显示，佛山市专业镇在经济危机之后整体经济韧性恢复缓慢，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产业的发展不再有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而非相关多样化则相反。传统专业化的集聚优势式微，以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专业化易于导致经济的脆弱性；相关多样化因技术含量低和协作关系弱的限制也无法发挥作用，虽然地方政府采取积极干预的手段，但效果并不明显；非相关多样化的发展则有利于培育新的产业结构，弥补受危机影响而流失的劳动力，维持地区的经济韧性。与既往研究相比，研究结果同样支持高度专业化区域经济脆弱性更大、稳健性更低的主流观点，但是传统观点一是多侧重于某个视角，并未将专业化与多样化进行对比分析；二是在多样化研究中并不区分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的对经济韧性作用。结论认为，在专业镇持续转型的背景下，发展相关多样化产业不利于提高其经济韧性，而非相关多样化产业则是积极有利的，应该予以大力鼓励。专业镇作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其传统发展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多样化发展模式。
从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视角，以“一带一路”沿线18个重点省份为研究靶区，运用修正的DEA模型等方法探究2008—2017年的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变及发展趋势。研究结论有：① 10 a间，18个重点省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均值仅为0.312，远未达到生产前沿面。② 经过邹检验（Chow test），2014年为“一带一路”沿线18个重点省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时间序列的突变点。③ 18个重点省份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开放先行区、战略支点区未通过σ收敛检验、战略支点区未通过绝对β收敛。
基于济南市1992年、2000年、2010年、2018年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借助ArcGIS、ENVI等图像分析工具，提取济南城市建成区，从扩展速度、强度、分形维数、紧凑度、重心转移等方面探究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变化过程、特征，运用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方法对济南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经历“中强低速”“高强中速”“低强高速”3个阶段，城市形态趋于稳定，城市形状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格局，紧凑度较差；② 1992—2018年济南城市空间向E、NEE、NE方向扩展最为显著，扩展方式以外延扩张与内部填充为主，城市空间分布重心东移态势明显；③ 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受多重驱动因子影响，主驱动因子为距城市建成区距离、距主要公路距离、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
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正发生多途径、多层次重构，由于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态辩证统一，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起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南京市世凹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案例，从传统社会结构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出发，建立研究假设，通过2014年、2016年和2018持续跟踪调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乡村经济社会空间交互过程。结果表明：① 所选乡村社会网络发展符合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具有替代效应、挤出效应与互补效应3个明显阶段，符合研究假设；② 网络模式由轮轴模式演化到“结构洞”模式再到合作与分派模式，且分别对应扩散型、分支型与簇群型网络结构，伴随行动者的淘汰与迁出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增强；③ 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格局重构与乡村空间衰退现象，形成优势经营者区域、原住民的边缘集聚区、外来经营者区域与空间衰退区域。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暴雨洪涝等小型地域性气候灾害给城市韧性带来挑战。以南京暴雨洪涝为例，通过挖掘新浪微博签到数据，构建公众感知指数和公众情绪指数，分析居民对暴雨洪涝响应的时空格局。在时间维度上，居民对暴雨洪涝的响应主要集中在暴雨洪涝期，并随灾害的严重程度而变化；在暴雨洪涝期内，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对暴雨洪涝的响应集中在早、晚高峰。在空间维度上，居民对暴雨洪涝的响应集中在主城区和3个新市区；重要交通基础枢纽地区和低海拔、经历快速城市化的新市区的居民对暴雨洪涝担忧程度更高。时空分析表明，暴雨洪涝对居民的交通出行影响最明显。基于时空间分析，最后从硬件和软件设施上为提升暴雨洪涝的城市韧性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以黑河中游为研究区，在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构建了由外部压力、脆弱性和稳定性表征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模型，分析了1980—2015年土地利用冲突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空间分布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但冲突强度较高的区域集中在甘州、临泽2个人类活动较为活跃的区县，且指数最高的区域呈围绕城市四周分布的特点；② 土地利用冲突在不同时期变化显著，1995—2005年是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增加较为明显的时段，中部的甘州区、南部的山丹县两地增加最为明显；2005—2015年虽然冲突强度增大区域的面积少于上一时段，但冲突增加幅度高于上一时段，尤其民乐县和高台县增加较为明显；③ 土地利用冲突与自然因素的相关性极弱，与道路和河流等用地条件的相关性较强，而与人口密度和GDP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最强；④ 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利用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一致，1995—2000年是土地利用变化程度最为剧烈的时期，而1995—2005年也是土地利用冲突面积增加最多的时段；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增长极为活跃，对生态用地产生侵占，反映了耕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三者之间的矛盾是黑河中游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基于1965—2015年黄河下游花园口、高村、泺口站的逐年水文和汛前河道断面的实测资料，分析了河道断面形态参数（河道断面面积，河道宽深比等）的变化，以及对河道断面形态与来水来沙间的关系做出定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主槽断面形态参数与水沙搭配以及前期断面形态密切相关，沿程3个断面形态参数调整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河宽调整幅度沿程减小，辫状河段变幅最大，尤其在1986—1999年，辫状河段萎缩程度最为严重，其次为弯曲河段，顺直河段横向调整幅度最小。受到前期断面形态的影响，辫状河段河道断面调整方式既有横向展宽（萎缩）又有垂直加深（淤积）；弯曲河段河道宽深比与流量呈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横向和垂向的调整方式；而顺直河段的宽深比与流量呈负相关关系，与来沙系数呈正相关关系，河道以垂直加深（淤积）为主。
基于华北地区1961—2017年的均一化降水数据，从降水量、降水强度、降水日数和降水量贡献率等方面揭示了华北地区降水的气候特征。结果表明：1961—2017年华北地区年降水量以3.2 mm/10a的速率减少，其主要原因是夏季降水的减少。空间上，降水量大值区的降水趋势变化呈减少特征；降水强度呈增大趋势，降水的时间分布更加集中；小雨、暴雨和大暴雨及以上量级降水日数和贡献率呈减小趋势，而中雨和大雨则有所增加；分析各等级降水对华北地区空间分布的贡献率，小雨事件对华北地区西部降水的贡献最主要，大雨、暴雨和大暴雨对华北东南部地区降水量的贡献最为主要，这进一步解释了小雨、暴雨和大暴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量的减少造成了华北地区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降水总量的下降。华北地区降水气候特征研究可为区域气候变化以及暴雨、干旱等灾害应对提供科学支撑。
